红歌团晋京记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王月华 实习生 麻倩昀 贺风玲 邵世伟

　　民间“红歌总司令”戴诚梦想在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却被卷入一场商业闹剧。但他痴心不改：“明年先唱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再返回大会堂！”

　　一场在人民大会堂汇演的文艺盛会因为“货不对版”而戛然而止，数千名老人滞留现场14小时，他们认为组织方利用了“人民对人民大会堂的向往”，有行骗嫌疑。

　　中国音乐家们曾创作了超过一万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常州合唱团团长戴诚可熟练演唱一千首，他因此被称作“中国红歌总司令”。他的梦想是把红歌唱到人民大会堂。

　　戴诚有了更宏大的计划，就是在明年把红歌唱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到时候返回人民大会堂再演”。

　　从2012年12月1日下午开始，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就被愤怒充满。数千名盛装打扮的老年艺术表演者罢演并占据舞台，中断了一场他们精心准备了大半年的文艺“盛会”。

　　这场名为“盛世欢歌”的中老年文艺汇演的颁奖盛典原定在当天下午举行，在此前漫长而盛大的海选中，主办方一直宣称“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演出，有大领导也将莅临颁奖”。

　　这吸引了全国30个省市超过十余万人参赛，5300名优胜者最终获得晋京演出机会并每人缴纳了2000元“报名费”。

　　“来到才发现上当了，没有领导，没有旅游，舞台不是万人礼堂而是宴会厅，有些人还被拉去了河北香河。”湖北宣恩县老年艺术团演员唐香萍说。一些激动的老人甚至抢过话筒，高喊“骗子”、“退钱”。

　　当天的这场对峙一共持续了14个小时，其间还有老人因激动和饥饿而晕倒，也吸引了一些同情老人的网友到现场声援。“（主办方）利用了人民对人民大会堂的向往，这是欺骗。”网友“我思泽东”说。

　　在当晚由网友发起的微博现场直播中，来自江苏的“常州合唱团”成为了绝对的焦点——双方僵持时，活动唯一受邀表演单位、著名红歌团“常州合唱团”的131名业余老年演员身着红军服在现场列队高歌，但此举却被组委会人员指责为“带头闹事，起了很坏的影响”。

　　“这怎么可能呢？”“常州合唱团”团长、有“中国红歌总司令”之称的戴诚对此愤愤不平，“没有我维持秩序，事情还会变得更糟。”12月2日凌晨5时，抗议取得了效果，组委会退还了演员们的报名费。但在回程的列车上，戴诚一再强调他在乎的不是钱，而是遗憾没有“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

　　事实上，这个59岁的男人已经为红歌事业自费奉献了12年，甚至不惜举债一百多万，成为国内极具代表性的红歌职业宣传者和推广者。

　　人民大会堂的铩羽而归让戴诚感到愤怒和蒙羞。返回常州后，他决定重整队伍并定下新的目标——“明年将红歌唱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在他看来，这将是一场意义重大的“翻身仗”。

　　十万老人大海选

　　一场吸引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大汇演就这样在最后关头夭折了。无论是主办方还是参演老人，事后都在为名誉而战，甚至互相指责。

　　“我们不是骗子。”“盛世欢歌”组委会工作人员杜女士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闹场，源于某些参赛团队对评奖结果和接待工作的不满。她特意提到“常州合唱团”，指责团长戴诚为“阴谋家”。

　　戴诚感到委屈极了，更让他恼火的是，有人称“盛世欢歌”夭折表明，红歌正在遭到主流社会抛弃。戴认为这才是背后隐藏着的阴谋。

　　12月7日，从北京返回常州两天后，深陷流言蜚语的戴诚召开全团会议，进行一次“整风”。他先重申了合唱团的宗旨：热爱毛 及恪守毛泽东思想。

　　随后，几名老人开始互相检举起来。一位叫王木林的老人揭发另一位老人在人民大会堂外说过不利于团结的话——骂组委会是“骗子”，双方随后发生激烈争吵。戴诚不得不进行裁决：将一个参与追讨报名费的队员除名，随后，他突然失控大哭起来。

　　为了参加“盛世欢歌”，戴诚借了30万。但这仍非他的伤心之处。“我只是觉得不被理解”。

　　在有“江南明珠”之称的长三角经济明星城市常州，59岁的戴诚显得尤为特立独行。他一年四季只穿一件短袖衬衣，左胸口别一枚毛 像章。即使是12月初北京零下10度的户外，他也是这样。他称受青年毛泽东洗冷水澡故事的影响，“当你的皮肤温度降到跟室外温度接近的时候，其实就感觉不到寒冷了。”

　　在京演出期间，他这身不合时宜的衣着还被当成“上访者”，以至于很难打到出租车。

　　1953年出生的戴诚自称人生有三个辉煌阶段：1968年当上了中学红卫兵团团长；1970年代进工厂做毛泽东文艺宣传后进入机械局；再就是2000年后搞合唱团和红色事业。

　　改革开放之前，戴诚在工厂做了近20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骨干。1980年代初期进入常州城管队。由于天生一副好嗓音，戴诚在当地一场红歌赛中崭露头角，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红歌传播之旅。

　　戴诚第一站选择了常州市的福利院，“几首歌唱下来，老人们都落泪了”。慢慢地，越来越多人被他的歌声吸引。1997年，当他带着一群老头站在当地影剧院的舞台上，“又有七八成观众听得现场落泪”。

　　后来，他所挂靠的艺术单位决定在演出中加入港台音乐，这让戴诚愤而出走，以表和这些“靡靡之音”划清界限。2000年，他拿出所有积蓄组建常州合唱团。

　　2012年9月中旬，身在常州的戴诚接到了一个北京电话，一位自称“杜老师”的工作人员邀请常州合唱团参加第二届“盛世欢歌”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

　　“杜在网上看过我们的演出视频，点名让我们演出《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和《沁园春·雪》。”戴诚说，“组委会还说，演出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还会有领导出席颁奖演出。”

　　能在人民大会堂唱红歌，戴诚认为具有特别意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音乐家们创作了超过1万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戴诚可以熟练演唱其中的1000首。“文革”结束后，多数意识形态浓重的歌曲淡出了视野，有些经过改编削弱了原有的政治色彩。这些歌曲今天都被宽泛地称为“红歌”。在激进的戴诚看来，只有原汁原味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才是正统。戴被称为“中国红歌总司令”。

　　“人民大会堂，那是去朝圣啊！”广西祥云艺术团团长陈贵郴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队伍入围总决选时的心情。除常州合唱团外，全国30个省市数百个艺术团体也被活动所吸引。最终，活动在全国设置了十大选区，进行10万人大海选。

　　“盛世欢歌”曾在2011年举办了第一届，当时参加海选的规模还只有5000人，不及2012年的5%。经过大半年的筛选，5300多位老人演员得到晋京演出机会，每人缴纳2000元报名费。“能为领导人唱歌，花钱也值了。”湖北宣恩县老年艺术团演员唐香萍说。

　　裹“尿不湿”也要坚持

　　戴诚和他的合唱团不是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上一次是2010年12月，他们受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7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与很多著名演员同台。

　　近年来，中国的红歌开始掀起了一轮新高潮。尤其在重庆“唱读讲传”的带动下，红歌在运动式的强力推广下走向巅峰。在国内先后涌现的众多红歌团中，戴诚的常州合唱团以坚持时间之长、特色之鲜明著称。

　　“论艺术水平和声乐基础，我们是全世界最差的团。”戴诚自嘲。团里老年人很多错误的演唱方式，“重复一万遍都纠正不过来”。但这也是一支获奖无数、光环缠绕的队伍。12年来，戴诚的合唱团南征北战，从常州唱到北戴河，从南街村唱到井冈山。他自费印刷了几千幅毛 画像和几万板毛 像章，唱到哪儿就免费送到哪儿。

　　在他看来，合唱团能走到今天，全靠精神力量。“小到一个团体，大到一个民族，没有思想和信仰都是可怕的事情。”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戴诚的“治军手段”也甚为严苛。

　　2012年9月，戴诚一行来北京参加演出，却不幸遭遇食物中毒，36名演员上吐下泻。他怒吼“谁上不了场就给我滚蛋，谁倒下就开除出团”。这群平均年龄近68岁的老人们于是垫上“尿不湿”登台，最后很多拉在舞台上和车里。

　　因为南征北战摊子过大，债务困扰着戴诚。为筹资金，他卖了一套房子，窘困时在面包车里睡了一年。常州一家连锁酒店赞助20万，但是酒店因经营不善倒掉，大多数只是零打碎敲，一家网站的总经理范景刚赞助戴2万元。去北京前，戴诚给北大教授孔庆东打电话，希望孔联络陈光标赞助，“后来孔转告我，陈光标说今年没安排，等明年吧。”戴诚抱怨，真需要帮助的时候人都撤了。

　　接到通知后，因为涉及一百多号人的报名费，负债累累的戴诚曾感到犹豫。在京考察期间，“组委会秘书长刘琴当着我的面说，领导会来观看演出。此外还将有专车送演员游玩北京。”时值“十八大”召开前夕，戴诚认为这是一个珍贵的机会，他当场拍板决定参加，四处借款30万元用作排练和路费。

　　其他艺术团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我们精心准备了6个月。”陈贵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艺术团每周练习4天，有时甚至是整晚整晚地练。“有的丈夫小孩病了，也都不管了。我们充满笑容，一切为了去北京得奖。”

　　随着“盛世欢歌”海选的全面拉开，广东、江苏多地纷纷成立了选区，还设有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海选事宜。“喜获总决选资格”成为各参选艺术团所在地的重大文化新闻。随后，决赛时间却一推再推，从8月推到11月，再到12月。

　　“一天不来合唱团，第二天就会病倒”

　　从北京视察回来后，戴诚率领队员们投入紧张的备战。他的合唱团位于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座空置的教学楼内，三楼被戴诚租来做排练场。走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占据一整面墙的毛泽东画像，以及无处不在的“毛 语录”。每周三队员们都集中在这里进行排练。

　　2012年12月19日，每周例行排练时间，四十多名老人陆续赶来。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戴诚仍旧只穿一件短袖白色衬衣，和穿着臃肿冬装的老年队员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戴诚指着墙上一个斗大的“喔”字说：“老人不会唱高音。我运用毛泽东思想抓主要矛盾，总结出练好‘喔’这个音，就能打通嗓子把高音唱上去。”凭着土办法，戴诚硬把这支毫无音乐基础的

　　老人红歌团训练成一支准专业队伍。

　　在队伍内，戴诚是一副铁腕形象，有报道称——“有时候老人走得慢，戴诚也会发火，拉着大嗓门吼。他还爱摔茶杯，甚至会假装向老人泼茶水。”

　　合唱团还有一系列不成文的规矩，如演出时不能论长道短，严格要求两人一排，严禁打闹等。戴诚认为“唱红歌要有唱红歌的样子”。

　　训练中，有老人没有唱对音，戴就跑上前掰扯着老人嘴巴大骂，呵斥“你们活了六七十年，连个歌也唱不好，还不如我家一岁半的外孙”。

　　面对戴诚的简单粗暴，老人们没有不适与反抗，他们习惯了依附这个集体。“团长人很好。”一名团员说。戴还说，“只要老人一天不来合唱团，第二天他们就会病倒。”

　　戴诚也承认自己很情绪化。“为唱红歌和纪念毛 ，8年前母亲病故都无暇照顾。”说着他再度哽咽。

　　戴诚成立了30人的毛泽东思想活动小组，每月开会一次，地点选在朋友开的一家贴满毛 画像的餐厅。参加者多为老人，混在老人中间的80后黄易显得很扎眼。31岁的他戴近视镜，眉头总是拧成“川”字，颇显忧心忡忡。

　　黄毕业于江苏一所师范大学数学专业。他说，“当年扩招了300名学生，毕业时只有80个教师就业名额。”他做过一年中学老师、跑过业务，现在街道工作，说“房子买不起，工作不好找”，他苦于找不到理想。

　　他从前辈的口中了解了过去那种“贫穷的公平”，心向往之。

　　身材瘦小的承养德抨击了市场经济，“富士康这种资本家就是烂狗屎，拿人不当人。私有制工厂一天的工作量，毛 时代工人阶级可以做上六天”。

　　蒋金和则抱怨昂贵的医疗和奉献精神的衰退。

　　除了退休老人，下岗职工也是戴诚的队伍的主力。49岁的黄生荣是合唱团的“大管家”，既是合唱队员，也管理音响和看门。他原在四川宜宾卷烟厂工作，高级钳工。2004年企业破产，他拿了5万元“买断”下岗。这是命运转折点。老婆很快背叛了他。因为常年检修机器，2006年他的耳朵失聪了。

　　下岗后他到内江做保安，受尽欺负，领导摩托车丢了，要他赔钱。转做商场保安，主任妻子又敲诈他200元钱。

　　“下岗后我从没开心笑过一次。”黄说，“以前工作好了啥都不操心，老婆也由组织介绍。现在社会太没有安全感了。”

　　2004年黄生荣和戴诚结识。他的母亲有病，戴诚给他寄来药。2011年他来常州投靠戴，戴诚每月付他1000元。他说，“戴诚是大好人。我们有共同语言。”

　　黄生荣是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众多失意者的一个，为寻找寄托，他们汇集到戴诚的红色事业周围。他们觉得，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可以减少孤独。

　　除了现实聚会，网络也是“戴诚们”善用的工具，其中人气最旺的是一个叫“前进频道”的语音聊天室，多时有上千人同时在线。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在2012年9月的抗日示威中，因不满一位老人“辱骂毛 ”而打人，这个事件一度成为聊天室的热点，而“挺韩派”明显居多。

　　红色事业亦延展至线下。一家网站专门组织“红色旅游”聚合各地网友，月初，一退下来的老干部受邀在河南南街村做形势报告，三百网友包括戴诚参与。南街村成为红色事业重要基地，每年旅游收入数百万。

　　2012年3月后，唱红潮有所衰退。“我们现在更注重策略。”戴诚说，“除了继续发展红色事业，转基因、中医等社会焦点也在我们的关注范围内。”

　　在9月的反日游行中，常州合唱团参加抗日游行示威，队伍打出毛泽东画像及标语，沿途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戴诚说，“安排十分有序，我们没有一个人砸抢，也没有一个人被抓。”

　　先去维也纳，再回大会堂

　　临近12月，一拖再拖的“盛世欢歌”的决赛终于启动。三百多支老人艺术团体从各地纷纷出发，他们得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重视与支持。一些村干部乃至地方文化官员还亲自带队，为老年演员鼓劲。

　　11月30日，这一晚住在河北香河的祥云艺术团中的老人都失眠了。“一切就像天堂一样。”陈贵郴对南方周末记者描绘着他当时的感受，“我们住在金碧辉煌的大酒店，吃着自助餐，准备表演国际水平的节目。”

　　戴诚的合唱团11月28日从常州出发，大巴车上贴着标语——“常州合唱团应邀赴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团”。一进北京，戴诚和合唱团首先到毛 纪念堂拜谒。由于是常客，他和纪念堂的管理人员很熟，自称“车可以直接开进纪念堂的院里，还可以带相机”。

　　戴诚的队伍里，还有一名叫曾德胜的特型演员。曾德胜身着毛式中山装模仿毛泽东。游客高呼“毛 ”，纷纷与他合影。

　　正式表演前，戴诚踌躇满志，“就是冲着获奖来的”。12月1日下午，常州合唱团穿着红军服、戴着红袖章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随后，抗议事件发生。

　　当晚，除了索还报名费外，一些被安排在河北香河的演出团队还需一个“交代”，湖北团称，这次进京县里捐了钱，不能空手而归。“于是组委会工作人员从楼梯拐角找了几张类似小学生三好学生的奖状和几个有机玻璃奖杯给了我们。”一位参演老人说。

　　蒙受“骗子”之名的“盛世欢歌”组委会事后大叫委屈。组委会工作人员袁建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只是餐饮住宿和租赁场地，每个人的成本就要至少2300元，收这点钱怎么就骗人了？”此外，组委会还解释，没有安排进万人大礼堂是因为场地档期冲突的缘故，领导也到了现场，只是“太混乱了，没法请出来”。

　　然而，风波过后，“盛世欢歌”组委会仍隐蔽了自己的网站，其位于建国门的办公室不允许记者访问，物业人员称这只是家“小破公司”。

　　主办单位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称正对此事展开调查。此前，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也曾发表公告称“从未亲办任何大赛”。其他主办单位也只是信息不全、注册资金仅数万元的私人公司。

　　一直被组委会视为主要闹事者的戴诚，事后也转了话锋，劝说老人们谅解组委会的难处，被一些过激的老人骂为“叛徒”。“回去后，肯定得有人要笑话我了。”戴诚感到无奈，“最遗憾的是没在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

　　现在，戴诚有了更宏大的计划，就是在明年把红歌唱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到时候返回人民大会堂再演”。

　　12月15日，戴诚驱车700公里去南街村参观。

　　车停东方红广场，戴下车走到毛 塑像前“向伟大领袖毛 三鞠躬”。广场上空，大喇叭字正腔圆播放《论十大关系》。

　　戴诚将印刷好的一摞毛 画像分发给网友。“钢镚儿”说，她要拿去深圳，在纪念毛 逝世119周年时分发。

　　他们合影不喊“茄子”。拍照者问“毛 亲不亲？”戴与粉丝们拖长音答“亲——”“啪”，按下快门。

　　从南街村离开时，戴诚迷失了方向，于是借助GPS导航，他抱怨“高科技使人的记忆力正在退步”。

　　GPS语音不断提示：“前方左转。左转。”

　　转自《南方周末》

一、编辑老黄的故事

根据著名作家张打醋长篇小说〈祝福〉改编， 本故事纯属虚构。

　　 他不是武汉人。有一年的冬初，编辑部里要招编辑，职介所的卫经理带他进来了，头上扎着绿头巾，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四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经理叫他老黄，说是自己公司的邻舍，老婆跟别人跑了，所以出来做工了。主编皱了皱眉，社长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他只是一个蹬人力车的。但是他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主编的皱眉，将他留下了。试工期内，他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全日制本科生，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3000块。

　　　　　　大家都叫他老黄；但职介所开在江汉平原，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那里的了。他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只说自己小时候叫阿黄，众人便笑，说那不是狗的名字吗？他也不分辨。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他家里还有严厉的父亲，四个弟弟，都成家了；他是春天没了老婆的；她本来也在医院工作，比他小九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他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文摘报雇着了编辑，专升本的插班生实在比全日制本科的还勤快。到年底，发稿，洗地，改错，上网，自费出书，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临时工。然而他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过，大家上班来，看见老黄慌忙的关了电脑，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个黄色网页，很像境外淫秽网站的界面，恐怕是正在他在看的的。社长很惊疑，打听底细，他又不说。主编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听说他没有女人夜里就要玩手铳，再看这些东西，恐怕他是要中黄毒的。”

　　　　　　慢慢的单位里的女同事们也知道了，刚毕业的小丽说：“早知道老光棍总是有些变态的，据说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呢，老黄前些日子总是来问我某字的打法，还总借机往我身上蹭”说到这里，神色间便有些害怕。倪大姐笑道：“那是看上你了呀！他怎么不来问我呢？”但大家毕竟还是善良，就张罗着给老黄寻一门亲，大抵是些离异的女士，但老黄却懒懒的提不起兴致，问他也不答。后来就有人透出口风来，说是老黄心高， 说是死也不给离异带孩子的女人做填房，想着在网上寻个年轻的，大家嘴里癞蛤蟆天鹅的说了一通也就罢了。

　　 他诚然是痴迷进去了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老黄忽而带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网上结识的女友，叫做酸菜， 从端州来的。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得意，说她很开心找到一个真心爱自己的男人。

　　 同仁们上班见到老黄便打趣道：“这么年轻的娘子你应付得来么？”老黄便红了脸，低声喏喏的说：“医院检查过了，说是能生....." 众人便是一阵哄笑。

　　　　　　“既是真心相爱准备结婚，那有什么话可说呢。”主编说。

　　　　　　于是给了假期，一共二十天，他请假去端州，说是在那里才能办证，然而一去就不见了踪影。

　　　　　　“阿呀，稿件呢？老黄不是说二十天的的么？……”这一天，社长忽然惊叫起来。他大约有些着急，记得该出报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半老。花前、月下、龟蛇二山、黄鹤楼畔，全不见老黄的影子。主编踱出门外，也不见，一直到老黄宿舍，才见老黄哼哼唧唧地睡在床上，地下还有一堆堆用过的卫生纸。

　　　　　　据邻居报告说，半老很久前就回来了，说是酸菜的家人赶到端州，抢在钢印压下去之前，阻止了结婚证的领取，说一个好女孩怎么可以嫁给一个万事性为先的人渣？大家再看老黄，恹恹的一句话也不肯说，就像植物人一般，眼见得班是上不成了。

　　　　　　于是老黄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新正将尽，卫经理来拜年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自说因为回了一趟江汉平原的职介所，住下几天，所以来得迟了。他们问答之间，自然就谈到老黄。

　　　　　　“他么？”卫经理高兴的说，“现在是交了好运了。自费的散文集发表了

　　，追求他的文学女青年排队都快要排到孝感了”。

　　　　　　“阿呀，这样的好事！……”社长惊奇的说。

　　　　　　“阿呀，我的社长！你不知道，老黄后来在很多征婚网站上注了册，又到

　　天涯社区弄了几件马甲，一开始到杂谈去混，被众多砖头砸得鼻青脸肿；后来跑到情感世界，正赶上他自费的散文集出版了，吓，你看，这多么痴情女人、文学女青年，老黄差点没有被撕碎变成天涯女子的香囊……”

　　　　　　“老黄竟有人稀饭？……”

　　　　　　“这有什么稀不稀饭。——砸是谁也总要砸一砸的，只要用脑袋一缩，缩进马甲里面，厚厚脸皮，就完事了。可是半老真出色，听说他在网上公布那个女孩子酸菜的家人姓名、电话，引起公愤，这年头，很多人想出名，就想要这样的轰动效应。就像那个叫什么颖的，拿几件床上的破事告人家央视的名嘴，多少出版社都来约她出书了，再说老黄也可真能排泄，一拉一大滩、一拉一大滩，连把在家乡当教师的时候用手指替女学生破处的绝对隐私都抖了出来，这下想不出名都没有可能了——唉唉，他真是交了好运了。”

　　　　　　从此之后，社长也就不再提起老黄。而老黄但凡有了女人，再也不在天涯出现了。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得到老黄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他竟又出现在编辑部。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铺盖。他仍然头上扎着绿头巾，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且仍然是卫经理领着，显出慈悲模样，卫经理絮絮的对社长说：

　　　　　　“……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几个女人居然都跑光了，美女护士光吃火锅，自己吃不算还要带一个伙伴一起去吃，化妆品拿了一套又一套，问她下文，只是说：‘有可能’，我们老黄难道是ATM么，一个月3000块钱难道就不要留着考虑养老么；再说只让摸摸手摸摸头发，谁受得了；什么女博士、副教授，名声好听，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女人，却要拿捏作态，说我们老黄是停留在性的层面上的什么低层次爱情；还有那个富婆……”

　　　　　　“我真傻，真的，”老黄抬起他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

　　　　　　“我单知道在天涯穿了马甲一边搓揉一边哼唧可以聚集人气，堆个大粪球就可以扬名立万了，没想到来了一群什么草原清道夫，学名叫那个什么我不认识那

　　两个字……，我的帖子本来还是有人气的，也经常有女网友给我发个消息，递个QQ号，隔三叉五的还有一次视频，虽然不能有肌肤之亲，但是夜里玩铲铲，毕竟有个形象可以YY，谁知道那群清道夫砸砖好狠，一个帖子几分钟就不成形象了，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够收成文集，自费出版，一篇主帖，除了一个头子是我的，下面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我又注了几个马甲进去以为呼应，谁知道还是孤掌难鸣……”他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

　　　　　　社长起初还踟蹰，待到听完他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他想了一想，便叫拿圆篮和铺盖到宿舍去。卫经理仿佛卸了一肩重担似的嘘一口气，老黄比初来时候神气舒畅些，不待指引，自己驯熟的安放了铺盖。他从此又在编辑部做骨干编辑了。

　　　　　　大家仍然叫他老黄。

　　　　　　然而这一回，他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上工之后的两三天，领导们就觉得他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社长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当他初到的时候，主编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编辑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和社长嘀咕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他帮忙还可以，发稿不可再让他负责，否则，不干不净，读者是不看的。

　　　　　　天涯的网友也仍然叫他老黄，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他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他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他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他说，“我单知道在天涯穿了马甲一边搓揉一边哼唧可以聚集人气，堆个大粪球就可以扬名立万了，没想到来了一群什么草原清道夫，学名叫那个什么我不认识那两个字……，我的帖子本来还是有人气的，也经常有女网友给我发个消息，递个QQ号，隔三叉五的还有一次视频，虽然不能有肌肤之亲，但是夜里玩铲铲，毕竟有个形象可以YY，谁知道那群清道夫砸砖好狠，一个帖子几分钟就不成形象了，这样几时才能够收成文集，自费出版，一篇主帖，除了一个头子是我的，下面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我又注了几个马甲进去以为呼应，谁知道还是孤掌难鸣……”他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砖手们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银们却不独宽恕了他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银没有在街头听到他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他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他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有的还会留个QQ号给他。

　　　　　　他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他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他。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只看帖不发言的专业潜水员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天涯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他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他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在天涯穿了马甲一边搓揉一边哼唧可以聚集人气，堆个大粪球就可以扬名立万了。”他们立即打断他的话，走开去了。

　　　　　　他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但他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如马甲，帖子，别人的女友上，引出他的酸菜的故事来。倘一看见二三十岁的女网友，他就说：

　　　　　　“唉唉，我的酸菜如果还在，我们也就结婚了……”

　　　　　　女银们看见他的眼光就吃惊，牵着男友的衣襟催他走。于是又只剩下他一个，终于没趣的也走了，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他的脾气，只要有女银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问他，道：

　　　　　　“老黄，你的酸菜如果还在，不是也就该结婚了么？”

　　　　　　他未必知道他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他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天涯永远是过新年，晚上二十点以后就火起来了。老黄还能偶尔发个帖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大家灌水砸砖。微雪点点的下来了。

　　　　　　“唉唉，我真傻，”老黄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

　　　　　　“老黄，你又来了。”班主不耐烦的看着他的脸，说。“我问你：你的那些投诉，难道不是自拉自唱么”

　　　　　　“晤晤。”他含胡的回答。

　　　　　　“我问你：你怎么不再注一堆马甲自己顶自己用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们砸砖力气多么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才气，还是骨干编辑，又出过书，真会拗他们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熊了，倒推说他们砸砖力气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着。”他笑了。

　　　　　　班主的帅锅的脸也笑起来，使他绽放得得像一个苹果，明亮的大眼睛一看老黄的额角，又钉住他的眼。老黄似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老黄，你实在不合算。”班主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在天涯坏了名声，所有的女银都不想理你，我想，这真是……”

　　　　　　他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天涯里所未曾发生过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重新注一个马甲，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砸，万人骂，自己本马甲则闭门藏拙，永远不要再舞文弄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这样受苦。”

　　　　　　他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他便到天涯重注马甲，那边的网管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他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钻钻十二个。他久已不和人们交口，

　　因为酸菜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了的；但自从和班主谈了天，似乎又即传扬开去，

　　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他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他额上的伤疤。

　　　　　　“老黄，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熊了？”一个砖手说。

　　　　　　“唉，可惜，白挨砸了这一下。”另一个看着他的疤，应和道。

　　　　　　他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他，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他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些伤痕，默默的潜水、看帖、上班、去超市买鸡。快够一年，他才从社长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个钻钻，请假到天涯的社区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他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社长说，自己已经在天涯重注了马甲了。

　　　　　　月底的发稿时节，他做得更出力，看主编排好小样，和同事将样稿送到印刷厂，他便坦然的去拿稿件和签发单。

　　　　　　“你放着罢，老黄！”社长慌忙大声说。

　　　　　　他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稿件，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主编取稿的时候，教他走开，他才走开。这一回他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同事，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做饭时常常忘却了去打开电饭锅的开关。

　　　　　　“老黄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他。”社长有时当面就这样说，似乎是警告他。

　　　　　　然而他总如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显得越发迟钝， 常常在抄写稿件时闹些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他们于是想打发他走了，但老黄毕竟也是编辑部里的老人儿了，社长每每抬头看见自己办公室里悬挂的一幅字“做人要厚道”，就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去，教他回到卫经理那里去罢，他今后又能去哪里呢，难不成又去蹬他的人力车？

　　 社长几次借交代工作的机会对老黄说，“老黄，你该学习了！”老黄只是陪笑说：“除了男女之事，我确实不会写别的呀！”社长也苦笑着摇头。 但当我还在天涯的时候，不过单是这样说；看现在文摘类报刊销售不景气情状，编辑部的裁员计划也必然实施。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然而他是从报社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经理职介所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烧饼一般大小的节能灯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天涯社区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

　　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社区。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天涯的网友以无限的幸福。

二、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张亮（1906---1978年）又名张新泰、张学勤，是海南四大历史名人张岳崧的玄孙。生于民族苦难深重的清朝末期，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艰苦奋斗了数十年。解放后生活才安定下来，又遇反右斗争的整肃与“文革”运动的摧残，在屈辱与恐怖以及辛苦的劳作中度过了晚年，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苦难相始终。作为他的后人，有必要为他留下一些资料，让历史铭记他的足迹与民族的苦难。

　　图一、父亲中大任教时期的相片

　　一、家族的熏陶与祖父的影响

　　作为书香世家张岳崧后人的父亲，应该以读书做官作为自己的人生的奋斗目标，就像王映斗家的后人一样。可是历史的潮流挟裹着他，走上一条与世俗相反的道路，这与家庭与祖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我的曾祖父张熊武即张岳崧的孙子不喜欢读书，好吸鸦片与赌博，不但败了自己的家还败了外家。父亲出生时家道已经破落，田地被卖尽，曾祖父临终时家里只剩下两个椰子壳的铜钱。他给儿子梦葵公立下遗嘱是买一只猪让我父亲养，猪大后卖掉买牛，学会种田养家。

　　我的祖父张梦葵又名张振，在清末曾考中秀才并选为拔贡，在省城参加清朝最后一次乡试失败，不敢回家流落广州，后来考入广东法政学堂读书，该学堂为广东省第一所新式学校，旨在培养推行新政的人员。祖父在读书过程中接受了新思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家乡宣传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思想，曾被村中父兄拉到祠堂对着张岳崧的神位杖责（即打屁股），并说你家世代享受皇恩，竟敢作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

　　民国初年，祖父张梦葵曾任定安县督学局长兼学务专员，任职期间创办全县的乡村小学，即将原来的私塾合拼改为县立新式小学。任期满后受聘为巡崖小学校长（《定安文史·教育专辑·巡崖小学》称：“当时所聘的教师都是当代名流，如张探花公的后裔贡生张进（振，张亮的父亲）”，据父亲称是聘为校长），父亲也跟随祖父到巡崖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上琼山中学。祖父后来又任一期定安县政府教育科长，并参加筹办定安中学。据王衍祜先生的《定安中学史略》记载，民国十三年，定安中学第三次筹办，祖父“张振等为筹办委员”。祖父最后一任公职是居丁区民团团长，负责地方的治安。他为人平易公正，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人称“白直公”。任团长期间，团丁曾抓到一批走漏米税的米客交给他处理，他怒喝“一定重罚”。最后每人罚一包爆竹放了完事，至今还在居丁传为美谈。

　　因为祖父是定安县有名的正直乡绅，县里有什么冤情都找他控诉，希望他出来主持公道。当时海南盗贼横行，部分有钱的村庄购买枪支组织武装护村队。有一伙强盗夜里包围黄竹某个村子企图抢劫，护村队拿出武器抵抗，并报告黄竹区的民团。民团赶到时强盗已被击退，可是团长却诬赖村中几户有钱人家沟通强盗为内应，严刑拷打，逼家属出钱赎人。后来，他们找到我祖父哭诉，祖父有无能力帮助他们伸冤不知道。知道的是他经常将社会的黑暗现象与我父亲交谈，激发起父亲决心参加革命，推翻黑暗社会。

　　父亲张亮为祖父的长子，上面还有一位姐姐。还未上学祖父就教他认字写书，常常将他关在家里强迫他读书写书。饿了父亲发一个信号，邻屋的玩伴张运祥就从窗口传过熟红薯让他充饥。因为张岳崧是书法名家，祖父的书法连高林村人都比不过，他深以为耻，不但自己长期练习书法，还强迫儿子练字。父亲练字过久，手指都变形，长大后小手指无法伸直。这是父亲亲口说的，还示出右手小指给我看。

　　父亲上琼山中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派读《独秀文存》，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派接受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父亲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学习《独秀文存》，宣传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学校中的活跃分子。

　　据《海南史志网·大事记》记载，民国11年（1922年），“是年，定安县的张新泰(琼山中学学生)、王明熙(广东第六师范学生)、林克嵩(嘉积中学学生)、陈明馨、曾兴诗等人从海口、府城、嘉积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嘉积出版的《良心月刊》传入定安县。”张新泰即我父亲张亮，林克嵩即父亲姐夫克峻的兄长，黄竹人。并记载民国14年（1924年），“夏，‘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发生，几十名在府海地区读书的定安县学生自发组成‘留郡学生会’，由王明熙等人率领回定城进行宣传，声援‘五卅’、‘省港大罢工’运动。我父亲张新泰是领导人之一。

　　二、大革命时代叱咤风云

　　中学毕业后，我父亲被定安县留郡学会推选为定安中学筹备委员，回定安县向向县政府申请筹办定安中学，定安县政府正式委任他为第四次筹办定安中学的委员。据王衍祜先生的《定安中学史略》记载：“民国十五年，县府委莫文鑫、蒙庆祥、潘宪德、吴治纯、莫登梓、张新泰、王明熹等六人为筹办中学委员”（《定安文史·教育专辑》）。计划修理校舍，购办图书及设备等。第四次定安中学筹办成功，县府委任琼山人黄云超为校长，首届召收了两班定中学生。

　　定安中学成立后，筹委会撤销。父亲张新泰任定安县中学附设小学教师，兼任国民党定安县委青年委员和工会筹办委员。一九二六年初，广东省委派冯东明来定安县第一高等小学当教务主仼，第一次成立中共定安县支部。据《海南史志网·大事记》记载：民国15年（1926年）“5月，中共定安县第一个党支部(CP)在定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成立，冯东明(琼山岭脚村人)任书记”，当时称中共定安县特别支部。经特支书记冯东明介绍，我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支部青年委员。《海南史志网》还记载：同年“10月，定安县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CY)在定安中学成立，张新泰(张亮)任支部书记。”

　　1926年冬天，冯东明支书在支部会议上报告广州国共两党磨擦严重，上级建议他辞去支部书记之职，推我父亲接任。因我父亲是定安县当地人，有较高的声望。接任时称中共定安县第二届特别支部，党员有国民党党部农民委员徐邦云（又称徐树芳）、蔡志统、张玉鉴；农民协会 王会东、郑长茂、梁拔焕、洪正锦、洪正炳；县小有冯东明（前支书）、张新泰（即我父亲张亮，接任特支书记）。仙沟小学有曾兴诗，黄竹小学有林克嵩。党员中还有定城东门两位木匠（名字父亲已忘）。

　　年底，海南地委召开各县支部书记会议，会议由杨善集同志主持，会议主要汇报各县党员发展情况，重点是海府地区。会议上琼山县支部书记因私缺席，由琼山县支部宣传委员冯白驹参加，父亲由此认识海南后来革命著名人物冯白驹。会议后，得知全岛各县都没有增收民国十八年的钱粮，唯有定安县县长黄梦麟与财政局长岑时贤策谋提前征收定安县第三年钱粮(已收第二年钱粮)，非常气愤，回到县城立即组织定安中学首届两班学生及共产党员，下农村发动全县农民到定城参加全县群众大会。父亲也回到故乡高林村，发动了全村及附近青壮年上县城。事后数十年，村中老人提起当年上县城包围县政府的事还喜形于色。

　　大会在县城的东门公园召开，刚开始，国民党的驻地营长带领官兵奉命包围会场，打算驱散群众聚会。父亲急中生智，在会台上鼓动全场群众热烈鼓掌，欢迎营长上台为群众训话。营长感到非常荣幸，在群众的掌声中走上会台，讲了几句要安定团结，不要闹事的话后带兵离开了会场。接着我父亲在大会上揭露国民党贪官县长黄梦麟提前征收民国十八年钱粮的阴谋，强调全岛各县都没有提前征收，唯有定安县征收，台下群众议论纷纷愤愤不平。在共产党员的鼓动下，全会群众浩浩荡荡从东门会场出发，一路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黄梦麟！”“坚决抵制提前征收钱粮！”包围了县政府大门。国民党县长黄梦麟，在官兵的掩护下从后门溜走，再也不敢提增收钱粮的事。

　　父亲任附小教师，还兼工会筹备委员、国民党县委青年委员，有部分津贴，除留下部分当伙食费外，其余全交农会的王会东、徐邦云等同志，作为下乡村活动与发展党员的费用。一九二七年初，祖父托人叫父亲回家结婚。结婚时要借同事一件新衬衫和一双皮鞋回家，可见当时的贫困与窘迫。过年时仅买一只猪脚回家，被祖父大骂：“我一个月九元薪金养全家，你一个月二十五元全花光。”

　　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后，海府地区也开始“清党”。国民党左派王指导员一早就来到我父亲家，要父亲通知共产党员马上离开定城，当时冯东明也在场。我父亲马上到农会通知农会的领导转移，可是已有两名士兵持枪守在农会门口。转回教育局通知莫文鑫，莫文鑫说，我又不是共产党员，怕什么。这时国民党兵已在大街上站满岗，我父亲翻过县府的围墙藏入农民草房中。第二天下了大雨，父亲挑着一对菜篮，头戴竹帽，身披簑叶雨衣，跟着几位菜农乔装出了定城东门。途中遇梁拔焕（党员），父亲劝他不要进城，他说当共产党员那里会怕死？硬要进城结果被抓。后来得知被杀害人员为冯东明（前支书）、粱拔焕（党员）、莫文鑫（左派）、王星期（县城青年）。

　　我父亲离开定城后，立即赴黄竹边头村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军，号召党员青年下农村发动农民参加起义军，王会东到龙门发动了一大批农民参加，国民党左派营长吴宏训带领全营官兵三百多人和枪支参加农民武装起义军。五月中旬，农军指挥部决定兵分三路，一路攻打海口市国民党团部、一路攻打琼海县国民党营部、一路由我父亲张亮带领埋伏于黄竹十字路山林里作为后备援军。吃过晚饭后三路农军全部出发，企图一举攻破国民党在海南的重要据点。

　　不料，第二天早上天未亮，边头村农军指挥部就被国民党兵包围，冯总指挥（名字父亲已忘记，琼山县青云乡人，后成为叛徒）来不及穿衣服，光身赤脚，仅穿内短裤，破屋顶逃出村跑到十字路山林。已是中午十二点，冯找不到援军部便爬上一棵荔枝树上摘荔枝吃，被援军哨所两哨兵发现，两哨兵不认识冯总指挥将他抓起来。他只说有急事要找张新泰，于是两哨兵带他回援军部。

　　冯看到我父亲一边哭一边讲被国民党兵包围边头村指挥部的经过。我父亲得知，农军指挥已经失灵，军情危急。下午约两点，攻打海口市团部的农军已经扑空，回到黄竹路上被敌人拦路阻击，大部份农军被打散，仅存数十人边还击边退回十字路援军部。赴琼海加积的农军还未到琼海就被敌人拦路阻击，派出联系总指挥的人没有音迅，也退回十字路援军部。父亲带领三路余军退到帝埇，被国民党兵部队三面包围，双方对峙激战到晚上九点，农军借天黑及山林掩护突围，退到石井园村的后山坡上。

　　当时，我父亲决定立即召开支部扩大会议，会后月亮刚升上半空，父亲走上一土坵上宣布扩大会议的决定：一、派党员林克峻到林树标部（当时的土匪部队）搞转变工作，当联络员，扩大农民军的武装实力。二、把吴宏训营部及带有武器装备的农军调入龙门山区同国民党周旋打游击，保持并扩大农民军的武装实力。三、推选林克嵩接仼定安县特支书记，带领党员下农村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四、派张新泰、张泰天、林克崙到武汉学习军事，并联系党中央（当时国民党大围剿屠杀共产党，海南党失去与上级的联系）。五、总结这次农民军失败的教训，冯总指挥由于筹备军务四天四夜未曾合眼，自三路农军出发后便睡觉了，没有提高警惕，被国民党军包围指挥部，造成指挥失灵。同时过高诂计农民军的武装实力，缺乏军事知识，盲目冒险，导致这次军事行动失败。

　　三、北上上海参加革命

　　我父亲入党后，为了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动员自己的亲朋戚友与同村兄弟加入共产党。如父亲的姐夫林克峻、克峻的兄弟林克嵩、林克崙三人都是中学毕业生，属于书香世家，家庭殷富。经父亲动员三人都加入共产党。我父亲北上联系党中央时，推荐长兄林克嵩接任特支书记，后来，他率领部分农民起义军赴母瑞山参加琼崖特委王文明组织领导工农红军，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内洞山。姐夫林克峻经父亲派遣，利用宗族关系与土匪林树标联系，通过思想工作将他们改编为共产党的武装。后来，林树标同意将其部队改编为共产党的武装琼崖讨逆革命军第十路军，林树标任司令，陈明馨任党代表。父亲当时还怀疑这样做是否正确，后来得知毛泽东当时也是派何长工上井冈山改编王佐、袁文才等土匪队伍才释然起来。三弟林克崙随我父亲赴上海参加革命，曾被捕入狱，后来无知所踪，据称是赴南洋谋生。

　　据《海南史志网·大事记》记载：1928年“10月11日，国民党蔡廷锴部副师长张世德派员到内洞山，采取“许愿封官”的方法把林树标、莫如澍分别引诱到定城、嘉积市杀害。12日在林树标部做改造教育工作的共产党员林克峻也被张世德部杀害，林树标、莫如澍的队伍随之解体”。其实，根据高林村原共产党员张运祥称，林克峻是后来遭党内“肃反”杀害的。1932年冬天，张运祥根据高林村另一位共产党张泰天要求，送寒衣到内洞山。到达时，只见遍山漫野都是惨遭“肃反”杀害的红军干部官兵的尸首。他一个个翻起来查看想找张泰天，泰天的尸首找不到，却发现林克峻的尸首，他雇请两位当地的农民将尸首搬下山，再雇请一辆牛车将林克峻的尸首运回他的家乡黄竹后田村安葬。

　　父亲姐夫林克峻加入林树标的队伍后，国民党军队以参加“树标贼”为由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家，父亲的姐姐也以为姐夫已死，泣哭至双目失明绝食而死。遗下一个女儿林某梅由林克嵩的妻子抚养。中学毕业到海南卫校读书，毕业后在定安县医院当护士。林家因为三兄弟的田都归克嵩家所有，克嵩的妻子将田地出租，以租金支持革命，是定安县的碉堡户，解放后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可是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养女林某梅带一些日常用药回家探望养母，却被土改工作队污蔑为想下毒害死工作队员。林某梅也像她母亲一样哭泣绝食而死。

　　除了林家三兄弟以外，父亲还动员高林村的青年参加共产党。高林村参加共产党的有琼山中学毕业生张泰天、村民张运祥、张运江、张泰岱、张泰嵩、张泰开和张道泰。定安县清党时，张运祥因有兄弟在国民党部队里任职，留在村中无出逃。张运江逃到新加坡学习缝纫，以裁缝职业为生，抗日战争后回高林村当裁缝，文革时期被诬参加反革命集团投水自尽。张泰岱、张泰嵩两兄弟逃到马来亚当胶工，解放后才回国。张泰开逃到南洋被国民党抓回来严刑拷打致死。“文革”期间，张泰开的妻子还批斗我母亲，说是“张新泰骗她丈夫参加共产党被人活活打死。”张道太逃到琼山县的莲塘村佣工糊口，风声过后才回村。

　　父亲北上武汉前回高林村与祖父话别，告诉自己的北上计划。祖父支持父亲北上大陆干革命，说海南岛是个小地方，“老鼠尾生疮也不大”。他也知道此去可能牺牲生命无法回来，便说你这是“蚂蚁包团过溪”，包在外围的先死。祖父以父亲以到上海读书的名义，向宗族学田申请经费，条件是每年都要寄回读书考试的成绩。我父亲带着张泰天、林克崙从海口搭船经香港到达上海，这时正值“宁汉分裂”，武汉的汪精卫开始清党，共产党中央转入地下。上海也到处抓捕共产党员，为了保存海南的革命力量，当时我们决定分头找党组织。

　　父亲为了完成到上海读书的承诺，先入上海的苏州中学读书，以补琼山中学读书时数理化成绩不理想的欠缺。他将数理化的公式、定理编成顺口溜，背得滚瓜烂熟，因此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公学。这些顺口溜直到我读初中时他还能背出来，作为辅导我读书的材料。在中国公学，父亲认识了一位马来亚归国读书的文昌籍同学，帮助他考上暨南大学，并通过他获得一个马来亚侨生的名额，考取了暨南大学师范专业，公费待遇，有了饭吃，还发少量的零花钱。

　　一九二九年秋，父亲参加上海科学研究社，找到了党组织，随而加入共产党，一九三0年四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上海暴动。即四人手携手并行，每个人拿一包生石灰装在衣袋里，在上海公安局门前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如果警察开枪或逮捕人，另三人立即用石灰抛击警察的眼睛，趁机抢刼枪支举行武装起义。结果国民党警察没有逮捕人，也没有开枪。党组织在上海跑马场附近的一间货仓里开会讨论对策，被上海市公安局警察突然包围抓捕，与会的一百零八人全部被捕入狱。在狱中党组织绝食斗争抗议，姚逢子（姚文元之父亲）提出编制党员花名册，选出党的领导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同敌人作斗争。结果花名册出来后姚逢子立即送给警察当局，原来他早就当叛徒，诱骗监狱中的党员编制花名册，上海公安局不需要问口供，就按照花名册上的党龄判刑。大家都知道是姚逢子出卖了难友，因为他不被判刑，且出狱后就飞横腾达。

　　登记花名册时，我父亲知有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可是同事中有人知道我父亲在上海科学研究社入党，帮父亲报名登记。因此，党龄十一个月被判刑十一个月。父亲被关进八个人一起的牢房里，八人吃、睡、大小便全部在这间小牢房里，臭气难忍，生活条件恶劣，后来狱中有人染上天花病，互相传染，八人有七人传染，唯有我父亲小时患过此病，有了免疫力不被传染。在狱中，我父亲一个个地喂着他们吃饭，有的在夜里睡觉时死了，有的在父亲怀里喂饭吃的时候死了，口里还含着嚥不下的粗饭。八人的牢房死了六人，唯有陈文涛刑期满出狱回新加坡治疗，狱中最后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

　　一九三一年秋，我父亲刑期满出狱，仍入暨南大学读书，再次找到了党组织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上海事变后，我父亲参加组织发动全校学生罢课斗争，以响应红军北上抗日。支部就被破坏，王、吴两书记被捕变节，全校党员被驱逐出校。一九三二年秋，父亲欠资入上海文化学院读书，想找党组织，后因无法生活，被学友介绍入上海三乐小学当教师。

　　一九三四年四月，父亲因找党组织而被前暨南支部党员陈浩明（叛徒，加入特务组织）骗入假共产党组织而再次被捕入狱，转送到南京感化院感化教育。在上海任国民党区教育科长的张岳崧后人张钟彦的曾孙张清泰得知后，报告文昌县人上海市公安局长文鸿恩。文鸿恩将我父亲押回上海，传到市公安局办公室，用海南话对我父亲说：“我是海南文昌人，我不能以假共产党的名义杀害海南历史名人张岳崧的后代。”约两月余得释放出南京感化院，父亲向熟人中央大学教授林熙春乞得三个银元才能回上海。

　　在上海，父亲始终被两个特务日夜跟踪。为避敌跟踪，父亲写信寄给南洋当教师的陈文涛学友（八人同监狱的幸存者），要求资助离开上海。陈文涛介绍我父亲到南洋当教师，并资助我父亲五十元路费。接到陈文涛的路费后，一天晚上，我父亲进入公厕，从男厕爬过女厕避开了特务的跟踪，当夜乘火车往北平，得到定安同乡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北平大学教授朱照基的帮助，入北平大学读书。

　　四、参加“一二·九”运动与抗日战争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掀起“一二·九运动”。我父亲在北平大学参加党组织的爱国救亡运动，除了罢课、游行示威，还与部分学生乘火车南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火车未到南京就被截停，父亲与同行学生在南京近郊卧轨拦截列车，造成当地铁路系统瘫痪。南京宪兵司令部派一位团长前来与学生谈判，答应学生选出代表团赴南京。蒋介石亲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保证要组织全国抗日。说学生读书也是抗日，不要受坏人蛊惑来京闹事。

　　一九三七年初，日本入侵北平，父亲找在北平大学工作的老乡前共产党员朱照基教授，劝他一起回广东，朱借给我父亲十元，劝我父亲尽快离开北平。当时，父亲与一位马来亚富商的儿子（姓名已忘记）结为好友，他提出与我父亲一起到英国留学，所有费用由他负责，两人一起恶补英语。因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便决定留在国内参加抗日，不再提出国的事。两人结伴从北平回到武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介绍信，一路颠沛流离到达西安。我父亲趁天黑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哪位同伴却被国民党的政治工作队截留，在西安加入国民党的政工组织。

　　到延安填写简历后，我父亲被分配进入陕北公学读书。刘伯承同志当班主任兼游击战争课程教学，我父亲把自己参加革命的全部经历向刘伯承汇报，并向刘伯承要求参加共产党。他回答：“你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调查清楚，只要你到群众中组织抗日，努力工作，加入共产党只是迟早的问题”。

　　陕公学习四个月结业，离开延安前班主任刘伯承叫我父亲到他的窑洞里说:“我介绍你参加中国民众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抗日的民众组织），你回去广东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后党会派人去找你”。说着，在陕北公学的便笺写上：“兹介绍张亮同志加入中国民众抗日先锋队，刘伯承，日期”。我父亲拿着刘伯承主仼的介绍信藏在棉袄的夹层里遵命回广东。

　　广东省委派陈乃石同志来接见我父亲，陈乃石知道我父亲参加上海暴动被捕，认为已经牺牲。他认出我父亲后知道刚从延安归来，非常惊奇，派人带父亲到广东西江地区抗日前线抗先队313队当队员。抗先队是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是南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主要青年学生。到达不久，日本鬼子渡江夜袭，队长惊逃，我父亲大声疾呼反对逃跑，把延安精神和党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向队员们传达，队员们一致推我父亲为队长。我父亲计划根据刘伯承主任的指示，利用这支队伍在西江建立抗日根据地。我父亲自编戏曲，和队员们一起通过舞台宣传，把西江一带的民众动员起来，成立抗日武装组织。

　　一天傍晚，日本鬼子又渡江前来抢掠百姓，工作队立即组织几个村的村民设伏于岸边。我父亲根据刘伯承游击战争的教程，吩咐村民买来鞭炮放入汽油桶中，点起来响声像机关枪，能够迷惑敌人。夜晚降临，日本鬼子上岸进入村民的包围圈。我父亲大声喊：“打”！火药枪声、鞭炮声、呐喊声齐响，日本鬼子以为中了大部队伏击，吓得连忙丢枪弃弹逃命。村民取得了胜利，缴获了部份武器，大大鼓舞了西江民众的抗日志气，受到了广东《抗先报》的表扬。当时的广东《抗先报》头版标题《西江细佬队与敌相持中》，报道了抗战前线西江民众抗日战斗的事迹。

　　广东省委以抗先队的名义通知父亲到广州开会，表扬了父亲的工作，同时派共产党员廖锦涛进驻工作队。因父亲曾在队员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广州开会回来后，被廖锦涛打成“托匪”，撤销领导职务，组织队员游村批斗三个月，被囚禁于房间里，门外有队员持枪看守。一天，廖锦涛在门外察看时对卫兵说，明天就拉到江边枪毙掉。父亲听到后精神将近崩溃，想不到革命几十年竟然会被自己人杀害。

　　第二天，廖锦涛和颜悦色地带我父亲到一间茶馆饮茶，问我父亲：“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父亲回答：“我是民先队员”。廖锦涛说：“我也是民先队员”。因为民先队是北方的抗日组织，南方只有抗先队，由此知道是党组织派他来与我父亲联系。后来廖锦涛带我父亲去剪头发，又发给两套军衣服，将我父亲及部分队员调入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当政治工作队队员。并委托张韶同志（女）介绍我父亲参加共产党，这是我父亲第四次加入共产党组织。

　　一九四零年冬，国民党将十二集团军已暴露的共产党员与政工队员集中起来，以搞军事训练为名，调到国民党某旅部空置的兵营。当夜零时，日本飞机准确不误地将该旅部炸平，幸好我父亲主张以军事训练为名，夜间野外露营，无一伤亡，仅炸死一头黄牛（准备宰杀加菜）。回部队后，我父亲立即向上级反映，揭露国民党借刀杀人的阴谋，建议将已暴露的共产党员立即撤离十二集团军，分散下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上级不但不采纳我父亲的建议，还派来的丁烈辉同志指责我父亲，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破坏统一阵线。

　　几天后，在十二集团军当参谋的海南同乡暗示我父亲，国民党特务准备抓人了，要我父亲通知十二集团军的共产党员赶快离开。我父亲向廖锦涛建议撤出部队的政工队员组织抗日根据地被他拒绝。父亲认为，如果这样被国民党杀害没价值，便忍痛离开十二集团军。第二日，廖锦涛在政工队中召开批判会，狠批我父亲的“逃跑主义”路线。可是过几天，十二集团军中部份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被捕惨遭杀害，廖锦涛也被捕，关押时撕下蚊帐布上吊自杀，政工队里所有青年学生被遣散。部分学生到东江纵队参加抗日队伍，部分学生回到广州。“文革”结束后，当年的学生在广州与我讲我父亲在西江抗日的故事，还说后来党组织肯定我父亲撤出国民党军队的做法是正确的，批评当时省委的“逃降主义”思想。

　　五、在广州的革命活动

　　我父亲离开十二集后，以北平大学二年级学生的身份，考入迁于韶关坪石的中山大学读书，当时的大学生不但管饭还有一笔零花钱。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迁回广州。一九四六年初，我父亲因组织学生加入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组织的民权保障大同盟而被驱遂出校。秋季，经同事介绍我父亲入广东私立国民大学仼经济学讲师，讲授《现代经济学》课程时附带介绍了近现代政治思潮，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批判各派的学说。有反动学生当堂持枪质问我父亲:“你是不是共产党党员？”当时我父亲已与广州地下党组织省委秘书伍少辉同志取得联系，推荐部份先进学生到东江纵队参加解放战争。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面临失败，从青岛运一大批印刷设备到广州，成立广州教育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属下有两间印刷厂。广州地下党秘书伍少辉同志指示我筹借资金，入股广州教育印务公司，将两间印刷厂的设备扣下来，不让运往台湾。我父亲找岳母叶秀华（爱国华侨）筹借三仠元入股广州教育印务公司，成功地将全部印刷设备扣了下来，解放后两间印刷厂全部设备移交南方日报社接管，股票仍在岳母家中保存至今。

　　广州解放后，我父亲的学生原来在东江纵队任领导的陈中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公安总队政治部副主任，调我父亲入公安总队任教导队教育长及《公安战报》总编辑。母亲也在公安总队财务部任会计主任，享受连级干部待遇。一九五二年秋，我母亲因参加中美合作所问题被清理出公安总队，父亲因此受刺激患了精神病，由我母亲送往香港治疗。治愈后回公安总队，他的职位已经被他人取代。父亲找公安总队总队长何领导，要求重新分配工作。何领导说可以介绍他回大学教书，婉拒了他回公安总队的要求。这时，海南开始土改，父亲以为不久就要像苏联一样成立集体农庄，人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就买了多本苏联集体农庄使用的耕种技术书籍，决心回乡当农民。

　　六、回海南后的惨痛遭遇

　　父亲回高林村时正好遇着土改，父亲分得半间房屋和几亩地。开始务农，同时在村里办起了夜校，教农民识书。父亲在高林村时就没有干过农活，母亲是城市出生与长大的大学生，连禾苗也没有见过，两人务农闹出很多笑话。当时的定安县教育局长吴铭珍得知我父亲回乡务农，就聘请他到定安县简易师范学校当教师，后来又调入定安中学任教。

　　一九五七年二月，父亲被选举为定安县副县长，管理文教卫生事业。在当副县长期间，曾与同事交谈，说依据美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地理分工、因地置宜的理论，龙门地区红土壤宜种甘蔗应大面积种植甘蔗，雷鸣地区沙质土壤宜种花生可大面积种植花生。这是父亲中大的教材《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当时，党中央提出“大鸣大放”，鼓励干部向党的领导提意见。我父亲针对定安农业减产的状况，利用当时的县委书记陈克攻和副书记王统进两人的名字，拟了一首打油诗：“统进不统进，克攻非克攻。全国庆增产，定安独不同，全县保减产，增产惟永丰。”打油诗没有写成大字报贴出去，只在夜谈时向一同事提到，那位同事马上向县领导告密。一九五八年八月反右扩大化时，因这首打油诗与同事揭发上述“因地制宜”言论是“崇美”思想被错划为右派，撤销副县长职务，遣送屯昌县的西昌水泥厂劳动改造。

　　一九五九年秋，我父亲被安排到龙门中学当语文与地理课教师，后来又做杂工种花和养牛。由于工作积极主动，曾两次被评为可以脱帽而上级不批准。我父亲认为是党组织不清楚自己的历史而以打成“托匪”、“右派”之类的罪名来考验自己，只要积极为人民工作，党和人民总会看得到。因此，我父亲除了努力工作以外，对自己的问题不断向党中央毛 、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同志以及各级党组织提出申诉，要求党组织为自己彻底平反并恢复党籍。“文革”期间，得到的回报是不断的监禁、恶斗、“坐飞机”，毒刑拷打，其中一次手肘骨被吊断，治疗了三个月才恢复。

　　“文革”中期，龙门中学把我年近七旬的父亲一个人安排到远离人烟的原学校“五七”农场养牛，农场在龙门公社大校大队非常偏远的山区里，到龙门墟买米来回要走一天时间。因为担心牛走进深山找不回来，不敢离开农场。有时无米下锅，靠食野果度日。一次到水塘边取水煮粥时不慎跌倒在水塘里无法爬上，泡浸了四个多钟头全身是蚂蝗。被一位巡田的村民发现才救我父亲上来。后来这位农民（大校村生产队长）到龙门中学找领导说，你们安排一个老人到远无人烟的深山里养牛，落水浸死谁负责？学校的教师也这样向校领导提意见，我父亲才得回到学校，在堆放工具的小屋里居住继续养牛。这些牛因无人过问，繁殖到十多只，像野牛一样经常走失，附近村民抓到后以毁坏他们的庄稼为由，强迫我父亲以十元一只赎回，有时一月工资几乎赔光。

　　我父亲一生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生平以革命事业为怀，不论在仼何恶劣的环境下，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积极工作。自被打成右派之后，心中十分痛苦。在文革期间，将自己的生平经历写成申诉信不断向上级申诉，并用打油诗的形式记载其经历。根据父亲的申诉信原文抄录如下：

　　创办定中

　　全县劣绅如聚蚊， 逐钱出县议纷纷。

　　雄心吓退千夫指， 创办定中开学门。

　　注：一九二六年，我被选为定安县留郡学会筹办定安中学，在全县劣绅围攻，共事者撒手的情况下，我坚持在定城文庙成功创办定安中学，首届招收了两个班。

　　造反

　　四面围剿文共武， 两标武器蒋和陈。

　　包围县府农民怒， 打倒贪官声震天。

　　注：一九二六年冬，我接仼定安县共产党特支书记之职，到海口参加琼崖特委会议。会后得知海南唯有定安县增收民国十八年钱粮，我在国民党县党部、营部、县府的围攻下，依靠定中首届二班学生及共产党员，发动全县农民参加全县公民大会，打倒反动县长黄梦麟，迫使县政府免收了增收的钱粮。

　　示威

　　万众示威枪口前， 愿洒鲜血唤人民。

　　四人携手同行进， 打倒蒋匪声震天。

　　注：一九三0年在上海公安局门前示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暴动。

　　暴动

　　轰烈一场血沸腾， 胸怀正义头颅轻。

　　囚车且当战车坐， 笑听四围打倒声。

　　注：一九三O年四月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上海暴动，在上海跑马场附近货仓里被捕，囚车上吟成此诗。

　　第一次入獄

　　同难弟兄百又八， 齐呼口号撼山河。

　　田横壮士死无畏， 绝食只闻国际歌。

　　注：一九三一年在上海龙华监狱绝食抗议国民党杀害共产党领袖恽代英。

　　第二次入狱

　　正气凛然对死神， 无辜组织决心坚。

　　叛徒被斥吾能免， 归沪无资靠乞钱。

　　注：叛徒骗我入假党组织以邀功，被拘入狱。经海南同乡公安局长文鸿恩交涉获释放，与中央大学教授林熙春乞得三元钱返回上海。

　　趋前线

　　鄙视当年万户侯， 沿途行乞至延安。

　　飘然断线趋前线， 被打托匪革命难。

　　注：北平大学读书期间，我本来打算出国求学，日本扩大侵略，我毅然决定赴延安，就读陕北公学，旋奉刘伯承元帅之命，返粤趋前线建立抗日根据地，被投降主义路线者打为托匪，毁我计划。

　　坚持

　　敌来队长主潜逃， 坚定队员胆气豪。

　　发动农民齐抗战， 西江孩子志气高。

　　注：在西江抗日前线，日军突袭，队长潜逃，我大声疾呼反逃跑，把队员们坚定下来，并与日军交火。广东《抗先报》报道：《细佬队在西江与敌相持中》。

　　脱险

　　稻草掩埋困定城， 越墙脱险在苏州。

　　反王抛弃粤军籍， 入死出生志不休。

　　注：《四一二事变》脱险于定城，在暨南大学被捕脱险，反王明的逃降主义路线离开十二集团军而脱险。

　　保卫民权

　　饥寒迫害人难捱， 鬼哭声声动地哀。

　　保障民权我有责， 何恐祸害压头来。

　　注：我任教中山大学，与同学发起组织民权保障大同盟，被学校解聘。

　　在民大

　　大学讲坛传马列， 坏徒恐吓亦等闲。

　　皇皇真理称无敌， 不动地球一踢翻。

　　注：我在广州国民大学教近代政治思潮，持马列主义思想批判各派学说，有坏徒当堂持枪质问我：“你是否为共产党员？”当时我与广州地下党组织伍少辉同志联系工作。

　　脱牙牛

　　哑子黄莲吃廿年， 廿年苦难如轻烟。

　　门牙拖落吾何怨， 骨角还将任肥田。

　　注:一九五八年八月，我任副县长时被打成右派，接受劳动改造，包括在学校农场养牛，前后近二十年。

　　斗争

　　真理在胸气似虹， 不周山石触如空。

　　是非自有分清处， 抓你同往马列宫。

　　注:一九七二年八月，我被关进定城监狱，在定城监狱绝食斗争，通霄高唱《国际歌》。

　　我父亲张亮自中学时代就参加革命，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无怨无悔，一生多次受极左路线迫害。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含冤而死，终年七十三岁。一九八三年五月平反昭雪，定安县人民政府补开追悼会。

　　七、我的母亲蔡欣

　　图二、我母亲的大学毕业照

　　我母亲蔡欣（1916—2005年）是东莞市石龙镇人。父亲蔡振棠自 武，武艺高强，清末时任抗法英雄冯子材的亲兵，后来流落到越南西贡市，靠经商致富，任越南广肇商会会长，曾捐助孙中山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任越南西贡抗日后援会会长，曾出巨资支援国内抗日，是民国期间有名的华侨领袖。越南沦陷后，拒绝当日本人的西贡市维持会会长，避居澳门。抗战胜利后回国定居东莞县石龙镇，解放初被选为人民代表。后因在东莞有商铺与田地，被划为华侨地主兼工商业者，商铺与田地被没收，年近九十多次被批斗，五十年代末病逝。改革开放后发回部分房产，按政策华侨商铺也应被发还，可是有关部门拖着至今未办。

　　母亲蔡欣是外公的长女，出生于越南西贡市，高中时回国读书，毕业后考上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就读于法商学院银行系会计专业。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迁到粤北韶关，毕业时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来学校招会计，母亲因学校成绩突出被招收，主要工作是负责中美所广东地区的收支账簿登记和为潜伏在沦陷区广州市的工作人员发放工资。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抗日工作，如不幸被日本特务捕获，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当时招工的负责人再三向母亲申明工作的危险性，让她考虑一天再答复。可是我母亲自幼就聆听父亲的教诲，深明民族大义，为抗日工作牺牲生命也无怨无悔，不经考虑就答应下来。

　　中美所的活动经费由中方支付，位于韶关的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内设有专门为中美所支付经费的财政点。母亲的工作主要是登记省财政厅拨发中美所的资金和财务开支情况，以及为潜伏人员发工资。具体要求是将潜伏人员的地址背熟，认清他们的像貌，将他们的工资兑换成黄金，然后潜进沦陷区将工资送上门。我母亲平时在财政点上班，从事财会工作。需要发工资时，化妆成有钱人家的阔小姐，由保安人员当轿夫，坐着轿大摇大摆地通过日伪军的封锁线。在广州住进高级宾馆，晚上化妆成各种人员亲自将黄金送上门。我母亲只送过两次工资。四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中美所撤销，我母亲随省财政厅迁回广州，考上省农业银行，任主任会计。一九四八年在广州与我父亲结婚。

　　解放后，我父亲在东江纵队当领导的学生陈中夫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公安总队的政治部副主任（副师级），将我父亲调入公安总队，在他手下任教育长与内部刊物《公安战报》的总编辑。我母亲进入市公安总队计财部当会计主任，享受连级干部待遇。抗日战争时期，陈中夫因我父亲辅导考入中山大学，对我父亲非常感激，经常两夫妇来我家拜望老师。他结婚多年没有子女，曾打算抱养我弟张和平抚养，我父亲已同意，抚养一个多月，因我母亲想念儿子又抱回来。

　　解放初，为了清除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将美国帮助中国抗日的情报机构中美合作所妖魔化，特别是将国民党特务解放前夕在四川省重庆市白公馆与渣滓洞集中营大量屠杀共产党的事件，与仅存于抗日时期的中美合作所挂钩，得出美国帮助国民党大量杀害共产党的结论，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仇美教育。因我母亲曾在中美合作所任过四个月的会计，在全国反美的浪潮中不敢承认与中美合作所的关系，被举报后由省公安厅拘留审查两个月，查出没有犯罪后释放。广州市公安总队以我母亲没有如实汇报历史为由，将她开除出公安总队。

　　我父亲因此受刺激得了精神病，母亲辞职送他到香港治疗。几个月后，父亲治愈后回到公安总队，他的职务已被别人代替。父亲找当时的公安总队总队长何明要求重新分配工作，何领导说可以介绍他回大学教书，婉绝了他回公安总队的要求。这时，海南开始土改，父亲以为不久就要像苏联一样成立集体农庄，人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就买了多本苏联集体农庄使用的耕种技术书籍带回海南，决心回乡当农民。我母亲也随父亲回到高林村。

　　在高林村正好遇着土改，父亲分得半间房屋和几亩地，当上农民。母亲一个城市出生与长大的富家女，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父亲小时候也没有干过，两人闹出很多笑话。后来，定安县教育局长吴铭珍得知我父亲回乡务农，就聘请他到定安县简易师范学校当教师，母亲也随父亲到定安县城，当家庭主妇照顾孩子。

　　后来，我父亲调到定安中学，住在定安学宫的泮池旁边的乡贤祠里。县教育局得知我母亲是大学毕业生，是当时的稀缺人才，就录用她任定安中学的数学老师。因她的普通话不准确，学生听不懂，只好让她当学校会计。当时的校长不按财会制度办事，受到我母亲抵制，她也因此两年不得转正。再后来，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失去学校会计的职务。六十年代初删减城市人口，我母亲被安排到龙门公社热带作物农场劳动，一九六三年，我母亲与三个儿子被赶回老家高林村务农。在高林村，因为不懂干农活，加上受贫下中农专政，安排每天定量捡牛粪，工分被评为从来没有过的最低等的四分，年终欠下生产队近百元，必须由我父亲寄钱回家才能领回分配的口粮。

　　“文革”期间，深挖阶级敌人，我母亲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是“二十一种人”，长期受专政。一有运动到来就被捆绑到大队办学习班，其实就是批斗、毒打。我母亲被打得手骨脱臼还要被强逼劳动。由于受到肉体与精神的摧残，得了精神病，胡言乱语，受到更加残酷的毒打。我们送她到东莞外婆家，休养与吃药才得恢复正常。回来后又被强迫劳动与批斗，再次精神病发作，还是送到东莞才能治愈。

　　“文革”结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母亲被安排到龙塘中学当英语教师，一九八零年退休。因我外婆还健在，年近九旬无人照顾，退休时将关系迁到东莞县，退休金比在海南高一倍还多，算是命运给她的最后补偿。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看到自己的子女大部分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国家迎来复兴，百姓都能过上富足的日子。她也能颐养天年，活到八十九岁的高寿。但愿我们国家与民族从此跨进伟大的复兴，不再重复阶级斗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