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可以休矣

当今中国，地球人都知道，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如果王小波在世，看见大众如此一致地以“参差多态”为理想，以“特立独行的猪”为偶像，一定很郁闷，恨不得再死一次。这不怪别人，毛病在王小波自己身上，或者在写杂文的王小波身上（我敢作价值一个麦当捞甜筒的假设，王小波的芸芸读者中只有10%看过他的小说，这10%中又只有10%不是挑着器官白描看的）。因为他完整地具备了大众偶像的四大特质，所以大众绝对轻饶不了他。

　　　　一：论王小波之不讲理

　　　　　　第一个特质，不讲理。周星弛不讲理，红了，小燕子不讲理，红了。王小波不讲理，红了。

　　　　　　王小波不讲理，他讲故事。我看过他的杂文，里面的故事带给我很多即时的乐趣，但现在想确认他说的到底是什么道理，需要翻回去作文字狱捕快状逐字逐行间推敲，答案是：他什么也没有说。比如《积极的结论》，象他所有的杂文一样，以“我”的一个故事开头，以“我”得到了一个结论结尾。按照我这种庸人的逻辑，故事好比药引，结论乃是要治病；而这篇文章引用的故事有七个之多，占全文篇幅的4/5强，按照我这种庸人的逻辑，这七个药引要么是具备一定药性，要么是能够顺藤摸瓜地逐渐推出结论，否则就是假药。

　　　　　　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推导过程 ：

　　　　　　故事一：智慧的小脚老太反对亩产三十万斤——小结论：亩产三十万斤是不可信的。 　　故事二：大学生在北京武斗保卫党中央——小结论：把武斗升华为保卫很值得怀疑

　　　　　　故事三：报纸上登牛西红柿的故事——比喻那个时代的愚人节气质

　　　　　　故事四：“我”当初发誓保卫毛 说了不算数——小结论：说话应该慎重而有理性

　　　　　　故事五：“我”插队时生病情绪不好被批评——小结论：当年是有理由悲伤的，否则就是违反天性，而违反天性的事则不能长久。

　　　　　　故事六：“我”当年无法顺应公众场合的需要即兴悲喜——小结论：什么时候也不要夸大自己在感情上的适应能力，

　　　　　　在故事六和故事七之间穿插进一个关于幽默和虔诚的论述。自称“有了近于正常的理性”，和“幽默感”，“因此对可信和不可信的事情都应付自如”。

　　　　　　故事七：朋友的书里的敏感词语被篡改了。——小结论：生活需要直率，也需要幽默感，但是即使这样也还不够你应付的。

　　　　　　大结论：“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故事一至六和它们显而易见的小结论说明了失去理性的危险，而且很漂亮地侧面描述了一个集体失去理性所陷入的荒唐境地，看到这里，我这个庸人频频地点着头，但隐约地不满足，如果我还没有具备理性，或者我已经失去理性，这些故事已然醍醐灌顶，但是既然我是第三种人，大多数人，我就希望王小波这个过来人能再阐述一下当年他的理性是在哪个点上失去的，或者失去的理性可以在哪个点上找回来。此时王小波语焉不详地说；可能是“虔诚”，或者对真理的不坚定。这时我的感觉就象再次听到庸人法国艳后安东尼奥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蛋糕呢？或者庸人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这是很朴素的常识，但是放在物资匮乏或者理性匮乏的大时代环境下，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而且比什么都不说还坏，因为这种结论把社会的大缺陷归结于渺小的个人的选择问题上，有偷梁换柱之嫌。

　　　　　　而只要“人活在世界上，要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面”，就更让我彻底发蒙。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坚硬无比、具体永恒的“真理”，因为据科学哲学家们（注1）说，真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的东西，我们只有靠不断检验现存的道理，不断试图证明它们的谬误，来取得一点进步；而“理性的轨道”这个东西就更玄乎了，这种对理性的信仰听起来相当先验，也就是说，它是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但只要你一旦找到，不管雨打风吹，你只要不偏离轨道，就离开得道不远了。但是据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注2、注3），人的理性，如果有的话，就在于拼命地给自己所见闻到的事物找一个合理性解释，逐渐形成他自己的眼光和图景，并积极随着外界调整。这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理性是在于拼命给自己铺轨道。而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理性，一千种铺法。如果不幸生在一个大家都以错误的的方法铺轨道，或者边铺边拆的国家，你只有两个选择，有样学样，或者干脆不铺。所以寻找理性，或者提高理性，除了多看多听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寻求理性，约等于缘木求鱼。王小波比一般人显得有理性，是因为他在国外看到了无数种不同的观点，长进了。这再次证明，人以自己为参照物是不行的。

　　　　　　可是，王小波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对三十年前的王小波说：当年何不吃理性的肉糜？我觉得有两个可能：一，因为当年没有肉糜，吃就是一个假动作，所以王小波提出的是一个虚假命题；二，王小波打算借这个命题的提出，从侧面提醒我们当年的饥荒程度，如果是这样，他所表达的，就不是理智感，而是荒谬感。

　　　　　　有人说王小波承接的是英国经验理性的逻辑，自由主义的气质（注4）。但我觉得不太象。第一，王小波喜欢讲一个以接近弱智为主人公的故事，然后让他要说的道理不证自明，尽在其中。而经验主义学派不太相信不证自明的东西，比如：J.S.密勒（注5）要证明言论自由的合理性，他就从论证扑灭言论的不合理性入手，“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 可见大义不一定要微言，而微言的往往不是大义； 第二，经验主义学派以社会福祉为立论根本，从而推导出个体自由、社会制度、教育体系的系统(注6)，在本质上并不是人本主义的；而王小波是个朴素的个人主义者，在学养和兴趣上都不具备严谨论证的可能，所以同样朴素的经验理性看来是最顺手的武器，但其实不然。因为经验理性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用处体现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可是王小波并不论证社会问题，他论证的是个人认知问题，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些方面经验理性就显得非常落后，以至于往往暴露出他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和硬伤。比如在谈到文理科、东西方文化时，他一方面鄙薄“中国传统思维重实用的倾向”（注7），同时又最佩服“敢赤裸裸谈利害”（注8）的墨子；他一方面高度认同康德-罗素的“知识本身就是善”（注9）的先验观点，另一方面又千篇一律地以“回避抽象理念、目标预设、终极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注10）的功利主义来做他的立论工具。这种整体评价和个人偏好、价值基准和工具论的分离可能说明他倾向于采用对自己有利的理论片段，而不去考虑这个理论本身，以及自己论证的内在统一性。

　　　　二：论王小波之不讲历史

　　　　　　大众偶像都不爱讲历史，余秋雨教授不讲历史，李什么红导演不讲历史，二月河老师也不讲历史。讲历史就俗了。王小波也不讲历史，顶多讲个人史，而且戏说居多，“就爱编牛西红柿这样的故事”，他一定是希望读者在此时“具备一定的幽默感”，这样才叫做“有趣味。”

　　　　　　在不涉及到趣味，也不涉及到个人表达的时候，王小波还是不讲历史。象什么诸葛亮南征砍掉了云南的椰子树，花刺子模国的故事，我仔细搜索了〈我的精神家园〉里“文化”一章的22篇文章，发现被用来做展开论述的药引、立论的依据、承前启后的桥梁的70个事例，竟然全部是不可考的个人经历（35）、野史或民间传说（7）、文艺创作（12）、坊间闲谈（16）。

　　　　　　一个人的来历大概可以从其言谈中得知。在王小波的杂文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求趣味第一，求知第二的闲云野鹤、自由电子。王小波看的都是些什么书呢？“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到维多利亚时期的黄色小说”，他认为的好书是“萧伯纳、卡尔维诺、杜拉斯”（注11），他认为尤其好的，是“现代小说”。文史哲中，严重偏文，一本〈西方哲学史〉就把史和哲都交代过去了。王小波非常以自己是理科出身自豪，小时候对做手工掷弹器有心得，大学学的数学，所以后来可以“用自己编写的文字处理程序写稿”。这些经历说明了他的聪明，但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受过扎实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能推导出他在论文化、论历史、论科学时享有不用把情况搞清楚就下判断的豁免权。

　　　　　　在《智慧和国学》中，王小波推崇一种西方的智慧，即罗素所说的“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真理”，而且以智力活动为第一乐趣。姑且不论这个“西方的智慧”根本就是罗素的提法，姑且不论罗素是否能代表西方的智慧，西方的智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我知道有希腊式的智慧和罗马式的智慧，还有基督教的智慧，有文艺复兴式的智慧，有人本主义的智慧，有功利主义的智慧；希腊的智慧里，有苏格拉底式的智慧，柏拉图式的智慧和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而从没有看到一个有口径全部统一好的西方智慧。比如说，同是时代相隔不太远的英国人，斯宾塞（Spencer，H）和罗素的口径就很不一致。19世纪中后期，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注12），按照各门学科对社会生存的有用性，整理了一个序列。这样，他就把学科安排成为：“（1）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2）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3）目的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4）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5）在生活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而从1915年到1918年，美国的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注13），做了三个确定初等学校课程中的最低要素(minimun essentials)的学习时间经济化，用编制目录和表格的形式对当时的教科书和学程进行分析。用以确定最低要素的标准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所以说，不但罗素和斯宾塞的智慧很不一样，指导西方教育实践的智慧和显示哲学家个人偏好的智慧也不一样。

　　　　　　同样，在谈论中国人的时候，王小波的概念也异常大而无当。他好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外国人如何如何“中国人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外国人就不是这样看问题”（注14）“按中国人的标准，”，“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些超级的知识”，等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权代表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发言、表态，就应该归到王小波憎恨的范畴里，可是，在杂文中，他偏偏就成为了这种人。我猜他所指的是某一类人，或者是某几个人，甚至就是某一个人，可是又天性怕羞，不愿意指着鼻梁骂上去，以为这样“不绅士”（注15）。

　　　　　　按照王小波的说法，他“现在所写的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别的就别管他妈的。”（注16），“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里找到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这里可以看到王小波杂文写作构思中的重点：文体第一，意见阐述其次，攻击力第三；也可以看到他对杂文的理解：文学，好看。这与人们在他身后塑造的“自由思想家”、一个“自觉的启蒙者”（注17）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个思想家的杂文，照我的愚见，应该象胡适的文章那样扎实有根据，至少让读者知道是可以考证回去的；而一个启蒙者的文章，应该象鲁迅的文章，目标明确，至少让读者知道指的是何人何事，不至于心下忐忑，以为自己已然被王小波嘲笑了一把。王小波正是王蒙所评价的“明白人”（注18） ，但不过是一群明白人里又多了一个明白人，而对不明白的人无所助益，因为这一种隔山打牛、凌空虚步，无所依、无所指的明白言论，只能让糊涂人更糊涂地钦佩起明白人，给自己凭添些苦恼。

　　　　　　也许有人要为王小波说话：杂文篇幅短小，又要开头，又有起承转合，又要有结论，又要谈文化，又要谈比较，如果再要罗列史实、推陈道理，做到王小波这样，已经大家手笔。遇到这个问题，我要说：用杂文来谈一国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历史，有如冰箱装大象，蛤蟆吃天，注定要失败；王小波的杂文，是中国式传统的阴魂不散和中年启蒙分子的可耻失败；而诸多王小波体的风行，是当代青年伪知识分子可耻的失败。我下面要详细论述这个失败的可耻之处。

　　　　三：论王小波的狡猾和娱乐性

　　　　　　成为大众偶像的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谁都不得罪，谁都抓不到他的尾巴，几方通吃，狡猾狡猾地。比如《还珠格格》，比如《康熙王朝》。文艺作品总该有对立面吧，对立面就是那些还不了手，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对立了的一群。

　　　　　　王蒙评价王小波，“他最刻薄的说法也不是针对哪一个具体人或具体圈子，他的评论里绝无人身攻击”。王小波的杂文一般都写得热闹非凡，以小说家的资质写杂文，大概和以诗人的才情写广告文案一样，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可是读者惊完了后，犹在云里雾里，不知道骂的是谁，谁有何可骂之处。比如《我看文化热》里批评9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稍微点到王朔被攻击的状况，最后声明文化如果要越热越窄，不如不热。一个不在当时语境中的人，看了这篇文章，既不明白当时知识分子具体发了哪些牢骚就被认定为“不行”了，也不能知道“王朔被何人如何臭骂，是否真与“水浒”里雷横被奚落行状一致，或当时文人是否都赞成“文化是种操守”，即使全体赞成，是如何赞成，听到的都是王小波的自说自话。让我们再分析一篇著名的、观点也比较清晰的〈花刺子模信使问题〉。王小波用全篇比较学者和花刺子模的信使之间的相似之处，用以批驳花刺子模君王的品行和学者由此变得滑头的后果。

　　　　　　J.S.密勒在〈论自由〉里也说了个故事，古代拉克里（Locrians）的立法会议里，什么人要建议一条新法律时，“脖颈上须套一条绞索，一见群众大会听他陈述理由之后而不当时当地予以采纳，便立刻收紧套绳，把他勒死”。密勒随即指出：“凡替这种对待加惠者的办法辩护的人，我们不能设想他对那个惠益会有多大评价；而我相信，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必是认为新真理或许一度是可取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真理了”。妨碍言论自由便是妨碍社会进步，这道理拉克里人或许不明白，而英国人大概在19世纪就明白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甚明白，或者没有刻骨的明白，就是因为知者或者不言，言者也多半是插科打诨，借古讽今，装疯卖傻，不触及论证的内核，让读者还以为自己真的身在那个人人滑头的花刺子模。

　　　　　　王小波在〈信使〉一文里，把学者分为好消息使者和坏消息使者。 以自己和李银河的同性恋研究被禁，推导出现在学术界上空有花刺子模式的思维；推导出学者有逢迎的倾向，再推导出讲求效益、捏造事实是花刺子模式的思维下的必然后果，最后得出真的学术和艺术和虚伪无法共存的最后结论。我以为这样的推理完全不疼不痒，不招谁不惹谁。花刺子模式的思维大多数人都有，但实现这种思维的权力只有少数人有。批判不指向权力，只指向被权力操控的族群，也许就能达到王蒙说的“争的是一个明白，争的是一个不要犯傻不要愚昧不要自欺欺人的问题”的境界了吧。谁也不想犯傻，愚昧，自欺欺人，这个问题用不着争；在一个要求人人犯傻愚昧的社会里，要独善其身，一不太可能，二没有意义，三不能持久；敢于把毛病的症结指出来，把犯罪嫌疑人指出来，把犯罪的机制指出来，这是真的骑士。储安平的〈观察〉1948年被查封前夕，大家都觉紧张，但他并不退缩，发布文章说：“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於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我以为，杂文如果不是武器，根本没有生存的必要。第一，杂文不能产生道理，只有学术论文能够承担生成理论的功能，杂文的篇幅只允许它根据某项道理去分析实际事务；第二，杂文不营造美感，杂文是说事的，事情说清楚是第一位的，是否漂亮是第二位的，美感是副产品。第三，杂文无法超脱，要看似是而非的双关语可以直接看笑话，要看雍容尔雅的辑让之度去看散文，不必杂文。

　　　　　　王小波说了，他写文章，要好看，要趣味，要立得住脚。换句话说，首先要有观众。所以娱乐性就从这一层生发出来。所谓娱乐性，就是能够被大众阅读、理解的趣味程度。如果把那些由己及人的朴素道理、道听途说的故事、摸棱两可的攻击、叫人拍案称绝的黑色幽默、承上启下的漂亮话都删掉的话，王小波的文章剩下的东西不多，能够被人记住的很少。王小波英年早逝，以他为文在趣味上的考虑和对读者水准的照顾来预测，我要说他为自己保存了晚节。但王小波的娱乐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他死后，很多人继续以模仿他为乐。

　　　　　　我没怎么读过王小波的小说，或者说，他的小说中，我记忆深刻的不过〈黄金时代〉，其他的都象是把一种制度翻译成为小说语言，从而显示出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结构上的单调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影响了他在杂文里随处生发的理论，和关公战秦琼式的历史感，从而扰乱了，或者造就了他的文体。我所知道的，是他的文章没有阐明任何问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他的文章描绘胜过阐述，荒诞感胜过现实感，以至于要驳他的观点也无从驳起，任何人都无法证明王小波为错，如今如果是花刺子模国的话，王小波肯定不会是被投入老虎笼的第一批人，这大约也如他所论证的，他不是真正的信使。他是谁？我的精神家园封面上的照片很传神：一个袖手旁观、满脸坏笑的闲人。

　　　　——《王小波可以休矣－三论王小波》　作者：又来晚了

　　　　　　注1　卡尔.波普尔，《真理和向真理的逼近》，（1960）　《波普尔选集》 “我们否证主义者相信，我们绝不能给出确实的理由来证明一个理论是真的这个信念是正确的，……我们发现了一条能把理性的科学和各种形式的迷信相区分的途径，我们坚信，科学的理性不在于它习惯求助经验证据以支持它的教条，而是唯一地求助于批判性的探索……因此，科学与寻求确定性、或然性或可靠性没有关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注2　皮亚杰，《结构主义》，“观察和经验以最明确的方式表明，逻辑结构是被构造出来的，并且要花足足十二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确立”“导致结构形成的主要功能是‘同化作用’，同化作用产生图式。……有机体在与外界的每一个相互作用中，在顺应环境的同时把外界和自身的结构加以同化，使有机体的种种形式具有恒久性和连续性。”，商务印书馆，1996

　　　　　　注3　沃纳.赛佛林，《传播理论》，P81， 概略（schema）的概念被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传播学者应用在了解人们处理较复杂的信息的过程。“概略是一种认知结构，它由组织好的，从以往经验中抽象出的对情境和个人的知识构成”（Graber，1988），“人们对处理复杂事物的有限能力迫使他们奉行‘认知的经济学’，即形成简化的思维模式”（Fiske Kinder,1981）

　　　　　　注4　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选择的是……英美的经验理性。”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不再沉默》，P39，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注5　Miller，J.S，On .Liberty, Chapter 1.

　　　　　　注6　Utilitarianism,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注7　王小波，《智慧与国学》，《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8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9　王小波，《智慧与国学》，《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0　许纪霖，《他思故他在》，“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 《不再沉默》，P39，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注11　王小波，《积极的结论》，《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2　斯宾塞，《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

　　　　　　注13　布鲁巴克，《西方课程的历史》，丁证霖 赵中建 译，人教网。

　　　　　　注14　王小波，《智慧与国学》，《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5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6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7　汪丁丁，《王小波的说与思》，《不再沉默》，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注18　王蒙，《难得明白》，《不再沉默》，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一、3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追过一个梦，今天的人再也没兴趣谈它了（二）

　　07.

　　实际上，不光“星星美展”广大群众看不懂，北岛、顾城们的诗流向五湖四海，也没多少人读明白。当时，作家章明写了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指责有人故意把诗写得晦涩、怪癖。“朦胧诗”一词因此流行开来。

　　然而比起诗、画，最不把观众审美放眼里的，是陈凯歌的同学，田壮壮。

　　从北电毕业后，田壮壮先是做了“第三代导演”凌子风的助理。他首次独立执导《九月》时，把凌子风请去。凌导看完，说：

　　“壮壮，等你下一部出来我再表态吧，你这部我实在是看不懂。”

　　只能说凌导大意了，没想到接下来田壮壮拍的两部电影，不但他老人家看不懂，连跟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都不知道在干啥。

　　陈、张二人在陕西拍《黄土地》时，田壮壮拉着蒙古作家江浩，写了个叫《猎场扎撒》的剧本，没通过，然后又写了《盗马贼》。突然一天，《猎场》又让拍了。电影记录牧民日常，影像凌厉，意境深沉，完全颠覆以往的叙事。

　　片子和《黄土地》一起交上去，《黄》通过审核，《猎场》却迟迟没有答复。

　　当时，马丁·斯科塞斯看完电影后预言，说田壮壮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导演。可审片的领导打电话问田壮壮的原话是：

　　“你这是拍给谁的？谁能看得懂？”

　　正拍《末代皇帝》的贝托鲁奇看了电影，叫田壮壮赶紧送威尼斯去，因为他是这届电影节的评委。田壮壮不知道威尼斯，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是在荷兰左派纪录片导演伊文思的力荐下，电影才重审、通过。

　　《猎场》最后全国拷贝为零，却被青年田壮壮视为骄傲。紧接着，他又在西影厂支持下，拍了《盗马贼》。这部比上部更狠，田壮壮冒着风险，将队伍拉进藏区。他要用《盗马贼》表达信仰、生死的哲学命题。电影剔除叙事，直接深入思想。拍摄时，很多人不理解田壮壮在表达什么，田壮壮就骂：

　　“傻叉，让你拍什么就拍什么不就得了，瞎他妈问什么？”

　　后来实在拍不下去，田壮壮召开全员大会，把每个章节拎出来，一一解释。

　　听完后，下面的人来了句：

　　“导演，这电影到底什么意思？”

　　为了《盗马贼》，田壮壮把心脏病都拍出来了，折进去半条命。高反、发烧，都没能阻止他。有一次勘景，他走路打摆子，众人劝他回去，他手一甩，一个人晃晃悠悠地朝深山走去。还有一次，在河里布置转经筒，水流又急又冷，田壮壮光着膀子就冲进水里。美术霍建起日后想起来说：

　　“那时大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一门心思做艺术，命都可以不要。”

　　回北京，田壮壮去后海吃饭，遇到陈凯歌。那天他喝了口冰镇啤酒，当时心脏就不行了。凯歌把他搀到一边，对着夕阳掉眼泪，说：

　　“壮壮，你可不能出事儿啊。”

　　《盗马贼》送审后，连伊文思也看不懂了。电影局说，你要想通过，必须大剪。彼时的田壮壮，正在自己最理想的创作状态里。对于《盗马贼》，他有十万分自信。拍摄时，就对摄影侯咏放话，信不信我让你进电影史！

　　所以后来记者采访他，他才来了一句：

　　“我的电影是拍个下个世纪观众看的。”

　　结果这话被《大众电影》拎出来，连续批判了两期。田壮壮每天收到成捆的观众来信，全是骂他的。年轻时不可一世的田导，懒得解释。他觉得《盗马贼》表达了自己最想表达的思考，就够了。后来，伊文思又给他打电话，并叫上阿城他爸著名文艺评论家钟惦棐看了一遍。阿城他爸说：

　　“田壮壮前后两部电影，连篇影评都没有，这是中国评论界的耻辱。”

　　钟老爷子遂即要亲自写一篇。没想到十几天后，突然驾鹤西去。

　　此后，在创作上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的田壮壮，傲气遭到打击，变得心灰意冷。但他依然改不掉“狗熊”脾气。他拍老舍的《鼓书艺人》，刻意去掉其中的“进步思想”。舒乙说他不尊重原著，两人大吵。田壮壮就说：

　　“要么咱们都到地底下找你爸去，看你爸对这件事是不是有意见？”

　　那也是1987年的事。

　　那一年，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在柏林摘了一只金熊，把第五代推向国际，震惊了世界。陈凯歌去美国留学，跟洪晃混在了一起。

　　面对摄影系老谋子的成功，两位导演系同学都憋了一股劲。于是在短短5年后，三人合力把中国电影推向一个高峰。

　　不过，那都是90年代的故事了。

　　在那之前，另一波文学的高峰，早就来了。

　　08.

　　80年代初，“朦胧诗”一度遭遇猛烈的批评，被称为“社会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星星”扭曲、变形的画作，被视为“老百姓看不懂的玩意儿”。对此，一个颇具社会声望的学者，却大力称赞《今天》是“文学的飞燕”，同时在《文艺报》上发表《画廊美谈》，表达了对前卫艺术的辩护。

　　这个名叫李泽厚的学者，要是看了《盗马贼》，不知会说些什么。

　　时间再一次回到1979年。那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随后，美学冲破十年禁区，引起广泛讨论。同年，49岁的李泽厚，花几个月写出一本书稿。此稿先在上海《美学》上发表前三期。1981年，正式出版。

　　这本书，就是《美的历程》。

　　80年代初，这本隽永、生动的美学书，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保守卖出几百万册。它的横空出世，不仅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美学热，更起到“反思历史、解放思想”的作用。一夜之间，人们都关注起与“美”有关的话题，每个人都试图砸碎禁欲时代里的沉重枷锁。

　　人们纷纷开始思考：

　　“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情感，什么是生活？”

　　随后，李泽厚成了家喻户晓的学者。无论他去哪儿演讲，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无数学子削尖脑袋要考他的研究生。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一度把李泽厚捧上神坛。北大各专业选修课中，美学总是名列前茅。《历程》突破以往说教的写作手法，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就有在武大中文系教书的易中天。

　　“美学热”之后，紧跟着是“文化热”。

　　当时，李泽厚不但为《今天》和“星星”正名，还在80年代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中华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还曾和他讨论过。这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最为一代学人熟知的，便是《走向未来》丛书。

　　当年这套书在北大，是直接堆在操场上卖的。

　　1982年，湖南出版社找到学者金观涛，希望出一套提高年轻人学识、修养的丛书。此前，湖南出过一套《走向世界》，都是国外见闻。金觉得没啥意思，希望传播深度，便找到四川出版社，决定做一套人文社科丛书。

　　由于是编外人员参与编撰，这成了78年后最早的民间策划出版。一通奔走后，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钱三强等名家成为顾问。随后四处招编委，只要中青年，50岁以上免谈。为此，挨个单位去找人。邀请人也没工钱，自己坐公车，带上馒头，一谈谈几个小时，连口水都喝不上。

　　最后谈下来的编委，一人每月补贴，也就20块钱。

　　1983年到1988年，《走向未来》以每年一批的频率，出了5批74种，销量总计1800万册，涵盖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学科最前沿的新知。

　　它和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起，成为了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源泉。

　　1984年前后，无数的老师、工人、回城知青拿着介绍信，跑去社科院门口堵编委丁学良，向他请教各种社会、民族、国家、历史的大问题。

　　头一年，丁学良荣获中国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一等奖，出国留学。编委包遵信把他拉到路边小馆子里，叫了一盘长毛的猪头肉和一碟花生米、一瓶 56°的二锅头，叮嘱丁学良，这次出去，有个重要任务：

　　“一定记得要把好书介绍回来。”

　　在《走向未来》的影响下，8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日后写《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刘擎、翻译了《数字化生存》的胡泳和《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还有个叫钱钢的，写出了引爆市场的《唐山大地震》。

　　那时，钱钢在军艺文学系上课，班上一共35个人。他有个同学，叫莫言。

　　当“美学热”“文化热”相继在社会上掀起高潮时，借着这两股热的东风，以莫言为首的一帮文学青年，也迎来了所谓的“历史机会”。

　　拿郭宝昌看田壮壮《红象》时说的话：

　　“我操，中国要出大师了！”

　　09.

　　1983年7月1日，《人民文学》换了新主编，王蒙。上任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篇就职宣言，《不仅仅为了文学》。文中写道：

　　“通过篇篇作品，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同时代人的眼泪、欢乐和憧憬，看到我们的民族的艰难而又伟大的振兴，看到我们大家的生活，波澜壮阔，多彩多姿，有时候是沉重的，却始终又是令人眷恋、令人无限向往的生活。”

　　随后，《人民文学》编委大换血，冰心、孙犁、魏巍等老一批人，被换成了茹志鹃、徐怀中、谌容等新人。

　　其中还有日后三联的主编，朱伟。

　　1985年前后，第五代登上舞台，“85美术新潮”掀起艺术革命，年轻人尝试各种新的创作观念。就在那年，王蒙刊发了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和谭盾、苏聪，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部小说，是仿照《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手法，记录学院生活，反应了一代青年的迷茫和骚动，充满先锋性。一经刊发，立即引起文坛震动。

　　随后，《人民文学》继续推出新人。阿城的《棋王》刚在上海发表，杂志就发了他的《孩子王》；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一出来，朱伟就从他手上抢走《爆炸》。本来小说无处发表的马原被挖掘后，顿时成为文坛最热的人物，《人民文学》赶紧召开座谈会，发了《喜马拉雅古歌》。

　　这拨小说里，一上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你别无选择》一个是《棋王》。其实这两部小说都是聊天聊出来的。后者是吃涮羊肉，阿城给在座的讲了一个故事，前者是刘索拉讲她的学校生活。大家听完，鼓励他俩写出来。

　　这两次聚会，都是在李陀家。

　　早年，李陀也写小说，中途给老婆张暖忻写剧本。1979年，两人写了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提出“变革电影语言”，直接影响第五代的创作。有两年，李陀都快离开文学，跑去跟吴天明、郭宝昌称兄道弟了。

　　直到1985年，李陀又回归文学圈。他虽然不写，却是圈中核心。任何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要先去敲他的门。李陀家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的文学沙龙，整天一帮人嗨聊。他因此被尊称为“陀爷”。

　　1986年，李陀出任《北京文学》的主编。是他接过了王蒙手上的火把，继莫言、马原之后，推出又一波新人。是他把余华《十八岁出远门》放在头条，又在1987年推出苏童的《桑园留念》，并刊发了刘恒的《伏羲伏羲》。

　　在他不遗余力的推荐下，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一大帮新人，奠定了自己在80年代最初的文坛地位。

　　1983到1988年间，一批又一批青年抓住了表达风口。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带动《西湖》杂志的杭州会议成为“寻根文学”的起点。不久，莫言的高密传奇、张承志北方的河，也加入进来。寻根还没完，刘索拉的新潮，余华、苏童、马原的先锋，又抓过接力棒。

　　那时候，整个文学圈，相当亲密无间。

　　朱伟和李陀、张承志住的很近，经常散步聊天，聊到不肯回家。有年夏天，聊到大半夜，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聊到肚子咕咕响，干脆买了几个西瓜充饥。聊痛快了，等到分手的时候，天都亮了。还有一次，张承志半夜狂敲李陀家门，当时他正在写《金牧场》，憋了20天，找不到一个叙述语言，突然想到《马丁·伊登》可以参考，但这本书只有李陀有。

　　那时候，即便争论，大家也不伤和气。

　　李陀和陈建功、郑万隆开会时，李、陈曾毫不避讳地指出郑小说写得不行，把他批得一无是处。郑憋着一口气，很快写出《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成了寻根文学的领军人。马原第一次见李陀，张口就说霍桑最伟大，李陀不同意，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争完没结论，李陀先请马原吃了顿饭。

　　据朱伟回忆，那时骑着一辆自行车，可以转遍北京所有重要作家的家。

　　他在《中国青年》做编辑时，在笔会上认识了陈村；读完《午餐半小时》，当即骑车去雍和宫找了史铁生，把《足球》拿给《人民文学》；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从王安忆那里拿到《小鲍庄》；最出色的战绩，是在魏公村里，抢到了莫言还没写完的《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

　　后来，《红》被人推荐给张艺谋，朱伟也是初稿编剧。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张艺谋从《老井》外景地赶来，盘腿坐着，眉飞色舞，还记得自己给二稿编剧陈剑雨送稿那天，白天下了雪，夜里路上都是冰。一路上，他的自行车不断在冰缝里滑来滑去，歪歪斜斜…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侃侃而谈的马原，抱怨没被文坛正视，说自己要搞个“喜马拉雅奖”，还记得余华到北京后，经常去他家看电影，看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费里尼的《八部半》。有一次，余华看完伯格曼的《野草莓》，大受震撼，心情无法平静，选择走回家去。

　　后来，他把自己对伯格曼《呼喊与细语》的热爱，运用在了小说里。

　　那是他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

　　后来，朱伟想起这些事，不禁写道：

　　“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

　　10.

　　当然，在那个年月里，并不是所有文学青年，都跑去写小说。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时，被《今天》感染的査海生刚毕业，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在学生的要求下，每次下课前，他都要朗诵一首诗。

　　“85美术新潮”和“85先锋文学”交相辉映那年，对诗歌狂热却一直寂寂无名的他，终于在《草原》上发表了《亚洲铜》。署名“海子”。

　　次年，《草原》创立诗歌专刊，创刊号发了他的诗剧《遗址》，使海子信心倍增。

　　那之前，他被诗坛忽视太久了。

　　80年代轰然而至后，读过北岛、芒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有了写诗的冲动。这种感性、短小、方便流传的文体，迅速掀起一波热潮。这才有了前文说的88个诗歌流派。那时，欧阳江河会在烟盒上写诗，张枣喜欢把诗到处给人看，马松告诉女老师“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不叫诗，诗歌是：

　　“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和天边。”

　　15岁考上北大的海子，也成了潮流中的一员。北大十个学生，有九个自称诗人，几乎每个系都有自己的诗刊。海子开始写诗后，同宿舍那位就此搁笔，把他介绍给骆一禾。不久，海子又在北大团委宿舍见到西川。三人成为挚友，形成一个小圈子。日后被人们称为“北大三剑客”。

　　在北大，海子埋头写诗，却很少朗读。他和西川、骆一禾积极参加诗歌运动。毕业后，被分配到昌平教书。彼时，昌平尚未开发，只是荒地一片。这里承载不了海子在创作上的野心。但这里的酒馆，允许海子赊账，空旷的街道，足够他在失恋后狂奔。那期间，他在法大做校刊编辑，由他扶持的许多诗社成员，经常在《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他自己的诗，却无人问津。

　　1986年，深圳诗歌大展，西川去了，海子却未能出席。

　　非但如此，海子的长诗，还遭到了前辈朦胧诗人多多的猛烈批评。

　　对此，海子只能苦闷地喝酒。

　　以及一次次遥远地出游。

　　80年代，各地诗人串联是常有的事。一个诗人无论去哪儿，都会被当地的诗人圈子欢迎。在北大，西川接待过无数外地诗人。大家从北大游荡到清华，一路招呼清华诗人去别的学校，聊着诗歌，彻夜无眠。海子先后去过两次四川、西藏。在四川，他收获过友情。在西藏，他留下过恋爱的踪迹。

　　1988年，路经青海湖一个荒凉之地，他想起拉萨的一位笔友，不禁写道：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一个叫德令哈的地方，从此被后世熟知。

　　那些日子，海子的酒瘾越来越大，可以喝掉一整瓶50度的白酒。每当喝醉，就会说起自己的不如意。在好多诗歌聚会场合，只有《十月》的编辑骆一禾跟他说话。1986年，骆一禾创办栏目《十月的诗》，先后推出了西川、于坚、海子、万夏、邹静之等诗人。别人批评海子的诗时，他一直为好友站台。海子生前只拿过三个文学奖，其中一个，便是《十月》发的。

　　1989年3月26日，距离北岛们在黄锐家提出创办《今天》11年后，西川的母亲上早班路上，看到海子朝火车站方向疾走。

　　这天，刚满25岁的海子带着4本书，跑去山海关卧轨自杀。

　　在遗书里，海子写道：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另外，他留话给骆一禾，昌平的木箱里有一些诗作，希望帮助整理。随后，骆一禾和西川整理了他的诗作。骆一禾四处奔走，在各大高校间发表与海子有关的演讲，向诗坛力荐海子。当初那些并不待见海子的刊物，突然纷纷发文悼念。有人甚至提出，将海子死去那天，定为“中国诗歌节”。

　　1989年，一个诗人出版诗集，已非易事。春风文艺出版社本来有一个给骆一禾出诗集的机会，骆一禾整理完海子的诗，对妻子说：

　　“我打算不出我的了，把书号给海子吧。”

　　岂料5月13日，骆一禾因颅内大出血倒下，手术后持续昏迷，再也没能醒来。

　　那一年，北岛远走，顾城离乡。

　　紧接着，14名诗人相继去世。

　　轰轰烈烈的80年代，就这样落下帷幕。

　　此后，历史对芒克在1980年喝醉后的那个问题，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诗歌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11.

　　90年代的空气，变得不一样了。

　　但在彻底变化之前，还有故事在继续。

　　1990年，借着“亚运会”东风，以为其筹款为名，崔健搞了一场全国巡演。几乎每到一处，都能掀起一股高潮，把同时演出的流行歌手摁在地上摩擦。从1月的北京工体，到4月的四川省体，场场爆满。

　　搭上亚运会演出，最早是崔父的主意。崔父有这底气，是因为1988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头条刊文。报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范荣康，决定为摇滚和崔健正名。文章一出，引起轰动。崔父打电话，哽咽着道谢。随后，报社搞评选，请崔健压轴演出。一大帮领导在下面，听他唱完《一块红布》。

　　年底，新华社刊文《“十年金曲”、“88金星”揭晓》，崔健拿了优秀歌手。

　　因此，人们和崔父一样，一度以为崔健要进入主流。但那场全国巡演，实在太过火爆，每到一处，青年们就站在椅子上挥舞双臂，吓得保安不敢上前。在很多现场录像里，到场观看的官员脸上都是震惊和尴尬。

　　4月回京后，崔健的演出被叫停。江湖上一度传出他被封杀。其实并无具体文件下来，只是他的演出去报批，死活通不过。

　　就在这一年，赴美留学的陈凯歌，回到了中国，去西安筹备改编自史铁生小说的《边走边唱》。他看过一篇叫《说说周晓文》的文章，很喜欢，就去拜访了一下文章的作者芦苇，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一把。

　　那时，芦苇的编制虽然还是美工，但已经替周晓文写出了好几部佳作。看《黄土地》之前，他就常抱着《世界电影》月刊和黑泽明的电影研究，甚至跑去北京买黑市票，就为看外国电影，学习编剧技巧。有些电影，一看就是五六遍。彼时，西影厂的吴天明任人唯贤，让他帮周晓文写了《最后的疯狂》，全国大卖，芦苇趁热打铁，又弄出一部《疯狂的代价》，奠定江湖地位。

　　能跟陈凯歌合作，他当然高兴。这还没完。1989年，张艺谋见芦苇在拍一部皮影艺人的纪录片，约他写反应皮影戏艺人生活的《桃花满天红》。剧本写出来，没拍成。3年后，他又找芦苇写另一部电影，加入皮影戏。

　　前后这两次碰面，就有了90年代的《霸王别姬》跟《活着》。

　　而就在陈凯歌拍《边走边唱》时，远在北京的田壮壮，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云状的死神来找他了。梦醒后，田壮壮突然觉得：

　　“不能再拍一些荒唐可笑的东西。”

　　因为《盗马贼》的挫折，1987年后，田壮壮一直跟电影赌气。他连着拍了《鼓书艺人》《特别手术室》和《摇滚青年》，完全走观众趣味。卖得虽然还行，他却根本没上心。拍《大太监李莲英》时，刘晓庆和姜文在前面演戏，他坐在一旁打麻将。李少红特别生气，说你干嘛这么“作践”自己？

　　梦见死神这年，他正好40岁。

　　田壮壮开始拍摄《蓝风筝》。

　　电影拍完，突然一天夜里，都很晚了，张艺谋打电话给郭宝昌说我想来看看您。郭爷说这都11点了啊，张艺谋说没事，我就想聊聊。挂了电话后，张艺谋不顾夜色渐浓跑到郭宝昌家中，还没坐下就说：

　　“《蓝风筝》我看了，拍的太好了。”

　　1993年，《霸王》《活着》《风筝》一炮三响，把第五代推向一个高峰。可当时没几个人知道，电影关机宴上，大家举杯发言时，坐在郭宝昌身边的田壮壮突然嚎啕大哭。郭爷连忙问怎么了，田壮壮伤心地说：

　　“我一哥们儿把我卖了，他到局里告我的状，说这是一个反动的片子。”

　　那年，《蓝》去东京电影节参展。恰好张元违规送出《北京杂种》，引起中方集体退出。可最后，电影节给《蓝》一个最佳电影奖。回来后，电影局一纸禁令，把田壮壮列入禁拍名单，吊销了他的导演资格。

　　江湖上疯传的是禁拍10年。其实第二年，处分就撤销了。

　　但田壮壮还是受到影响。

　　从此以后，当初第五代里最野的他，再也没能赶上陈、张二人的脚步。

　　12.

　　没能赶上脚步，是因为没迎合：“潮水”。

　　1989年，海子自杀，骆一禾离世。诗歌的年代就此落幕，80年代的文艺笙歌，也逐一走下楼台，从耀眼绚烂的烟花，变成日渐凋零的灰烬。

　　骆一禾死时，殡仪馆画了一个很丑的妆。此后，诗人们纷纷被潮水冲走，要么拥抱，要么妥协，要么困窘。欧阳江河整整3年没再写诗，后来成为音乐中介，帮人做策划、拉演出。他喜欢玩儿音箱，一对就是几百万。

　　一度流浪的芒克，生了孩子，卖画为生，过上稳定生活。北岛搬了十几次家，带着女儿四处漂泊，靠着诗和酒，熬过漆黑的夜晚。为了生活，他曾给BMW汽车写过颂词，被逼无奈写散文，靠教书、朗诵，补贴家用。

　　1990年，写出《相信未来》的食指，住进了福利院。几年后，顾城在国外挥刀杀妻，自缢身亡。又过了十年，当初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梁小斌，因为脑梗紧急住院，无钱治疗，双眼几近失明。

　　此前，他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当各种工人，连一份正规的医保都没有。

　　而如诗人们一样，在新时代的潮水中，其他艺术家，也各自做出选择。

　　《霸王别姬》拍完后，芦苇对陈凯歌说，应该找个机会聊一聊，复盘一下我们的得失。陈凯歌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但20多年过去，两人再也没能坐下来讨论。此后，他和张艺谋紧跟潮流，开始商业化探索。芦苇看完《英雄》，觉得价值观混乱，败坏艺术风气。《满城尽带黄金甲》曾邀他开剧本研讨会，讨论了七八天，芦苇说剧本太烂。

　　张艺谋不以为然道：

　　“一个周润发，一个巩俐，一个周杰伦，一个我张艺谋，组合起来，就是两亿票房。你信还是不信？”

　　芦苇这才意识到，此公已今非昔比：

　　“不是导演而是制片商的心境了。”

　　眼看昔日伙伴的改变，芦苇感叹道：

　　“苦难中积发出来的力量，都在财富的积叠中雨打风吹，云消雾散了。”

　　而老谋子被问及这么多年再没去过戛纳时，只能跟媒体朋友打哈哈：

　　“在时代面前，个人力量都是渺小的。”

　　芦苇每年都会写一个剧本。其中大多数，都无人投拍。他手上有个剧本，叫《岁月如织》，是《白鹿原》的姊妹篇，书写中国农民百年历史。但随着西影厂吴天明的去世，拍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数十年来，芦苇不愿为潮流所动，去写那些不感兴趣的故事，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作品。

　　田壮壮也没变。

　　1994年，韩三平本来给他机会，拍一部拥抱潮流的电影，他拒绝了。此后近十年，他什么也没拍，跑去扶持“第六代”，相继监制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再后来，他拍《吴清源》《小城之春》等等，依然是文艺片，依然不肯迎合时代和大众的趣味。

　　他没多少钱，拿的是北电老师的薪水。愿意给他投资的人，自然也不多。

　　某年，有一篇文章管田壮壮叫“第五代最后的艺术底线”，说他是孤独的理想坚守者。田壮壮听了，觉得挺受用，但呼吁大家：

　　“别给我扣这么高的帽子。”

　　90年代来临后，整个文艺、文化、学术界，都要面临类似的选择。文艺潮之后，是更为轰轰烈烈、难以旁观的经济潮。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被浪潮吞噬殆尽。在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被推崇出来后，商人、明星，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而那些80年代风口浪尖的人物，有人“与时俱进”，有人“故步自封”，有人“腐化堕落”，有人“甘于寂寞”。

　　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光彩不再…

　　2005年，崔健时隔多年，终于在北京获得了公演机会。但那一年，最受时代关注的青年，是一个叫李宇春的全民偶像。

　　崔健写了很多新歌，但每次开演唱会，新歌都搅动不起气氛，也再难流传开来。只有《一无所有》能唤起现场的反应。但那些听歌的人，并不是被歌曲的内涵所感动，他们只是追忆自己早已消逝的激情。

　　崔健试图在新时代里发声。但他的《蓝色骨头》，赔了很多钱，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再跟投资人联系。这部2014年上映的电影，倾注了他许多心血，剧本改了一年，前后剪辑5版。2000万投资，只收400多万票房。

　　他还把《超越那一天》录制成音乐会电影，烧了700万才做成。溜了一大圈，全国没几家院线愿意放映。昔日粉丝李国庆和黄健翔，在微博上反复为他呐喊，也没啥卵用。投资人也是他粉丝，为这件事四处奔波时，找到当年崔健的铁粉，如今一位上市公司董事。对方听完，直接来了一句：

　　“这事儿跟我有毛线关系？”

　　旧日星光，早被潮水冲刷掉了颜色。

　　一个崭新的年代，开始制造新的神话：

　　跑车、偶像、流量、巨富、上市、财务自由…

　　而80年代那些人，都化作了上古传说。

　　13.

　　潮水改变的，不止是人心和选择，还有80年代火热的气氛。

　　回望那十年，为什么会有那么璀璨的文艺，陈平原总结说：

　　“因为那时，文学、学术、艺术等等，是一个整体，寻根文学、第五代、美学文化热，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有着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

　　那时，客厅文化盛行。第五代导演，经常在郭宝昌家聚会；北岛、芒克会为一篇作品争得面红耳赤，为一本书跑遍北京；朱伟、李陀、何志云住在一条路上，聊文学聊到天亮，即便当面批评，也不会有人生气；栗宪庭常骑车到阿城、黄锐、王克平家晃悠，有什么新艺术出来，大家就争相介绍。

　　不光圈子内部聊，圈子之间，来往也很频繁。《走向丛书》编委演讲，韩少功和一大帮作家去听。阿城参加“星星画展”，也认识“四月影会”的人，他在《今天》上写评论，还把《江水号子》拿给崔健写成摇滚。北大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芒克们去参加时，崔健也去搞气氛演唱。

　　诗歌、小说、音乐、电影、学术和前卫艺术之间，互相启发，彼此进步。

　　然而，90年代以后，李陀面对作家朋友们的作品，再也不敢当面指责什么，再也不敢说什么难听的话。朱伟去南京和编辑、作家们聊天，很少再有人主动聊什么文艺思潮、文学技巧，大家聊的都是：

　　房子、车子和股票。

　　芦苇也感受到了身份的改变。以前，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艺术伙伴，但现在，很多艺术家成为了占股的老板，用的是商业思维。

　　而他只是个剧本没人投钱的穷编剧：

　　“大家已经很难平等地对话了。”

　　1992年，许多诗人像80年代拥抱诗歌一样，飞快地坐车南下。曾有记者送别家乡的一位诗人，目送他在时代潮水的车流中离开。不久，二人再次相遇，对方成为一家药品总代理，炫耀着手中几张一万元的个人存单。

　　多年后，《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唐若昕，成为高官，后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获刑14年，另一位编委尹蓝天，成为了中农信副总裁，后因涉案，被判16年。

　　多年后，有的导演，屈服于商业规则，启用流量明星，拍大烂片；有的导演，为了维护人情关系，跟抄袭作者坐在一起，录制综艺节目。

　　曾经充满了反叛、反思和理想情怀的他们，似乎彻底烟消云散。

　　一切仿佛王小波在1996年年初写的：

　　“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

　　曾经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些畅聊的日夜，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消失在历史中。但那些诗歌、摇滚、小说、书籍、电影、绘画、讨论、争鸣、呐喊，切切实实地激励过、启迪过一代人的心灵，让他们找到人生的光亮。

　　它们消逝于昨日，消逝在山脊的背后，消失在潮水的舌苔下，消逝在乌云的金边之中。没人知道它们何时会再来，但每个被照亮的人，无论多少年过去，都仍旧会感怀那些火光的颜色，感怀它们带来的悸动和力量。

　　曾几何时，它们是那样的耀眼，以至于站在今天，回头看去，那仿佛是一场遥远的、虚构的梦。和今天坚实、物质、欲望的一切相比，它又是那么不堪一击，就像那些油印的刊物，注定会化作片片枯叶、粉脆琉璃。

　　它来过了，又仿佛未曾来过。

　　它说要走，也没人能将它挽留。

　　而时间，仍旧轰轰烈烈地前进。人们只能在车站等待，等待被下一个今天淹没。

　　就像在汹涌的潮水中，他们不得不收拾好岁月的行李，与上一个“今天”告别。

二、记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

左派的温柔——刑法高老师

　　把青蛙放在温水里慢慢加热，青蛙只会悠哉悠哉地游来游去直到被煮熟；而把青蛙扔到热水里，它会马上蹦出来，死里逃生，在前一种环境中能够不安现状奋力跳起来的青蛙就被别的青蛙称为愤青，人也是一样。 ——题记

　　刑法老师是个是个小有名气的刑法学者，四十多岁，魁梧身材，姓高。他的思想太“先进”了，远远领先他保守老气的同龄人，领先我们这些无知莽撞的毛孩子。第一次听课后的印象就是这老师太激进了。

　　想起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心中释然：任何权利的争取都不能寄希望于等待，而是靠争取来的。激进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这个高喊的“和谐”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而变得中庸，在日渐逼仄的空间里苟且偷生。很多人已经不懂得愤怒为何物了。讲台上的这个愤怒中年像是鲁迅笔下的战士，在凄清孤寂的旷野上呐喊，以图唤醒浑浑噩噩的人们。

　　　 “左派”高老师的思想很前卫，但并非“怒目金刚”式的专制者。相反，左派很温情很亲民。在高老师的课堂上想发言就发言，不用举手也不用起立，他和学生像朋友一样对坐聊天。其他老师也提倡课堂讨论，但每次大家都扭扭捏捏地不肯说话，最后只得提问。相比之下，刑法课上却是一片生机盎然，这可能得益于高sir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外表和亲民政策吧。每次高老师讲完课都会留一部分时间让我们提问，同学们常和他争得不可开交，很多时候都没有老师学生之分了，有时候高老师还会受到冒失的同学的人身攻击，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女生提问说：“如果我强奸了你女儿又绑架了你儿子……”高老师仍面带微笑悉心解答，也不恼。提问环节的高老师像个救火员一样是在教室里东奔西跑，解疑答惑，有时北面同学的问题刚解答完，南面的手又举起来，跑到南面待了一会儿，北面又烽烟再起。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刑诉老师

　　刑诉老师的身材很像莫泊桑的小说——短小精悍。张老师对人权和正义有着执着的追求，对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有着深刻的见解，也颇多微词。刑诉课上，我最常想到的一个笑话就是：中国人问蒙古人：你们蒙古又没有海，怎么还有海军啊？蒙古人反问：你们中国不也有法院么？张老师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并非意气用事。现实中任何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都足以让我们义愤填膺。每次听完刑诉课之后，总是热血沸腾，豪情万丈，恨不得马上投身刑事立法中去，大刀阔斧地改他一改。

　　刑诉老师的课件颇有个性，期末的时候看了别班刑诉老师的课件，多半是对中国刑事诉讼法条文的讲解，对于其中的不足之处一般蜻蜓点水地掠过而已。而我们班这位则是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而且中国刑诉制度后面总是跟着长长的改革意见。如果说课本交给了我们刑诉的知识，那么刑诉老师教给我们的则是思考和批判。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那小子真帅——经济法王老师

　　王老师像一个教养无懈可击的绅士，得体的着装，自如的手势，新锐的思想，机警的幽默，自信的的微笑，英俊潇洒，气度不凡，很man很special。一比较，你会知道电视上摆酷装帅的小白脸们是多么的浅薄。类似的溢美之词就不多用了，总之一个字“帅”。

　　第一次上课经济法老师自我介绍，说我也相当于80后，我是79年出生的。引得下面的同学狂笑不已。怎么说呢？59分和60分总还是有差距的。老师腼腆地一笑，接着说我有人人网，你们可以加我，方便联系。此时下面被彻底雷住了。惊呼声一片，拍桌子跺脚，好不热闹。一般老师都只会留个电话或邮箱。第一次见到如此潮的老师，大开眼界。后来经证实，的确有校内，而且访问量还挺高。

　　上课的最高境界就是像打太极一样，行云流水，收放自如。王老师是极少数学术和讲课都很好的老师之一。对于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非法学学生来说，纯理论的东西听着头大，纯案例的东西听起来又像是空中楼阁，没有理论基础。王老师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把原本枯燥无味的经济法讲得妙趣横生。每当舍友抱怨他们经济法老师讲的不好时，我总是暗自庆幸，并热衷于到别的班挖墙角，到我们班一睹名师风采。

　　感动链接：有一次交作业上去时，以为是走个形式。便应付差事从网上随便抄了一点就交了上去，后来竟收到老师的邮件，对其中的不足之处一一作了指点。顿觉惭愧万分，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学生提意见，这从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了。

　　经济法老师肖老师

　　在一群严肃刻板的博士里，肖老师活得像个奇迹。他超级乐观又超级有煽动性和感染力，热衷于以身说法，给我们讲很久很久以前他在西政的求学故事。经他一吹捧，我们个个觉得自己前途无可限量人生必将辉煌。一没信心，只要回忆一下肖老师的艰难的求学生活和现在的幸福生活，回忆一下肖老师灌输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便又能精神抖擞重振旗鼓。

　　非主流的80后——国际经济法傅老师

　　一个老师强迫学生听他的课是不道德的。——题记

　　80后被用来形容我们这代人时，通常会被认为是“叛逆”“颓废”“没责任感”“自私”的代名词。那么如果这些是主流的官方的评价的话，我只能用“非主流的80后”来形容我们的傅老师了。因为这位80后和以上的词一点儿都不沾边。 傅老师刚从事教学工作不久，在课堂上更像是学生气十足的师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老师。

　　不知道是由于北大自由精神的影响还是80后的特质，这位老师颇有老子“无为而治”的风范。第一节课就发表了“自由宣言”：

　　1，如果你们想来上课就来，不想上也别勉强，我知道早上早起是很痛苦的事情，而且你们一般都会有私人的事情，所以不上课我可以理解。

　　2，在我的课上可以吃早餐，只要味道不是很大就可以。我知道很多同学起得晚，来不及吃早饭，带到课堂上也没关系。

　　3，你们听课如果累了就趴着睡会儿，要是感觉无聊也可以看其他的书。

　　4.这门课大家不用担心考试，我也是从学生过来的，也很讨厌写论文和考试，你们第一节课和最后一节课来就可以了，第一节课记一下老师的联系方式，最后一节课过来听下考试。

　　5，最后一节课不来也行，让同学把论文带过来就OK，反正大家都过来，那么多人教室里怪热的。

　　如此热爱自由和开明的傅老师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成熟和冷静，思维敏捷，说起话来却是轻声细语，春雨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傅老师瞧不起那些投机钻营的伪知识分子，并举出唐骏的例子来教育我们，让我们好好对待毕业论文。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只一句话：你们现在不好好写毕业论文，以后你们出名了，万一有人把你的硕士论文翻出来，你那时候肯定很丢脸。像唐骏这样沽名钓誉的人很恶心，希望大家认真对待。“无为”并不代表“无所事事”，自由也不代表着放纵。

　　人淡如菊——英语精读王老师

　　年轻女孩是块晶莹剔透的水晶，其美丽璀璨夺目，一览无余；而成熟女性是一块玉，温润剔透，须细细品味方能觉得其中的妙处。大学里的女老师不多，讲课讲得好的更少。王老师是其中一个，听她的课有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王老师身材高挑，去一份年轻女孩的浮躁轻佻，添一份淡然知性的气质。不施粉黛却有种说不出的美。王老师上课极其认真，每个知识点都讲得很细，其中时常会穿插一些外国的风俗文化，从历史到足球到政治，其涉及面之广，令人咋舌，原本为了应付考试的英语课也变得生动有趣起来。我希望自己以后成为王老师一样的女性，渊博，知性，淡然，从容。

　　任凭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喧嚣浮躁，在大学校园里还有这样一群可爱可敬的学者们，淡泊名利，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领域内默默耕耘。虽然天资愚钝，在法律的陌生王国里力不从心，我仍庆幸自己能够坐在**的课堂上，领略他们的睿智和深刻，沐浴理性光辉的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