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拾酒楼到风雨鸡鸣楼 ——赵健雄和《草原·北中国诗卷》

　　从拾酒楼到风雨鸡鸣楼

　　——赵健雄和《草原·北中国诗卷》

　　张天男

　　【作者按：内蒙古准格尔旗《杯水》诗刊主编柳苏先生，立马黄河，囤诗百万。日前嘱我为八十年代《草原·北中国诗卷》写点儿纪念文字。呜呼，大江东去，病树一鸦，杯水沸腾，聊可沏茶。于是三更伏案，一夜疏爬，秋窗挂月，老眼昏花，肠百转而文乱，思纠结而如麻。此文献给健雄、贵荣，献给八十年代，献给《杯水》，献给我敬爱的同志柳苏先生】

　　1991年深秋某日，落叶纷飞，天空灰暗。

　　有一个后脑勺上头发稀疏、戴着一付大眼镜的中年男子匆匆登上从呼和浩特市开往杭州的火车。我站在肮脏的路基下，向他挥手告别。

　　火车缓缓启动，加速，并发出几声干嚎。我感到生活在脚下颤抖。

　　转眼间，这列严重超载的火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站台上变得空无一人，随着此人的离去，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结束了。

　　这位孤独的乘客就是《草原·北中国诗卷》的创办者赵健雄先生。

　　一

　　整整十年之后，2001年8月，我第一次到杭州，健雄从拱宸桥来，宴我于孤山脚下知味观，归来后我作一诗寄他：北雁南飞恨未了，萧条地又失萧曹。已凭诗卷开风气，更到钱塘弄浪潮。昔我别君风烈烈，今君送我雨潇潇。知味观里才知味，月上孤山西泠桥。诗下附一段文字：赵健雄，诗人，笔名方竹,早年流落内蒙,后拂袖渡江，隐杭州。八十年代创办《草原.北中国诗卷》,各路豪杰,望旗而至,不才如我,亦蒙召唤。言少思深,善饮,不轻露,善烹调,亦不轻露。家三口,均属牛。南归时我为送行，怅然一别，洒泪而还。我到杭州，宴我于西湖知味观。君重游青城，我亦为之数醉。我师，我兄，亦我友也。

　　我和健雄是三十年的至交。记得初次相识是在1983年，当时《内蒙古青年》杂志社在张廓先生主持下举办诗歌讲习班，他是先生，我是学生，所以常常让我帮他把一些需要讲解的诗歌提前抄在黑板上。他虽在内蒙多年，但普通话里仍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虽说是一副江南才子摸样，然而举手投足和眉宇之间，却带着北人的豪爽和粗犷。他戴一付大大的眼镜，看起来眼睛似乎比眼镜还大。你千万别害怕，事实证明，这是一双天真的眼睛。

　　那时候我住在十三中学，和健雄的住所蒙专隔着一条宽阔然而常常干涸的河槽，踩着河槽里光滑的鹅卵石一直北上，过蜈蚣坝，前方就是唐高祖李渊的老家武川，山坡上到处生长着矮壮的莜麦，令日本狗强盗不敢冒进。“三十里的莜面二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那是说莜面这东西最禁饿，两碗进肚就能夜行三十里。当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就凭几碗莜面山药，就把个小日本儿打得屁滚尿流。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请健雄吃饭的情景。那时我刚刚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每月工资只有49块5，已经是月底了，兜里还剩下几块钱，我称了一斤羊肉，打了一瓶酒，还买了什么想不起来了。张罗了一上午，终于还是把葱爆羊肉给弄糊了，健雄倒不挑剔，夹一片肉放进嘴里，连声说“蛮好疵的、蛮好疵的”。一斤老酒下去，健雄的形象就在我心中立了起来。

　　八十年代的呼和浩特有三个最浪漫的诗歌沙龙，一是团结小区贵荣的冰庐，二是出版社雁北的阁楼，三是我在二中的土坯小屋。几乎所有内蒙古诗人都在这几处说过、唱过、哭过、笑过、醉过、骂过，包括著名诗人贾漫、张廓、赵健雄、班澜，包括美女诗人梁彬艳、方燕妮、塔娜，包括早已分别荣升《人民日报》社吉林分社社长的默然（刘亮明)、《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的王开、《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的杜涌涛等等，他们当时都是年轻的诗人，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与我辈诗酒文章，不分彼此。

　　1989年某月日，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健雄忽然从外面进来，屁股还没坐稳就急着要水喝，我一面递上凉开水，一面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一口气把水喝光，抹了一下嘴巴连声说：“我刚从北京爬回来，老弟，快了快了”。我说哪儿有那么快呀，至少还得几年吧。他瞪大那双大眼睛连连说：“用不了的，用不了的”。直到今天，局势依然，他的那个“快了快了”始终没有到来。

　　那时候房子和土地都是国家的（现在好了，房子是自己的，只有房子下面的土地才是国家的）。他独自一人住在蒙专院内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冬天很冷，墙根儿下一溜大白菜冻得抱成一团，他却浑然不觉，一边搓手，一边连说“不冷的、不冷的”。南归前几日，他请我和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喝酒，只三把两下就整出十几样地道的杭帮菜。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诗人们胸怀天下，但这样的胸怀长期以来却得不到油水的滋润。那一夜我们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差不多每人都在一斤以上。健雄临席从不多饮，从不唱歌，那一夜独饮二斤有余，而面不稍改，谈笑自若，并且在我们的一致要求下，破例唱了一首文革歌曲《造反有理》，声音短促，掷地有声。嘿嘿，我总算领教了江南酒文化的厉害。

　　建雄一家三口都属牛，牛是有脾气的动物，当年他和领导一言不合，拂袖渡江而去，耍的就是牛脾气。他有个笔名叫方竹,方竹者，“因其纤细，使人不容易注意那棱角”。这种竹子我有一截，上面有些褐色的泪斑。从古至今，估计还没有谁能在上面凿出孔来，放在一张臭嘴上，随便吹奏。我们且看他自己的解释：“实在我胸中也是有这么一根竹子的，难折难挠，尤其时世艰巨时，它便粗壮起来，支撑我的肩头，也难免挫伤我的皮肉。外方内圆的此物自然不像外圆内方的孔方兄滑顺，但卓然有节，即使弄一段放在案上，无须雕饰，便可成艺术品。”（《糊涂人生》）

　　他的书斋原名“拾酒楼”（门牌19号的谐音。“石久”为先生另一笔名），用他写在《糊涂人生》扉页上赠我的两句话说，那便是：“天生我辈，必有酒喝。”后改名“风雨鸡鸣楼”。《诗经·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白居易《祭李侍郎文》：“浩浩世途，是非同轨；齿牙相轧，波澜四起；公独何心，心如止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几十年来，健雄不卑不亢，不官不商，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风雨鸡鸣，其用心可谓深矣。

　　二

　　健雄生在上海，小名三毛，父亲是浙江湖州人，母亲是宁波人，他的远祖可能要追溯到今天的甘肃一带。他所就读的新沪中学，前身叫中正中学，名誉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先生。文革三年（1969年），他作为上海知青，下乡到内蒙古兴和县二台子公社，当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三年后抽调到乌盟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兴和县实验学校教书，半年后进了宣传队，并且当上了宣传队队长。1981年调入《乌兰察布报》编副刊，后在内蒙古师大文研班读书。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这一生，半是南人, 半是北人，南北的东西全都融化在血液里。”

　　如此这般，此人身上有一点儿凛然大义也就不足为奇。当年北京爆发“四五”运动，他就冒了坐牢的危险，写了一组悼念周恩来的诗，在呼和浩特新华广场传诵一时。我想《北中国诗卷》的诞生肯定也与这种男儿血性有些勾连。

　　1984年末，他从文研班毕业后调入《草原》杂志社，先做诗歌编辑，很快升任诗歌组长、编辑部主任。因为有了一点儿自主权，再加上喜欢朦胧诗的新鲜刺激，于是就开始争取“异端的权利”。他回忆说：“我设想的《北中国诗卷》是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那些年轻的先锋诗人的作品。每年一期，继而发展到每年四期”。

　　1986年2月，在赵健雄、尚贵荣主持下，《草原》推出第1期《北中国诗卷》，头条为成子的《你奔腾抑或凝固呢？我的敖鲁古雅河哟》。同期发表了张廓《蜻蜓和故事》，江河《诗五首》，廖亦武《大循环》，何小竹《鬼城》，海子诗剧《遗址》，石光华《属于北方的》，以及北岛所译《伊迪丝·索德格朗诗选》。

　　当年10月，第二期北中国诗卷面世。作品包括——昌耀：《人间气味》，海子：《哑脊背》，西川：《动物的死亡之歌》，雁北：《黑马》，张天男:《聆听晚钟》，沈天鸿：《天空下的河流》，林莽《星光与树》等等。同期刊出杨远宏诗论：《吹响当代中国诗坛的北方雄风》，这位年轻的评论家站在长江以南为他的北方同志欢呼雀跃、擂鼓助阵：

　　“中国新诗，正处于艰难而坚定的变动之中，这是中国诗史上一个辉煌无比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草原》1986年2月推出洋洋大观的北中国诗卷，昭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气魄和胆识。作为一位对中国当代新诗充满变革意识和自豪坚信的南方诗人，我不能不向在当代中国诗坛开拓进取、雄风劲吹的北方《草原》，表示我深深的感激和敬意！”

　　很快，如他所言：“一大批民间诗人经《北中国诗卷》浮出水面，新诗潮的干将，几乎都在《草原》发表了作品。《北中国诗卷》成为国内重要的诗歌阵地和鼓吹新诗潮的一个桥头堡。”

　　千里冰雪，一声春雷。当年七月，《草原》·赛汗塔拉笔会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激情上演。多年后，我在一篇回忆中写道——“秋高气爽之日,登山临水之时,一列火车披着绚丽的朝霞,开往锡林郭勒大草原。在赛汗塔拉,我们这帮年轻人呼啸旷野,陟彼高岗,臧否时俊,指点河山,抚良宵而思醉,耽美景而忘归,囊空空而如洗,气烈烈而冲天。感谢《草原》,你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这匹散漫的瘦马,让我青春的热血，奔驰在北中国壮丽的原野,我的心灵,也终于找到了亲人。”

　　从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大批优秀诗人汇入了《北中国诗卷》卷起的滚滚浪潮，其中包括：北岛、江河、杨炼、顾城、海子、西川、廖亦武、叶延滨、公刘、顾工、昌耀、杨黎、韩东、梅绍静、韩作荣、肖开愚、阿坚、于坚、邹静之、张洪波、陈东东、陈所巨、南野、林莽、伊甸、耿林莽、潞潞、简宁、宋渠宋炜、马永波、何小竹、大仙、大解、陈东东、孙文波、沈天鸿等等。本土诗人则有：贾漫、安谧、张廓、赵健雄、成子、蒙根高勒、张天男、雁北、蓝冰、赵见、梁彬艳、阿古拉泰、默然、梁粱、白涛、杨挺、独桥木、方燕妮等等。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在健雄、贵荣的大力扶持下，我连续发表了《聆听晚钟》《目送晚秋》《向往晚晴》《沐浴晚风》以及《水上歌谣》《即将到来的冬天》《一只鸟的自由范围》等系列组诗、长诗和散文，受到著名诗人贾漫、安谧、张廓几位先生的热情褒奖。

　　《北中国诗卷》开办后，各地稿件雪片般飞来，看他实在太累，有时我就帮他看看稿件。记得当时海子来势凶猛，一来就是几十上百首，全是手写，铺天盖地，我还非常认真地给海子写过几封退稿信。唉，早知道小兄弟要卧轨自杀，我一定会去北京劝劝他的。

　　健雄不但是优秀的诗歌运动领导者、优秀的编辑,也是八十年代最优秀的先锋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明天的雪》开篇一首题为《我是诗人》：距离使声音迷失在海上/风浪把人变成了鱼/没有言语/没有言语/看得见彼此的身影/心远隔着心/我是诗人/我是挥舞手旗的水兵/默默地/我负起联络海船的使命。他这种“联络海船”的使命感，最终成全了《北中国诗卷》，也成全了一代人的文学梦想。

　　八、九十年代，我曾为他写过一篇诗论：《横向的开拓与纵向的思考》，由我所尊敬的著名播音员夏田、张述在内蒙古电台播出，可惜多年前夏田遇车祸身亡，张述也已逝去，只剩下他们美妙的声音被我珍藏至今。

　　我在一首题为《八十年代》的诗歌中写道：“八十年代是一辆解放牌卡车/载着无产阶级诗人一路高歌/在新时代的拐弯处它陡然刹车/巨大的惯性把毫无准备的诗人/连行李一起扔出车外/死的死亡的亡/不死不忘者落下了终生残疾/在生活的水泥路边/它用手纸堵住流血的鼻孔/一颗雄心泄露出酒精和柴油/它那反叛者的钢筋铁骨/至今还在汽修厂的绞索上摇晃。”

　　《北中国诗卷》是整个八十年代的缩影，虽然历时不过几年，然而直到1990年10月，健雄还在《草原》卷首语里热情地写道：“编完这期专号，恰是《北中国诗卷》面世10期。让我们感动的是，大江南北仍有那么多年轻人关注着诗，实际上是关注着这个世界。我们捧读的每一份手稿，都如同一颗赤诚的心，这是我们觉得自己付出的劳动还是值得的。归根结底，诗人都是梦想者，谁不和我们一样，总是怀抱着许多许多的希望？重要的是不停地朝前走，请诸位与我们一起同行！”（《草原》1990年第10期卷首语）

　　南归前一年，也就是1990年12月，健雄在一篇诗评里总结到：“自1985年起，内蒙古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或许是这块土地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局面：诗歌社团林立，诗歌报刊时有问世，有一定影响的青年诗人不断出现。所有这些，组成了自治区诗坛上蔚为壮观的景象，加上依然富有创造力的中老年诗人，使近几年来内蒙古成为一块被许多内地同行羡慕的诗之圣地，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自治区的几个青年诗歌创作群落》。《草原》1990年第12期）

　　他大概已经预见到，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即将结束，到了该总结、该交代、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据我所知，这可能是他印在《北中国诗卷》上的最后一篇倾注心血的文字，也可以视作是他南归前站在蒙古高地，告别全体青年诗人的最末一次演说。1995年，他在寄给我的随笔集《都有病》一书的扉页上题了一行小字：“人生如戏，许多故事都得大幕落下方能了然于心，这又没什么意思了。”

　　记得临别时我送他一套小三十二开、布面儿影印本儿的《本草纲目》，他接过去，一连说了几个“非藏好、非藏好”（应该是“非常好”）。如今一想，既然“都有病”，向古人讨个方子也不错啊。不知那风雨鸡鸣楼上，是否还藏着这套“治国方略”。

　　三

　　多少年后，《北中国诗卷》依然从大江南北、从岁月深处、从许许多多诗人心里，发出低沉然而却是经久不绝的回响。就像蓄水的三峡，时有山妖水怪，老鳄长鲸在那里呼风唤雨、兴风作浪。

　　《草原》主编尚贵荣在《草原》创刊500期纪念大会上说：“整个八十年代，《北中国诗卷》与内蒙古另一个影响巨大的诗歌杂志《诗选刊》，成为《诗刊》、《诗歌报》之外的又一个诗歌中心，中国诗坛最具实力与影响力的老中青三代诗人都曾在《草原》上发表过作品。《北中国诗卷》的影响波及到港台、东南亚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直到今天，《草原》的诗歌栏目依然叫《北中国诗卷》。”（《五十六年的文学梦想》）

　　诗人姜红伟指出：“1986年2月、10月，由赵健雄、尚贵荣主编的《北中国诗卷》刊登了北岛、廖亦武、海子等一大批青年诗人的力作，在八十年代诗坛影响重大。以后，《北中国诗卷》每年四期，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兴起贡献巨大。”（《八十年代为诗坛做出杰出贡献的诗歌编辑历史备忘录》）

　　诗人马永波回忆道：“要说正式发表的处女作，应该是1986年夏天大学快毕业时，《草原》的尚贵荣和赵健雄老师给发的一首挺长的写黑土地的诗。”（《答诗选刊21问》}

　　诗人杨然写道：“余写诗三十年，每每与诗人交往，用心记之，枝繁叶茂，遂成为生命常青的诗人大树”。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念念不忘与诗人赵健雄的交往（《诗人之树常青》）。

　　诗人哑樵回忆说：“有一段时间，内蒙古曾是中国的诗歌重镇。雁北和阿古拉泰主持的《诗选刊》，影响力曾经堪比《诗刊》，是全中国以及世界华语诗人都心向往之的诗歌胜地；诗人赵健雄和尚贵荣主持的《草原·北中国诗卷》与诗人张廓、孙彬、默然等开拓的《这一代》交相辉映，北中国的天空朗月高悬，繁星灿烂。”

　　诗人张天男回忆说：“八十年代，《草原》高张《北中国诗卷》大旗,内蒙古出版社推出《诗选刊》方阵,拔然众山之上,赫然群峰之巅。”

　　70后诗人广子写道：“当年《诗选刊》和《草原》以其声势浩大的诗歌造势运动倍受诗坛瞩目，并一度激活了内蒙古本土诗歌创作的热情与繁荣，一批拥有个人才华和创作实绩的优秀诗人，聚集在《诗选刊》、《草原?北中国诗卷》周围，他们的名字至今仍为后来者所津津乐道，并一度成为支撑内蒙古诗坛的中流砥柱。”（《蒙古高原的诗意守望》）

　　70后诗人赵卡说：“赵健雄、尚贵荣主持的《北中国诗卷》，是众多文学期刊里最灿烂的诗歌专刊，其每年四卷的规模，迄今无人超越。很多诗人都把入选《北中国诗卷》当作毕生的光荣。”

　　资深记者、青年诗人蒋静回忆说：“健雄兄我早就知道的。在他周围活跃着的弟兄们曾经是怎样的以诗歌的姿态神采飞扬着。贾漫老师说他是内蒙古新时期诗歌的元始祖，我深以为然。说真的，八十年代内蒙古诗坛乃至中国诗坛是与赵健雄、雁北等人的名字分不开的。”

　　尽管八十年代早已过去，但我们仍然有理由广告天下：《北中国诗卷》所代表的，正是那个时代中国诗坛的最佳阵容、最强实力和全新追求。一颗又一颗“北中国之星”从高原上冉冉升起，装点着天空和大海；它所引领的，绝不仅仅是当下眼前，而是中国新诗辽阔辉煌的未来。

　　四

　　赵健雄先生有句狂言：“走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旗县甚至一个偏远的角落，凭着《北中国诗卷》编辑的身份，就可以找到同道和知音。二十年后，只要提起这段往事，他总是志得意满，爱叙当年：“《北中国诗卷》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工作。可以引为自豪的是，后来活跃在国内诗坛的中青年诗人，几乎都在《草原》上发表过他们的作品，不少是处女作。那时国内有多少自费印刷的诗歌刊物与集子啊！它们与手稿一起，都涌向《草原》这片碧绿的海洋。我们小心地梳爬，让一切优秀之作得见天日，让它们放射出个性的光芒。”

　　既然如此，为什么正当《北中国诗卷》如日中天之际，健雄却突然转身离去？显然，这是个谜。他本人给出的答案更是扑朔迷离：“1991年，我非常惋惜地离开了多年居住与工作的呼和浩特，回到了江南，其中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这样一种语气，令我惆怅多年。

　　他在回忆中写道：“八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担当了太多的使命，几乎整整一代人，对于写诗这种文字不同方式的排列表现出如痴如醉的热情。有人说，那个年代随便哪一片树叶掉下来都会砸着一个诗人。今天完全是另外一个年代和另外一种境况，诗歌成了圈子里的玩意儿，我称之为沙龙游戏。即使像我这样曾经狂热地浸溺于诗歌的人，也变得对它不屑一顾。这个世界需要成熟的理性，而不是软弱无力、似是而非的诗歌。”——这当然是对他转身离去的另一种解答。

　　我一直想问健雄，假如生命可以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诗歌吗？

　　近日上他博客，搜到一篇旧文，其中有一段话，正可以剪下来回答我的问题：“我在《草原》的7年，正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鼎盛期，恰逢其盛，是历史的幸运。对于个人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盛年。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化作了一本杂志内外的若干行诗句。一切都成了历史，如果生命可以选择，也许我不会重复走过的道路，但对过去的岁月仍觉得珍惜与留恋。那个时代像风一样很快过去了，但它的诗歌和诗歌精神却永远地留存下来。”

　　九十年代以后，健雄一不读诗，二不写诗，却还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熟悉与不熟悉的诗人惠寄的诗集，他们仍然把健雄当成最亲密的朋友。健雄几次回呼，受到师友及编辑部同仁极其热情的款待，直到今天，仍有当年的诗歌作者远赴杭州看望健雄，这些人多数已不再写诗，却十分留恋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通过诗歌建立起来的单纯与真挚的关系。

　　五

　　今年7月26日忽接健雄电话，说他已到呼市，次日将赴锡林郭勒，青城只住一夜。我因事稍稍耽搁。晚九点，大雨忽来，打车，见吾兄于大学路金宇文苑。饮至夜深，依依别去。健雄生于1949年，看他雄心依旧，健步如风，哪儿有半点儿衰老迹象。只因我连日轰饮，体力难支，未能陪兄作雨夜长谈，一路上怅恨久之。

　　南归二十年，健雄的勤奋令我吃惊。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书问世，除去我所珍藏的诗集《明天的雪》，随笔集《糊涂人生》、《都有病》、《浊世清心》之外，他还先后出版了随笔集《拾酒楼醉语》、《天下零食》、《乱话三千》、《当代流行语》、《纵情声色》、《危言警语》、《金匮问道》、《吃相》、《姑妄言之》、《白相经》等；文化专著《中国传统石雕》、《时代的颜色：中国美院外传》等。未能出版的著作尚有《文革辞典》、《灵感深处闹革命》、《一个红卫兵的前世今生》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虽多次重申“一不看诗、二不写诗”，然而还是言行不一地出版了诗集《最后的雨》。一场“明天的雪”飞到江南，终于化作“最后的雨”，从迷蒙的天空上纷纷落下。

　　据我所知，健雄在江边，并没有洗手不干诗歌。他先在浙江省轻工业学校教书，一年多后进入《联谊报》报社。前几年他在《西湖》杂志社做兼职副主编，还亲自向我约过诗稿。“平生塞北江南，虽然酒和诗歌让人趋于虚幻，但那一段岁月又如何能够忘记呢？我相信，将来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是不能够跳过《北中国诗卷》的。”窃以为此话可收入他的《乱话三千》。

　　2007年3月，他在刊登在《鸭绿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而我依旧迷恋诗歌，在诗歌宽大的怀抱里，我深信自己得到了护佑和爱抚。任何热闹都不会让我有所分神，我心里总有那片静谧的雪野。我选择了缓慢的进步，虽然依旧有惶惑，但变得更从容，写作也进入了自由的状态。”

　　他的理想并没有死灭：“人类进化史已经有几百万年，至今仍在半神半兽间彷徨，回过头去，常常可以看见血腥，当然，也还有理想的光芒或闪亮。那么，这种光今天是越来越强大了？或者如此吧，至少我们希望如此。也正是抱着这种希望，我才来写这本小书，而天朗气清的秋季已经来了。赵健雄1997年10月30日于大运河边拾酒楼。”（《浊世清心》后记）

　　说来蹊跷，健雄在《草原》待了7年，1985年3月他为我编发的第一组诗歌题目叫《北国之春》，1990年2月，他为我编发的最后一组诗歌题目叫《即将到来的冬天》。上帝啊，我似乎在冥冥中已经预言了自己和《草原·北中国诗卷》的命运。

　　健雄回杭州后的第二年，我曾寄他一信，完全是手写，龙飞凤舞，少说也有两三千字。阅后，他写了一篇读后感，收在随笔集《糊涂人生》里，题为《难得真情》。其中一段是：“午后起来，收读天男的来信，字里行间浓重的情意，令我胸中波起浪涌。待要回复，想给他写几个字，却又感到无言。这才知道，用来搪塞，或应酬，都可用语言，真想交点儿心，这文字就不够用了。”有时灯下翻到这一篇，一个失踪的时代便踮着脚尖溜了我的书屋,并回身关紧了房门。

　　2007年5月，健雄在他的博客上致我一函，题为《致天男书》，其中两段是：“最近一期《草原》老兄的《钓雪楼丙戊诗钞》十首拜读，气象非凡，以为你“敢将黑字铸诗史”的狂言决非妄言，如果中国将来还有人写真正的诗史而非官方或流行文化史，这一代旧体诗人中，恐怕无出兄之右者。”“南归后我以文字入世，与诗歌渐行渐远，酒也喝得少了，可以说愧对从前的师友。虽在外人尤其南人看来，仍算超然，但自己知道终究俗了。每当忆起在塞上的日子，兄的身影总晃动在最耀眼处。不多说了，祝你写出更多的好诗，虽然时下的人间也许不要，但天要，地也要。”恨我当时尚未触网，没能及时看到为师的勉励。直到三年后的一个冬寒之夜，我才无意间读到他的这篇文字，内心大为感动，几天后回他一首七律，题为《寒夜寄武林赵健雄师兄》：君悲世事我悲秋,万里云缄恨未收。冷眼看人都有病,清江拾酒岂无楼。老来方竹更萧瑟,自古阴山几鹤鸥。钓雪楼头兄弟在,年年草绿忆三牛。

　　读者注意：这篇文章同时献给我敬爱的兄长、著名诗人陈广斌先生。《北中国诗卷》开卷数年，他正是《草原》主编，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这段辉煌的历史。陈广斌先生山西洪洞人，祖籍河北巨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被誉为“草原上的抒情王子”。著有诗集《孔雀与仙鹤》《游牧者的恋情》等。现任内蒙古诗词学会副会长、《内蒙古诗词》执行副主编。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