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漢字辨正[待续]

漢字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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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字產生，源於象形、指事。象形者，作圖為字，以表物象。如：日、月、人、牛、馬、羊、豕。指事者，畫圖示意，或以象形為構件。如：旦、上、下、一、二、三。漢字由最初之圖像，演化而得篆字，後由篆而隸，始有今形。故隸之前謂古文，隸及其後曰今文。秦之前，六國之篆，繁簡各異，故漢字多一字數體，時稱大篆。如：“烏”“於”“亐”都是“烏”之象形篆字，因六國文字差異，遂演化成此三字。今人便以其不同形，賦予不同新義，成今字。另“亐”又演化出“丂”“于”二字。秦李斯改大篆為小篆，實乃一次規範之為。小篆已近今文。隸始於秦代，用於筆錄，不為文章。晉衛恒《四體書勢》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隸人者，胥吏也。因記錄而疾書，彎筆多變直筆，以省時焉，乃疾書直筆之字。人謂“隸書”，或曰“佐書”。佐書者，輔佐之字也。後程邈輯而修之，始成新體。故有程邈制隸之說。漢代隸始為文章，乃為通用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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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已有六書之說。六書者，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借，此所謂造字之法也。其實，轉註、假借乃用字之法，但此二法亦孕育新字焉。《詩#8226;周南#8226;漢廣》：“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者，舫也，方形船也。此處假借，致“舫”字而後生。故古人將轉註、假借納入造字之法。

　　會意、形聲，乃漢字之成熟期。大量漢字因此而生。會意者，兩字義交會而成新字者也。會意字多以象形、指事字為構件，象形、指事字謂原生字。會意字之讀音，通常與構件字無涉。故會意字僅表意，不表音，此乃會意之缺陷也。如：“尖”字，乃“小”“大”會意，“小”有“細”義，“大”有“粗”義，由細而粗，便為“尖”形。又如：“日”“月”會意為“明”。“不”“正”會意為“歪”。“不”“好”會意為“孬”。“不”“見”會意為“覓”，其上部乃“不”字之變形也。“水”“火”會意為“災”，巛，水也。“禾”“火”會意為“秋”，言“禾”可燃火也，禾已干枯矣，乃秋天也。“木”“斤”會意為“析”，分離之意；“斤”本義“斧”，“斧”劈“木”，乃分離也。“西”“米”會意為“粟”，粟，小米之禾也，北方謂之“穀子”，本產於西土（黃土高原），故謂西米，以區別東、南之稻米。“囗”“木”會意為“束”，“囗”乃圍之古文，意為綑，捆木成束也。“女”“子”會意為“好”，本義相愛也；今口語仍說“她（他）倆好上了”，即說“她（他）倆相愛了”。“門”“一”（杠也）會意為“閂”，橫杠當門，閂也。“山”“高”會意為“嵩”，山高貌。“丘”“山”會意為“岳”，本指泰山，登泰山頂而觀，巔峰若云海之上丘也，山上之丘當為岳。“宀”“豕”會意為“家”，“宀”居也，“豕”豬也。古代豬乃人類最早圈養之家畜，備食也。民以食為天，有備食者方為家也。“立”“木”“斤”會意為“新”，薪之本字也，斧（斤）砍下“立木”為薪也，立木者，樹也。

　　以上構件字，多原生字，即象形、指事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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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意、形聲字，謂之新生字。今之漢字，多數為新生字。而其中，形聲字八成猶勝。形聲字，既具拼音字表音之特徵，又有象形字表意之特徵，乃拼音文字不可比擬者也。斯乃我漢字獨具之優勢焉。今文漢字，蟬蛻於其圖畫外徵，已成熟爲純文字符號。尤其形聲字，“義”“形”關聯，“音”“形”關聯，乃天下最優秀之文字也。

　　形聲字，表義之構件曰“部首”，表聲之構件曰“偏旁”，或均曰“偏旁”。如：距，禽腳後突若趾者，從足巨聲；“足”為部首，表義；“巨”為偏旁，表聲。站，立也，“立”表意，“占”表聲。鞍，騎馬之坐墊也，“革”表義，“安”表聲。鏡，所以映相者也，“金”表義，“竟”表聲；古鏡為青銅所制，故從金。浙，錢塘江也，一名富春江，本名浙江，因曲折而下，故曰浙江；“氵”，水也，表義；折，表聲，同時指事。樓，“木”表義，“婁”表聲。姝，美也，“女”表義，“朱”表聲。“姝”今音與“朱”略異，“站”與“占”亦然，此乃古今讀音演化所致，古人不分清濁聲，故今之字音，往往與聲旁字音不一致。此現象，拼音文字亦有，如英語亦然。

　　漢字之部首分類，體現出我華夏先人之智慧和才智，從形聲字誕生之日起，便以科學分類，予以世界萬物之名稱。如犬科動物，其名字以“犭”為部首，表類屬；貓科動物，其名字以“豸”為部首，表類屬；今之簡化字皆以“犭”為部首矣。造簡化字者，實乃無知。“木”為部首，表木類植物或與木有關的物、事。“艸”為部首，表草類植物或與之有關的物、事。“竹”為部首，表竹類植物或與竹有關的物、事。“火”為部首，表與火有關的物、事。“氵”或“氺”為部首，表與水有關的物、事，等等。此乃拼音文字所不及，漢字之榮耀也。

　　《康熙字典》分漢字為二百十六部類，絕大部分為表義部首，如“金”“木”“水”“火”“土”。極少數為表聲偏旁，如“虍”部，某些字中為義部；多數字中表聲。《辭海》中 “ ”部、“ ”部、“ ”部，均為表聲之偏旁也。

　　一4一

　　漢字中之數字，源於結繩記事。人類生産源於狩獵，爲了節制或計劃生活，每次狩獵所獲，都要記數，此乃結繩記事之開端也。文字符號之出現，始於數字。最早書面數字“一”，被表為一個點（表所結繩上疙瘩也）；“二”為兩個點；“三”為三個點；四為四個點。由於點之可視度及其美觀欠缺，後便改為“一”（橫）或“丨”（豎），此時文字漸進成熟。故“一”“二”“三”三字今文與象形字同。“四”字本為四豎“||||”，為美觀起見，上下封閉而成今字。數字從“五”開始，已經完全脫離了“象形”之痕跡，純屬創造性文字。“五”最原始的字形為斜交叉形“乂”，後隸書上下封口成“ ”形，由隸轉楷而成今形“五”字。“十”字為橫竪交叉，故字形從篆到隸到楷，無大變化。“六”的篆字，乃“四”字中間兩豎向下加長外出，其間不封而得，義爲“四加二”，由篆轉隸，字形變化較顯。“八”乃“五”之隸字中劈而得。“七”乃“十”字一豎下端彎曲而得。“九”乃“十”字一橫右端彎曲而得。筆者懷疑：“七”本“八”字，“八”本“七”字，“八九不離十”嘛，“八”“九”當為從“十”蛻變而得；而“七”乃“五”字中劈而得。究竟如何創造之，應問倉吉先祖，今不得而知矣。

　　“百”“千”“萬”三字出現，較上述十個數字要晚，尤其“千”字和“萬”字，更晚甚。“百”字乃借用“白”字，為區別起見，“白”之隸字上一筆端部作了彎曲，故演化成今字，“百”比“白”多一橫。“千”乃借用古“牽”字，此乃指事字，人腰間（或腿上）一根繩，牽連也（或與奴隸相關）。《說文》云：“千，十百也。從十從人。”此釋費解。至於“萬”字，乃一藝術字焉。古“萬”字為“卍”或“卐”，乃“十”字四端呈旋轉形，可右轉，亦可左轉。“十”旋轉起來，數不勝數，故用以表當時最大數字“萬”。古“萬”字的創造，表現出我們祖先，已將對稱美運用到文字創造方面，不僅有鏡面對稱，如“可”字與“叵”字（“叵”之古文為“可”之鏡面字）；而且有旋轉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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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之數字結構，最爲科學。漢語數字，小數為十進制，大數為“萬”進制。西方數字，大數為“千”進制。故崇洋者引進阿拉伯數字分節符，為三位數一節，如9,889,695,386，用英語讀，正好分節符前數字分別為thousand，million，billion，這三個大數字，分別表示“千”，“千千”（百萬），“千千千”（十億）。因此，前面之阿拉伯大數讀作9 billion 889 million 695thousand and 386。而按萬進制去讀，我們還須重新分節，如98,8969,5386，對應此萬進制數字分節符前的漢語大數字分別為“萬”、“億”（萬萬），如按此分節，就很容易用漢語讀出：九十八億//八千九百六十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六。所以崇洋者引進的西語大數字分節符，對我們一無是處，然而，國人至今一直在使用，實乃令人費解。

　　漢語數字，十進制單位數字分別為“十”“百”“千”，這些都是用於萬進制大單位數字前後的小單位數字，不論小單位數字，還是大單位數字，數字組合，都是“前置為乘，後置為加”，如三十二，“十”前的“三”，乃單位“十”的倍數，乘也；“十”後面的“二”，乃小於“十”的零頭，加也。再如三百二十八，“百”前的“三”，乃單位“百”的倍數，乘也；“百”之後的“二十八”，乃小於“百”的零頭，加也。又如五千三百零八，“千”前的“五”，乃單位“千”的倍數，乘也；“千”之後的“三百零八”，乃小於“千”的零頭，加也。又如七千八百六十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八，“萬”前的“七千八百六十一”，乃單位“萬”的倍數，乘也；“萬”之後的“三千二百六十八”，乃小於“萬”的零頭，加也。這種“前置為乘，後置為加”數字組合規則，與柴門霍夫所編著的esperanto(俗稱世界語)之數字組合規則，不謀而合。柴門霍夫並不懂漢語，但卻科學地編制出與漢語同樣的數字組合規則，柴門霍夫乃西方人，當然他採用了西方傳統的“千位制”。世界語之零至九這十個數字分別為：nulo，unu，du，tri，kvar，kvin，ses，sep，ok，na#365;；十、百、千、千千（百萬）、千千千（十億）分別為：dek，cent，mil，miliono，miliardo。世界語的數字組合規則與漢語完全相同，只是一至九這九個數字，與小單位數字為相乘關係（即前置）時，可以拼寫在一起，但與大單位數字不可。如tridek du （三十二），tricent kvardek sep mil okcent ses（三百四十七[千]八百零六），注意，[千]是西語中的第一個大單位數字；漢語數字中用零表示的空位，世界語無需任何表示。由此可知，漢語數字組合規則，乃世界上最爲科學的規則。此乃我們祖先遺留的寶貴財富，願國人畢恭畢敬忱以傳承之。也願國人改用中國傳統的“萬進制”數字分節法，這不僅僅為維護民族傳統，更方便你用祖宗語言讀寫大數字。

一、帝王文化

扑朔迷离话悬疑

　　分两部分讲：

　　一、从三皇的来历、诗文化的起源，结合考古论证我们有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

　　我们总以我们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而骄傲！然而，在现有的权威文献中，从三皇五帝算起，定格在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加上公元二千零七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年。还有四百年到哪里去了呢？我看谁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随着人类考古发掘，随着碳十四在考古领域的应用，我们对一些淹没的历史窥视出了它原有的面貌。比方说甘肃泰安大地湾遗址，湖南澧县屈家岭遗址，山东王因灰坑遗址，通过碳十四的测定，我们知道了我们祖先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了人工取火的证据。上述三大遗址中：大地湾遗址的标志是：“五千年前的‘宫殿’，六千年前的彩雕，七千年前的防火理念，八千年前的原始部落。”这其中的“七千防火理念”告诉我们，七千年我们祖先就开始有了人工取火。大地湾F901的木骨墙壁就是用胶泥涂上，用来防火的。其420平方米的宫室地面，发掘出来时光洁如新，硬度可与今天我们用有水泥相比；宫殿大厅还有直径二米的半地穴灶，是用来烤火和烧烤食物的。屈家岭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反映早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种植水稻；王因灰坑里有我们祖先五千多年前用火烧烤吃过的鳄鱼骨架。从这三列古人用火的证据，说明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应该在六千多年前。

　　　大地湾F901“宫殿”内的地面图：

　　　　大地湾“宫殿”立体图：

　　在讲燧人氏之前，我想先说说“三皇”的来历。

　　文字学家王凤阳先生在《古辞辨》中曾对“皇”字作了如下的解释：

　　他说：“‘皇’和‘王’古为煇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

　　《现代汉语词典》对“皇”字意思的解释有三条：一、盛大。二、君主。三、姓。

　　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周，毛公鼎、周，颂鼎上的“皇”字，上部像甲骨文的“日”， 有三竖，下部是一个“土”字。从字形上看，像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这也许就是王凤阳先生说的：“‘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的来由。

　　周鼎文的“皇”字下面的“土”字，变成了楷书后的“王”字是秦朝的事。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就把“皇”字下面的“土”楷化成了“王”字，证据就在浙江省会稽山秦朝的石刻“皇”。这个皇字就是上面一个“白”字，下面一个“王”字。

　　王凤阳先生对“皇”字意思还有如下解释：

　　“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于是尧舜等传说人物之外又造出所谓的‘三皇’。”导致后世对“三皇”之说主要有六种：

　　1、《史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泰皇。

　　2、三国时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

　　3、《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

　　4、东汉《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

　　5、蜀汉人谯周，他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

　　6、西汉，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

　　以上六种说法，我们公认的是谯周的“燧人、伏羲、神农”。谯周（201——270）不仅是史学家，加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他的学生，所以他的这一说法有一定代表性。另外，谯周所说的三皇是人，而不是像《史记》所说的“天皇、地皇、泰皇”，也没有《白虎通》中的祝融，《春秋纬运斗枢》中的女娲之类的神。

　　从古至今我们都认燧人氏为“燧”皇，意思是钻木取火的发明者。那么，燧人氏是什么年代的人呢？在没有现代考古发现大地湾遗址，屈家岭遗址和王因灰坑遗址之前，一般通认燧人氏应该是五千年文明之内的人；当我们从上述遗址中，发现早在五千年多年前我们祖先已经用火煮饭、烧烤食物的证据后，我们对燧人氏所处的年代才逐渐清晰起来。也就是说燧人氏应该是六千五百年左右的人，与伏羲的文明相辉映。

　　自1987年五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伏羲墓遗址後，天文学家通过对墓主人蚌塑星象魁推断，伏羲是公元前4530春分时节（称太昊帝）即位。这又一次与大地湾等明年代相吻合。

　　唐兰先生认为，伏羲氏族距今8000～7000年之间（唐兰（1901-1979）。历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讲师。25年任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28年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讲授《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 段邦宁教授认为：西水坡45号墓建墓时间是6500年前；山东社科院院长、刘蔚华教授根据传说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伏羲生活的时代大约距今6500年前的时限内；根据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补充说两点。

　　（一） 从诗文化现象，考证六千五百年前人类文明发源。

　　诗，既是人类的语言文化，又可谓是人类共性的、必然的、进化到智能人的第一文明。敬请大家看如下世界诗歌起源史：

　　（A）古埃及的《亡灵书》成书于公元前3100——前2686年之间（前王朝时期。这时埃及文字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三部构成）。

　　（B）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成书于公元前1900——前1600年。

　　（C）古印度的《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

　　（D）我国的《诗三百》成书于公元前1100年——前600年。

　　这四例诗歌文明发源现象，是以有文字记载为依据的，我国《诗三百》是以金石文年代为准，那么这对我国诗歌起源史极不公平，我们还有甲骨文，还有伏羲、仓颉的结绳文都没有算。以上的诗文明史告诉我们，早在五千多年前，人类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同时就有了诗乐文明。这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我认为是历史的必然！这为什么？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我们人类在狩猎、捕鱼的劳动进化过程中，首先是从声、仿声，到音、仿音开始迈向语言文明的。比喻八音：金（钟）、石（磬）、丝（筝）、竹（笛）、匏（葫芦丝）、土（埙）、革（鼓）、木（梆子）。是自然界的八种物质，由此可见古人对声的研究是多么专注，他们专注的程度，就像我们今人研究生命科学和人造卫星一样，他们把声音的研究当成了前沿科学。他们这样专注研究声音有三个目的：一是谋生的需要。二是从声音中促进语言的发展从中得到享受。三是与神沟通。

　　当代语言学学者刘志诚认为，人类的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形体为主辅助以不分音节的声音（旧石器早期。约250万年到一万年左右，不同地域有异）为语言的第一个阶段（像哑巴）。

　　（2）、不完整的音节语言并重（旧石器中期）为第二个阶段（像结巴）。

　　（3）、较为发达的有声语言辅助以形体语言（旧石器晚期以后）为第三阶段（见《汉字与华夏文明》巴蜀书社出版，一九九五年，第十三页）。

　　我们人类真正有发达的语言，应该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左右，这种语言就是早期的诗歌文明（诗即是歌，歌即为言的时代。当今我们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还有以唱歌代替语言的习俗）。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在未有文学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唷杭唷’，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唷杭唷’派。”鲁迅先生这段话虽然说是“门外文谈”，但这段话说到了历史的脉搏上。

　　诗文明对人类的进化起到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人类通过语言才步入智慧的大门。如果有人不信，就看看今天还没有进化到智能动物的鸟、兽和猩猩，它们因没有丰富的语言，所以仍处于愚昧状态。然后结合我国先秦典籍《尚书．尧典》去分析诗歌文明与声音文明的脉络：

　　《尧典》有这样一段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里的“帝曰”，是指舜帝。舜帝说：“夔呀！我命你去负责管理诗乐，教贵族子弟，培养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毅而不暴戾，谦恭而不傲慢的品德。诗是抒发情怀的，歌是一种语言，声要有节奏，律才和声。八音和谐，不能相悖，做到了这些，神和人就能相沟通了。”

　　夔马上回答说：“好哇！我敲击石磬，拍打石鼓，百兽都会随声跳舞。”夔的回答在我们今人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告诉了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诗歌起源比我们现在认可的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早。二是古人仿声水准高。谈到这里，有的人会问：你说了半天诗文化起源应该早于一千一百年，有证据吗？有，就在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典籍《易经》中。

　　根据历代学者考证：《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来推算，那么我们的诗歌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年代。我这一说法源于《易》更三圣之说。

　　所谓《易》更三圣，说通俗一点，就是《易经》有三位作者。它的第一位作者是伏羲（摆出了八卦），第二位作者是周文王（演绎了八卦），第三位作者是孔子（整理了八卦）。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也就是说我国诗文化早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就形成了（这一历史断面是根据对伏羲墓的考证而定的）。这与刘志诚研究的人类语言第三阶段时间上基本相符，证明人类这时有了发达的有声语言，他们把这种语言经典收集起来，由矇瞽人（瞎子）传承下来，这就是诗。

　　当代学者黄玉顺通过对《易》的考释，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中，被支解的古诗是六十四首。

　　我们要认可《易》中的诗文化，就应该从爻辞说起。在古代，爻辞的“爻”与歌“谣”的谣和系部“繇”三字音同意通，这正好说明“爻辞”即是“歌谣”的化身。如唐代《易》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称“《易》之爻辞，亦名为繇”。

　　孔颖达所说的“亦名为繇”就是指系部“繇”。系部繇在今天《汉语词典》里与言部歌谣的“谣”同一个意思。《左传》、《国语》称爻辞为系部“繇”。故《汉书．李寻传》有：“人民繇俗”之说。并注明系部“繇”与言部“谣”音同、意通。

　　当我们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到了爻辞的“爻”与系部“繇”和言部“谣”意通的足迹后，结合古代中国传统的“祭政合一”（指以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社会）、“尹寺文化”（指原始社会过度到奴隶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矇瞽文化”（指瞎子传承礼乐时代）等文化现象，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今瞎子算命抽签这一活化石现象，就对《易》之“爻”实为“谣歌”不足为怪了。如：《红楼梦》第一百零一回里，王熙凤到散花寺抽签，签上说“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为了考证签文化，我专程到武汉“归元寺”找瞎子抽签。我抽第一签给一位六十多岁的阴阳先生，他用手摸了摸签上面的标记，口中念诵：“一轮红日东方出，万事兴隆吉祥遇。雪中送炭予人善，它日厚德布广宇。”接着我又抽了第二签，签上竟然是“时运不佳命不中，海底捞月白费工。镜里观花莫欢喜，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打油诗不正好说明《易》文化就是当今矇瞽人签文化的演绎吗？

　　下面我们不妨举《易》中第二十五卦《无妄》来说明问题：

　　《无 妄》这里的“无妄”是《易》中卦名。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史记》对“无妄”的解释是：无所希望。“妄”字，古代本意是：乱。又含虚妄之意。这里是假借、通希望的“望”（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二0页）。黄玉顺在《易经古歌考释》中将《无妄》释之为《灾难之歌》，我在黄玉顺教授（黄玉顺，1957年9月生，成都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硕士点负责人。）《灾难之歌》的基础上用现代语法对比如下：

　　《易》《无妄》 黄玉顺《灾难之歌》 笔者代韵对比

　　不耕获， 不能耕种、收获， 无法耕种何谈收

　　不菑畲， 不能开荒、种田。 荒田废地又一秋。

　　无妄之灾， 令人绝望的灾祸， 无妄之灾由谁起，

　　或系一牛。 因为空空的牛栏。 有人夺走我家牛。

　　行人之得， 是官府夺走耕牛， 夺牛之徒是官吏，

　　邑人之灾。 给百姓留下苦难。 百姓只能把泪流。

　　如果说《无妄》是一首反映社会现况的诗歌，那么下面三十一卦《咸》是一首生活性交歌：

　　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其辅颊，咸其脢。

　　这是《易》中的一首性交歌，如果我们把“咸”字译成“吻”字，一切都能让现代人理解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易》文化比《诗》起源早，下面我们从《易》、《吴越春秋》、《诗三百》三部古籍中的《蒙》、《弹歌》、《关雎》三首诗进行比较，我们能看出诗歌发展的踪迹：

　　蒙 弹歌 关雎

　　 发蒙 断竹 关关雎鸠

　　 包蒙 续竹 在河之洲

　　 困蒙 飞土 窈窕淑女

　　 击蒙 逐肉（肉是代替字） 君子好逑

　　从以上来自三部古籍的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文化最早是二字一句的形式，到《诗经》时代多为四字一句，然后到唐宋的五言、七律，我们的语言经过了几千年的变迁。

　　我国诗文化的发轫，和古埃及《亡灵书》的诞生一样——开始以民谣的形式出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接下来传承历史。所以儒家始祖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天诗”的意思是：人类文明从诗歌开始）； 十八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这样感叹：“万事归结于诗”。

　　 前面我们提到古埃及《亡灵书》要早我国《诗三百》二千年，那是因为《亡灵书》以如果我们从《易》算我们的诗文明，正好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诗歌起源遥相辉映。这就是我要从诗的起源说我们人类文明史的原因，它能进一步证明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在六千五百年。

　　（二）、从考古发现的几大遗址，说六千五百年文明。

　　 文明是什么？文明有一个基本标准，即：人类训服鸟兽，解决了夜食住行，有了丰富的语言，有了陶器，玉器，对天文有了高度的认识。比如说早在六千年，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阳历，把一年分为了十二个月，364天，有了闰月。我国伏羲的蚌塑星象图反映了十三万三千年前春分日落星象，是人类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也是人类最早的科学观测记录。这就是早期文明的标志。至于文字我认为可以作为参考。

　　我国古人类考古有云南的元谋猿人（一百七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六十万年到二十万年之间），山西襄汾丁村的早期智人（十二到二万年）和北京周口店后来发现的一万八千年的晚期智人。这四个地方古人的发现，都一一地在告诉我们，我们亚洲人种系华夏民族的种类。说明了我们不是非洲人种，也不是欧洲人种，从而证明我们人类六千多年前的诗乐文明不是同一人种通过交流才产生的，而是我前面所说的：是我们共性的、必然的、进入到文明社会的结果。这种结果就像每天早晨喷薄而朝阳，谁也无法阻挡！

　　以上是人种的考证，说明了诗的起源是人类语言文化进化的必然，下面我再从晚期文明遗址来表述我国在六千五百年进入文明社会状况。

　　目前我国古代遗址大致有如下几大版块：

　　（1）、以河洛为中心的前仰韶文化（约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400年），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约在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000年）。

　　（2）、以黄河下流泰山为中心的青莲岗文化（约在公元前5400年到公元前4400年），大汶口文化（约在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

　　（3）、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河母渡早期文化（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等等，都在说明我们的文明起源远远超过了五千年——

　　以上三大文明版块，都是约公元前五千年的文明遗址，还没涉及到北方的大地湾文化，红山文化。从河母渡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公元前五千年的井和水稻，如果说神农氏是发明五谷栽培技术第一人，那么根据河母渡的谷子现象，我们三皇中的神农应该七千年左右的人，燧人氏的钻木取火也跟着向前推。这只能是设想，我们排除设想，说我们有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是比较客观的，我这一说法是以伏羲年代为基准。因为伏羲是龙图腾的塑造者，是诗文化的先驱，是天文学的奠基人。

　　二、周昭王死亡之谜和周穆王即位年龄考证

　　根据“夏商周断代史”考证，周昭王是公元前995年左右的人，在位19年。周穆王是昭王的儿子。

　　《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也”。 这段史料里，我们看出周昭王是一位贪玩、不理朝政的浪荡公子，他南巡狩猎死在了江里，不向天下发布赴告，怕张扬是不正常的事，这其中，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事，带着这一疑惑我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记载的与《史记》恰恰相反：

　　[1]〔八〕《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2]《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

　　[3]《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

　　[4]闻一多先生云：“ ‘雉’当为‘兕’，声之误也。

　　[5]《吕氏春秋．至忠篇》：‘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

　　[6]〔九〕《纪年》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由盗墓贼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魏襄王墓中盗出。盗墓贼不认货，准备一把火烧掉，后来被县令发现，把这一堆破烂竹简送到洛阳，由当时的大学士和峤带一帮学士整理出来。《竹书纪年》约早于《史记》二百年（这里指魏襄王元年前334算起），很多记载和甲骨文相吻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比《史记》更有权威性。

　　以上例[1]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被《初学记》引用。

　　例[6]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被《开元占经》引用。

　　例[1]说法是昭王十六年去征伐楚国。例[6]的说法是昭王十九年。这两种说法一是时间上相差三年，二是一例说遇上了兕，一例没有这一说法，只是笼统地说丧六师于汉。

　　按照例[6]《初学记》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的说法，在文字上与司马迁的“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也”的记载是两个不同的定义。一个说六师死于江中，昭王以身殉国，一个说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昭王是玩乐而死。

　　例[2]用我们现代的说法是：

　　周昭王南征荆楚，辛余靡这个人长得高大有力，他跟随昭王出征。在返回的路上过汉江时，桥梁塌，昭王和祭公掉到了汉江（抎：音云，滑落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没有这一字），辛余靡先背昭王过汉江，然后返回背祭公。”也没说到昭王遇大兕，更没有说到死。

　　例[5]《吕氏春秋．至忠篇》说‘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至忠篇》大概是为了正本清源，说明遇兕的人是荆庄襄王，而不是周昭王。这让我们对后来典籍所引用的《竹书纪年》说法持怀疑的态度。

　　“兕”是不是害死周昭王的真凶，史料也没有详细说明，下面我想从“兕”说起。

　　“兕”就是雌犀牛。犀牛是食草动物，有陆地第二大动物之称，它最重可达六吨多。而且胆小，是不会轻易攻击人的。例[4]闻一多先生说：“ ‘雉’当为‘兕’，声之误也。也就是说他认《竹书纪年》中周昭王应该遇到的是“兕”。

　　例[3]屈原（前340——前278）在《天问》中说“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意思是楚庄襄王要献白雉给周昭王，周昭王带兵到了楚国，回来时死了，对国家没有一点利可言，所以屈原讽刺说：“你迎接到了白野鸡吗？”屈原的说法从年代来讲基本与魏国的《竹书纪年》时间上差不多，比司马迁（约前145——前87）的说法早二百年，这让周昭王的死因变得更加模糊起来。

　　至于三千多年前汉江的生态是什么样的状况，我看谁也说不清楚，那时汉江有没有犀牛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便有，一个堂堂的国王从桥坍塌掉进江中被犀牛攻击的可能性小，因为桥坍塌时，犀牛逃都来不及，哪能攻击人呢？导致周昭王唯一致死的可能性是扬子鳄，因为扬子鳄对于桥的坍塌不会回避。大家在《动物世界》里可以看到，只要斑马、野牛迁徙过河，鳄鱼听到响声就会前来觅食，如果周昭王真是从桥上掉进汉江，我认为很有可能被扬子鳄吃掉，因为汉江地处扬子江一带，是扬子鳄横行的地方。为了证明我的说法，我从周昭王儿子周穆王一些莫明其妙的行为中，发现了玄机：

　　（一）《纪年》云：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至九江，驾鼋鼍以为梁也。《北堂书钞》卷一一四武功部。

　　（二）《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东至于九江，比鼋鼍以为梁。《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三）《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文选．江赋》注。

　　以上三例，大同小异，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在为父亲报仇征伐楚国。周穆王征伐楚国“驾鼋鼍以为梁”这说明了什么？

　　鼋是我们后世说的脚鱼，鼍是鳄鱼，周穆王伐楚为何要以鼋鼍为桥梁，我个人觉得从穆王的这一行为，正好暴露出了他父亲伐楚国死在了鳄鱼腹中这一秘密。不然，司马迁为何说“其卒不赴告，讳也”？我想，周人的忌讳是：一个堂堂的真龙天子，被伏羲想象中的龙（扬子鳄）吃掉了，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如果这件事被天下诸侯知道真相，周朝所谓的“真龙天子，皇权神授”之说又何能成立？周人为了避讳，很有可能把“鼍”（音：陀）说成“兕”，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第二条理由是：穆王以鼋鼍当桥，正好与他父亲死因由桥塌引起的。

　　大家想想，鼋鼍能当桥用吗？这显然是周穆王在诅咒扬子鳄。这种诅咒的形态，就像巫术扎布人诅咒谋谋人一样，在信鬼神的周朝，这种迷信活动是经常的事。由此可见，周穆王搬出鼋鼍其实是暗示他父亲被“鼍”吃掉。所以我说历史浪漫的，我们应该用浪漫的思想去解读更多的历史内涵，如果抱残守缺，这段历史永远说不清楚。

　　至于这一说法是否正确，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地研究。

　　 下面是红山文化的天下第一龙：龙型玉器产于距今６５００至５０００年的红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玉器中目前已知的最早出现的龙，被称作"天下第一龙"。

　　谈了周昭王死因，再说一说周穆王的疑案：

　　司马迁在《史记#8226;周本纪》中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史书上对周昭王在位的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十六年，另一个说法是十九年，邵雍年表五十一年，这里我们以新华网湖北频道年表为准，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来算，周朝从武王到昭王历经四代，武王英年早逝，周成王十一岁即位，加上在位二十二年，那么成王是三十三岁死的。成王三十三岁死，康王最多也只十八岁即位，加上在位二十五年，康王也只活了四十三岁。我们再用浪漫的思维去推测，四十三岁的康王能生出四十三岁的儿子周昭王吗？如果生不出来，那么周昭王最多只有二十九岁左右，加上他在十九年，也只四十八岁，试想，一个不到四十八岁的老子，能生出五十岁的儿子（周穆王）吗？

　　看来司马迁和我们开了一个历史玩笑，他愚弄了我们二千多年。

　　释“皇”、考“三皇”

　　“‘皇’和‘王’古为煇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这是《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中的第一条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有三条解释：一、盛大。二、君主。三、姓。《康熙字典》古体“皇”字有五种写法，如果我们不看皇字的原形，对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认识。而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周，毛公鼎、周，颂鼎上的“皇”字，上部像甲骨文的“日”， 有三竖，下部是一个“土”字。从字形上看，像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这也许就是王凤阳先生说的：“‘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的来由。

　　周鼎文的“皇”字下面的“土”字，变成了楷书后的“王”字是秦朝的事。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就把“皇”字下面的“土”楷化成了“王”字，证据就在浙江省会稽山秦朝的石刻“皇”（会稽山石刻“皇”字就是上面一个“白”字，下面一个“王”字）。那么，皇为何又成为古代最高级的形容词了的呢？

　　《诗．大雅．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书．蔡仲之命》中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国语．越语》中有“天道皇皇”，《楚辞．九歌．云中君》中有“皇皇兮既降”这些“皇”字，要么是天帝，要么是大公无私、道德高尚，要么是公正、光明。这当然是最高级的形容词了。

　　“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见《古辞辨》同上）。战国时期的一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居然连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都不放在眼里，又竖起了“三皇”的大旗。导致后来的“三皇”之说有六种：1、《史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泰皇。2、《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3、《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4、《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5、谯周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6、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现在我们公认的是第五种说法。

　　第五种说法中的燧人、伏羲、神农三位是人，而不是女娲、祝融、天皇、地皇、人皇这些不可捕捉的神。这三位古代圣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伟大的发明家。他们一位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一位是演绎八卦、研究龙的图腾、天象的大学者，一位是发明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巨人。这三位在战国时代称“皇”的人，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伟大发明而被誉为皇（他们的发明给了华夏之光明，创造了我们今天辉煌的文明）。至于他们是什么时代的人？出生何地？是不是君主？发明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二、汉字---里与裡（裏）

　　汉字---里与裡（裏）

　　不知道为什么电视剧里总把《里》写成《裡》或《裏》

　　《里》与《裏》古代是2个不同的字，（《裡》是《裏》的俗字）不能混淆

　　- 汉字是一门学问，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标志---她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个字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中有许多种写法，所谓异体字。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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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上面的《无》字。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同一个汉字意义几千年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见》字，“在风吹草低见牛羊”里是《现》的意义，是《现》古字，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含义了。有一个人显能，在他送给医院的旌旗的上面写道“华佗再见”这就非常可笑了。

　　但作为思想交流 的工具，就必须规范，这就是我们的规范字，作为中国人，我们大家都应该会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不过、在许多部门，尤其是作为书法艺术，异体字的使用，一个字的篆隶草楷行、不同写法、不同字体，那都是艺术。

　　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在那些叙述以前的故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正在的规范字，所以必然也会出在许多异体字。这时候，作为学问，作为中华文明，那就必须留意。电视对民众的影响很大。搞错了会对我们民众产生很恶劣的影响，说重的，那就是在毁坏、糟蹋中华文明。

　　今文（规范字）的《里》与古文的《裡》是两个字，不能通用，我们是规范汉字里《裡》已经不用，统一写成《里》。我们现在可以把《裡》写成《里》，但绝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可以把《里》写成《裡》。

　　《裡》本意是衣服的里面的的意思，形声字，从衣部、声部为《里》故写成《裡》也可写成《裏》，衣裡，进一步引申为《裡面》，房子裏面。还有----这裡，那裡《这裏，那裏》等等。

　　《 里》是量度，一里路，两里路，千里香。在这里绝不能写成一裡，两裡，千裡。 《九里香》绝对不能写成《九裡香》；《十里香》不能写成《十裏香》。

　　这种现象的字，还有《后》与《後》《干》与《乾》---等等。当然就一般老百姓来说，不掌握不要紧，但千万不要是没文化偏要卖弄文化。更不能误导民众，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电视剧里总把《里》写成《裡》或《裏》

　　电视片《春桃的战争》里面一个人物叫九里香，开了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气的酒店，叫九里香，那个意思就是香飘九里。我注意到电视里那个酒店的招牌写着《九裡香》，酒店的窗上门上都写着《九裡香》；

　　电视片《岛城风云》里面又有一个酒楼的门匾上写成《十裏香酒楼》；这几天放映的电视剧《十里香酒坊》里也出现了一个《十裏香》的三个大字， 真叫人哭笑不得。

　　汉字作为文化，深奥莫测。导演不能完全掌握，或许可以理解。但考虑到它的影响深远，这种误导是对汉文化的毁坏、文化部不能不管。建议派专人审核，不能有错，不能误导民众。

三、生活中的汉字还活着吗？

　　当我们受冤枉、被诬赖时，是不是会伸出手向内指着鼻子，气急败坏地辩白：“我？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有没有搞错……”当得意的艺术作品被赞美，别人询问作者是谁时，有人会自豪地指着自己的鼻子：“是我！”

　　嘿，没错！我们汉字的“自”，最初的意思是“鼻子”，从甲骨文来看，它即是有鼻梁、鼻翼的鼻子正面图！

　　当谷物成熟，饱满、橙黄的谷粒，在夕阳映照下，闪着踏实的幸福光芒；燃烧秸秆的火焰，为这一年的劳动画下休止符。“禾”和“火”组成“秋”字，满合乎逻辑的。

　　不管是甲骨文或金文，霍然的“霍”字，“雨”下面都有三只鸟。一群鸟在草地上吱吱喳喳玩耍，突然下起雨，大家拍着翅膀快速飞走了；不解，为何还剩下一只呢？

　　一根长长的木栓横在两门中间，“閂”上门，锁住一家人的甜蜜情爱；早上双手用力往两旁推“開”门，迎入晨光；有人跑进门里，“閃”得不见人影。

　　中国文字的奥妙与趣味，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

　　《汉字的故事》在今年三月一出版，就引起高度的瞩目及好评。作者林西莉（CeciliaLindqvist）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师事瑞典知名的汉学巨擘高本汉。她从一九五○年开始学习汉语，六○年代曾留学北京大学，之后又多次造访中国，对中文及中国文化非常熟稔。

　　此书是她费时八年完成的力作，除了瑞典文、中文，尚有英文、芬兰文、德文、法文的翻译本。林西莉对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化，并不是盲目的欣赏、喜爱，而是经过理性研究探讨之后的真实认同。

　　全书诠释三○四个和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汉字，包括人体、动植物、山水大自然、交通工具、器皿、农耕、文物、乐器……不单是对汉字构造、原始形貌的解说，以及运用近几十年的考古新发现来修正传统的文字学，更有配合她丰富的知识、实地田野调查、具体取材的图片，撰写成一部厚实精彩，具历史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的故事书。

　　作者说她不采用学院的论文体，她用自己的经验、经历与观点，以说“故事”的方式，叙述了汉字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中国文化史。

　　一个热爱汉文，对中华文化如数家珍，对文字运用如斯精准、优美的外国人；读其书，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是否该汗颜？

　　有一阵子，中国台湾当局领导人、“教育部长”的“罄竹难书”事件，带来不少余波。一则负面的网络笑话，说因为政府爱护百姓的功绩“罄竹难书”，所以放假一天，爸妈带他们到动物园玩。“出门前，我那徐娘半老的妈妈打扮得花枝招展，鬼斧神工到一点也看不出是个糟糠之妻。头顶羽毛未丰的爸爸赶紧洗心革面，沐猴而冠，换上双管齐下的西装后，英俊得惨绝人寰……”一个乱用成语，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现代许多年轻人不爱看书，一篇文章，一封书信写下来，更是错字连篇、不知所云至“惨不忍睹”！

　　尤其，现在电脑打字极为方便，“字”是从键盘上敲出来，不是一笔一笔写出来，当要执笔写字时，不是为哪个字突然从记忆版上消失而尴尬，就是为丑陋的字迹而羞赧。

　　大学时，上“文字学”的课，使用的教材是许慎的《说文解字》。那一年，对小篆着迷，认为它是中国文字里最美最有深度的字体，用心且兴趣盎然地研究、书写好一阵子。不过印象中，当时老师也只是按照这本教材，从字义、形体构造和读音依序教授。到现在这些篆文、字义也忘得差不多！

　　《汉字的故事》可生动有趣许多了，如“繭”字，《说文解字》只言“蚕衣也从丝从虫”，林西莉在字义字形分析之外，更描述蚕的生命史、养蚕业的生活、蚕丝的制作过程，等等。

　　写到“車”字，她用了六页的篇幅介绍不同时代的车，有马车、人力车、拉车、手推车、黄包车、运粮车等的结构、用途，也附上在安阳出土的商代战车、十九世纪后期慈禧太后坐过的黄包车、用大水车作动力的连水磨等珍贵图片。书上还说汉朝有位皇帝对车子的噪音厌烦，下令拆掉车轮，让仆人抬着他，于是诞生了轿子。看这本书，我正坐在火车上，想着底下那么多的轮子，“轟”隆隆的声响不绝于耳，如果那位皇帝来到这个时代，对这多轮的长虫怪物，不知会怎么处理？

　　这些年，全球兴起“中文热”，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学简体字。二十世纪五○年代之后，中国大陆为了扫除文盲，将汉字简化，方便不识字的人学习。简化字的字体结构错乱，往往丧失汉字象形、指事、会意之表现特色，不只没有美感，反不利学习记忆。

　　不久前，为了让繁体字（正体字）回归主流，中国台湾“抢救国文教育联盟”等十多个团体联署，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正体字”列为世界遗产。成效如何？是个未知数。

　　林西莉把正体字说为“原体字”，这是她接触汉字的源头。她不排斥简体字，只是更肯定原体字的美感与逻辑性，她相信“原体字”永远都会是汉字研究屹立不摇的根基。更重要的是，“透过原体字，可以和充满智慧的造字祖先面对面，接触到科技、艺术、建筑及文化等璀璨的中华文化传统，当然也能让人一窥古老中国的地理景观与市井小民的生活面貌。”

　　当我们对文字的形、音、义，都能清楚领会，相信在文字运用上就更能得心应手。《汉字的故事》是教材，是百科全书，是让人心悦动的文化书。作者以轻松自如的说故事方式，娓娓讲述与我们相关的汉字故事。走进汉字的故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汉字之美之妙，也进一步阅读中国的文明史、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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