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笑笑话大全,最后一條笑屎我了
1. 在单位跟同事斗地主,地主出了3到A后剩一张牌了,我情急之下拿三个4往桌上一拍:“炸!”结果把他炸懵了,最后我赢了五十块,第二天他找我算账:尼玛我都3到...
2024-03-24
假面游戏
一
这是发生在Z城的故事。欢颜,你不是要我讲一个Z城的故事吗?那些故事,大同小异的故事,谈不上稀奇,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好像Z城和J城,好像北京和上海,几乎具有神秘面纱下的相同内容。我想起来了,你说过要到Z城来看我,你说你没有见过真正的雪。你说你在南方,那里四季如春,行道边开满了苊子花,那些香气,我无法想象的香气,弥漫成水流。事实上,我这里也有花朵,像云一样的花朵,像晚霞般绚烂的花朵。但你没来,总有意外阻隔往来,也许花朵更适合你的名字,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很久以前,我看过一个女人的小说,我看过她写的《沉香屑》和《倾城之恋》。是呀,怎么可能倾城呢?只有小说里才有的吧,只有历史家虚构的历史里才存在的吧。凄美的爱情也许仅是他们的幻象。被切割成碎片的爱情,用一根线绳穿起来,悬挂起来,供人欣赏把玩。因此,我不喜欢这个忧郁的女人,可我喜欢她说过的一句话:爱情仿佛一袭华美的袍子,抖落的却是一地虱子。我回味着这句话的同时,想象她光着脚站在老上海阴暗潮湿的木地板上,一面说着这句话,一面对着镜子慢慢梳理长长的头发。说来可笑,欢颜,你知道吗,在17岁的时候,我这么做过,我觉得自己空了,我觉得不该相信爱情。那是我的初恋。背负着羞耻和痛苦的初恋,现在却淡了,怎么都想不起那个男孩的样子,应该是不爱说话的那种,纤瘦,抽烟的时候喜欢吐烟圈。只有这么多了,他给我的信和相片一把火烧个干净,剩下一把灰,被风吹散了。
是的,散了,好像电影散场回家的人们,挤上公交车,骑上自行车,相爱的恋人,手牵手踩着路灯的影子慢慢走。多少相似的场景被慢慢走过,只有它们是真实的,我想,它们是应该存在的。在这里或那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一片荒漠或各色广阔的场所。
故事开始时,她只有17岁。那不是在Z城,而是距它不远的另一座城市。她在那里上学,是个可以寄宿的学校,新城第二中专,通常周五下午才能乘坐班车回家。其它时间里,她只能留在学校里,对着一些差不多年纪的面孔发呆。她喜欢发呆,真不可思议。对着教室的黑板,对着墙壁,对着操场上嬉戏的同学。那时候,什么都不用想,多快乐。母亲总是问她为什么发呆,她以为她病了,被学校里的某些坏习气沾染了。在家里,她也是这样的,什么都不去想,对着窗外的天空。她说不知道。她说觉得累。而功课,母亲是无法关心的。反正早被安排好了,毕业后进某个工厂上班,或是学校,或是机关,都一样,都无所谓。能做到的她和父亲都做到了,还有什么呢。可是,遍布大地的羞耻啊,他们难得知道。
她站在那里,站在教学楼的阴影里,孤立无援的表情触目惊心。从那时起,她就有了那种表情。那种孤独绝望的表情,我怎么也忘不掉,即使关闭了寝室的电灯。我常常看到漂浮在黑暗中闪烁的眸子。那种绝望从何而来,又往哪里去?细心的人一定也发现了那种孤独,那隐藏在欢乐之水下的孤独。他们一定也问过为什么。必定也有人知道。必定也有人经历过。
陈静雯,我的同学,小学和初中都是同班,相貌普普通通,人很干净,但学习很差。同学们说她不会哭,说她有病。起因是她的母亲死了,那时她已12岁,却没掉一滴眼泪。她的亲戚们说她吓傻了,别人以为这是个托词。自己的母亲死了,为什么不会哭呢,换作谁都要哭的。没人愿意搭理她,没人愿意跟她交朋友。她被彻底孤立起来。那时,是的,那时,我就发现她的脸上也有那样孤独绝望的表情。有一天,有人发现她在抠课桌上的木屑吃。他们报告了老师。她命令她把那些东西吐出来。她手把手教她抠嗓子眼。她这么做了,吐出一滩秽物,里面有两条蠕动的青色小虫。老师问那是什么。她答,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同学们以为她是傻子,甚至连她的父亲也这么认为。就是这个傻子,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初中。那以后,我见到她和几个常蹲在学校门口抽烟的小流氓混在一起。脸上擦着劣质脂粉,还涂了口红。一切都变了,女同学骂她是小婊子,她的妖冶和放荡,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显然,她是快乐的。坐在自行车后支架上,搂着那个小流氓的腰,对每个经过的男人挠首弄姿。我认为她没变。我尝试和她交谈,很困难,往往几句话后就难以维继。欢颜,你一定也想到了,是的,是一潭死水。欢乐是水面上的浮萍,几尾红鲤鱼,一些装饰物。其他的东西都在下面,在更深的地方。
所以,当你问我文学是什么时,我回答它什么都不是。它将什么都不是。将被埋葬。它将是一些人遣词造句的游戏工具,将是另一些人冠冕堂皇的空话和谎言,除此之外,它再不会是什么了。再不会有什么用了。好象一些老了的人,靠着土墙晒太阳,嘴里却说着胡话和混话。曾经,我以为它是无所不在的,是自足且生长着的,是四处蔓延的藤蔓。而那些经典,可笑的经典,离我们越来越远,都是上个世纪以前的事。自从悲剧死亡后,它们也随之消亡在世上。可是,你问我,那你为什么还要写?我也问过自己。我被问倒了。我时常在两个极端摇摆。我的老师对我说过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话,感人至深触动灵魂的方是好文章。但显然不是。写作,一旦产生了,就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随着阅读的深入,那些文字化作血液在血管中流淌奔腾,歧义,反复,障碍,隐喻,层出不穷的愉悦和痛苦,它们既是艰涩的,也是润滑的,既是物化的,也是感性的,像人一样,不会仅有单一的个性。有时候,作者喜欢把看法强加给读者,有时候,作者又喜欢自作聪明的进行哲学思辨。但不会有绝对的平衡,也不会有完满,因为地球也只是椭圆。那么,写作就是一件再单纯不过的事,对我而言,它哪怕仅仅是让我活着不惧怕死亡。
在学校里,那个女孩儿有个叫莉莉的好朋友。她只有这么一个朋友,她还没学会怎么交朋友。通常,课间休息时她们总呆在一起。那是夏天吧,她们坐在学校门前的树荫下,穿着相同的花裙子,手里拿着一支雪糕。有个男人走过来,应该是个男孩,身体瘦长苍白,穿着蓝条纹衬衫,袖子挽上肘部,裸露的左臂上刺了条蛇。他一直走到他们面前,似乎犹豫着。后来,他说想认识她们一下。莉莉咬着雪糕含糊不清的说,好吧,没关系,那就认识认识。她认为他眼熟,也许早就见过,也许早就该认识。对男人,她始终觉得神秘,觉得恐怖,可不像莉莉那么勇敢。其实只差那么一点,总是差那么一点。在内心里,她以为自己是羞怯的。再后来,他成了莉莉的男朋友。他们三个,形影不离,多奇怪,到外面吃饭喝酒三人一块,跳舞也是。他有时邀来别的男孩陪她,跳舞有时也和她跳,总是规矩的很。那些男孩为她的冷淡恼怒,不再来了,她也不在乎。他们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莉莉家在新城,碰上父母同时上夜班,他们就都宿在她家里。她住一间,莉莉和他住另一间。她听莉莉说起过,他们怎样怎样,如何如何。若是莉莉说,她就听,若是不说,她也不去问。听的时候也不多问,也不觉得好奇。然而,一切都在淬不及防中发生了。那天夜里,他们看了电影喝了酒,随后住在莉莉家。半夜,她仍未入睡,她听见门发出细碎的响声。她觉察一个人悄悄走进来。她知道是他,她装作睡熟了,手抓着被子,身体僵硬的像是冰块。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她觉得他趴下来,吻上唇,自然而然有了回应。那些事她虽不懂,却听得多了,除了有一点紧张,再没有什么。一切都在自然中发生了,没有抵抗,没有话语,仿佛早就该这样,仿佛她一直期望的那样。充满眩晕和快意的疼痛,她只有咬紧唇,不使自己发出声音。
是的,羞耻。再没有比这羞耻的了。17岁就知道了羞耻。一次又一次的羞耻,毫无廉耻。她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明白无误的正在伤害着她,却不知为什么这样做。17岁堕胎,父母不知道,他们毫不知情,从那以后,羞耻也就不成为羞耻了,它成了另一种东西,成了毫不相干的纸屑。但纸包不住火,她终究要知道。反目成仇,还能怎样。她早已料到,是啊,总归会知道的。那个冬天,下着大雪,雪使肮脏的大地洁白了。雪吹在脸上,流下的泪凝结成冰。他跪在雪地里恳求她,雪把他变成雪人,她也是。惟有沉默让大地洁白,使羞耻荡然无存。她走在雪地里,听脚下的积雪发出喀哧喀哧的脆响,人也像雪花一样轻飘。她没有回头,她知道自己一旦回头就让他看见了泪水。
现在,再让我回忆17岁的事,很多都忘了,很多都记不起来了。那个男孩,再也没见过。他辗转托人捎来的信,看也没看就被烧了。而她,反而记得清楚。她咬着雪糕含糊的话语,在操场上举手投足作操的姿势,被老师提问答不出来的窘态,对着天空发呆的样子,反倒记得一清二楚。
其实,我要说得不是这件事,而是另一件。很久以后,我突然明白了她脸上的表情,因为在衰老的父母脸上,也惊人的出现了那种表情。不是巧合,或早或晚,总要出现的。我明白了,人人都是的。这就是宿命。好象你和我一样,欢颜,相隔万里,为得是能找个人说话。你说了,连丈夫也不了解你想什么,在这点上,男人无疑是蠢笨的。
母亲说,你曾有机会有个哥哥的,她说,他三岁时死于肺炎。那时,她大概也了解了孤独是怎么回事。只是太晚了,太晚了。她说,你该有个哥哥的,弟弟也好,总之有个兄弟姐妹都是好的。母亲兄妹五个,有两个哥哥留在广西老家务农,一个妹妹嫁到上海,还有个也在Z城。就是这个最小的妹妹,嫁给一个国家干部。她过得不幸福,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不仅在外面羞辱她,还把人领回家。她有个女儿,死时女儿才十三岁,在外地上学。她死于服毒,尸体在家里三天才被人发现。那个男人,也就是我的小姨夫,只呆了五分钟就走了,其他的后事都是母亲和父亲办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死的,悄无声息,与降生时热闹的景象成鲜明对比。死亡,我常常想到。但为何自绝?我不知道。那已经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活人的问题,是现在活着的人的事情。除了尊重,也许还应该有点什么,惋惜,叹气,他们这样做地时刻,那些时时刻刻,被死亡阴影包围的孤苦无助的心情。欢颜,我想过,我不会。我能觉察到死亡蹲上枝头,神秘莫测,几乎无声的侵蚀,仿佛水对铁器的侵蚀,仿佛风对岩石的侵蚀,看不见,却觉察得到。但我不会。我害怕,我怕死。我怕路上的汽车,行人,怕那些陌生的面孔和声音,怕所有无原由害怕的东西。我还怕穷。
那些日子,家里穷。母亲病倒了,心肌炎,上不了班,仅靠父亲微波的工资养家糊口。我的衣服全是母亲的衣服改小的,缝缝补补,像面口袋罩在身上。有一件连衣裙,洗了多少次,几乎能看见里面的肌肤的颜色。母亲在下边摆打了褶子,又在胸口绣了朵花,就穿在身上。
她问我好看吗?
我说好看,似乎带了讨好她的想法。
她苍白的脸在阳光下更显得苍白,略带得意的笑着,皱纹密得发亮。即使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少见的,但那也是实在的欢乐,更多的是安静,让人恐惧的安静。母亲说,我这一辈子毁了。我知道她说得是父亲。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他们没有争吵过,也不会,似乎从来没有。他们之间的交谈也极少,往往三言两语就说完了,其他的话绝不会有。玩笑,没有,游玩,没有,看电影,没有。他们什么都不作。只有敌视和漠视。父亲去上班,母亲就躺在床上,仿佛死了一样,只有墙壁上滴答作响的钟摆提醒她还是一个活人。
有一次,他们破天荒请人来家吃饭。那时,家里状况要好一点,我参加了工作,是一家工厂的岗位工。仿佛是为了补偿,我把少得可怜的工资都买了衣服。我穿上绣了花边的,带着褶子的,带有流苏的衣裙,我以为,我是美的。也可以用北方话说,叫做臭美。不管怎么说,只有那时,我才觉得自己是可以快乐的。我也注意到那些小姑娘们羡慕的眼光,那些男人贪婪的,甚至是淫亵的目光。可我不在乎。就让他们看吧,反正也少不了什么,反正也损伤不了什么。相反的,我体味到母亲坐在阳光下绣花的得意,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快乐。
虚荣,是吧。可以说是的。
客人的年纪看上去比母亲小一点,脸上扑了粉,描了眉线,抹了口红,是那种中年妇女的时髦打扮。相比之下,母亲太寒酸了。她很健谈,言语里透着精明。她拉着我的手,先是夸我漂亮,后来又问我多大。她赞不绝口的夸着我的漂亮,手也舍不得松开。她的精明让我害怕,仿佛其间存在什么阴谋。
菜是父亲烧的。他烧得一手好菜,什么糖醋排骨了,粉蒸肉了,酸辣土豆片了,都是些家常菜。却比饭店的好吃,值得夸赞。过了一会儿,她果真夸赞起父亲的手艺来。我却只吃了几口,就躲到旁边看书去了。她用一根牙签剔牙,坐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牙签刮在牙齿上发出噗噗的响声。我觉察到她不动声色的目光,仿佛一只捕食的豹子,冷静而残忍。那样的眼睛,我常常梦到,有时候背景是黑色的,一双眼白过多的眼睛,晶体上满是血丝,像是蜘蛛捕食后留下的丝线;有时候,背景扩大到无限苍茫的白色,好象雪后的大地,黑色的瞳仁仿佛雪地上一块污痕,怎么也洗不掉的污痕。
看来,父亲是老了,佝偻着脊背似乎一张弓。他在厨房刷盘子,水龙头发出哀鸣。母亲则请客人去房间里。我听到了。我已经猜到他们要说什么。无非是想把我嫁出去,某个男人,工资了,住房了,学历了,等等。她们不时发出尖锐的笑声,仿佛瓷器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的声响。那会儿,我已经想好了,随便什么男人都行,只要不是傻子,不是瘫子。只等她开口。对男人,我没什么想法,无论谁,大概都一样。在工厂里,那些女工谈论男人,肆无忌惮的话语让人吃惊,但久了也就习惯了。我想,谁都是可以习惯的,像父母爱恨交织的生活,那种爱又化作恨,恨再化作爱,翻来覆去永无休止。
我还没来得及说到父母的恨。在我看来,那种恨是无声的,是冷漠的。两个彼此毫不关心的人。不是不会去爱,也不是不会关心,至少,他们是爱我的。我深知恨的力量,那毁灭的力量,吞噬生命的力量。但不是。他们的恨更多的是暗自敌视,更多的是消磨彼此的青春和肉体。对那个男孩,自始至终我也恨不起来,有时候想想,甚至觉得可怜。因为他还没学会对待孤独,因为他还未曾体验过绝望。只有绝望和孤独,只有那与生惧来的,挣脱不掉的东西,才让我感到欣喜,让我时时感到自己还活着。
父亲老了。略显臃肿的脸上,带有一种上了年纪的人特有的暧昧的昏庸。年轻时,他算得上英俊。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后来却怎么都找不到了。照片年代久远,是黑白的,已经发黄,额上的头发略微卷曲,脸上棱角分明,颇有些古希腊雕塑的味道,挺直的鼻梁上架着的眼镜,又使他多了点书卷气。可能是上学时照的。后来,也许是搬家时弄丢了,也许是母亲卖废纸丢掉了,总之是不见了。父亲爱照相,出差总带回来很多相片,那张我最喜欢。之后的相片变成彩色的,有的还打上日期,姿势各不相同,背景无非是当地的名胜古迹。也有山水的,有一张北戴河游泳的照片,当时他已发福,挺起的肚腩使体形残不忍睹。他一手叉腰,带着笑。但那笑容隐藏的却是另一种含义。是吧,欢颜,我们都有过的青春,欢笑,嬉戏,伤心,种种片段以相片的形式保存下来,再看时,已经是另一番滋味。他上过高中,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在单位是技术骨干,后来又当了工程师。但他为人软弱,与世无争。这点恰好与母亲相反。母亲的病,也是争强好胜惹来的吧。在他们的时代,好强绝不是一件好事,或许平庸才好。我以为他们有过爱情,但那爱是相互折磨,和相互羞辱的。他们在埋葬,互相往对方身上铲土。坟墓早已挖好,只等着那一天罢了。没有红脸,没有争吵,家,已经空得剩下坟墓上的石碑。外人说,多好的家庭呀。我却只听到嘲讽。连那张“模范家庭”的奖状也是醒目的嘲讽。经过地铁站时我这么想过,我倒是更喜欢那些天天吵架的家庭,无论如何,那是充满活气的家庭。这里,静悄悄的。吃饭时,谁也不说话,他们不看对方,看得时候也是充满冷漠,像是看一块不相干的石头,仅仅看了一眼又把头掉开了。他们的敌视,我看见了,我早就明白了。恨不得让对方化作灰,恨不得对方死,已经不是厌恶那么简单。
人们都说到了我的沉默。人们都看到了我的沉默。他们说我不像19岁的姑娘,我的父母,师傅,工友,过去的同学都这么说过。他们说起我的沉默,仿佛说起一个笑话。早就有了。从懂事起,那沉默就紧跟着我,如影随形,我的样子,17岁就已定下来,到19岁,25岁,30岁,都不再发生变化。他们说那就是沉默的样子,木纳的样子。是接近死的样子。
“怎么办呢?你这样?”母亲说。她发愁。发愁我嫁不出去。
我说没什么,不用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已经无可挽回了。也许她说得对,我该有个哥哥的。我的师兄,人们是这样叫的。只比我大一岁。家里在农村,早早结婚生子。我觉得,如果有个哥哥,也该像这样的。像山一样。他说你该快乐起来。他会吹口琴,不知跟谁学的。口琴握在手里,看不见了。在那个山冈上,长满了牵牛花,泥土是红褐色的。蜂群发出嗡嗡的回声。仿佛风吹过水面的声音,仿佛流水淌过卵石的声音。我问他是什么曲子。他说叫“红河谷”。他是个孤儿,从小被舅舅养大,过早明白了辛酸。也就是说,他本来的样子该是另一种情况的,有父母疼爱,能好好读书,或许考上大学,开始新的生活。但不是。但被彻底改变了。
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冬天都要有场雪,雪是冰冷的,一但下起来连续几天不停,让人窒息。晚上,雪落在平原上,落进城市的灯光里,落向高楼的玻璃幕墙上,象一片柔和的云,悄无声息。茫茫黑夜的远方传来火车汽笛的鸣响,有的人睡了,缩进暖和的被子里,脚踩着热水袋,屋里的炭火或是暖气使人惬意温暖。第二天醒来,她走出屋子,走下楼梯,发现门洞口冻死了一个乞丐。凌乱肮脏的须发看不见表情。他临死前想到了什么?无人知晓。他是不是也曾抱怨命运的不公,无人知晓。他家在何方,姓甚名谁,更无人知晓。大雪掩盖了美与丑。我印象里见过他。总是呆在学校对面,远远的张望。头上戴着油腻的老式绿军帽,脚上踏着浅腰解放鞋,口里喃喃自语。就是这个样子,再不会是其他样子了。也许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他们的样子,恐怖而残忍,可怜又张狂。像许多人的样子,面目可憎。我写过他,在另一篇小说里有他的影子。他的生活,他的从前,他的家庭,都不是我所关心的。一个人疯了,成了别人的耻笑对象。他不再是他了。一如童年的溪流,河蚌,蜻蜓,再不是记忆中的那副样子。晚上,他躲进垃圾箱睡觉,白天,他从那里钻出来站在学校门前等候上学的孩子。他多大了,总有四十岁了吧。脸上的胡茬被剪过,经常是伤痕累累的模样。被酒鬼打过,被孩子们捉弄过,为了一口饭向别人企求过。有一次,他被城管队的人抓住了,强行关进铁笼子运走了。有一次,他被市容管理人员诱骗到另一个城市。他倔强的回来,仍站在老地方。仿佛这儿对他有一种看不见的引力。
欢颜,写下这些文字时,一列火车正穿过辽阔的豫北平原。对面的老男人漫不经心的用一根黑色发卡掏耳朵。他说一口蹩脚的南方普通话,尾声带着“咝咝”的气流,好似一条垂死也要抖搂威风的响尾蛇。而他的面孔,始终呆板呆滞,仿佛戴了个空壳面具。他说起北方的贫穷肮脏,人的野蛮狡诈,带着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人的轻蔑和不屑。哎呀呀,如何如何了不得。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但火车永远抛弃乡村,它连接着各个城市或近似的小镇。人们眺望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繁花似锦的年代。倚着锄头休息的老人,拔草的孩子,升起炊烟的矮房。我的童年,就是在乡村度过的。对城市,对Z城,我缺乏至关重要的亲切感。我看见城市耸立在原野之上,像人一样无不袒露着赤裸裸的欲望,向周围扩张,渗透。原野再不是空旷的了。人的野心构造了城市。人们架起电线,铺设公路,盖起各色欧洲风范的,美洲风范的大厦,主题公园,广场,一环,二环,城市的核心被层层包裹。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我把快乐留在了那个小山村。
曾经,我是多么期盼回声。一个小女孩,在深秋的夜晚守侯着孤独的水井,一次次的倾听手中的石子落进水中的咕咚声,传说中的魔法师始终没能出现。在另一个相似的夜晚,等候的白马王子变成了可怕的巫师,多荒诞。好象一出歌剧,没等到白天鹅却等来了粗暴无理的黑天鹅。对我,父亲和母亲是没什么指望了,唯一希望的是我能快嫁出去。在这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许,有那么几次相亲,也有值得心仪的男人。谈吐不凡,举止优雅,颇有成熟男人的气质(多数还只是孩子气的男孩儿)。相似的约会,看电影,请客吃饭,一起去游乐场所。不久,他们原形毕露,谈吐不凡其实是夸夸其谈,举止优雅只是虚伪的别称,所谓成熟,更是夹杂了漠不关心的市侩。他们把硬币丢进乞丐的破碗里,一枚枚硬币叮当作响,脸上带着皇帝般高高在上的满足。那不是赐予,而是另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他们的笑容,彼此类似,仿佛之间有什么密切协议。有时候,也发出大声呵斥,“走开!”避之不及的苍蝇。那是心情不好的延伸。
我们偶尔谈起过男人。谈起过从前的时光,谈到彼此的工作,谈到电影,谈到艺术,一些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在Z城的中央,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凤凰电影院。我一定对你说过。灰暗班驳的墙壁,壁灯亮起来了,人们落座,仿佛是此起彼伏的座椅,有些人摸黑进来,点起打火机照亮。银幕上沉默的话语,迎彻银幕下黑色的人群。前排的孩子调皮的把手伸进放映机的光柱里。她对他说:“电影就要结束了。”
一片光撒在他的前额上。
他说:“好像你和我。”
水银灯一盏接一盏点亮,一盏出现故障的灯不停的闪烁,人们打着哈欠,精神疲倦的走出去。也有些人感到满意,彼此间仍讨论着认为精彩的剧情。他说:“电影是乏味的。”她没有附和他。但她认为他说得对。是该结束了。
似乎就是这样,我没办法讲得完全。他们之后再没有联系,即使在街上碰面,也是彼此点一下头,微笑一下,谁都不说话。好象那个看电影的夜晚。仅有的交谈彻底结束了。无法妥协。
我似乎还没提到他,还没提到那次舞会。那次舞会的主办方似乎是Z城某集团公司团委,目的是为大龄单身男女牵线,免费提供饮料和啤酒,唯一的要求是参加者必须戴上面具。于是,一些动物,一些神化传说里的人物,一些希奇古怪的东西聚集一堂。看看我这身可笑的装束吧。一张魔鬼的面具,大概是夜叉。起初,我并不想来,但熬不过一个女同学的热情。那张面具就是这样买的。本来想挑一张仙女的面具,却被她抢先了。那么,就是这张吧。也不错。挺有趣。戴在脸上,被镜子里怪模样吓了一跳。夜叉的脖子细弱,白色连衣裙,一根淡紫色的细皮带拴在腰间,皮鞋是黑色的半高跟。再看一下,应该没什么闪失。店老板是个卷发年轻人,他呵呵笑着说,你这身打扮真是棒极了。我的女伴,大概是想通过这个机会找到如意郎君,精心挑选的服饰和修饰的头发。其实,在这之前,游戏就已经存在了。尽管对我来说,它也许算不得游戏。有几个男人,他们显然是不在乎的。那么,我也不必斤斤计较。合则聚不合则散。大家来去自由,谁也不觉得亏欠。
我那副样子还在,隐藏在虚假面具的下面。想来,它是不会改变了。暗红色唇膏下嘴唇上的纹路,仿佛祖母沧桑面孔的皱纹那样显眼,脸是苍白的,喝了酒也会发红,从颧骨向腮上扩散的嫣红。他们说我是迷人的。也许是恭维。但我不在乎。眼睛大而无神,空洞得近乎凄切。这副模样,早就有了,而且以后的改变不过是在千疮百孔的面容上再加一道伤疤。而我的头痛,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才不会发作。好吧,掺了酒的饮料,一杯接一杯的燃烧。他们的可笑,尽收眼底。我的可笑,蹒跚的脚步,颠起脚尖走路,风摆杨柳,或者其他,也被他们看在眼里。
他站在一张屏风前面,戴着长耳朵怪物的面具,似乎醉了,似乎在等待什么。屏风上的山水被他的面具遮蔽了,一叶小舟翘出尾巴。人们在屏风前翩然起舞。
从1990年到1998年,母亲病了8年。终于有一天,她熬不住了,死在了父亲的仇恨之中。她的病原非不治之症,但由于她的一再耽搁,终于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她说,我这辈子是毁了。我猜到她话语里隐含的意思,她不想我跟她一样。她大概早早预料到自己的结局,无非一死。她也是这么希望的。因为只有她的死,才能更大的报复父亲的仇恨。在她的葬礼上,我又看到了父亲的眼泪。他哭得像个孩子,那么伤心,那么忘乎所以。就在之前的一个晚上,父亲蹲在太平间门外给母亲烧纸。火焰卷起飘舞的灰烬,风在凄厉的吼叫。他一面用一根树枝拨弄火焰,一面流着眼泪。那泪水既是恨,也有爱,或许还有懊悔。后来,他说,终其一生,也未能让她快活起来。是啊,他们始终为对方活着,我甚至以为,他们的漠视,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沉默,恰恰是无法说出的爱的证据。那个年代的人们,大概就是这么爱的,也是这么恨的。也有人杀人,也有人发疯。其实是受不了了,是熬不住了。熬不住了,才会死。心死了,人也就死了。伴随一声悲鸣,母亲被推进焚尸炉,门决绝的挡住了活着的人,把他们挡在门外。从此之后,阴阳两隔。我的大舅,母亲的大哥说,她离开家乡时才这么大,还是一个大姑娘。他指了指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父亲老了,拿筷子的手被老人斑吞噬了,颤抖的节奏越发明显。葬礼后,他的苍老更是一下子显现出来。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母亲死时,才四十九岁。她死在一片孤寂中。对于死后的事,是再也不用看见了。人们都说我像年轻时的母亲。我的大舅,姨妈,还有街坊邻居都这么说过。她的遗像,被挂在墙上,挂在客厅闹钟的对面。像框周围蒙着黑纱,脸上带着苍白的微笑。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从前照的。母亲不喜欢照相,这点和父亲截然相反。当时她身体尚好,大概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织毛衣。也许正是我身上穿得这件。父亲摆弄着相机,给她照了一张。大概就是这张。视线散漫,下颌向内勾,脸上的微笑是显而易见的。她织的毛衣,拆拆织织,仿佛永远也织不好。她还会绣花,绣一些小鸟了,牡丹花了,小鱼小虾了。家里的桌布,沙发垫上的花花草草都是她绣的。这个本事我却学不会。有一阵子,她突发奇想,要在家里开个绣花铺补贴家用。为谁家的孩子绣个肚兜,或者为谁家的姑娘绣个手帕。贴广告的事被我和父亲拒绝了,理由是年代不同了,没人喜欢这种老古董。她确实没有商业头脑,讲价钱的事要我来做,若是有人挑剔就不收钱,自然开不长久,一个多月只有两桩生意。后来,她又用偷偷省下来的钱买来毛衣编织机,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她和父亲一样好面子,就这点来说,她是作不了商人的。
那台毛衣编织机在母亲死后又在家放了很久。父亲舍不得卖。他天天擦拭,用布盏了水,沿着机器骨架慢慢的移动,仿佛轻轻抚摩母亲的面庞。轮轴锈了,又从厂里拿回机油。他就守着这台再也没用的机器老下去。有一次,母亲说要用这台机器给父亲织一条毛裤。那时,离她死已经不远了。她接连忙活了几天,又让父亲出主意对机器进行改造,可不知为什么,接近成功时又放弃了,一件半成品,就丢在那里。我问她怎么不织了,她笑笑说没意思,不想织了。这件半成品一直被父亲珍藏着,放进柜子的最底层,上面压上一包卫生球。等他再拿出来时,却被虫子蛀掉了。我揣测过他们的年代,猜测过他们的情爱。那些被简单的衣裳,被单调的口号,被贫瘠的生活包围的年代,想必与我们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吧。那台机器终于被一个收破烂的小贩买走了,他把机器抬上三轮车,吆喝着号子消失在路的尽头。橙黄色的天底下没有树,高楼林立,父亲站在楼下,脸上是一抹夕阳的悲凉。
我们的时代,是啊,繁花似锦的年代。电车打着铃驶向下一站,广告明星诱人的红唇,商人揣着一口袋支票。北京,欢迎您。上海,欢迎您。郑州,欢迎您。沙里的太阳。田园诗意。金水桥上的乞丐。为何死人那么多。他们排成行,祈祷,忍耐。要忍耐。口里诵出黄金。
她,这个小姑娘,如今已经不小了。几时学会了梳妆打扮?口红,爱丽碧斯牌,要暗红色的。还有,黑色的?她的姿态是轻浮的。但脸上的表情,被面具遮掩了,似乎有什么丑事。我还看得见,她过早学会了虚荣。他光着脊梁站在窗前,莫名悲哀的看着女孩儿哼着一只简单的曲子,用一把翠绿色的梳子梳理着一头长发消失在晨曦升起的地方。但他知道。女孩儿走了,而且是永远不会回来了。她偶尔也会想起他的样子。单眼皮,嘴角向右微微倾斜,仿佛对任何事都不屑一顾。那个女孩是再不会回来了。(欢颜,我想起你说过,青春只有一次,那么,爱情也只有一次了。在这一次,什么信仰,道德,正义,规则,已经全都无关紧要了。)
他的样子我是忘不掉的。睁开眼睛,那细长的眼睛,坚韧的鼻子,他,在男人里算不上英俊。但那姿态,那样的迷人。我知道了,其实第一眼就知道了,每一眼,我喜欢他。他走近我,闻得到淡淡的酒香和烟草的芬芳。他这种人,我是了解的,需要酒精来壮胆。像一些街头小流氓,不那么可怕。对他,我还猜不透他的职业,应该是小职员之类的吧。他走路的姿势显露了性格的秘密,他是羞怯的,起码对陌生女人,他是怯懦和害怕的。他站在面前,眼睛在面具下犹豫。我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跳一只舞。我说可以。我拉着他的手,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我们走向舞池中央的无人地带。没想到,他的舞姿漂亮极了,像是经过专业训练。我们都不说话,也避免看对方的眼睛。旋转,他的手轻轻推着我的腰,另一只手牵扯着我的手。他的手宽厚,温暖,湿润,因为紧张吧,所以出了手汗。关于这些,他并不知道,我也从未对他说过。他根本不了解自己。这些明显的气质,大概讨得不少女人的欢心,但他不知道,他也不会利用自身这些还未知的优点。许多人停下来,看我们跳舞。我的舞姿,说不上优美,只能说稚嫩,刚好能睬得上鼓点。但那瞬间,旋转起来竟有了飞舞的意味。
这些话我都没对他说过。我们的相识始于那个喧嚣的场所。他比我大12岁。从外表看,他显得很年轻,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怯懦。这大概是他生命里的第一次激情,第一次婚姻之外的激情。他的婚姻,是古老的指腹为婚。因为彼此父母是世交,所以从很久以前这桩婚姻就注定了。其实,我也猜到了。他是结过婚,有过妻子孩子的人。他问她的名字,她告诉他了。他又问起她的工作,她也说了。他说他知道,他去过那个工厂,烟囱很高,大门前有一座漂亮的电子屏。他还说认识工厂里的几个人。他说出几个名字问她,她说不知道,不认识。
我原以为,爱情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这个时代,什么都有,什么都齐备,况且,我也不打算相信。在他之前,有过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人,我们作爱。贞洁,是要用性命做代价的,所以,太多的人都不打算贞洁。这种可笑古板的东西,像古老的女人的缠脚步,揭开来暴露在阳光下的丑陋的畸形。那么,只是需要,只要喜欢,就足够了。我的身体,还未曾真正打开过。和那个男人作爱,并不觉得多么的快乐。不象人家形容的那样死一样的快乐。我以为,那是第一次堕胎遗留的感觉造成的。
那是Z城郊区的一栋房子里。他说是父母的房子。从窗口眺望,绿油油的庄稼长在春天这个季节里。更远的地方,有一片桃园,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正艳,仿佛是夕阳之下的一片云彩。天不总是那么明净,而是像铅块一样,沉甸甸的压上心头。肉体的颜色也是如此。一群孩子在野地里放风筝。他看着我。这时,他才有一点成熟男人的沉稳了。
他们是坐车来的,他的车,他说是朋友借的。一辆黑色奥迪牌小轿车。她坐上车,坐在他的身边,一阵悲伤。他们的交往就要从此开始了。她是虚荣的,她知道自己不能抵挡这种虚荣。从此后,虚荣即将跟随她一辈子了。
他开始说话了。他讲起自己的家庭。讲到从前上学时的一些并不可笑的趣事。他又说起自己的职业。这才知道,他是一个警察。这时候,什么都晚了。她记得自己是憎恨警察的。他属于Z城高干家庭的一员。他的岳父,是Z城重要的领导。他的父亲,已经退休,属于那种人已退休,却依然握有权力的那种。他的哥哥,也已经进入了某个重要的权力圈。这些,在他嘴里说出,平平淡淡,毫无一点夸耀的意思。而他,总是那么无足轻重,从小就生活在哥哥的光芒之下。说到这里,她才明白了他生活的不快乐。这个孩子,若是生活在普通人家的老小,定是被骄宠惯的。但他生活的这个阶层,注定了要被忽视。他还有一个姐姐,后来我见过,是某个学校的校长,人很谦和,但谦和下面却有一种不容接近的味道。他说到自己的妻子,一个嗜好打麻将的女人。家,是无须操心的,孩子交给了保姆,与圈子里的朋友打麻将吃饭成了最大的嗜好。有时,几夜不归,回家倒头就睡。他们争吵过几次,每次都以他的失败告终。因为他的妻子是家里的独生女,被宠的不成样子。他的父亲训斥他要忍让。他也就不管了。那个小男孩,虽然被家人喜欢,可谁也没办法。六岁了,智力上有一点障碍,只喜欢看电视,也不会喊人,其他的什么都不会,脱离了保姆连穿衣服都成问题。这个已婚男人,带着个小男孩,他的儿子,虽然有母亲却像没有一样。
总是这样,交谈以某种形式展开,最后却归于沉默。
这个小男孩不会叫爸爸,爷爷,奶奶,也许会的,只是不愿说话。但他会喊我的名字。我给他买过玩具,一辆漂亮的小火车,会发出汽笛的鸣响。有时,吃饭时他也带上儿子,我们去吃中餐,西餐,火锅,大排挡。有个叫“玛格丽特”的西餐厅我是记得的。银色的刀叉,精致的瓷器,悠扬的提琴身,安静的气氛。来得人都是那种有身份地位的,有钱的人,说话声悄声细语。像我这样的人本不会来的,是他带我来的。那里的饭菜,价钱贵得惊人。我们吃饭,他的儿子则在一旁摆弄玩具。忽然,他仿佛惊醒了,有个服务生不小心摔了只盘子。他看着,随后拿起桌子上的盘子摔向地面。砰的一声脆响。他又拿起我和他面前的盘子一只接一只摔得粉碎。他的父亲苦笑的望着我,也不去阻止。于是,我也拿起盘子,学他的样子摔了起来。瓷器爆出的脆响使人兴奋,使人侧目。这个小男孩以前是从不理我的,好象我根本不存在,那次以后,他却记住了我的名字。他的父亲让他喊阿姨,喊姐姐,他仍然固执的喊我的名字。那次,他赔了一大笔钱,但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说,他的孩子从没喊过除妈妈外任何人的名字或称呼。
对于我的存在,他的妻子也是知道的,他的家人也是知道的。他也受到过告戒。他的妻子呢,根本没把我当成潜在的敌人。这个女人被宠坏了,一直居于家族光环的光芒里,根本不会在乎一个平民的子女。他的父亲,哥哥和姐姐,肯定也为此警告过他,说过一些难听的话。所以,他的脸色总挂着阴郁的云,他就一直生活在这种被管束的氛围里,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过。连他的职务,也是拜岳父大人所赐。一个闲职,虽说有好听的称号,却用不着做多少事,没有其他低级警察的危险,劳累。这点,他是清楚的。一旦和家庭产生矛盾,自我的生存能力实在有限。这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光透进来了,散发出五颜六色的眩目光彩,灰尘在光束里纷飞,隔着窗栅是田野的气息。有个游街穿巷的小贩沙哑的嗓音透过薄薄的纱窗钻进来。我们闻得见那田野的芬芳,闻得见彼此身上的气息。他的软弱,我也闻得到。
那是一个下午,他打来电话找我。那天下午,我借口头疼请了假没去上班。
是另一辆车。他开了一辆白色警车,停在离家很远的路口,他怕被别人看见。他坐在车里抽烟的样子像是沉思。车子沿着Z城中央大道漫无目的的前行。终于,车停在郊区清水河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他的开场白枯燥单调,这是个不擅言辞的人。那么静谧的河边,她已经有些害怕。不是怕他,他伤害不了她,这点她明白。是那种沉默安静的气氛使她害怕。她注意看着他,看着他的眼睛。他微微颤抖,身体僵硬的像一根木棍。他也盯着她看了。颤抖的嗓音说,他喜欢她。他说了一遍,仿佛怕她没听明白,就又重复了一次,这次说的是他爱她。她没有回应。也许,她能够说出别的话,能够说出不喜欢他。但她知道,自己是喜欢他的,那就不该说别的。他着急的问她,问她喜欢自己吗?问她爱他吗?她说不知道,不清楚,或许是喜欢的,可还没到爱的程度。她忽然笑起来,是那种放声大笑,仿佛竟有嘲笑的味道。他的脸色很难看,是生气了。也像是悲伤。像是沮丧。他自言自语说,也不看她了,他说自己从没爱过一个人,像爱她一样爱一个人,在家里,他从来没有感觉温暖过,他很想尝尝爱是什么滋味,温暖是什么感觉。他停下来不说了。猛然转身抓住她的肩膀,吻住了那嘲笑的嘴唇,仿佛野兽扑向食物那样凶猛。
吻不总是甜蜜的,也有伤悲,夹杂着绝望和欲望。她想要他。她想起母亲说的,我这一辈子是毁了。一种弥漫的绝望情绪让她想哭出来。在男人面前,她是不会哭的。她又不能不哭。有时候,哭竟成了对过去,对将来的一种义无返顾的决裂。她说,那好吧。
这个男人看上去软弱无能。对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兄弟妻子,他是毫无办法的。然而在她身上,他又充满了掠夺性。在她云朵一样柔软的身体上,他的坚强显露无疑。他的手指侵入她的每一寸肌肤。他们相互撕扯时已经失去了人类温文尔雅的样子。当每个人脸上都罩着一部假面具。是打开的时候了。他撕碎了她的文胸,撕掉她的底裤。流着眼泪。她告诉他,不要哭。相反的她的泪水一样的滚落。
在那间屋子里,分不清白昼与黑夜。肉体的开放也是一瞬间的事。她感到自己的欲望和绝望是怎样纠缠的,那是怎样刻骨铭心的快乐呀。天渐渐黑下来,也许根本没有亮。她像一只猫,蜷缩着身体坐起来。他还在沉睡,那肉体的颜色在黑暗里散发出宝石般的光芒。她俯下身,看着眼前熟睡的男人。就是这副身体,使人为之着迷,为之疯狂。她想到了死,像电影里那样,两个相爱的人服了毒药,就这样拥抱着在作爱时死去。这个世界,什么都有,惟独缺少了疯狂。她为自己的想法吓坏了。她抚摩他的短发,身体的肌肤上有她与他的汗味。那样神奇的东西,软软的,像一只匍匐的软虫。也许死,惟有死,才能脱离这个可憎的世界,这至死的快乐。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时时刻刻。夜从黑色渺茫的天幕中倾泻下来,倒在水银一样的大地上。夜似乎比白天还要喧哗。火车车轮轧在钢轨上的呻吟声,风卷起垃圾尘土的喘息声,野猫在不远处屋檐上哀鸣的哭泣声。夜连绵着另一个夜,似乎永无止境。
还有另外的夜晚,那时我六岁。我固执的认为自己记得那样的夜晚。我固执的认为自己从六岁就开始记事了。虽然很多人说六岁的孩子记不得什么。六岁的孩子会背唐诗,再大一点,会烧水洗衣服,还有一些乡村孩子古老的游戏。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麦秸垛,再往上看,是瀑布奔泻的夜空。这是牛郎星,那是织女星,这是狗熊星,还有木马星,总也数不清,好似冬眠后的萤火虫,点起一盏盏昏暗的灯笼。我的头发,被奶奶编成一根根细麻花辫,舒服的躺在颈后。我的手,也曾摸过镰刀,割过草,虽然只是儿戏,现今握在邻居家的小哥哥手里,他的手,怎么都不像孩子的手,茧子,伤疤,那么僵硬,却是温暖的。两个孩子在麦秸垛里挖了个洞,躲进去,像大人们那样诉说心事。麦秸杆有太阳的味道,有粮食的味道,刺激的鼻孔发痒,直想打喷嚏。摒住气,也许小妖怪在附近巡逻,专拿小孩儿回去听他们讲故事。月骑上树梢,像一枚鸭蛋黄。林子里起风了,轻柔的摇摆,参差不齐的阴影。孩子听见虫豸的低语,以及那些未知的神秘,绷紧的身体。所有的夜晚,似乎都凝结成这一个夜晚,那些孩子气的快乐和忧伤。
(人们说,Z城也曾有过一座塔,可惜它倒塌了,碎成一地瓦砾。有两个孩子,从小就住在塔的边上,他们很穷,也很快乐。他们梦想过用工地上废弃的砖头造出塔来,比原来的塌还高一百倍。从下面望上去,只能看见飘渺的蓝天和白云,从上面望下去,只能看见飘渺的白云和大地。那是Z城最接近太阳的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塔身从来都是倾斜的,像一座通天的梯子,走上去,好象踩在悬空的绳子上,有眩晕症的人绝对上不了塔,因为他不了解塔的高远,也不明白塔的含义。他们刚踏上第七层的楼梯,就会被晃动吓得吐出苦胆。它是为那些沉默不语的人造的,为通灵的诗歌造的。无论何时,它的梯子在那些人的脚下无比坚实,它的大门,总为他们敞开。而另一些人,徘徊在门外,犹豫,彷徨,嫉妒,冷嘲热讽的挖苦。他们始终不明白,被拒之门外恰恰是因为那些虫子般可悲的情绪。)
(我说过,我也写过,这是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不是我们抛弃了它,而是它抛弃了我们。它,肯定是存在的,只是远离喧嚣归于沉寂。多有意思,似乎一片荒漠比一座城市更能吸引它。欢颜,这正是我们的可悲之处。我们这代人是在说教的灌输下长大的,还未来得及适应,这个时代就已经变了。所以只有披着怀疑和不相信的铠甲。我看见一个个空壳灵魂飘荡在城市的上空,呼喊,挣扎,嚎叫。也不会有上帝,它的方舟上早已载满了人,挤也挤不下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不会有,即将沉没。我还看见,神话时代永远不会结束,总有那么多人造的和伪造的神让人厌倦。换句话说,这个世界被贪婪和欲望主宰了,似乎摇摇欲坠的巨人,行将毁灭。但这已不是我要多说的了。)
那是Z城最繁华的地段。商业区,两条纵横交错的长街,仿佛两条相互纠缠的纽带。天渐渐暗下来,高层建筑物显得阴森恐怖。几处大排挡已开始营业,空气里弥漫着花的香气,肉串的香气。吃饭的人的吵闹声从车窗外传进来。她坐在他的车上。车开得很慢,有时也停下来,她向窗外张望着。路灯橘红色的光使她眩晕,还有那些人,她忽然觉得头疼欲裂,忽然想大声喊叫。是那些人陌生的面孔,流着油汗的脸使她恐惧。红灯亮起,他犹豫不绝的看着她。他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刚才仿佛看见了母亲。她是那么老,白发苍苍的样子站在红绿灯前的人行道上。她第一次对他谈起母亲,谈起她的病。她说她就要死了。她说她不止一次想到死,想跟母亲一起死。母亲的病就像穷苦人的命运一样无法改变,被绳索紧紧缠绕无法呼吸。
一辆白色轿车悄悄靠过来,司机惬意的按了按喇叭。是他的妻子,还有另外几个人。似乎刚吃完饭,脸红得像是上了胭脂,珠光宝气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们对这边高声吆喝着,发出孩子恶作剧般的叫声。一个女人鄙夷的伸出小拇指,示威般指了指他。他的妻子呢,满脸堆笑,也许喝了酒尚未清醒,满不在乎的望了望这边。但她知道,她什么都没看见。绿灯亮起,那辆车一声长鸣,箭一般飞了出去。
他有时候也开车接送她上班。她说不必。她不愿别人看见。他就把车停在离工厂大门很远的地方等她。他帮她把车放进汽车的后备箱里,就这么载她回家,或者带她去某个热闹的夜市去吃东西。那时,他们也谈论过离婚结婚,似乎谈起一件毫不相关的事情。结婚,若是别人谈起定是兴高采烈的,在他们却是个沉重的遥不可及的话题,往往说了几句就草草收场。她明白,他是不可能离婚与她结婚的。他的岳父,他的家庭,根本不容许他这么做。他的父亲以断绝父子关系为要挟,说宁可没生过这个儿子。这些他从没当面提起过,但她是知道的。他的哥哥,专门找人对她说,只要同意离开这个弟弟,就答应给她一笔钱,也可以帮她换个更好的工作,或者送她的母亲到最好的医院治病。这些她都没答应。
这些事,人们想必都是知道的,也有些流言传到父母亲那里。母亲问我是不是真的,和一个有妇之夫。我说没有,怎么可能。母亲不相信,可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对这个女儿,她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了解过。所以她只有哭泣,只有拼命的折磨自己和父亲。她哭起来,时常昏过去,脸色煞白,嘴唇青紫。她也打过我,用一跟棍子,把我关进厕所,不许我出门,不许我上班。她说宁可我死。父亲焦躁的脚步在门外踱来踱去。我真希望他说别打了,可他总是不说什么。脸上的痛惜却是看得出的。棍子敲在身上,并不怎么疼,母亲的力气实在是太小了。在她面前,我是不哭的。她的哭泣已经代替了我的哭泣。她流着泪打我,往往棍子还未落下,泪水已经流了出来。我记得,小时侯即使再大的错,她也不舍得打我。那哭泣本是对我不争的怒气和怨气,后来竟变成对自己本身痛苦的悲伤。她把棍子扔在一边,说,好了,从此就随你去了。
我的师兄死于那个乌鸦哀鸣的夜晚,在商业区见到他的妻子之后的一天。他一直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和妻子,一对双胞胎儿子。和他同住的人在外面另外找了房子,于是把宿舍让给他了。只有一间屋,门口放了炉灶,厕所和水房都是公用的。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孩子也没进幼儿园,一家人就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后来,他的妻子找了个在街道打扫卫生的工作,每月200块钱,负责8栋楼房之间的清洁,几乎早上三点就要起床扫地。但他很满足,他说这样挺好。他后来攒了点钱,买了一台豆浆机,早上或傍晚轧豆浆卖,算是赚点外快。凡是厂里的脏活累活,一般都是他来做。因为他家不在本地,又是接班进厂的,嘴巴笨,经常受人欺负也说不定。但他一直很满足,从不见有半句怨言。他的身上有一种农民的天生的淳朴的满足感,就是那种即使受了再大委屈也惯于忍耐的脾性。领导骂他,从不见顶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多问。比方说,下了四点班,刚好赶上明天有领导检查,班长就安排他和别的人留下打扫卫生。别的人早早洗了澡遛掉了,把他自己留下,也不见他告谁的状。他属于那种乐观的人,似乎带了点阿Q的淳朴,却绝没有他的油滑和愚昧。有些事,他也是明白的,只是不愿计较罢了。他死时才26岁。班长说,你去槽子上检查。他就去了,再也没回来。没有人注意。这个班长大概找地方睡觉去了。到了天亮打扫卫生时,有人问,谁谁怎么不见了,等着他扫地呢。于是分头去找,在槽子顶发现一块断裂脱落的钢板,他的手电筒扔在搅拌器旁闪着昏暗的光,已经快没电了。他就这样尸骨全无,槽子里的强碱把他的骨头都融化了。这只手电和穿脏的工装代替他进了焚尸炉。后来,他的妻子被照顾进厂当了工人,又分了一套住房,这件事就此了结。
(我的母亲年轻时是漂亮的。他们说南方水土养人,空气湿润,皮肤也好。不像这里,风沙大,污染厉害,人的皮肤上总是长了各种斑点。我呢,从小在奶奶家长大,是在嘉兴附近的一个地方。母亲的家境尚好,从小聪慧,上过师范,这在当时算是挺高的文凭。我的父亲却相反,只念到初一就被迫辍学了。后来他参军到部队当了汽车兵,学会汽车修理,退伍被分配到Z城机械厂做了修理工。他是个能工巧匠,家里的水管了,自行车了,炉灶了等等,凡是坏了东西他都能修好。他的手,指尖修长,指肚饱满,手掌上满是老茧。这样灵巧的一双手,却代替不了他笨拙的舌头。他的沉默和木纳真是人所少见。)
我的父亲在母亲死后又孤独的生活了很多年,也曾有人给他介绍别的女人,他去过几次后都回绝了。而他的白发如雪后的大地,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面容日渐苍老,终于有一天,他的脸上也出现了母亲脸上有过的疲惫的孤独。在我的家庭,包括父母的家族,人人都惊人的相似,又是那么的不同。我,还有死去的小姨,属于较早出现那种表情的人。也许,小姨正是明白了其间的原因才选择了自杀。有一次,在她的家里,她对我说,她的心情,既不伤心,也不快乐。她的目光掠过头顶嗡嗡作响的电扇,停在被穿堂风卷起的天蓝色布帘上。她说,他已经不可能使她伤心了,只是小雅,让我放心不下。那时,母亲和我坐在她对面,外面传来孩子们放学的欢乐的嬉闹声。我忽然出现了幻觉,忽然看不见她了。但她分明坐在我对面,干燥的声音浮在气流的旋涡里。可我就是看不见她。我明明知道那就是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浅色便装,头发在脑后挽了个松散的髻,脸上似乎还有未干的泪痕。一定是我错了。那一定是另一个场合,另一个场所她的形象,带着哀怨和孤苦无助的表情。她就在我面前凭空消失了,变成了另一个不认识的人。她的抱怨,她的痛苦,但她说得不是这件事。我想起来了,她说得是我的表妹,那个叫小雅的女孩,她是她唯一的幸福,再也不会有别的幸福能够代替了。她说到自己的命苦,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过了一会,我重新看到了她的笑,带着说不出的疲惫和孤独的笑容。那是她最后的笑容。
她的女儿小雅,我后来又见过一次。之后,她的父亲说她退学到南方的亲戚家去了。那时,她已经有17岁了,却决然没有少女的清纯。她站在”麦当劳”门前的小丑旁,手指间夹着香烟,对身旁两个染黄发的男孩放浪的笑着,烟嘴上鲜艳的口红,那么年轻,那么快活,那么放荡。她也看到了我,耸耸肩,故做亲昵的吐了个不圆满的烟圈,嫣然一笑。到这里,已经完全不同于17岁的我了。她的脸上有刻意修饰过的美丽,却带着满不在乎,不屑一顾的神情。后来,我再没见到过她。也有人说在广州见过她,在广州火车站附近卖花,言语里带着轻蔑的口气。再后来,我收到她的 ,字体娟秀,中间有几个字被涂抹过。她说道目前生活得不错,淡淡得谈起从前的时光,但她只字不提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黄昏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欢颜,你也说过,你偏爱黄昏的美丽。短暂易逝,它的美尽在其中。那些雨季蒙蒙的黄昏,水滴从木棉树翠绿的叶子上滚落到另一片叶子上,天在这一刻明净的近乎透明,空气如水般可以掬于指掌间。有时候,阳光穿过在层层叠叠的云,透出威严的金色光芒,恰好照在一只蓝蜻蜓身上。它落在木棉花从里晾晒潮湿的翅膀,微微颤动。可不是,不是,我说得是另一种美。Z城是没有雨季的。有一天,我登上城郊的残破的古城墙,看见有位老人正坐在那里。傍晚的阳光依然明亮,但不够温暖,照耀在老人的倾斜着的脸的一面,被时光雕刻的皱纹历历在目。与不远处几位闲谈的老人相比,他是安静的,却不显得孤独,也没有喧哗,就这么坐着,仿佛一尊风化了的雕像。我以为他是美的,与“大卫”像强健青春的美不同,他瘦弱的身躯和被皱纹撕裂的面容更让我着迷。那是一种既没有生也没有死,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既像了然又像不了然的美。我长久注视着他。忽然感到惊叹。他的脸在赭褐色的城墙映衬下,泛起淡淡的柔和的光彩,仿佛陶器上的一层釉。然而皱纹又是恐怖显见的,把一张脸撕得四分五裂。我想不明白,明明是一张被生活摧残的不成样子的面孔,为何使我觉得了美,并且感到了什么,是那怡然的姿态,或是搀杂了宠辱不惊的冷酷无情。他直起身,宽大的旧军衣,一只袖管空荡荡的被风拂起,我看清了,是个独臂老人。
没有人明白夜莺为什么在七月歌唱。夜悄然笼罩了大地,安静极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来找我,说带我到一家好吃的韩国餐厅去。看得出,他很高兴。他这个人,有时候高兴起来就像孩子一样,也爱笑,但多数时间里他是压抑的。我想起来了,曾经我也是个多么爱笑的孩子,一旦笑起来就喘不上气。那笑声回荡在绿色的原野上,草丛里的蚂蚱,天上的风筝,即使被苍耳扎疼了手也能使我笑出声来。餐厅坐落在城西一条偏僻的小路上,靠近Z城科技馆附近。路两边有一些灰色陈旧的建筑物,似乎是某某机械厂的家属区。这些事,我都记得。每到晚上,家属区的老人就聚在梧桐树下纳凉。卖西瓜的瓜农在路边扯着嗓子叫卖,夜深后,他们将在路灯下打牌,或者拣偏僻的角落随便铺张凉席,就躺在机动三轮车下守着西瓜睡觉。
内容摘要
青藏铁路建成已经快两年了。在青藏铁路建成之前,西藏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地方上的物资供应及军事物资的运输任务都是由汽车运输团来承担的。
为了西藏的建设和藏族同胞的生活幸福以及边防的巩固,高原汽车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无畏的牺牲。
本文描写的就是奋战在青藏线以及新藏线上的汽车兵的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前言
青藏铁路建成已经快两年了。据公布的资料显示现在的青藏铁路承担了西藏百分之七十五的物资运输。可在青藏铁路建成之前,西藏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地方上的物资供应及军事物资的运输任务都是由汽车运输团来承担的,其中青藏线上的汽车运输团完成了大部分的运输任务。当时在青藏线上承担运输任务的汽车团就有上十个之多,并且物资运输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我记得很清楚,“黄金叶”烟出在河南的许昌,当时在许昌卖两角五分钱一包,可在拉萨也是两角五分,也就是说西藏的物价水平始终和内地保持一致,国家为此每年要付出数十上百亿的政府补贴。
为了西藏的建设和藏族同胞的生活幸福以及边防的巩固,高原汽车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无畏的牺牲。我为自己曾当过高原汽车兵而骄傲、而自豪。
我在高原汽车部队服役近十年,经历了许许多多高原汽车兵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些悲壮的故事很长时间都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能忘怀,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为了纪念那些为边疆的建设和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高原汽车兵战友们,也为了纪念那些曾经在高原上战斗过的和现在仍然战斗在高原上的汽车兵战友们,现在我把这些难忘的甚或是悲壮的故事写出来,以资纪念,也供读者了解高原汽车兵。
记得我刚入伍下到连队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一个连队第一次出发前往西藏,走到藏区的一个小村庄,在路边休息时,村上的藏族同胞诚惶诚恐地纷纷抱着干草往车头前面放,他们说这是铁牛,是“神牛”,一看见“神牛”他们就慌忙成群结队的抱着草来喂“神牛”。等到我入伍以后还经常听到藏族同胞说汽车是“铁牛”。因此我就把这篇纪实性的小说起名为“铁牛滾滾”。
由于本人文化水平有限,文字功底薄弱,又是第一次写这样长篇的小说,况且写出来的也只是高原汽车兵事迹的九牛一毛,误以及笔错误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多多指正。
目录
第一章:天路行者
一、入伍
二、炊事班的生活
三、第一次出发
四、学徒
五、奋战唐古拉山
六、副连长王昌盛
第二章:脚踏云霄
一、进疆
二、运粮救灾
三、负伤
四、脚踏云霄
(1)、翻越库地大坂
(2)、被困三十里营房
(3)、奋战界山大坂
(4)、挺进阿里
第一章
天 路 行 者
一、入伍
已进入冬季的青藏高原气候寒冷,温度很低,今天又是新兵们下了火车开始转乘汽车的第一天。由于刚到高原,车队在翻日月山的时候大部分的新兵都开始有了高原反应,有几个人已经开始呕吐起来。所以中午时间到了倒淌河兵站新兵连就安排休息了。这里海拔已超过了2000米。鲁陶由于经常进行体育锻练,他还没有出现高山反应。
鲁陶年令虽小,但个子在新兵中间算是较高的,所以接兵的连长和班长都叫他大鲁,新兵的战友们还都是叫他小陶。
下午二、三点,虽然天寒地冻,可倒淌河兵站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新兵连王连长为了抵消新兵们的高山反应,想办法活跃气氛,他就与兵站协商后决定在这里组织进行一场篮球赛,由新兵连对兵站。鲁陶没有被安排上场比赛。
“小陶,你怎么没有上场?”看到鲁陶在场边站着,李进义说。李进义跟鲁陶关系最好,也是最了解他的同村老乡。
鲁陶在上中学时就是校篮球队的队员,球打的特棒,这些情况王连长是了解的。可这个时候他只能站在场边观战,这使他很有情绪,也使他想起了入伍后刚坐上军列第一天的一件事情。
十一月二十三日,是鲁陶永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他被批准入伍了,光荣地成为了人民解放军战士,这也使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鲁陶得知被批准入伍之后,兴奋地一夜没有合眼。新兵连给他们放了三天假,鲁陶穿着崭新的军装走亲串友,亲戚、朋友、同学都十分羡慕,在这几天里,他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
入伍后的第一天,他们踏上了西去的军列,他们这个新兵连分乘两个车厢,鲁陶和新兵连的王连长坐的是一节车厢。他们坐的是闷罐车,相对着的两个车门都敞开着,各用一个梯子挡着,以防意外,在两个门的中间生了一个火炉,以供取暖。
半夜里,火车在中原大地上顶着寒风疾驰,兴奋了几天的新兵们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都睡着了,而鲁陶依然还沉浸在兴奋之中,一直睡不着。后半夜,了无睡意的他起来坐在火炉跟前烤火,顺势就把鞋垫也放在炉子上烤起来了,烤着烤着他就迷糊了,时间一长,满车厢都弥漫着脚汗味。
“这是谁的鞋垫!?”
王连长起来察看新兵的休息情况,感觉车厢里有异味,就走到炉子跟前,看见鲁陶坐在那里迷迷糊糊的睡觉,低声严厉地问。显然王连长很生气。
“我的”。
鲁陶被一声低吼惊醒了,睁眼一看是连长,唯唯诺诺的回答。
王连长也没再说什么,显的很生气的样子走开了。显然他记住了这个小伙子。
篮球场上依然很热闹,双方都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呐喊,新兵连明显处于劣势。这时兵站队的后卫看见锋线位置上有一个空档立即将球用力传了过去,由于他用力过大,前锋没接住,突然篮球飞出场外,这个球不偏不倚正好砸在鲁陶的怀里,他想都没想,拿起篮球就用力往场里扔去,不知是用力过大还是高原缺氧的缘故(高原缺氧,会使物体变轻),反正他没觉得怎么用力,篮球从他手里出去划了一条弧线却又飞到了篮球场的那一边,结果场上一片哗然。正好鲁陶所处的位置与王连长不远,这一切怎能逃过他的眼睛。王连长皱了一下眉头,表情严肃的用眼睛狠狠地瞪了一下鲁陶。鲁陶尴尬地赶快逃出了围观的人群。
晚上,通信员来找鲁陶。
“小陶,连长让你去一下。”
鲁陶自知要有一顿狠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了连长那里。一顿剋是肯定少不了了。鲁陶心想。
鲁陶胆怯地走进了连长住的屋子。
“来,坐下。”
连长那生硬的招呼更使鲁陶的胆怯心理加重了几分。鲁陶进屋后耷拉着脑袋坐在连长对面。
“你好好想想你在一路上的表现,今天面对新兵连和兵站的那么多人,你又来这么一下子,这样造成了多么不好的影响。”连长说。
鲁陶一声不吭,尴尬地低着头右手不停地抠着左手。
连长又细数了大鲁在一路上的表现,说他小错不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要他作深刻的检查。
鲁陶心情沉闷的回到了宿舍。他想起了入伍名单下来之前,王连长及接兵的排长曾经考察过他几次,看重他文化程度高,毛笔字又写的好,他还曾听说入伍后要他做新兵连的秘书呢。他想,这一下可泡汤了,他的心情着实很郁闷。
鲁陶在倒淌河兵站的一晚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这一晚,他翻来复去睡不着。他在上中学时,就曾在心里黙黙地隐藏着一个愿望,就是将来要参加解放军,并暗暗地立下雄心壮志,要象董存瑞、黄继光等那些英雄人物一样,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甚至为此要他光荣地牺牲生命,他都在所不惜。可他刚走出学校门,在将要踏进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大门之前却先给绊了一跤。挨了批评不说,这还可能会影响他入伍后的前途,这使他很懊恼,也觉着很后悔。他觉得车厢里烤鞋垫的确是自己做错了,但在兵站扔球的事情应该是个误会,这使他还觉得有些委屈。他想了大半夜,他想起临走时他的一个老师曾意味深长地给他说过,人生不会是一帆顺的,肯定是会经过坑坑坎坎的,并告诫他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要灰心丧气,对待错误更要首先检讨自己,正确面对、勇于改正。想到这里,他觉得应该认真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才对。严于律已、宽于待人吗。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才符合一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的标准。这时他心里感觉卸掉了一些包袱,稍觉轻松一些,想着想着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是天已经亮了。
鲁陶由于一晚上没睡好觉,精神萎靡不振,第二天一上路就开始出现了高山反应。他坐在车上无精打采,四肢无力,头也开始疼起来。车上的其他人也开始有了高山反应。在这种时候,他也无心再去想昨晚的事了,就和新战友们一起互相鼓励,用接兵班长交给他们的方法来减轻高山反应,方稍觉好一点。
鲁陶一直坐在车厢的最后面,这时他突然看到了一个好大的湖泊呈现在眼前。
“你们看,你们看!”
鲁陶不顾高山反应惊奇地大声喊。
他在中学课本上就学过,在地图上也看到过,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湛蓝湛蓝的湖面一望无际,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鸟在湖面上飞来飞去,煞是壮观。
这时全车都沸腾了,车上的新兵战友们都纷纷挤到车厢后面探头观望。
“不要挤,再挤就要掉下去了。”鲁陶喊着。
在那个闭塞的年代,这些地处中原的小伙子们谁也没有出过远门,哪见过这么大水面的湖泊。一时的欢腾让他们忘记了疲劳,暂时忘记了高山反应。车厢里开始出现了说话声、笑声,大家的情绪也逐渐高涨起来。
一路上,他们还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抬眼望去,四面全是荒凉的戈壁,眼光尽头不见树木,不见人烟,象进入了远古的荒蛮时代。那时的青藏公路还是土路,汽车过后尘土飞扬。这里虽然海拔高,却是标准的高山平原地貌,远看一路慢上坡,却还算比较平坦,近看道路却是搓板路,汽车走在上面颠簸的厉害。鲁陶坐在车厢的后面,灰尘又大,汽车又颠,感觉肠子都快要被颠出来了。
就这样他们一连坐了四天的汽车。临近元旦时,他们经过长途跋涉,由火车转汽车,克服了重重困难,也经受了高山反应的考验,风尘仆仆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青海格尔木。
这一天,汽车团的大门上扎了一个漂亮的彩虹拱门,上面插着十面彩旗,“热烈欢迎新兵战友入伍”的标语醒目地挂在正中。进门后,宽敞的道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欢迎的队伍,锣鼓喧天,场面非常热烈地欢迎新兵的到来。
他们一下汽车首先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营区,青一色的红砖瓦营房排列的整洁有序,营区中间是一个庄严的大礼堂,礼堂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后来听说这个礼堂和操场在格尔木是最大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格尔木的所有大型会议和活动都会在这里召开和举行。
到格尔木之后,鲁陶才知道,他入伍的这个部队是直属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汽车团。这个汽车团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有着光荣的历史,不过当时他们不是驾驶的汽车而是骡马车,现在是青一色解放牌汽车,这在当年已经是所有后勤汽车团里最优良的装备了。他们长年奔波在青藏线上,担负着为西藏同胞和边疆军民运送物资的任务,支援西藏和边疆的建设。这个汽车团,还是最早进驻格尔木的汽车团,也是最早上青藏线的汽车团。
格尔木,是一个小县城,可它所管辖的区域在当时却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县。县城格尔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位於柴达木盆地南端,南临昆仑山脉,北临察尔汗盐湖,海拔2700多米,是一座1954年建政的新兴城市。现在都知道她是青藏线上的一颗明珠,青藏铁路建成之后,她还是青藏铁路上最大的中转站,进尔也成了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格尔木却只是戈壁滩上的一个小县城。由于地处柴达木盆地沙漠腹地,属沙漠干旱气候,满目荒凉,常年无雨,有时甚至一年都不落一滴雨。冬季干冷,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所以在那时格尔木县城里几乎看不到什么工农业。平时走在荒凉的街道上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才能看到结伴的新兵们在逛街。那时的格尔木很少商场,只有邮局才有熙熙攘攘的人群,那都是新兵们在往家里寄家书。
元旦节的前一天晚上,团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新兵入伍晚会。鲁陶一走进大礼堂,立时眼前一亮,他感觉这礼堂比县城里的电影院大多了,站在这宽敞明亮的大礼堂里显得自己那么渺小。他真有点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晚会热烈而隆重,团长亲自上台致欢迎词,新兵代表还上台表了决心。欢迎仪式过后他们还观看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第二天就是鲁陶入伍后过的第一个元旦节,这一天,鲁陶和几个新兵一块去格尔木逛街。他们走出营区大门才第一次看到了格尔木的街景。顺着街道往北看,宽敞的马路一览无余,显得冷清的街道一眼望不到头,街道两边很少建筑物。和汽车团错对面的就是解放军驻格尔木的医院,这里是格尔木最漂亮的建筑,三层的住院大楼算是格尔木的最高建筑了。再往前走有一个大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可说是名符其实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往东和往南就是当时的青藏公路,原来的青藏公路就是在这里拐了个九十度的弯。往西是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唯一通道,往北过察尔汉盐湖、大柴旦进入甘肃可直抵新疆哈密、乌鲁木齐,路口往西是几个部队驻地,往北是邮局等一些职能机构,往东过格尔木河才有照像馆、商店之类。鲁陶心想,格尔木最初建市时可能就是围绕着这个大十字路口建的。格尔木虽然是个县城但人口不多,空空荡荡的面积却不小,房子稀稀拉拉的,在当时根本不象一个城市。但格尔木虽然城市不大,给鲁陶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在格尔木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几个老百姓,大部分都是军人,印象上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兵城。鲁陶和几个老乡一块在照相馆照了入伍后的第一张照片。这就是鲁陶入伍后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元旦,也是对格尔木的第一印象。
元旦过后,他们就进入了紧张有序的新兵训练。汽车部队的新兵训练无非就是一些操场动作训练,虽然单调乏味,但新兵们都很认真。鲁陶是他所在新兵班的大个子,是排头兵。他吸取路上的教训,丢掉包袱,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每一天的训练,操场动作一丝不苟。由于他的努力,多次受到新兵连的表扬,连队会操还曾多次要他做示范动作。在新兵训练的最后一个月他们还进行了实弹打靶练习。由于鲁陶在练习中认真刻苦,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的实弹打靶射击中,他获得优异的成绩,十发子弹打了九十六环,并得到了连嘉奖。
实弹打靶后,大家都期待着尽快分配到连队,快点学到一手开车的本领,也能尽早驾起“铁牛”为保卫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炊事班的生活
新兵训练结束后,鲁陶被分配到了十二连,但却被分到了炊食班。这使他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一度情绪又低落起来。炊食班的吴班长耐心地给他做思想工作。班长说:
连队就是汽车兵的家。战士们常年奔波在青藏线上,生活艰苦、劳累。每次出发从格尔木到西宁,装上物资之后再返回到格尔木,检修一天车辆之后,只能休息一天,就要出发往拉萨,在拉萨还得检修车辆,也只能有一天的休息,等到再返回格尔木,这一趟就要二十多天。在路上他们不一定能吃上可口的饭菜,并且由于高山反应,很多人的食量降到了平常的十分之一,常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部分战士都得了胃病。胃病及关节炎成了汽车兵的职业病。战士们回到家---连队之后,就想吃一顿可口的饭菜。炊食班的工作重要而光荣。并且新兵下到连队之后都要先在炊食班接受锻炼,以适应高原的生活。
鲁陶通过班长及老兵们的认真帮教,思想逐渐想通了,情绪慢慢地有所好转,工作也积极起来了,慢慢地适应了炊食班的工作。他认真向老同志学习炊食技术,使他逐渐熟练地掌握了各种炊食技术,学会了蒸馒头、煮米饭,并且还学会了烹饪各种菜肴。三个月以后他成为了班里的技术尖子。这个变化,使他这个刚出校门的小伙子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要知道鲁陶是一个学生出身,当兵之前一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现在居然学会了做饭。
解放军真是一座大学校,大熔炉哇。
在炊事班的一段时间让他目睹了高原汽车兵的艰苦生活。在格尔木,高寒缺氧,不能象内地一样吃到各种新鲜的时令蔬菜,只能在带有盐碱的土地上种点土豆、白菜和萝卜,每个连队都有菜地,并且都挖的有菜窖,里面储藏的全部就是这三种菜。土豆、白菜、萝卜成了汽车兵的家常菜,每顿都少不了它。格尔木的汽车兵吃的食盐还是炊事班的战士在盐湖自己挖的。当然,现在谁都知道那个盐是不能直接食用的,可那个时候的汽车兵只能食用这种盐,并且常年都是吃的这种盐。高原汽车兵的生活条件可见一斑。
鲁陶就曾经跟着去挖过一次盐。
有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汽车后面拉着一个拖斗(一拖斗盐可以吃两年),炊事班跟着去了三个战士就往盐湖出发了。出格尔木往北不远就看到了一片亮晶晶的一望无际的湖泊,波光闪闪,浩瀚无垠,这就是有名的察尔汉盐湖。它是我国最大的盐湖,面积有五千多平方公里,钾盐储量丰富,据说可以供全人类食用上亿年。它距格尔木市六十多公里,出格尔木不远的公路就开始修在了盐湖上,横穿此湖的几十公里的路面全部是用盐铺成的。用盐铺就的公路明亮、光滑,在这种路上行车,一不小心,就会控制不住造成事故。特别是刚下过小雨之后,路面光滑的就象明镜一样,汽车走在上面象滑冰运动员在滑冰池里滑冰一样。鲁陶听说他们连队就曾有几个人在这里翻过车。现在的青藏铁路经过盐湖的一段路也是用盐铺就的,被称为“万丈盐铺”。 鲁陶感觉一走进盐湖,象走进了璀灿的艺术博物馆,打老远仿佛可以看到湖面上隐约变换的座座山峰,片片林海,幢幢高楼,恍如海市蜃楼,真是奇妙异常。
察尔汉盐湖盐层中含有近万种矿物质和几十种化学成份。他们把上面的一层杂质用铁锨铲掉之后就露出了下面晶莹剔透的盐层。盐类形状十分奇特,有的象璀灿夺目的珍珠,有的象盛开的花朵,有的象水晶,有的象宝石,因此才有珍珠盐、玻璃盐、钟乳盐、珊瑚盐、水晶盐、雪花盐、蘑菇盐等许多美丽动听的名字。他们有的人还拿了其中的几样作为珍藏品保存起来。
挖盐虽累,但甚觉好玩,不觉时间已过了中午,但还使他们流连忘返。
炊事班在连队出发以后的事情就是种菜、挖盐、打柴、打猪草等。
他们做饭都是烧的木柴,这也是炊事班和连队一块到柴达木盆地里去打的。那个时候格尔木没有煤,部队都是烧的柴,连队每年都要抽时间到柴达木盆地里去打柴。
柴达木盆地东西长八百多公里,南北宽约三百多公里,面积为二十多万平方公里。柴达木盆地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封闭型内陆盆地,盆地的底部海拔都在三千米左右。四周高山海拔三千五百米到四千五百米之间。盆地从边缘至中心依次为高山、丘陵、戈壁、平原、湖沼五个地貌类型,呈环带状分布。在戈壁和平原的中间,地下埋有上千年的沙柳和胡杨林。由于数百上千年干燥的气候和风沙的埋没,使这些胡杨林及沙柳几米甚至数十米的树干被埋地下,被称为“地下森林”。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簇沙柳,实际上地下可能埋着一棵偌大的树干。这些树干被埋在干燥的地下数百上千年,已被风干得没有一点水份,挖出来用脚一踩它就碎了。一棵就能装满满的一车。他们到了那里之后,看到一簇沙柳,就围着它挖坑,等露出树干后用钢丝绳将它缠绕,然后用汽车把它拖出来,打碎后再装到车上。他们常年就用这种办法解决燃料问题。在七十年代,他们没有煤或其他燃料,只有烧这种柴做饭。当然在现在看来,这是违背环保原则的,可那个时候这是解决燃料问题的唯一办法。
鲁陶感觉在炊事班的工作既充实又愉快,既接受了锻炼又适应了高原的生活,使他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下连队五个多月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三、第一次出发
(1)
就在入团后的第二天,班长找到他说:“小陶,你愿不愿意跟连队出发。”
“我当然愿意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务。
“那你明天就坐李师傅的报饭车出发往拉萨,负责连队的打前站任务。一切行动听李师傅指挥。”班长接着又交待了路上的注意事项。
汽车团由于长年奔波在青藏线上,制订出了一整套的连队行车制度。连队出发执行任务,前有带队车后有收尾车。带队车是旗舰车,是车队的组织者,一般由连队的首长---连长或指导员乘坐,收尾车则由技术副连长有时或是副指导员和一个修理工乘坐,收尾车要带着修理及拖车工具和一路上救急用的汽车材料负责整个连队的收尾工作,路上如有坏车,就交由收尾车处理,这样可以不影响连队的正常行程。报饭车要在连队的前一天出发,提前安排连队的吃饭和住宿事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吗。
报饭车一般挑选技术棒,组织纪律性强,能单独处理问题的战士或班长、副班长担任。报饭车则一般由上士或司务长乘坐,执行报饭任务,如遇上士或司务长有事,偶尔也会派炊事员前往执行。由于鲁陶入伍以来,表现积极,工作认真,获得连队好评,这次就让他跟随李师傅执行报饭任务。
这次执行报饭任务的是李师傅,李师傅的徒弟小冯由于感冒,在家休息。李师傅叫李明辉,是豪爽的东北人,担任副班长,入伍已经五年,是个地道的老兵。由于他技术好,曾经跟他学车的徒弟很多,所以都叫他“李师傅”,很少有人称呼他的职务。鲁陶也听过很多关于李师傅的故事,当然也期望着跟他学学技术,摸摸方向盘。这是他心里打的“小小九”,当然他不便明说。
鲁陶兴奋得睡不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他就跟李师傅上路了。这是他入伍以来第一次出发走出格尔木前往拉萨。他眉开眼笑的兴奋表情挂在了脸上。
他们吃过早饭,刚过六点(这里时差比内地晚一个小时左右)就出发了。出格尔木不远就开始一路慢上翻越昆仑山,走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由于是上坡汽车只能挂三档或四档行驶,也不需要换档。
“小陶,这里一路上坡,也不用换档,光踩着油门就行了,你来试试,跑一段怎么样?”李师傅说。
没想到刚出来一会,李师傅就要教他开车,这使他兴奋不已,车都没停,李师傅就在驾驶室里和他换了位置(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动作是违犯操作规程的)。鲁陶第一次坐上驾驶员的位置,手握方向盘,战战兢兢的手足无措。李师傅耐心的给他说如何把握方向、怎样掌握油门等操作规程。遇到会车时,李师傅就左手替他把一把方向,由于路上其他车辆不多,他就这样一直踩着油门,也不用换档,把着方向盘,居然跑了四五十公里,等到了昆仑山下才交给李师傅。第一次摸方向盘,使他感觉既新鲜又兴奋。
鲁陶的家乡是在一条公路的边上,距离公路没多远,出来家门可以远远的看到在公路上奔跑着的汽车。在家里的时候,脑子里对汽车这个概念只是在书本上学到过,虽然住的离公路不远,但奔跑着的汽车如果不抛锚的话,谁也不可能近距离地站在一边观赏到汽车,只能远远地看看汽车,更不要说摸方向盘了。谁也不会让你进驾驶室呀!
这一天他们翻过了巍峨的昆仑山。
昆仑山。鲁陶以前在课本上看到过关于昆仑山的介绍。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在公路上远远望去,山顶上白雪皑皑,是常年不化的积雪。它耸立在格尔木市南面,古书记载昆仑山是玉龙腾空之地,素有亚洲脊柱之称。昆仑山口属多年冻土区荒漠地貌,地质系古代强烈侵蚀的复杂变质岩所构成,间有第三纪沉积物构成的丘陵低山和丘垅。山坡谷地生长有高原冻土荒漠野生植物。登临山口,巍巍昆仑的千峰万壑如同披着银灰色铠甲的群群奔马,随着风起云涌,滚滚向前。不冻泉和五道梁往西就是中国最有名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在这里鲁陶第一次看到了藏羚羊,这些藏羚羊成群结队,看见汽车过来它们就远远地站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既警惕又胆怯地观望着公路上奔跑着的汽车,看样子象是要随时逃走似的。不到迁徙期,平时它们一般不会穿过公路。
他们走了一天,除了会车和兵站之外,在路上没见到一个人影,这里真是人迹罕止、荒无人烟的地方。晚上住在了二道沟兵站,这里海拔已是4000多米。
第二天过了沱沱河兵站之后,就看到了长江源头---也就是“西游记”传说中的八百里通天河。由于已是夏季,这里水草茂盛。宽阔的河面上翻飞着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鸟,河水的来源主要是山上融化的雪水,如果夏季晴朗的日子多,河水就充盈。过了通天河,就进入了唐古拉山脉,这里气候异常。正值盛夏,天上只要有一朵云彩,马上就会飘下雪花来。这天,他们碰巧也遇到了。快到温泉兵站的时候,天上突然飘来一大块云彩,瞬间就黑云压顶了。
“马上就要下雪了!”李师傅说。
鲁陶听李师傅说下雪他还不相信,可说着说着鹅毛大雪就神奇地飘起来了,一会地上就泛白了。这是鲁陶第一次在夏天看到下雪。毕竟是夏天,黑云一飘走,太阳就露了出来,地下的雪花也随之融化了。这“老天爷”真是小孩子的脸。怪不得汽车兵夏天出发也要带“四皮”(就是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皮大头鞋),以前出发看到老兵都要穿戴整齐,他还感到可笑,也不敢问,现在才知道原由。高原的气候恶劣,异常多变,这次他算是亲身感受到了。
他们在温泉兵站吃过饭之后,就开始爬唐古拉山了。这一段路是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路段,都在四千五百米以上,也是最艰苦的路段。鲁陶开始有了高原反应,头剧烈地疼痛,直想呕吐,四肢无力。这是他有生一来第一次有这样难受的要命的感觉,李师傅告诫他要少活动。李师傅由于常年在青藏线上跑车,习惯了,已经不会出现反应了。由于空气稀薄、氧气不足,汽车也只能象牦牛一样慢慢腾腾的爬坡。况且车在路上又遇到了一点小毛病,等到了唐古拉兵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也只能在这青藏线的最高点----唐古拉兵站住下了。
唐古拉山是在近五千米的高原上耸起来的山脉,主峰海拔六千八百多米。它的山顶是准平原,面上的山脊已在雪线以上(雪线为五千三百米)。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冬是长江正源沱沱河的发源地。当时还有小规模更新世冰川残留,刃脊、角峰、冰川地形普遍。冰川消融后,山地就急速上升。两侧则承受更多的泥沙石砾,发生地层下陷,形成近东西走向的湖区,有的还能喷出温泉。温泉兵站的地名就由此而来。唐古拉山还是怒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
唐古拉山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是长江和怒江的分水岭,在国内的知名度非常高。它与 “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 喀拉昆仑山脉相连。唐古拉山西段为藏北内陆水系与外流水系的分水岭,东段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水系的分水岭。怒江、澜沧江和长江都发源于唐古拉山南北两麓,这里被称为万水之源。
唐古拉山冬春季节气温很低,寒风凛冽,七八月份天气稍微转暖时,雨水就很丰富,天上飘过一片云彩来,不是雨雪就是冰雹。
唐古拉山口是青、藏两省区天然分界线,唐古拉山顶终年积雪不化,数十条远古冰川纵横奔泻,可谓“近看是山,远望成川”。
唐古拉兵站,在唐古拉山北麓,海拔五千三百米。这里氧气稀薄,气候异常,在夏天的晚上气温经常也会降到零度以下。鲁陶到了兵站以后,动也不想动,饭也不想吃。李师傅就先让他休息,而李师傅自己就到停车场检修车辆去了。
汽车跑了一天,到兵站之后要对车辆进行每天的例行检查,这也是汽车兵的例行公事。由于晚上气温有可能降低,水箱还得需要放水(当时车上的水箱是没有防冻液的,连队如果住在这里的话都要放水,这是规定)。等这一切都做完了,李师傅还得准备洗车。不论行车再苦再累,气候再冷,每天晚上都要洗车,使车干干净净的过夜,这也是高原汽车兵光荣的爱车传统,爱护车辆就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这个汽车兵的光荣传统我想现在可能还在保持。
鲁陶在床上躺过一会过后,感觉好了一点,高山反应有所减轻,他就想起来去看看李师傅都在忙些什么。他起来就走出兵站宿舍,来到停车场,当他一眼看到李师傅的手冻得象红萝卜似的正在洗车时,就二话不说赶紧过去帮忙,他不顾高山反应过后那虚弱的身体就提起水桶去打水。唐古拉山兵站没有自来水,只有一个水井,供应过往人员吃水、汽车加水和洗车等。鲁陶提着空水桶走了几步,就明显感觉喘不上气来,他感觉好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样才把一桶水从井里打上来。好在井里水位很高,离井口还不到一米,要不他不知道能不能提得上来(说来也怪,唐古拉山这么高,水位居然也有这么高,真是印证了那个道理-----山高水高)。李师傅很远就看见鲁陶提着水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地走过来,就紧走几步过去接他(他也不敢跑)。
在唐古拉山兵站的这一夜,对鲁陶来说终生记忆犹新。高山反应特别厉害,头钻心的疼,心里难受极了。后半夜的气温可能已降到了零度以下,他起来往厕所去的时候,感觉有一种刺骨的寒冷。由于头疼、寒冷的缘故,这一夜他感觉好象过了多少年一样。这使他第一次深切地品尝了高寒缺氧的滋味。
唐古拉山兵站是一个小站,由于海拔高,连队一般不在这里过夜,都是翻过唐古拉山以后在安多兵站住宿。他们本来也是不准备在这里过夜的。
天终于亮了。
早上,他们连早饭都没有吃,李师傅就催促赶路了。鲁陶心想,赶紧过了这个鬼门关也好。汽车一过唐古拉山口,眼前一亮,晃如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气温虽不高,但阳光明媚。鲁陶顿觉心情舒畅多了。将近中午时分,他们到了安多兵站,才吃上了早饭。
安多,藏语意为“末尾或下部的岔口”。它地处西藏北部的唐古拉山南脚下,是入藏后的第一个大镇。这时候鲁陶高山反应减轻了许多,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活跃。他们为连队预报、安排了食宿行程之后就又上路了。
过了安多之后,这里的海拔低了许多。在路上,李师傅又让鲁陶跑了一段车。这次他感觉有了信心,手握着方向盘也没有那么胆战心惊了,开始有点领会操作要领了,方向也不会左边一把右边一把了。就这样又跑了几十公里,才交给李师傅。
在李师傅开车的时候,鲁陶认真地看着他的动作,又问这又问那,细心地体会技术操作要领。看着李师傅开车真开眼界,有时看到不可能过的地方,他都能轻松的、稳稳的开过去,要是路上有个障碍物什么的,只见他“唰、唰”几把方向就过去了,脚手配合默契,技术娴熟。有时直看的鲁陶眼花缭乱,心想:我要能学到李师傅这样的一手本领就好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将来要悉心向老同志、老师傅请教和学习,认真钻研和苦练技术早日学会开车,尽快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输行列中去,为巩固国防和建设边疆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路上,李师傅给他讲了很多连队的故事。李师傅说:
“我们这个汽车团出了两个很优秀的连队,第一个是九连。九连是所有汽车团里最优秀的连队,在总后都挂上号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十二连,十二连是青藏兵站部所属优秀连队,年年被兵站部树为模范标兵连队。副连长王昌盛还被评为全兵站部的学习标兵。”
“远处怎么雾气沉沉的?”
正说间鲁陶忽然看到了前面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大雾迷漫,惊讶地问。
“那就是有名的羊八井地热温泉。”李师傅说。
羊八井,气候温和湿润,绿草如茵,过去只是一块水草丰盛的牧场。羊八井盆地位于拉萨市西北约八、九十公里,它是念青唐拉山南缘的一个狭长带状盆地,呈东北至西南方向延伸,从地下汩汩冒出的热水奔流不息,热汽日夜蒸腾,泉眼周围形成一个个象湖一样的泉池。
羊八井最美的时候是每天的清晨和夕阳西下时候,由于早晚气温比较冷,地热田一带就会弥漫着白色的雾气,地热田产生的巨大蒸汽团从湖面冒起,如人间仙境。如果运气好,碰上热水井喷发,更可一睹沸腾的温泉由泉眼直冲云霄的场面,十分壮丽美观。这里的温泉水含大量硫化氢,对多种慢性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七十年代的时候还没有专门的温泉池,现在已经有了专供游人洗浴的温泉池了。在它的周围远远的还可以看见白雪皑皑的雪峰,在这样奇特的环境下洗温泉,确实是一种享受。要是在冬天的时候,浸泡在温泉里边享受着温热的泉水还可以一边看着漫天飞雪,你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浪漫惬意。不过高原汽车兵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福份呀,他们仅仅是这里的匆匆过客。
晚上,他们就宿在了羊八井兵站。这里气温就高了许多。鲁陶也没了高山反应。
“明天我们到拉萨后我带你去布达拉宫看看。”
“那好啊!”
鲁陶这一晚香甜的、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这是他出发以来睡的最舒服的一次觉。
第二天,鲁陶精神饱满地坐车出发了。他期待着游览布达拉宫,心情畅快极了,坐在驾驶室的右边还触景生情地哼起了“逛新城”。由于羊八井到拉萨只有八、九十多公里,他感觉很快就到了拉萨。
拉萨是一座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北岸,海拔三千多米,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
“拉萨”在藏文中为“圣地”或“佛地”之意,长期以来就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是至高无上政教合一政权的象征。早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兼并邻近部落、统一西藏后,就从雅隆迁都逻姿(即今拉萨),建立吐蕃王朝。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拉萨城进入了新的时代。196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拉萨为地级市。
拉萨古称“惹萨”。相传公元七世纪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时,这里还是一片荒草沙滩,后为建造大昭寺和小昭寺用山羊背土填塘,寺庙建好后,传教僧人和前来朝佛的人增多,围绕大昭寺周围便先后建起了不少旅店和居民房屋,形成了以大昭寺为中心的旧城区雏形。同时松赞干布又在红山扩建宫室(即今布达拉宫),于是,拉萨河谷平原上宫殿陆续兴建,显赫中外的高原名城从此形成。“惹萨”也逐渐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圣地”,成为当时西藏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然也是现在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拉萨虽然城市不大,但由于是西藏的首府,又有著名的布达拉宫而闻名。这里气候温和、湿润,物产丰富,晃如到了小江南。
他们到了兵站之后,抓紧时间检修车辆、洗车。由于连队第二天才到,他们就想利用下午的时间去游览布达拉宫。
吃过中午饭之后,李师傅就带着鲁陶去布达拉宫了。
“啊!”
很远很远鲁陶就看到了座落在小山上的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位于拉萨市西北郊区约两千米处的一座小山上。在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们心中,这坐小山犹如观音菩萨居住的普陀山,因而用藏语称此为布达拉(普陀之意)。
布达拉宫重重叠叠,迂回曲折,同山体融合在一起,高高耸立,壮观巍峨。宫墙红白相间,宫顶金碧辉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是拉萨城的标志,也是西藏人民巨大创造力的象征,是西藏建筑艺术的珍贵财富,也是独一无二的雪域高原上的人类文化遗产。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唐初,松赞干布迎娶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妻,为夸耀后世,在当时的红山上建九层楼宫殿一千间,取名布达拉宫以便公主居住。据史料记载,红山内外围城三重,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宫殿之间有一道银铜合制的桥相连。布达拉宫东门外有松赞干布的跑马场。当由松赞干布建立的吐番王朝灭亡之时,布达拉宫的大部分已毁于战火。
明末,在蒙古固始汉的武力支持下,无世达赖建立葛丹颇章王朝。公元1645年,开始重建布达拉宫,无世达赖由葛丹章宫移居白宫顶上的日光殿,1690年,在第巴桑杰嘉错的主持下,修改红殿无世达赖灵塔殿,1693年竣工。以后经历代达赖喇嘛 的扩建,才达到今日的规模。
布达拉宫外观13层,高110米,自山脚向上,直至山顶。由东部的白宫(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 ),中部的红宫(佛殿及历代达赖喇嘛灵塔殿 )组成。红宫前面有一白色高耸的墙面为晒佛台,在佛教的节日用来悬挂大幅佛像挂毯。
布达拉宫内部绘有大量的壁画,构成一座巨大的绘画艺术长廊。壁画的题材有西藏佛教发展的历史,无世达赖喇嘛的生平,文成公主进藏的过程以及西藏古代建筑形象和大量佛像。
布达拉宫中各座殿堂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佛教艺术品。无世达赖的灵塔,座落在灵塔殿中。塔高近15米,是宫中最高的灵塔,塔身用黄金包裹,并嵌满各种珠宝玉石,据说建造中耗费黄金十多万两之多。其它几座灵塔虽不如达赖喇嘛灵塔高大,其外表的装饰同样使用大量黄金和珠宝,可谓价值连城。
半天的时间,虽然他们只浏览了个大概,但布达拉宫的雄伟、壮观,却给了鲁陶很大的震撼,他领略到了藏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
藏族人民勤劳、勇敢,但处在底层的劳苦大众却长期遭受奴隶主的奴役和剥削,奴隶们稍有不从,就会遭受被砍手、砍脚、挖眼等极刑,甚至剥皮。鲁陶在布达拉宫看到挂着的人皮和被砍下的手脚以及被挖的眼睛,目不忍睹(不知道这些展览现在的布达拉宫里面还有没有,要有的话应该让那些藏独分子及支持藏独的外国佬们好好看看)。鲁陶心想这难道就是达赖反动集团标榜的人权吗!?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达赖反动集团还时刻想恢复他们的奴隶主地位,继续奴役西藏人民,他们就阴谋组织了叛乱(达赖集团叛乱时标榜的也是要恢复西藏人的所谓人权)。
西藏平叛后使西藏人民彻底摆脱了奴隶主的奴役和剥削,获得了新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使西藏人民真正走上了康庄大道,藏族同胞笑逐颜开。这使他想起李师傅给他说的话,藏族同胞最感激的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藏族同胞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第二天,连队如期到达,李师傅向连队汇报了一路的情况,连长表扬了鲁陶,说他第一次出发,顽强地战胜了高山反应,如期完成了任务。
连队在拉萨检修了一天车辆又休息了一天。休息时他们还组织了一场友谊篮球赛,也是连队对兵站,鲁陶是当仁不让的主力队员,他司职组织后卫。鲁陶打的很卖力,他也想检验一下自己在高原上的体力极限,他跑跳腾挪、挥汗如雨把球队组织的有条不紊,这一场球只打了四十分钟,他坚持打满了全场,最后他们赢了比赛。赛后队员们都称赞鲁陶的组织功不可没,鲁陶也感觉这高山反应也不是不能战胜的。
(2)
返回的路上,当他们路过唐古拉山时,鲁陶感觉好多了,高山反应减轻了许多,头也没有来时那么疼了。
过了唐古拉山之后,鲁陶看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黑鸦鸦的大群乌鸦(实为秃鹫)铺天盖地而来,遮天蔽日。李师傅给他说这里是藏族人的天葬场。
天葬,藏族较为普遍的一种殡葬民俗,亦称“鸟葬”。藏族佛教信徒们认为,天葬寄托着一种升上“天堂”的愿望。每一地区都有天葬场地,即天葬场,有专人(天葬师)从事此业。人死后把尸体卷曲起来,把头屈于膝部,合成坐的姿势,用白色藏被包裹,放置于门后右侧的土台上,请喇嘛诵经超度。择吉日由背尸人将尸体背到天葬台,先点“桑”烟引来秃鹫,喇嘛诵经完毕,由天葬师处理尸体。然后,群鹫应声飞至,争相啄食,以食尽最为吉祥,说明死者没有罪孽,灵魂已安然升天。如未被食净,要将剩余部分拣起焚化,同时还要念经超度。藏族人认为,天葬台周围山上的秃鹫,除吃人尸体外,不伤害任何小动物,是“神鸟”。因此它被奉为神灵。藏族人的天葬场是绝不准许外人进入的。这是藏族人的风俗习惯,所以李师傅说他们谁也没有进去过天葬场。鲁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殡葬习惯,颇感惊讶。
他们在下午才过了温泉兵站,可他们在这一段路上却遇到了大麻烦。
天近傍晚时,他们走着走着,突然隐隐约约看到前面路上出现了异常,好象什么障碍物横在了路上,在一百多米开外的地方,才看清是几根树木横亘在公路上。
这戈壁荒滩上哪来的树木呀。鲁陶心想。
“不好!”
突然李师傅大喊一声。说时迟那时快,李师傅沉着机智的加大油门就直冲过去,车在木头上连跳了几次,就好象现在的跳蹦床一样,鲁陶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头撞着车顶蓬“哐、哐、哐、哐”,感觉头都撞蒙了,他也不知就里,心也“嗵、嗵”直跳,还好总算过来了。
“好险啊!”李师傅心有余悸。过了一、二公里,李师傅的心跳才稍微平静了一点。
“怎么回事?”
鲁陶也平静了许多,就问李师傅。
“你不知道,这里经常有不法的武装分子和土匪出没,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抢截军车。如果不这样勇敢的跳过来,一停下就完了。”后来才知道,土匪都是利用夜间作案,看见有单独的军车行走,他们就利用这种方法来迫使你停车,实施抢截。
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确是好险啊!他们也不敢停车查看车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上也很少看到其他车辆,只有他们一台车在路上跑。
真是祸不单行。
跑着跑着在路的右边突然升起一颗蓝色的信号弹,鲁陶坐在驾驶室的右边看的真真切切,起初鲁陶还颇觉好玩。但在这墨黑夜晚的一颗信号弹却让李师傅的心又紧绷起来。李师傅说这是匪徒们的又一伎俩,他们利用夜间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有军车经过,就用远程遥控器遥控起爆信号弹,吓阻或是给前面土匪报信来达到抢截军车的目的。经李师傅这么一说,让鲁陶又心惊胆战起来。
李师傅不敢怠慢,开足马力,一口气跑到前面的兵站,直到车停下,心才算平静下来。
到兵站一检查车辆才发现前后钢板总共断了八块,那是在刚才跳木头时跳断的,幸好其他地方还没事,也多亏了李师傅的机智沉着、技术高超,要不是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意外呢!
“师傅,以前你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没有哇!我也只是听老兵们说过,过去他们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的。”
李师傅找到兵站领导,述说了路上的情况,在兵站领到了钢板(那时兵站都备有各种汽车材料,用后由团里统一结账)。他们两个奋战了一夜,才将钢板换好。等修好车辆,天已经亮了。为了提前给连队预报食宿,他们也不敢休息,吃过早饭之后,就又赶路了。经过这次之后,李师傅吸取教训,不敢在夜间赶路了。
这以后的路程还算顺利,他们第二天就回到了格尔木。
这一趟出发对鲁陶来说也有美好的回忆,也有艰辛和惊心动魄的经历,也经受了考验,同时也增加了知识,还学了技术,摸了一把方向盘,真使他感慨万千。
四、学徒
鲁陶在年底时下到了驾驶班,这使他兴奋不已,他终于可以真正的学开车了。
他下到了九班,班长就是李明辉,这时他已提升为班长。下到班里之后鲁陶就被直接分给了班长做学徒,他原来的徒弟小冯已经考上了驾驶员,调到其他班去了。
驾驶班人员紧缺,一个班五台车,有的班包括学徒只有六个人,最多的也只有七个人,班长或者副班长才能带学徒,其他人只能一人一台车。
班里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热情地欢迎这个大个子新兵的到来,有的亲切地叫他“大鲁”,有的叫他“小陶”,这使他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来!大鲁,我先教给你一招。”说这话的是一个四川小个子老兵,姓黄,他把鲁陶拉到自己的床边(班里开会大家一般都坐在床上)。由于他处事精明,人们都反话正说,叫他“傻子”,他嘻嘻哈哈地也乐意接受,所以也都没人叫他的名字了。老兵接着说:“坐在驾驶室右边的时候,两手要经常扣着座椅底部,以防备汽车跳起来的时候,头撞到车顶撞出大包来。你不知道,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防止翻车的时候在车里打滾,不至于被撞得头破血流。”
他说的也满有道理,鲁陶觉得他跟李师傅出发那一次要用这个办法也不至于把头撞的发蒙。
“你怎么先教小陶这些。你是不是翻车翻出经验来了。”
大个子刘师傅呛了“傻子”一句,刘师傅也是老兵。
据说有一次“傻子”开着油罐车去西宁装油,在翻日月山的时候,由于他操作不当一不小心在盘山公路上翻车了,从上面的道上打了两个滾又翻到了下面的道路上(当时是空车),后又稳稳地四轮着地站到了下面的公路上(高原汽车兵有一句口头禅:厢车怕翻,油罐车怕撞。也就是说油罐车它不怕翻,翻车时,巨大的油罐会支撑住整个车厢,一般情况下,不会损伤到驾驶室。黄“傻子”的这次翻车就应验了这句话)。车停稳后,他感觉头皮发麻,脑袋发蒙,晕头转向的,他摸摸头上已经被撞出了几个大包,他强忍着浑身剧烈的酸痛爬出驾驶室,睁眼一看,车居然还是停在路上,也不顾浑身的疼痛又暗自笑了。他赶紧打开车头的引擎盖,先检查机油,一看,机油居然都没洒,真是幸运,一发动车,发动机竟然也没事,还没等后面的车赶上来,他开起车就跑。等下山休息的时候,停在他前面的一个师傅说:“唉!傻子,你从哪里钻出来的,你不是在我前面好几台车的位置吗?我也没超你的车,怎么没看见你什么时候跑到我后面去了?”连队行车都是按次序一台挨一台的,相隔一定距离,是不准许相互超车的。
“你打瞌睡了没看见呗!”黄“傻子”笑着说。
这次“傻子”从天而降的超车,成为连队的笑谈。
鲁陶当学员第一次出发是去西宁装货。班长一出格尔木就让他上车开。当然这是正规学车,一切都得按操作规程来。一上车班长就教他:起步时如何松手刹、抬离合器、踩油门,要做到“三同”,也就是抬离合器的同时松手刹、踩油门,三种动作同时进行,配合要默契等的基础知识,使他获益非浅。
出格尔木的公路笔直、平坦,汽车跑过去尘土飞扬。新兵入伍的时候,鲁陶是坐在车厢里,只能看到车后面的情况,现在坐的位置把前面的情况看的清清楚楚。出了格尔木之后,呈献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道路两边偶尔可以看到几棵沙柳,笔直的公路一眼望不到头。在这样的路上开车,很容易产生视觉疲劳,鲁陶手握着方向盘不需要来回打方向,脚踩在油门上也不用来回动,僵硬、单调的动作一会就使他感觉右手好象没地方放一样,只见他右手一会在脸上摸摸,一会又在脖子上挠挠,班长看到后立即严厉地批评他:“上次我就看到你有这个毛病,学开车一定要精力集中,不要养成坏的习惯,才能学好。”鲁陶在没下驾驶班之前,就知道班长教学员相当严厉,不过他跟班长第一次出发的时候班长没把他当作自己的徒弟,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只想让他过把瘾,现在就不同了,现在鲁陶成了他的徒弟,就要严格要求了。严师出高徒吗。他手下的几个徒弟,技术都很棒。
连队出发行车,连有连带队车、排有排带队车、班里还有班带队车;连队有收尾车,排和班都有收尾车。车与车之间相隔一定的距离,严禁超车,秩序井然。由于车一路跑过去尘土飞扬,车与车的间隔也相应拉长了许多,一个连队要漫延几十公里,要是在飞机上往下看的话,一定非常壮观。
前行五十多公里,看到连队开始休息了,班长说:“准备停车吧!前边已经休息了。”然后班长就给他解说停车的要领:松油门、踩离合器、拔档、踩刹车,鲁陶手足无措,慌慌张张地总算把车停下来了。一个连队四十多台车,一路停下来,足有二、三公里,一眼望不到头、整齐划一,真是壮观。
晚上他们住在香日德。到第三天的时候,鲁陶又一次的看到了青海湖。
这一次他是近距离地、一览无余地看到了青海湖的近景。站在湖边,放眼望去,象大海一样宽阔的湖面,湛蓝的湖水,清澈见底、一望无际,象海鸥一样的大鸟有的在湖面上翻飞戏耍,有的在湖面上悠闲地畅游,煞是好看。站在这仙景一般地湖边深吸一口从湖面飘来地清新的空气,顿觉心旷神怡。
这一天,他们开始翻日月山。鲁陶感觉和他入伍来的时候的感受大不一样,那时,坐在车厢里,头脑晕晕沉沉,浑浑噩噩,不知东西南北。现在大不同了,头脑清醒,坐在驾驶室里,前后左右看的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日月山,古今闻名,传说众多。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感人的莫过于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相传,唐太宗为了汉藏人民世代和好,将自己的宗室女儿文成公主许配给了藏王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从京都长安迤逦西行,来到了日月山。当公主登上山顶,举目环顾时,但见山两边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雨打芳草萋萋,一边是雪压枯草惨惨;一边是烟雨飘摇枝新,一边是玉鳞纷飞草叶枯,甚至连这里的日月,也没有家乡那样明亮、温暖,不禁心潮起伏,愁思万缕,潸然泪下。唐太宗听说公主怀乡思亲,不肯西进,为了替女儿解愁,特意铸造了一面“日月如意宝镜”送上此山,说是如果公主想家,打开宝镜,可以从中看到家乡父母、故里山河。护送的吐蕃大相怕公主见到亲人,思故不进,便暗中将日月宝镜换成了石刻日月镜。公主拿起镜子来看,怎么也看不到长安城里的父母,以为是父皇薄情而在有意欺骗她。于是,一气之下,将石刻日月镜抛在一边,毅然西进。后来人们便把这里改名为日月山。唐代开元年间,唐王朝和吐蕃王国还在日月山顶树立过汉藏和好碑,藏汉两族以日月山为界,和睦相处,并把日月山作为茶马互市之地。从此它成了汉藏人民友好往来、互市贸易的纽带。日月山,还地处要塞,形势险峻,战略地位重要。一直以来,它就是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陲的交通要道。早在汉代,日月山已成为我国“丝绸辅道”的一大驿站。唐代时,日月山更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
日月山的盘山公路远看好象梯子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顺势而上,煞是好看。汽车蜿蜒而上,下边路上的人抬眼就可以看到上面道上的人,由于上山车速慢,有的时候上道的司机还可以和下道的司机打招呼,连声音都能听的清清楚楚。怪不得“黄傻子”从上面翻到下面还照样爬起来就跑。
翻过日月山,确实是两重天。翻过山之后,感觉空气温和湿润,空气中湿气明显加重,嗓子都明显舒服了许多。他们到西宁装好货之后,只停一天就走上了返程的道路。有一个老兵发牢骚地对鲁陶说:咱们这高原汽车兵就好象毛驴子进了磨房一样,成天就是西宁---格尔木---拉萨、拉萨---格尔木---西宁来回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年年如此,月月如此。牢骚归牢骚,真正需要他们冲上去的时候,他们还是拿得起放得下的。
五、奋战唐古拉山
高原汽车兵每年的十二月份到来年的二月份都要进行二个多月的冬训。这年刚进入冬训,十二连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赶紧去执行一趟拉萨任务。连队在冬训时出发执行任务是罕见的,这在过去也是没有先例的,因为一进入十二月份以后,上边就大雪封山了,没有特殊的情况,是不需要连队上去的,当时西藏边境急需一批战备物资,团里就派他们连队出发了。这次连队安排李明辉班长作排收尾,连收尾是一个四班的战士和副指导员张琦龙及一个修理工。
这次的任务艰巨,连队临行前做了动员,要求每个车都要做好充分的物质上的准备,每个车还都另外配备了一套防滑链。
他们直接从格尔木装上了物资,有的装的是武器弹药,有的是罐头等食品和日用生活品。出发这天,团里的几个主要首长还专门到车场送行,并要求连队认真作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完成好这次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果然不出所料,一接近唐古拉山地区就大雪纷飞了。
那天他们刚过了温泉兵站天上就飘起了雪花,路上休息时连长通知要每个车都把防滑链装上。越往上走雪下的越大,快走到唐古拉山兵站的时候,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白茫茫的一片,已看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壑,远看天地一色,这时的时间已到了下午的四五点钟,连长考虑不能在唐古拉兵站住宿,恐雪越下越大,大雪一封山就会被阻隔在唐古拉山这边,那样就难以完成任务,所以他从前边传下来通知,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无论如何也要翻过唐古拉山,不能被阻隔在这边。这时路上已有近一尺厚的积雪,路上除下汽车辗过的车辙以外,其他什么也看不到,白茫茫的一片,连长亲自驾着带队车在前面艰难的开路,其他后面的车只能一台跟一台的轧着前面的车辙行驶,幸亏是经常走的熟路,要不连路都会找不到。
他们艰难地翻过了唐古拉山,时间已近午夜,雪也停了,连队也已经连续跑了五六个小时了,连长就将带队车停下休息,其他车辆也都依序陆续停了下来。各排清点车辆,除收尾车外,已全部到齐。连长在雪地上开了一个班排长参加的小会,最后要三排的排收尾车九班长李明辉停下等连收尾车(当时他的车是排收尾车,也正好排在全连的最后一台),其他车随连队继续前进。
这是鲁陶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他站在路边往远处看,虽然是午夜时分,但由于白雪的映照,(估计可能是农历的月中吧,要是天晴的话应该还有月亮),视线可远及上千米,但白茫茫的一片,除了路上的车辙外,真是天地一色,辨不出哪里是山,哪里是平地,要是白天观景的话,这雪域高原的雪景那可真正是一绝,可他们这是在执行任务,又是在唐古拉山上,那滋味是常人想象不到的,也多亏他不是第一次过唐古拉山。
大约在三、四个多小时后,远远地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有车灯出现,由远而近,他们估计那可能是收尾车了,因为在这严冬的季节是没有其他车辆过唐古拉山的。
收尾车距离他们有百来米的时候,李班长就起步开始走了,由于刚起步速度慢,没想到收尾车走到跟前连车上的人都没有看清楚,也没有和他们打招呼,“唰”的一声就把他们的车超过去了,瞬时就消失在茫茫的雪海之中。
可能是他们没有看见或者以为这个车没有什么事就超过去了吧。鲁陶这样想。班长感到莫名其妙。没办法,李班长只好加快速度追赶收尾车。
由于看不清路面上的情况,加之速度又快,鲁陶坐在右边感觉汽车颠簸的厉害,一会车头上冒起了热气,水温表显示的温度也明显高了起来,班长感觉不对劲,就赶紧停车下来查看,鲁陶也隨即跟着下了车,他慌忙打开引擎盖一看。“糟了!”水正从水箱里哗、哗地往外流,鲁陶惊叫道。这一下真的糟了,由于道路颠簸的厉害,风扇将水箱打坏了,水一会就漏完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既没有备用水箱,也没有锡焊工具,收尾车又走了。这是鲁陶第一次感到了茫然,不过还好有班长在场,使他稍许有一点安心。他想,班长总会有办法的。
“先把水箱拆下来吧。”班长说。
鲁陶拿出工具,班长用手电筒照着,他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动手很快把水箱拆了下来。班长详细地察看了水箱损坏的情况:水箱下部有三四片都给打的一塌糊涂。
“小陶,你把洗漱工具拿出来。”鲁陶不知就里。
只见班长把肥皂掰了一大块下来,放在手上来回揉捏,等肥皂软了之后就把它糊在漏水的地方,他说这是临时措施,可以解决暂时的问题,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鲁陶又学到了一样技术。水箱糊好之后,他俩小心翼翼地把它往车上装,卸时容易装时难,此时又正是即将黎明时分,也是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候,鲁陶那戴着手套的手都已冻的僵硬了,班长让他暂时停一下,他也不管手上的油或水就戴着手套直接插到自己的胳肘窝里暖起手来,就这样装一会暖暖手,一直装到上午的七、八点钟才算把水箱装好。装好水箱之后,鲁陶赶紧抽掉手上的手套,把冻僵的手又快速地插到了自己的胳肘窝里,脚不停的来回跳动,这时他的腿脚也已经被冻麻了,活动了一会才稍觉好受一点。
这个时候他们却又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水箱装上了,可水从哪里弄?
“现在只有化雪了。”鲁陶想出了一个主意。
主意是想出来了,可拿什么化呀。火好解决,车上有汽油,可没有东西盛雪。
“你提着桶到周围找找看,看看哪里有没有水。”
“桶!”鲁陶忽然想起“桶”不就可以化雪吗?刚才被冻迷糊了,怎么就没想起桶呢。
“用桶化雪吧。”鲁陶说。
“先到周围找找看有没有水,没有再说。”
鲁陶提起桶找水去了。他踏着没膝深的雪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回找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水,由于雪太深,他也不敢走的太远,回来他们只好用几块石头支起桶化起雪水来。总算把水箱装满了。“有门儿!”鲁陶感觉到了希望。
虽然天气还是阴沉沉的,但鲁陶的眉头却舒展开了。他们又开始上路了,这一次班长手握着方向盘小心翼翼。
走了有一二十公里的路程,只听前边哗啦一声响,班长赶紧把车熄火了,下来一看,这一下彻底完蛋了,水箱真的被打的一塌糊涂了。
“不行了,这是水泵不行了,刚才怎么没想到水泵呢?”班长看了之后懊恼极了。
“还要不要拆?”鲁陶说。
“算了吧,我们又没有水泵的配件。”班长仔细地察看后,感到修复无望,干脆放弃了维修的念头。“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会吧。”班长说。
到这个时候,他们在这里已经奋战了十七八个小时了,又饿又冷又累,也真该休息一会了。真累了,也着实瞌睡了,鲁陶在驾驶室里坐着就呼呼大睡起来,班长却怎么也睡不着,他越想越懊恼,越生气。
在这天寒地冻、冰天雪地中,驾驶室的温度和外边一样的冷,一会鲁陶就被冻醒了,这一觉实际上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就这一个多小时他感觉瞌睡已被赶跑了。
醒来后,鲁陶看了看天气还是灰蒙蒙的,天气根本没有放晴的迹象。他想,这样坐着也不是办法,就对班长说:“班长,你看怎么办。”
“只有等待救援了。”
“那我们先找点吃的吧?”鲁陶心想得先安慰安慰肚子呀,不然的话,它会老“咕噜、咕噜”的叫。
“你怎么找吃的?”
“我到前面道班去看看。”
“道班离这里有多远呢?”
“我想不会太远吧。”鲁陶在青藏线上已跑了半年多了,他知道每隔一二十公里就会有一个道班。
“那行,你去吧。我们两个只能走一个,这里还有一车的武器弹药,我还得在这里守着。”
就这样,鲁陶冒着凌厉的寒风顺着车辙印步行往前走去。穿着皮大衣走着走着浑身燥热起来。这一走倒驱走了寒意,可是肚子却更加感觉饿了。他走了二、三个小时,终于看到了道班。
道班里一般都是藏族职工,这里的道班大部分都是夫妻道班,这些藏族同胞过去都是农奴,曾经倍受奴隶主的奴役和压迫,西藏平叛后,他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有的就在道班当了职工。我在前面写过,他们说是共产党、解放军救了他们,他们都把解放军当作了亲人,所以经常会出现藏族同胞救助汽车兵的感人事情。实际上高原的汽车兵也都把道班当成了救助站,在路上一有什么事情就到道班求助,藏汉一家,藏族同胞也乐于救助。
鲁陶虽不懂藏语,但道班的藏族同胞一般都会略懂一点汉语,他是手势加语言,不怎么费劲,那个藏族同胞就听懂了他的意思。一个藏族女同胞可能是他的妻子给鲁陶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虽然他感觉面条不太熟,但还是吃的津津有味。吃完后他们又给鲁陶另做了一碗,用一个饭盒盛着,又用另外一个饭盒盛了一盒酥油茶带上,还给鲁陶准备了一辆自行车,让他骑着可以天天专门给班长送饭。鲁陶心存感激,心里心外都已甚觉暖和。
虽然冰天雪地,但骑自行车却快多了。鲁陶顺着车辙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饭给班长送来了。由于是在高原,水不到100度就开了,煮出来的面条也是半生不熟的,不过藏民有独特的办法,稍微好一点。要是在平时班长是不会吃这半生不熟的面条的,没办法在这里他也狼吞虎咽起来。
填饱肚子之后,班长就讲起了他和副指导员张琦龙的故事。
那还是在二、三年前李明辉当战士的时候(具体日子他也记不住了)。一天晚上的半夜轮到李明辉站岗,后半夜他在岗位上忽然听到一阵哗哗啦啦象水流的声音,他就慢慢地走向发出声响的地方,距离声响大约有二、三十米的地方,他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个人蹲在窗台上好象是往外撒尿,夜里看不清脸,但看那一头长发好象是一个女人,也没看清是哪个房间(连队营房是大号的四合院,两边是排房),他想在连队的营房里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当时没有家属探亲,这他是知道的。家属探亲一般是在冬训的时候)。他也不敢擅自作主,就半夜里叫醒了排长,排长一听,也觉事情蹊跷,就喊醒了当时的连长(不是现在的连长,那个连长已经调到别处去了)。连长似乎胸有成竹,早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一样,立即叫醒了通信员,领着几个人径直往指导员张琦龙的房间走去(那时张琦龙是指导员)。
“指导员,起来一下,团部有一个紧急通知。”连长敲着指导员的门谎称。
敲了好长时间,张琦龙才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问什么事,连长二话没说推门就进去了,径直走到他的床边猛的掀开了被子,果然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当时张琦龙尴尬地已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可那个女人却忽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说:“干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干!到老乡这里玩,累了不许在床上躺一会呀!”
连长根本不与她争辨,目光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扫了一圈后停留在了床上的枕头上。那个女人看着不对劲,立即挪屁股坐到了枕头边上,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动促使连长迅速地把手伸到了枕头下面,顺手就拉出了一个手帕。连长手拿着手帕摇了摇对那个女人说:“答案都在这里。”这时那个女人的气势彻底蔫了,耷拉着脑袋恨地无缝。据说那个女人是一个护士,与张琦龙关系暧昧。实际上连长早已耳闻他们的暧昧关系,并多次看到那个女人进出张琦龙的屋子,不过一时没抓到证据。
在那个年代,男女关系是了不得的事情。张琦龙为此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降为副指导员。后来他得知是李明辉向连长汇报的,从此和李明辉结下了梁子(东北话,意即冤仇)。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没有看到呢。”听了班长的故事,鲁陶感慨地说。
“没有看到?这么大一个车没看到?就是天再黑也还有车灯呢。”可见班长心里有数。
就这样,鲁陶天天骑着自行车,每天两趟的来回给班长送饭,班长就坐在驾驶室里,用一个罐头盒在里面放点机油及少许汽油点燃取暖。连队到了拉萨以后,发现李明辉的车没到,以为可能是和守尾车一块也没在意。守尾车一天以后才到拉萨,等守尾车到拉萨之后,连长一看李明辉的车没有一块过来,就立即询问情况,副指导员慌称在路上没看到李明辉的车。连长着急了,就把四班收尾的驾驶员叫到一边详细询问,那个驾驶员怯怯喏喏地告诉连长:当时他确实是看到了一台车,但没看清是谁的车,车在当时是副指导员驾驶的,他说这好象是我们的车,副指导员就说这不一定是我们的车,他连停也没停车就过来了。连长过去对张显龙和李明辉的矛盾也多少听到过一些,但心想不至于到结仇的地步,就又找修理工进一步核实情况,修理工说他当时正在一边睡觉,连一点也不知道。
收尾车本来是在连队后面担负收尾任务的,绝对不能拉下一台车,况且这么大的雪,那么大一台车在路上,你都没看到,还说不知道。连长已心知肚明,他感到问题严重了,气得脸色铁青,直骂娘:
“他妈的!不知道!不管是谁的车,你们总得下来看看吧!”
连长赶紧派车带着钢丝绳和修理工及材料返回救援。等找到李明辉的车,时间已经过去四五天了。由于班长老是坐在驾驶室里没有活动的缘故,双腿已经失去知觉,等把车修好返回拉萨后就赶紧把他俩送到拉萨解放军总医院,经医生检查后说班长的腿需要动手术截肢。连长一听“截肢”头都蒙了,就赶紧向团部作了汇报,团长得知消息后立即坐飞机赶到了拉萨,要求医院不论用什么药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战士的腿。当时很多人都听到了团长对医院领导说的一句话:“你们要给他截肢了,我怎么向他的爹娘交待呀!”团长的一句话,使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医院的医护人员也都潸然泪下。后来医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医疗小组,据说还请来了北京的医生才算为班长保住了腿。
事后团长是真发火了,听说他非要枪毙这个副指导员不可。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说他们的团长。团长也姓李,前面说过他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当时他是骡马运输队的队长。他脾气暴躁,但对战士却很体贴、温和、关心。战士们都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一次,团长七、八岁的儿子在礼堂的拐角处玩耍,一个老兵走过去说:“叫爷爷!”这时候,团长恰巧从拐角的另一边走过来,“叫你个叔叔就行了。”这个老兵扭头一看是团长,吓得撒腿就跑。
自从到了高原之后,鲁陶的扁桃腺经常发炎,稍有感冒就发炎,一发炎就连一口水都咽不下去。那个时候他还在炊事班,有一次连队在礼堂观看演出,各单位报人数,连长向营长报人数,营长向团长报人数,最后十二连少了一个炊事员,说是生病卧床不起,团长问明情况后,就领着连指导员和营教导员来慰问鲁陶,鲁陶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已经有两天没咽下一口饭了,团长当场批评了指导员,并派人把他立即送进了对面的解放军医院。
李班长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和恢复才出了院。出院后,他就被调到了炊事班做班长。从此,李明辉的腿落下个毛病,每天腿都疼,特别是一到阴雨天,就疼痛难忍,经常得用藏红花等中药洗腿,减轻痛苦。鲁陶的腿从此也逐渐成了慢性关节炎。
一年以后,张琦龙被处理复员了。
六、副连长王昌盛
副连长王昌盛是四川人,墩实的个子,很健壮,平时不苟言笑,工件踏实认真。他已入伍十年,曾被评为全兵站部的学习标兵。他在一次收尾任务中,曾经三天没吃饭,五天没睡觉,顽强地坚持完成了任务。
那还是在前年的冬天,那时王昌盛是三排长,快到年终即将进入冬训时,全团的连队都快要收车了,没有回来的也是最后一趟了。这时候西藏日喀则地区发生了罕见的雪灾,上级要求派一个过得硬的连队紧急运送物资上去,救助被困的受灾军民。团里就派十二连上去了。一路上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道路受阻,抛锚的车辆增多,最多时曾有七台车不同程度的同时抛锚,王昌盛带领收尾的其他同志奋战了五个昼夜,修好了所有抛锚的车辆,没拉下一台车。在这中间王昌盛曾经三天粒米未进,五天没有合眼,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到修好最后一台车。最后将救灾物资完整的交给了当地政府,园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嘉奖。为此王昌盛被评为兵站部的学习标兵,过后又被提升为副连长。
在鲁陶入伍第二年的夏天,副连长王昌盛光荣地牺牲了。鲁陶亲眼目睹了副连长牺牲的一幕。这时候鲁陶已经考上了驾驶员,并已开始单独驾驶车辆了。
那是在八月份的一天,那天没有一点先兆。
八月正是雪域高原洪水泛滥的季节。那一天连队执行林芝任务,副连长王昌盛还是担任收尾工作。过去拉萨之后,有一段道路是顺着河谷走的,十分险峻,左边是峻岭,右边是峡谷,峡谷里是湍急的河流。当时连队的大部分车辆已经通过这里,只还剩几台车没有过去,突然一阵暴雨倾盆而下,山上的泥沙、石头顺着一个小山沟一古脑地冲了下来。等雨过后,这个小山沟口的地方有几十米长的路基已经被冲去了大半边,有几台车被阻隔在了这边。鲁陶的车也被隔在了这边。这时正好副连长乘坐的收尾车也跟了上来。王副连长下来走到前面仔细地察看了情况。有一个最危险的地方正是泥石流走过的路径,路基已经快被冲垮完了,左边靠沟口的地方还有大堆的泥沙,里面还夹有巨石,右面几十米深就是咆啸着的河流。副连长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分析了情况,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不如等待救援,大部分人说等待救援的话不知会等到何年何月,并且如果再有暴雨的话说不定有的车会被冲下去,等待救援不是办法,应该自己动手清理,如果清理一下兴许勉强可以过车。
“对,大家来一起动手把这些乱石先清一下,看能不能清出可以过车的道来。”副连长招呼道。
大家一齐动手搬石头。由于上边冲下来的泥石都堆在那个小山沟的口那里,下面搬着,上面往下掉着,不时还夹着巨石滾下来。由于洪水刚过,右边被冲刷剩下的路基还时常有小的石块掉落。
“大家注意安全!”副连长不时地提醒大家。
说着说着,突然就有一块上吨重的石头滾了下来。
“注意!注意!”有人大喊。
由于路面只剩一米多宽,这块大石头也没遇到什么阻力就直接滾下了山崖,掉进了河谷,过了一会才听到沉闷的一声“呼--隆”响,它掉进了下面几十米深的河里。
“好险呀!”大家都唏嘘不已。
总算清出了一条两米多宽的路来,二排长用步子量了一下,勉强可以过车。
在前边打头的一个车,是五班的一个战士开的,他看看左边堆有一人多高的泥石,又看看右边的峡谷,说什么也不敢开。二排长说“我来!”二排长开着车,副连长在前面指挥,还算顺利,第一台车稳稳地过去了,后面的车也有了信心。鲁陶的车是第三台,他也顺利地开过去了。一连过去了四台车。第五台车是一个象鲁陶一样的新兵开的,大家都叫他小范,他胆子特别小,说什么也不敢过了,这时副连长说:“我来开。”他让二排长在前面指挥。
副连长手把着方向盘,轻踩油门,稳稳地向那个最危险的地段开去。眼看就要过去了,这时突然有一块巨石从上面沟口的泥石堆里滾了下来,它不偏不倚正砸在这个车的左后轮上,由于这块石头力量巨大,加之右轮的边缘距离悬崖只有十厘米不到,这一砸使车猛的横着向右移动了十多厘米,使右后的一个外轮已经悬空了。“加油!加油!”二排长和其他几个人在两头大喊,大家的心提到嗓子眼上,鲁陶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副连长就猛的加了一下油,可是已经晚了,由于车是重载,右边的路基又是刚冲刷过的,路基已经被压垮了。这时车右轮已经整个掉了下去,车头猛的斜着就翘了起来,大家都大声惊叫起来,说时迟那时快,瞬时车就呼呼隆隆地滾下了几十米的悬崖,掉到了河谷里。
这事来的太突然了。“副连长!副连长!”这时大家惊叫着,哭喊着,也不顾是不是悬崖了,有的攀着树枝,鲁陶和那个副连长替他开车的司机小范就干脆直接跳下了悬崖,忍着剧疼赶快下去救副连长,等到大家跳到湍急的河水里把他从压扁的驾驶室里拉出来,浑身是血、面目全非的副连长已经奄奄一息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哭喊着把副连长抬起来。绕了有两公里多,才把他抬上了公路,排长赶快把收尾车倒回去立即把副连长送到了拉萨解放军总医院。
在当晚,经抢救无效,副连长停止了呼吸,十二连在场的人们无不失声痛哭,连在场的医护人员也无不落泪。
“副连长,你是替我牺牲的呀!”小范更是捶胸顿足。
就这样,副连长王昌盛光荣地牺牲了。他为了边疆的建设,西藏的繁荣和藏族同胞的生活幸福,永远长眠在了雪域高原。
高山注目,向英雄敬礼;
波涛汹涌,高唱英雄的赞歌。
英雄已逝,却永驻心中;
英魂长存,精神激励着人们。
青山低头,
目送英雄远走;
为了西藏的明天,
人们记住了他的今天。
涛声依旧,
放开嘶咽的歌喉,
唱着英雄的赞歌滚滚东流。
青山向他敬礼,
涛声向他祈祷,
愿他的精神长存雪域高原,
永驻在西藏同胞的心中。
团里在拉萨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后又在格尔木团部礼堂前的大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号召全团指战员向王昌盛同志学习。
王昌盛副连长牺牲后第二年的秋天,鲁陶所在的十二连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整连调动到总后勤部新组建的一个汽车团。
当时,新疆和田地区有一些不法分子与境外反华势力沆瀣一气带头挑起民族矛盾,蒙蔽一部分民族群众叛乱,致使和田城区粮食供应紧张,市民叫苦不迭。那时,国家甚至都动用了三叉戟为和田运送粮食(当时国家进口了三架三叉戟,一架被林彪摔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一架国家做研究用,另外一架就曾被作为往和田运送粮食的运输机)。为了解和田的燃眉之急,总后紧急组建一个汽车团,专为和田运送粮食。总后要求各办事处及青藏兵站部抽调最好的连队,整连调动,组成一个意志坚强、技术全面的团队,紧急驰援和田。
他们虽然所处青藏高原环境条件艰苦,但一旦要离开这长年战斗过的地方还真有点依依不舍,但他们毕竟是军人。
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
他们经过动员,重新编制,武装了思想,义无反顾地开始踏上了移防新疆的路程。
这样无聊的夜晚,我忽然记起一个人,想起我的姨夫,那个我一点也不喜欢甚至有些害怕的人。
姨夫已经去世七八年了,从我在外上学就再没见过他,对他的记忆全是小时候的样子。姨夫长得极像蒋介石或者演蒋介石那个演员孙飞虎,他剃着锃亮的光头,一米九十多的大个子,猫着腰满脸杀气没有笑模样。姨夫是农民,家里穷得叮当响,可我从没看见过他干过农活,没看见过他像别的老农那样专心经营过财产,姨夫整天东游西逛,生活的乐趣就是赌钱,打老婆,家里任何事情他都不放在心上,油瓶子倒了也不会扶一下的。但是姨夫却热衷帮助左邻右舍,他有一手乡下人没有的技术,会开车、修车,干钳工活,凡有求于他,姨夫必然到场。,有时是真心,有时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
我小时后就非常喜欢乡村生活,每年都梦想着去姨家过暑假,但我害怕姨夫,虽然他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并不存在,但我还是不舒服。姨夫和姨是表兄妹,表兄妹成了一家人却没有亲上加亲,两人真刀真枪地干了一辈子,五十多岁还在闹离婚,我在他们家最怕的事就是战火烧到自己身上。
每天姨起得很早,在窗外忙活计,姨夫躺在炕上逗猫。对我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广播开始播音,话音未落姨这边就开始嘟嘟囔囔魔道起来,姨夫有了一点笑模样。但是他逗猫实在邪恶,他抓住猫的两只前爪,提得很高,把猫的身子拉成面条一样长,劈头盖脸地数落一番,我知道他是把猫当成姨来折磨。
我和姨夫没有交往,我对他的印象一半来自身边大人的讲述,一半来自姨夫对待猫狗的态度。姨夫曾经把家里几个表哥干一年农活挣得钱一夜输个精光,也曾经把姨打到矿山,被迫租房独过,但他最槽糕的表现是把家里养了十多年忠实的老狗卖到狗肉馆里,换几个钱买猪肉吃。我和所有亲戚人对姨夫的看法都一致,姨夫是坏人,不讲情义,是流氓,无赖。
八十年代末,姨和姨夫开始挣工资,他们是六零年下乡的,后来落实政策两人每月开始有了一百多元的收入,这时孩子们都已进城,有的还当了官,要他俩进城养老,姨去了,姨夫却死活不肯来,一个人住在乡下,姨夫得了癌症,最后死在乡下。
姨夫快不行时儿女围在身边伺候,姨夫让他们走开,只让二哥陪他,姨夫让二哥记,姨夫说,在临死前姨夫把他从来没说过的自己的故事讲了出来。
姨夫年轻时高大英俊,父亲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家境不错。后来土改解放军过来,姨夫和解放军团长的老婆勾搭到一起,两人私奔跑了。解放军团长岂肯善罢甘休,没抓到姨夫把姨夫的老爹逮起来,安个血债累累的旧军阀的名目给枪毙了,姨夫有家难回,此时正赶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姨夫就报名参军去朝鲜打仗。
因为胆大心细,几次大难不死后姨夫当上汽车连连长。朝鲜战争中最危险的就是汽车兵,当时志愿军没有空中优势,每天都挨美国飞机的狂轰乱炸,十辆车剩不下一辆。姨夫有一次被美国飞机发现,拼命往前面的山洞里开,飞机开始俯冲,姨夫突然踩刹车,汽车急停飞机扑个空,姨夫趁机把车开进洞。还有一次,姨夫领一个小队执行任务,中途被美国飞机轰炸,姨夫被震昏过去,醒来时小队的车几乎全部报废,姨夫从这个车里卸下几个零件从那个车卸下几个零件居然拼成三辆还能开动的汽车,勉强把物资送到前线。
姨夫成了英雄,志愿军副司令接见他,给他发放了嘉奖令,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随军女记者去采访他,姨夫本该成为大红大紫的人物,但他却犯了又可笑的错误,他依仗着是英雄,调戏了人家女记者,记者在盛怒之下没有在文章里提及姨夫的名字,而是把他的事迹主人公换成都换成了“志愿军战士”。后来部队又要提拔姨夫,查出他的底细,原来父亲是被枪毙的旧军阀,成分太坏,就让他转业了。
姨夫分到武汉工作,五十年代一个月就有三百元的收入。姨当时是接线员,也有工资,两人结婚后阔得要死,正经风光一阵子。六零年挨饿,姨受不了,非要回东北老家,结果一去再没有回来,两人当了一辈子农民。文化大革命时姨夫因为出身不好,自己挨斗,家人也颇受连累,农村人整人更狠,全家热么十几年抬不起头。几个哥哥姐姐恨死了村里的乡亲,后来靠着奋斗来城里就发誓再不回农村,姨夫倒是爱上乡村生活,至死没有离开。
我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后来我二哥把姨夫在朝鲜的经历写成书。二哥是非常执着的人,他做事我们看不懂。二哥请了长假,利用在铁路工作的便利,用半年时间去寻找姨夫战斗过的部队,他走遍半个中国,终于在青海找到。二哥的书最后由总政治部出版,面向全军发行发行。出版社付了四千元稿费,二哥全都捐给部队,我们对此都大惑不解,二哥那么节省的人,冬天储存的土豆留到来年四五月份还不肯扔,家里为了省电电灯总要打到最小,可他慷慨起来却有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的风范。我把这件事当成笑话告诉我姐,姐说:“纯粹有病”,这也是我们大家对二哥的普遍看法。
二哥从农村出来,当过火车司机,当过教员,当过会计,一直都在奋斗,一直都心高气傲不合时宜。他是个极端古板认真的人,平时不苟言笑,拒谈男女之事,每天单位五点下班,二十分钟后准时到家。他没有社会交际,不吸烟不喝酒也看不上流行的时尚消遣,下班后就是干活、读书,把家里从打家具到做棉衣棉裤的活全部包下,所以嫂子经常抱怨他缺少生活情趣,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
姨夫和我爸两个连襟都怕二哥,二哥一直充当着姨和我妈的保护神的角色。他铁青着脸,训斥起我爸和姨夫来从不拐弯抹角地。但他对我和我姐很好,姐每次去上海,都是二哥订卧铺票。我去车站送姐,老远的就看二哥穿着工作服戴带着前进帽骑车过来。二哥的装束在八十年代初很神气,过了几十年还那身打扮就显得可笑了。二哥下车,用命令的口气请我俩吃饭,我们说吃过了,二哥就问我们住哪,我姐说她住宾馆,我一会坐车回家,二哥不容置疑地命令我:今天不许走,把你姐送上车再走。如果我不去送姐,二哥就不让姐住在外面,那怕已经在订了宾馆也要把房间退掉,一定要去他家,二哥会看着我姐,天黑了那都不让去,一直到第二天押上火车为止。有时二哥也会塞给我姐100元钱,姐不肯要,知道他不当家,钱也不多,但不要他不高兴,等于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姐从上海回来总给他带些礼物,二哥会高兴地告诉别人:这是我妹妹在上海带回来的。
我去参加二哥的葬礼时,二哥依旧戴着那顶前进帽,四十几岁的人暴病死亡,躺在那里像睡着了一样,他还是那么高大,那么帅,不过已经死了,已经冷了。
二哥其实不是暴病死的,他的死事出有因。二哥在一个油水很大的部门上班,管着公家几千万的物资,他不肯出一丝一毫的偏差,由此得罪不少人,有天下班被人从后面袭击,把脑袋打坏了。二哥说从那以后他的记忆力就不行了,以前可以记住几百条条乒乓球和篮球规则,市里比赛都找他去裁判,但是现在不行,经常忘事。事情过去好几年,有天二哥正坐着和家人聊天,鼻孔忽然出血不止,人昏了过去,家里人没有抢救经验,把他平放在地上去叫救护车,医生来时,二哥已经死了,可能是血流到呼吸道里窒息死亡的。
葬礼上最不忍看的是二哥的儿子,一米八十多的大小伙子,蜷缩成一团,看起来比我还矮,那张漂亮的脸上目光呆滞、麻木,祥林嫂一样。妈说这孩子从小被管束得太紧,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见谁都怕。他恨他爸,曾说要亲手杀死自己的爸爸。 在场所有人都很难过,只有二哥的儿子除外,任由葬礼的主持人吩咐,做着各种程序上的动作,看不出一点被触动的神色,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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