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千0九十八帖 读《陶渊明写挽歌》

　　读书破万卷（4098）·《陶渊明写挽歌》

　　《陶渊明写挽歌》，当代短篇历史小说。陈翔鹤著。初载《人民文学》1961年第11期。后收入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陈翔鹤代表作》。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不安定的灵魂（4087）》。

　　《陶渊明写挽歌》创作和发表于“大跃进”过后，这正是全国陷入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下达调整包括文艺在内的各项工作的政策以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作者“在几十年前就喜欢陶渊明的不堪俗流，欣赏嵇康的刚直不阿”。“用今人的观点去把握古人的心理，把他们写进小说”是他的“夙愿”(杨晦：《怀念翔鹤同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之所以会去表现陶渊明晚年那种旷达超然的生活情境和“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的生死观，而区别于50年代中期开始涌现的各种“重大”题材和主题的作品，同当时的社会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发表后深得好评，被誉为令人闻之而喜的“空谷足音”(黄秋耘：《〈陶渊明写《挽歌》〉》)。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篇小说遭到愈来愈严厉的批判。《人民文学》1966年第5期上载文污陷它为“恶毒攻击党的庐山会议”，“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云云(文戈：《揭穿陈翔鹤两篇历史小说的反动本质》)。陈翔鹤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三反分子”揪斗，备受摧残迫害，以至含冤而死。“四人帮”垮台后，这位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老作家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他的《陶渊明写〈挽歌〉》以及同时遭受污陷的另一篇历史小说《广陵散》也重新得到了肯定评价。

　　《陶渊明写挽歌》共分四个层次：1、在床上折腾一夜的陶渊明清晨起来后，回想起昨天因在庐山东林寺看了做法事内心感到特别不 快而提前回家的情景；2、秋天瑟缩的寒气，使躺在过道间胡床上的陶渊明想起阮籍的《咏怀诗》，他告诉孙子小牛说，他再也不会 去庐山了，听说亲家把他的诗稿拿去重抄，留作传家之宝，心中有些快慰；但对刺史王弘、檀道济等大官前来攀亲论友又感到由衷厌 烦。3、描写了傍晚陶渊明与阿通儿、媳喝酒时，谈论朋友颜延之及与慧远和尚虽在生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还讲了一个和尚论道的 笑话。4、三更醒来的陶渊明，为他的《挽歌》三首定稿后，又在继续推敲《自祭文》。

　　陶渊明的性格特征：A、崇尚自然，通脱达观。陶渊明原本对戒律很严、不爱钱财的慧远和尚看得很重，因为1、他写过五篇《沙门不敬王者论》，且博通六经，懂得老庄；2、不许 拿富贵骄人的谢灵运入白莲社；3、竟敢同杀人不眨眼的贼头卢循“欢然道旧”，一点也不怕得附逆之罪的名声。所以他上庐山想和 他谈禅论道，不料到了东林寺，看见大办法事的慧远和尚装腔作势的样子，以及毫不理会大家的“我慢”态度，感到非常不快。

　　B、与权利中心——不管是精神的还是政治的，保持一种疏离关系，以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立场不受时代污染。在庐山，当所谓的儒学之友，知名之士劝他入白莲社，而且慧远法师许诺他可以喝酒时，他一边托言婉拒，一边起了回家之心。他对江州刺史王弘、刺史檀道济来同他攀亲论友感到不解，尤其讨厌檀道济所说的：“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因为他不屑那些 借归隐为名，一心取得高官厚禄的贤者。当他听说檀道济要送他粳米和猪羊的话时，两颊都发起烧来。他觉得颜延之是个好人，讲义气，重朋友，但是名利心重，官瘾大，所以批评他俗务萦心，患得患失，整日迎来送往，没有诗情画意 ，根本就写不出好诗。

　　C、不喜亦不惧的生死观背后隐藏的是对道德沦丧、乾坤混乱的社会的拒斥。他觉得东林寺的和尚拿钟鼓来吓唬人，刘遗民却对他磕头礼拜，说明他们对生死道理还有所未达，佛家讲超脱，道家讲羽化，都是没 有彻底解脱。 他认为慧远和尚的《形尽神不灭论》在道理上是说不大通的，他主张“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 独多虑。”凡事有头就有尾，这是很自然的事。在《挽歌》中，表达了对生死大事的最终看法：“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活在这种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实在是无聊 之极。一旦人死了，与草木山阿同归于朽，便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D、处世达观的陶渊明表现了忧时伤生、愤世嫉俗的悲愤情怀。陶渊明感物悲秋，想起阮籍《咏怀诗》中的诗句：“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 诉谁？”这种殷忧既是阮籍的，又是陶渊明的，更是作者陈翔鹤自己的。陶渊明身处乱世，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能与自己推心置腹地 交流，生怕被世俗所觉、所害，对儿子也只是自责“没有本领，让你们兄弟书都读得很少。”表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肯与时 妥协，拒绝时代主潮，而又无法拒绝时代的无奈心理。他在《自祭文》中所写的：“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之如何？” ，表现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颠倒错乱时代的最后选择，达观的处世态度后，隐藏的是满腔的苦闷、悲愤和伤感。

　　主题探索：作品借描写陶渊明晚年上庐山对东林寺法会场景的感悟，及由此触发了一连串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以浓墨重彩描绘了陶渊明写挽歌的 创作冲动。小说特别标举了陶渊明 “人生实难，死之如何”的感慨，实际上是在誉美诗人任运委化的生死观，表现对世俗物欲的追 求和虚伪生活的蔑视。作者通过探索陶渊明的心理活动，表现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高风亮节，正直狂傲、淡泊高远 的人生志向，目的是形象地展示陶渊明高尚的精神操守，同时也借此影射当时知识分子艰难的生存景况，从而曲折地抒写了知识分子 的心声，表现了积极的现实批判精神。

　　60年代初，适逢党的文艺政策调整，经过多次运动打击的知识分子，再不也像当年贯彻双百方针时那样出言无忌了，而是采用借古喻 今的方式来曲折地表露自己的心声。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黄秋耘曾经这样说：“写历史小说”，“更重要的是，作者要能以今人的 目光，洞察古人的心灵，要能跟所描写的对象‘神交’，用句雅一点的话说，也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 会到古人的情怀，揣摩到古人的心事，从而展示古人的风貌，让古人有血有肉地再现在读者面前。”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作者 的现实寄托与历史故事融为一体，作者的心声与历史人物的心理契合无间。作者之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选择陶渊明此类与 时代权力秩序格格不入的人物做作品的主人公，表现他的独立的精神立场和高尚的品格，其目的就在于用曲笔真实地彰显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样式和心态，为解读他们的生活处境提供一个成功的艺术样本。

　　但是，从1965年起，该小说就开始遭到批判和清算，有人指责“它的内容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思想情绪，宣扬了灰色得人生观”，此后 ，又有人将它的背景和“庐山会议”挂钩，声称小说“既是作者为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鸣冤叫屈，鼓动他们起来抗争的‘战歌’， 也是射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毒箭”。作者在文革中因此受到迫害，于1969年去世。

　　评：折腾一夜陶渊明，东林法事郁闷情。秋天瑟缩寒气浓，攀亲论友厌由衷。

　　生死问题不同见，和尚论道笑儒生。三更醒来《挽歌》定，《自祭文》又推敲中。

一、陶渊明的故事

　　陶渊明最后一次为官做彭泽令，在官仅八十余日，逢郡守派督邮到县，县吏告诉陶渊明：应穿戴整齐往见督邮。陶渊明忍无可忍，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宋书.本传》）当天即自解职，归乡躬耕自养去了。以后朝廷屡次征召，陶渊明隐逸之志铁定，再也不肯出仕，而其生活则从此陷入困顿之中。

　　“穿戴整齐往见乡里小儿”——多大个事！在我们现代中国人看来，陶渊明也太矫情了！后来的人甚至笑贫不笑娼，为了生活下去，或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点，再大的出卖人格情操，再大的寡廉鲜耻也愿意，何况“穿戴整齐往见乡里小儿”！

　　古代人是比较清纯，还是愚钝？现代人是比较堕落，还是老到？

　　也许，整体人类与个体个人的成长一样，也分有少年、中年、老年不同的时期。陶渊明时代，中国人还处在儿童少年时期——还脸嫩；到了现代，也许中国人已到了中年——已皮糙肉厚。也许，后来的人生实践及其哲学发展使人们终于认识到：物质大于精神。

　　也许，现代人认为我们折腰相向的不是什么“乡里小儿”，而就是“督邮”——督邮的本质是小儿，而小儿的形式却是督邮。我们要向督邮折腰，我们要向官位折腰，我们要向形式折腰，我们要向现实折腰，否则“后果很严重”。

　　另一方面，所谓“人走茶凉”的道理也在这里：有权有势，人们敬畏的是你的权势，等于你披了一张虎皮；当你脱了虎皮，你就是一小儿——你的茶就凉了——你还以为你是谁？（0602）

二、大家有没有想过陶渊明写的桃源世界真的存在于世间？

桃源世界其实是通过巫术形成的一个空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说过，住在桃源的人是为了逃避暴秦，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寻常方式如何能逃过统治者的耳目？这一定是某一个为秦所灭国家里的巫师（秦代以前巫术很是盛行），为了保全子孙后代，而想出的主意。创造出桃源世界，庇佑后人世代平安。除了他们自己家族的人，没有人能找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却被陶渊明寻访到，并且记载了下来。而从那之后，这个由巫术创造出来的空间又再次消失。没人知道去了哪里。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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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傍晚的侠义梦（河边故事之四十一）

　　古人常以黄昏抒发一种惆怅心情和迟暮之感，大概是融入了更为辽阔的社会背景和更加复杂的个人心境，例如“愁因薄暮起”“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断送一生憔悴，能消几个黄昏”等。但也不尽然，李商隐就说“人间重晚晴”，陶渊明就沉醉于“带月荷锄归”，但对于小时候的我，和村里其他小伙伴一样，没有这么多的闲情逸致，更没有那么深的多愁善感，对黄昏却有着别样的一番情致。

　　在那个照明工具比较简陋甚至匮乏的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一个被用滥的模式化的苍白字眼，其实我小时候的农村，虽然熄灯睡觉比较早，但是星星点点的煤油灯下依然是父母劳作或缝补的身影，小孩子对黄昏却是情有独钟，借着如水月光开始了一天新的生活——傍晚的来临恰恰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时光的开始。

　　夜幕降临，路暗光稀，大人们从地里回来又都忙着手中的事儿，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呼朋引伴地凑在一起做各种游戏，聚在一起聊天闲逛；而且村里组织的一些活动也大多集中在晚上，例如看电影、听评书、看杂技之类；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兴起了学拳热潮，引起几多少年的侠义英雄梦。侠客评书和习武练拳的经历，在尚在发育的心胸激荡着难以抑制的激情。

　　说评书的往往是外乡人，农忙季节过后，他们就会大老远地走来，拖拉机拉着大车，车里有行头，有被褥，有锅碗瓢盆，还有牙牙学语的小孩，走到哪里吃住在哪里，家就安在哪里。白天他们也串门聊天，就像在自己村里一样，晚上才是上工的时间。晚饭后，抬出一张桌子，桌上一个木块，一把纸扇，旁边树梢上或者木杆上挂着一盏汽灯，或者嘎石灯，嘶嘶地响，照得周边亮如白昼。晚饭后大家围着木桌，有席地而坐，有坐着凳子马扎，有坐凉席草苫的，也有蹲在那里——我真佩服村里一些老年人蹲的功夫，长时间也不脚麻；有的端着饭碗，抽着旱烟，说着笑话，但木块一响，惊堂木一般，像是吸铁石抽走了所有的铁屑碎末一样，立即鸦雀无声，惟有汽灯的嘶嘶声。说的是《说岳全传》《杨家将》《五鼠闹东京》之类，边说边唱，手中还敲击快板或者两个长点儿木板，偶尔拿起扇子用力向上、向前一指，有时拿起木块使劲一敲。声音沙哑，却很清晰，说唱结合自然，严实合缝，听起来顺畅舒坦。说书人进村那天起，我们的晚饭时间就提前了，放下碗筷我就叫着弟弟拿着板凳夹着凉席到说书场地占空，边玩边等。

　　我们那儿把玩杂技、耍猴的都统统“玩把戏”。玩把戏的也都是外乡人，农闲季节出来挣点儿钱，收点儿粮食，和说书人一样，他们晚上表演，白天挨家挨户去收钱收粮食，手里拿着个大瓷碗，每家要把瓷碗盛满小麦，母亲看到递过来的大号瓷碗，边盛粮食边嘀咕。但为了让各家各户自觉地把瓷碗盛满粮食，心甘情愿地递过来一元钱，他们的表演也格外卖力。把红缨枪的枪头抵在脖子上，使劲地把枪杆弯成弓形，脸憋得像盛开的牡丹花；把青板石放在肚子上用铁锤砸烂，头上青筋暴起。观众越叫好，越要拿出看家本事；观众越喜欢，越要甩动鞭子吆喝着让猴子做出各种高难动作……。

　　一个个侠义故事，一场场斗争场面，一句句肝胆相照的话语，让我们也随着一位位英雄人物浮想联翩，也许正是这种油然而生的羡慕和渴望，让我们从心底冉冉升起一个个飞檐走壁、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侠义梦，也就激发了我们小孩子一门心思地去学拳。

　　那时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位教拳的武师，其中我们村里的尤其多，我们叫“会打拳的”。他们在我们的眼中个个都“身怀绝技”武艺超群”，村里村外广招弟子，收费招生，院子里、屋山的空地里，甚至到村外的场院，平整的地方就是练武场，每天晚上都会从村子的不同方向传来嘿嘿哈哈的打斗声。村子里教拳习武的大约有四五处，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两个：一是郭家五兄弟，个个都会几手，院子西边正好有一片空地，屋山墙边摆满了刀枪剑戟，白蜡杆子居多，招收的弟子也多，方圆数里较负盛名；另外一个是从军队复员的，姓刘，个子高高的，离家多年，我们不熟悉，据说是当武警的，做过什么首长的警卫员。我们看过他穿着军装的照片，瞪着眼睛，肩膀后仰，红五星闪烁，很是威风，羡慕得很。他设摊招生后，去他那儿的人就多起来。但这两个地方我都去不成，个子矮，长得孱弱，又没有个猛劲儿，收了你还担心败坏了名声，那时两家竞争得很厉害，据说还因此切磋了几次，胜负如何，说什么的都有，但都没有亲见，不足为信。

　　看《少林寺》电影，听武侠评书，把我们的心撩得痒痒的，总想通过学拳一展抱负。我参加的是弟兄二人开的“武校”，他俩跟我们同姓，离得不远，个儿都不高，精瘦，哥哥爱动，整天在外跑，不知干什么，后来因为伙同他人偷割电缆线被判重刑，至今回家已是遥遥无期。弟弟喜静，是个爱耍贫嘴但生性乐观的人，可惜英年早逝，愿他安息。那时他俩与村里其他几处，没有一点儿竞争力，报名的大多是像我这样比较熟悉、住的又近的孩子，两个教练把家里的庭院收拾平整，告诉我们先由他们教一个月，然后由城里来的武师接着教，这让我们平添了许多期待。每晚准时集合，劈叉、踢腿、倒立、翻跟头，每次上都练得浑身酸痛，回到家里像一滩烂泥。但越练越不对劲，外请教练说的少了，交学费催得紧了，终于在刚满一个月明天就要交钱的时候，我们像约定似的，第二天晚上都没有再去。我的侠义梦也就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