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一个时代的故事》

　　第一章 悠悠岁月

　　 父亲在他三十六周岁本命年里有了我，他的第四个孩子。那是1973年的1月25日。那一年大姐八岁，大哥五岁，二哥四岁。

　　　 父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四个年龄相近的孩子拉扯大是非常不容易的。１９７９年以前父亲在队里总是抢着干最苦最重工分最多的活，母亲心疼父亲，家务事几乎从不让父亲插手，以致于父亲这一辈子竟不知饭怎么烧衣服怎么洗。母亲不仅要做饭洗衣还要照顾年老多病的婆婆，看带四个年幼的小儿女，而且母亲也同样要参加队里的劳动。母亲要割草喂牛，要到田里锄草浇水，农忙时也同样要下地割麦插秧剥红麻，完全抵得上一个男劳动力。这时母亲便无法顾及她的几个孩子。

　　　 母亲说我两岁时的秋天，有一次她和父亲都随生产队到离村七里外的淮河湾地里去砍玉米，把我们姐弟留在家中。村里池塘多，狗也多，母亲担心我们的安全，便把我们姐弟都锁在了屋里。母亲说她在田里顶着烈日流着汗一边挥动镰刀砍着又粗又结实的玉米杆，一边惦记她离家时还在睡觉的三个儿子醒来后找不到自己的妈妈会不会感到孤单害怕哇哇大哭？担心年仅九岁的大女儿能不能照顾好三个弟弟？母亲天黑一收工便急急地赶回家看她已饿了一天的四个孩子，等她推开门时却发觉屋里十分安静，大女儿红肿着眼睛正坐在板凳上打盹，三个男孩都静静地睡着。母亲先是高兴再是惊奇，等母亲做好饭把几个孩子唤起来时，却发现几个孩子都只会张着嘴却哑哑地既不会哭也不会说话。邻居告诉母亲三个男孩从上午便开始哭，后来女孩也跟着哭，哭了一整天，直到天快黑时才算安静下来，想必是都已哭累了倦了困了饿了嗓子也哭哑了。母亲每次说到这时就又忍不住要落下泪来。

　　　 那时的农村是非常贫苦的，当时队里主要种红薯、胡萝卜、玉米等粗粮。那时还没有使用化肥和农药，小麦和水稻的产量很低，因而种得不多。每年分到每户的大米、白面只有很少一点。这点宝贵的米、面平时是不会轻易吃的。母亲说那时奶水不够时，怕孩子吃不饱，就熬一碗粥给孩子吃。母亲抓一小把米装到一个小布口袋里，用麻绳扎牢吊进已放了半锅水的铁锅里煮熟，然后捞出来把米倒进小碗里给孩子吃。父亲与母亲便喝那铁锅里没有一粒米的清汤。母亲说如果不这样煮，而是直接把米倒进锅里，就只能烧出一锅稀米汤，很难捞出一碗粥来了。母亲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或是遇到那个孩子生病时才会拿出点面来做几块“贴面饼”，看起来是一块白面饼，其实只有表面一层是白面，中间都是高梁面。如今每天都要吃的大米、白面在那时对我家来说还是一年也难得能吃上几次的奢侈品。我是吃红薯稀饭与高梁面饼告别童年的。

　　１９７９年包产到户后，日子一天天地好转起来。不仅收获的粮食增加了许多，而且玉米、胡萝卜、高梁等粗粮已几乎不再种植，取而代之的是水稻、小麦、黄豆，只有红麻与红薯还有少数人在种。以前被视为奢侈品的大米与白面已成了家常便饭。 家里的饭桌上除了我们姐弟从田里挖回来的荠菜、苋菜、鹅卵菜等野菜外也开始有了青菜、豆角、辣椒、茄子等自家菜园中出产的蔬菜。那时家里还是很少到集市上去买菜的，自己家菜园里没有菜的季节基本就是吃腌的咸菜。肉仍然是几乎只在过年时才会买的，但吃鱼的次数却多了起来，三个已会在小河里捉鱼的小男孩常常能给家中端回一盆小虾、泥鳅或者鲫鱼。

　　19８２年５月二姑的大儿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他不久前刚回他母亲的河南老家去了一趟，发现那里的粉丝特别便宜，如果能运一车过来卖一定能赚很多钱。他是来向父亲借本钱的。我那未曾见过面的爷爷在解放前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曾经收养了一个流浪讨饭的河南小女孩，那便是我的二姑。当时父亲正准备在麦收前买一辆手扶拖拉机，父亲刚从信用社里取出了他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又把家中的存粮卖掉大部分凑了两千多元钱。从没有做过生意的父亲想得非常简单，他以为表哥到河南把粉丝拉过来后马上就可以卖掉并把本钱还给他，表哥从我家拿走了父亲准备用来买拖拉机的全部的钱。表哥拉回来的是那种又粗又黄的山芋粉丝，到家后根本无人问津。 二姑和表哥对这笔钱认欠不认还，父亲去要了两次，但看着二姑那一贫如洗的家与我那卧病在床的姑夫，父亲竟不好意思再提这笔欠账。从那以后至今十多年过去了，表哥再没到我家来过，父亲也再没去要过这笔钱，这门亲戚就此便算中断了。我不知道那时的两千多元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我只记得家里那时是连八分钱一个的鸡蛋都不舍得吃的。我家因此元气大伤。

　　我童年的记忆中是没有新衣的。家里只有大哥和大姐才能穿新衣，父亲与母亲的身上穿的都是已穿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旧衣服，二哥只能穿大哥穿过的再穿嫌小的衣服，而我就更惨了，只能接着穿二哥穿着又嫌小的旧衣服。直到１９８４年我小学毕业升入初中时，母亲才给我做了第一件新衣：一件黄布褂。

　　虽然父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买过糖果、玩具等现在小皇帝们必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我们的童年却并不因此而缺少快乐。没有水果，我们三兄弟就自己到树上去摘。桑果、榆钱、椿叶、槐花都曾是我们口中的美味。我们还到田野中去挖酸菜，摘豌豆；到红麻田里去寻黑豆与一种外形非常像西瓜，但却只有小孩子手中弹的玻璃珠般大，可以称作袖珍西瓜的野果。没有玩具，我们就自己用树条编成军帽，用柳枝做出柳笛，把木疙瘩削成陀螺，用棘条做弓箭冬天射麻雀夏天打知了。我们还有自己用红麻杆制的二胡，用黄泥做的手枪大炮和纸叠的火箭飞机，用蚌壳串成的项链，甚至一张火柴皮、一个玻璃球都可以让我们百玩不厌。在夏天的晚上，我们经常到树根下去捉蝉蛹，捉回来后把它挂在蚊帐内，花半天时间看那小泥猴渐渐褪去褐色的外壳，慢慢舒展开两只轻薄透明的翅膀，成为美丽的蝉。那时侯的晚上还没有现在这种能把男女老少都聚在一块久久不愿离开的电视，村上的第一台电视机是８４年由一个退伍军人买回来的一台十二英吋的黑白电视机。那时侯晚饭后我们通常是坐在场院里的大树下听老人们讲些鬼怪的故事，叫做“听古”。在月光明亮的晚上我们常和小伙伴们在门前场院里做游戏。我们跳方格跑步捉迷藏玩卖金锁甩龙尾老鼠钻十二洞等游戏或在两棵树之间系根绳荡秋千。我们常常是边玩游戏边唱儿歌。绝大多数儿歌的意思我至今仍搞不懂，比如荡秋千时，站在一旁的人会一边摇绳一边随着秋千的一起一落唱:“小悠小悠慢慢起，起到高山吃大米。大米香，换生姜；生姜辣，换琵琶；琵琶薄，换牛角；牛角尖，尖上天；天上打雷，打到毛贼；毛贼告状，告到和尚；和尚念经，念到老鹰；老鹰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只可惜这些游戏与儿歌现在已很少有人还记得了。

　　 １９７９年我７岁开始上小学，那时大姐读初一，大哥与二哥同班读三年级。村办小学与大队部连在一起，并排七间瓦房算得上是村里最好的建筑了。教室里几排低矮的用土坯垒成的最多只有老师膝盖高的小方台便是学生的课桌。学生的板凳就是把一块块长条形的木板两头用土坯垫起来，木板很矮，即便是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坐在上面也不得不盘起腿来。教室正前面中央墙上被不知用什么涂料涂得黑漆漆的一块便是黑板了。黑板前面有个半人高的大土台，那便是老师的讲桌。所谓的窗户就是墙上几个拉着铁丝网的大方洞。在冬天，寒冷的北风可以肆无忌惮地从这里呼啸着冲进教室里把孩子们的手、脸吹得红肿麻木。即便老师让孩子们从家中拿来塑料片封在窗户上，犀利的风刀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塑料片撕开。那时冬天上课老师有时允许冻得支持不住的学生可以到后面墙角处活动活动身体。这时整个教室便都是此起彼落的跺脚声。

　　那时学校里总共有五位老师，校长是一位年过半百已教了二十多年小学的老头，一年级时我便是跟着他学数学的。当时教我语文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一个大队干部的儿媳妇，她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１９８４年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升入了乡初级农业中学。

　　　 乡中学距我家有七、八里路，那时不过十一、二岁的我总是一大早囫囵嚼块饼，喝几口稀饭就匆匆上路了。中午在校食堂自己蒸米饭，菜也需要自己从家中带，大多时候我就只带了点腌菜。

　　　 那时最怕夏天，夏天雨多，走七、八里满是泥浆的土路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对于一个背着沉沉的书包重重的饭盒的瘦瘦小小的孩子。但如果是早晨遇上阴雨还好，最怕早晨出门时晴空万里，而放学时却在大雨瓢泼，那可就惨了。没有雨伞也没雨衣雨靴，父母亲是从来不会来接我的，如果等到天快黑了仍不见雨停，便只能把书包往教室里一丢抱着饭盒冲进雨里了。路上的泥浆会很快把鞋子粘成沉重的铅块，让人连腿也抬不起来，或者脚是抬起来了，而鞋子却仍陷在泥里，于是只能脱下鞋子拎着走。等到回到家，人早已变成了一个泥猴。不仅如此，等到洗掉脚上厚厚的泥块还常常会发现几处新添的伤口，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东西划破的。急于赶路的孩子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为了脚不受伤，也为了能走得更快，我那时在下雨天有时是走在淮河堤坡上的。从家到学校要走五、六里大堤，穿着鞋子走在倾斜的长满青草的堤坡上不用担心会被泥粘住鞋子，可以走得很快，怕只怕一不小心不留神滑倒了人便会骨碌碌地滚到坡下，好在坡下也是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草地，不用担心身上会沾上泥浆或者摔伤。只有一次我滚下坡时被自己拎的铝饭盒碰肿了额头。

　　　 记得有一次在冬天，雪刚开始融化，堤坝上还泥泞得很，我傍晚放学回家走在铺满雪的堤坡下，等到必须翻过大堤转到另一条路上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上不到坝上去了。铺满雪的堤坡太滑，我往上走不了几步就又滑了下来，我试了一次又一次却总是失败。大堤的这一面是没有人家的田野，大堤上也看不到有人经过，眼看着只要翻过大堤再走几分钟就可以到家了，而我却被困在了雪地里，无法前进。我当时害怕极了，几乎要哭。但我必须回家，必须要翻过这道阻碍我前进的大堤，即便爬也要爬过去。我最后就是爬着上到堤坝上的。

　　　 那时村上还没有通电，晚上就着黄豆粒般大的昏黄的煤油灯光做作业，一不注意头发就会碰到灯火上，咝的一声，一股焦味便升了起来。

　　　 初三时我住校。一间宽大的瓦房里地上铺着稻草，中间用空心的水泥砖隔出一条通道，便是我们二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了。没有床，席子和被子要自己从家中带。每个星期天我回家去带一个星期吃的米、干粮与菜。干粮是“死面饼”，用没有发酵过的面做成，又硬又干巴。菜通常是腌萝卜条或酱豆，一种自家用黄豆发酵制成的类似于豆瓣酱的咸菜。也许有时还会带一饭盒熟菜，炒豆芽或者青菜什么的，但那也不过只能吃一顿，剩下的六、七天便只能顿顿吃咸菜。不仅是我，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

　　　 学校里不卖菜，但偶尔也卖汤和馒头。那种柔软雪白新蒸的馒头对只能嚼干巴巴的已放了好几天的“死面饼”的孩子来说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啊！二两粮票加五分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这样的馒头，然而那时的我不仅没有粮票，甚至还从没有见过令多少农村人羡慕向往的粮票究竟是什么样。汤是不要粮票的，一毛钱一大饭盒黄豆芽汤，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一毛钱那时可以买一个鸡蛋，家中母鸡下的蛋母亲宁可拿到几里外的集市上去换钱也不会留在自家吃掉，我又怎么可能奢侈到一个人花一毛钱去买一饭盒汤喝呢？更何况我除了缴学费那天，口袋里几乎是从来没有一分钱的。那时吃饭时如果去得早，能在食堂蒸饭的大铁锅里舀到一勺开水喝，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学校里是不供应热水的，洗脸漱口蒸饭淘米都是用校园里的那口井水。有时冬天井里的水太少不够用，我们就到学校门前的那条小河边去破冰取水。

　　我是村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考到大都市学校读书的人，我初中毕业以全省最优秀的成绩之一考入天津的一所工业学校。那时村上和我同龄的孩子大多还只是在小学四五年级里为能不能升级、能不能闯过小学升初中这道难关而努力，以致有许多人说我是“天才”。

　　虽然那时候的我极其活泼爱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大概比大多数同学要少，但我的学习成绩却始终极其优秀，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的总成绩始终是年级的第一名；不管大考小考，几乎每一科都是年级的前三名，数理化考试更几乎每次都是满分或者接近满分；曾参加市物理竞赛并获奖；作文多次被语文老师油印出来当作“范文”全年级人手一份……

　　除了学习成绩，全班年龄最小却一直担任班长兼学习委员的我初二下学期获得全校每年只有一个名额的“蚌埠市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在初三上学期学校举行的学习竞赛中，我是年级也是全校惟一一位每一科成绩及总分都在年级前三名的学生，除化学成绩是第二名外，其它各科及总分全是年级第一名。那天当我手捧六张奖状与蚌埠市物理协会颁发的我不久前和四个同学一起代表学校到县一中参加全市初三学生物理竞赛为学校取得的惟一一个获奖证书站在领奖台上时，台下掌声如雷。

　　1987年我初中毕业，中考6科平均成绩90多分，数学物理两科只失了4.5分，物理、数学及总分成绩都是全区（介于县与乡之间的行政区域单位，下辖多个乡，现已撤销。）第一名，其中物理98.5分(满分100分)，全县第一名；数学117分(满分１２０分)全县第二名。学校因此受到乡里及区里和县里的表彰……

　　其实在我们姐弟中最聪明的人可能是大哥，我一直认为大哥原本是可以很有出息的。记忆中，小学时候大哥的快速记忆能力与快速口算能力绝对是我们兄弟三人中最好的。大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成绩就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以致于和他同班的二哥是我们姐弟中惟一一个在小学时期老得第二名的人。大哥不仅聪明认真好学，而且还极爱听故事读课外书。那时大哥每个星期天都带着二哥与我到距家有几里路远的集市上去听大鼓书。《岳飞传》、《杨家将》以及秦琼罗成程咬 板斧等许多故事便是随着说书艺人咚咚的鼓点声进入我们年少幼小的心灵中的。大哥如饥似渴地读一切他能够得到的书，不管是那本从姨父家拿来的已没头没尾破烂不堪的《西游记》，还是一本皱巴巴的小人书或者一张早已发黄的报纸。二哥与我也都和大哥一样迷书迷故事，记得很清楚的是１９８１年的５月１日，大哥向母亲要了两分钱带着二哥与我高高兴兴地到集市地摊上租了一本《林海雪原》，三个小脑袋凑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读了半天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直到天上突然落下雨来才很不情愿十分舍不得地把书还给了人家。那天是我小妹的出生日，那天中午我们兄弟三人赶到家时都已变成了落汤鸡。

　　然而大哥却在小学毕业考试前半个月辍学的。我至今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

　　大哥现在在家中种田。大哥1991年结婚，新房就建在我们三兄弟出生的那间草房旧基地旁。至今大哥每次进城卖粮买肥料种子，为了省钱宁可饿一天肚子也不愿到小吃摊上去吃一碗一块钱的面条，然而每次大哥都要买一些报纸、杂志回家，这在农民中是极少有的，以致于大嫂常常骂大哥不会赚钱却只会买些既不能吃又没有用的书糟蹋钱。大哥还极珍惜爱护书，喜欢收藏书，至今大哥家中的书比我与二哥都多。

　　　 我不知道大哥在年少时心中是否也藏有凌云之志，但想来一定也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梦与理想吧。二哥那时的梦想是当作家。二哥那年以全校第一成绩考入乡中学，三年后再以全校第一成绩考入市农业学校。

　　　二哥也和大哥一样爱听故事好读课外书，但二哥更爱自己写故事。二哥读初二时曾写过一本十多万字的公安侦破小说，还写过一本武侠小说。二哥还写过不少小故事小笑话小幽默，都让那时的我读得津津有味，心甘情愿地陪二哥步行到30多里外的镇邮局去投稿，尽管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一篇能够发表，但我那时依旧非常崇拜二哥。二哥在学校里不仅以数学成绩好有名，二哥在农校读书时更是校刊的创办者与主编，校刊创刊号上的文章多半出自二哥一人之手。二哥还参加了蚌埠市文联办的文学讲习班，并且也在文联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不少诗与散文。

　　　 我那时崇拜二哥还因为二哥象棋下得特别好。二哥11岁时和村上棋艺最好的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头连下了五局，也连赢了五局。二哥回家后被父亲训斥了一番，从此二哥再不和村上的老人下棋。我是用二哥在黄泥块上贴上写着“车、马、炮、兵、卒、相、仕、将、帅”的纸条做成的棋子学会下象棋的。二哥在农校是全校的象棋冠军。

　　和光彩熠熠的弟弟相比，大姐显得黯淡无光。甚至连大姐自己可能都忘了她是村上第一个到县城里去读高中的女孩子，更是村上第一个女高中毕业生。大姐读书较晚，10岁时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大姐在小学时期学习成绩始终是班上的前三名，每学期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但进入初中以后，大姐除了语文、英语与作文还偶尔能拿回家一两张奖状外，其它科的成绩在班上只能排中等。大姐在８３年考入县三中时已过了18周岁，是她班上年龄偏大的学生。大姐高二时因腿发炎在学校宿舍床上躺了半学期没进教室上课，靠借阅同学的课堂笔记自学，最后竟也摇摇晃晃地通过了期末考试，进入了高三。

　　　 我们姐弟三人的学费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压在父母肩上沉沉的重担。８４年秋，患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老年疾病的奶奶身体状况更加恶化，需要不断地吃药，那时年幼的小妹由于天生体质较差，也三天两头要打针吃药，再加上大姐腿发炎，使原本就非常清贫的家境此时更加窘迫艰辛。

　　　 那时家中很少买菜。家中几只母鸡下的蛋本就很少，但母亲仍要把鸡蛋拿到集市上去换钱。

　　　 父亲也开始学着用稻草织草绳编草毯卖给县里的水泥预制品厂，一条长五米宽三十厘米的草毯可卖五毛钱，父亲手脚不停地编，大概一小时能编一条。父亲还用稻草编成笤帚，编好后父亲与大哥用架子车拉着到三十多里外的镇上走街串巷去叫卖，两毛钱一把。

　　　 一堆堆稻草在父亲母亲与大哥手中变成了草绳草毯笤帚，我们姐弟三人的学业也一天天地继续着。

　　19８５年二哥考取了市农业学校，成了村子历史上第一个中专生。

　　　　 1987年大姐高考仅以几分之差落榜了。又复读了一年。

　　　 那时年仅18岁的大哥随大人们到蚌埠郊区的一个水利工地上做小工，挖土推车扛钢筋承受着他那个年龄还不应该承受的超负荷的重量。半年下来，大哥给家中捎回了四百多元钱。

　　　 19８8年大姐收到了安师大本科的录取通知书。大姐的高考成绩不够好，需要交2000元钱才能上大学，这对当时的我家是一笔根本不可能拿出来的巨款。

　　那年我考到天津读书，大姐落榜回乡。

　　　 天津四年我总共从家中拿了2000多元钱，加上我从学校获得的各种津贴补助奖学金有1000多元钱，这3000多元钱便是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大都市天津学习生活了四年的全部花费。19８９年学校调查全校学生平均月基本生活费支出是100多元，而我的这3000多元钱去掉四年的往返车费与书本文具绘图仪器费校服费以及种种杂费最后平均到每一个月还能有多少钱可以用于吃饭我已无法算清，那时的我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却仍感到非常窘迫。

　　　 我小学毕业那年母亲曾给我们兄弟三人每人做了一件黄布褂，大哥与二哥的两件是我在天津读书第一年仅有的上衣（我自己的那件已经太小了），两件几乎一模一样，以致于有人故意问我：“你怎能从来不换洗衣服？”大姐传给我的那只印有“向四化进军”的黄书包也成了一些人嘲讽的目标。我年少的心中有着强烈得甚至有些不正常的自尊，母亲至今不知道她从家中给我寄去的棉袄和棉裤我根本就一直没有从包裹中拿出来，在北方的冬天凛冽的风中，我的外衣下只有一件薄毛衣，一条秋裤，我咬着牙以年轻单薄的身躯对抗着寒冷。

　　　 那时饭是很难吃得饱的。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年龄，米饭每顿至少要吃六两才不会感到饿，然而那每月限定死的二十八斤半粮票决定了我只能经常吃半饱。班上绝大多数是天津本市内的学生，他们是不会为吃不饱饭而发愁的。那时天津缺水也缺米，每人每月限量最多只能在学校食堂买六斤米饭。不知道是由于碱放多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食堂里有时候卖的馒头会又硬又黄，那种黄桔子一般的馒头常常连我这个吃玉米饼长大的农村孩子都难以下咽。如果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知道我也曾把只咬了两口的馒头扔到剩饭桶里不知道会怎样地痛惜不已。一定是既痛惜来之不易的粮食被遭蹋，更痛心自己的孩子竟忘了曾经的苦难与艰辛，忘记了珍惜，抛弃了节俭。

　　　 天津的涮羊肉是很有名的，在我学校对面的街上就有好几家卖涮羊肉的小饭店。那时冬天晚上下了晚自习课后常有同学三五成群地结伴去吃涮羊肉，但我至今仍不知道涮羊肉是什么滋味。中专三年级时搞课程设计，经常一张图纸画下来才发觉早已过了食堂卖饭时间，这时候我也会到那些小饭店去吃，吃那种一毛五分钱一两的焖面。我总是一个人去吃，并且尽量走得离学校远些，生怕遇上同学，因为我的面里是从不放肉丝的。我不敢也不能奢侈，因为即便是在梦中，我也能看到父亲那早已有些弯曲的腰身，听到他那沉重的喘息声。

　　父亲那时已不再编草毯，在淮河上的运沙船上给人家卸黄沙。父亲早出晚归，中午就坐在河堤上嚼自带的干饼，父亲怕耽误干活，甚至不去距离不远的护堤老人那里讨些土井水喝。父亲用扁担挑着两筐足有一百多斤的黄沙在船舷与岸之间的那条悠悠颤动的长木板上走下来把沙倒进车厢中再走上船去重新装满，反反复复，这样干一天能挣五元钱。父亲还挖过鱼塘，修过涵沟，都是些又脏又累又苦的活。一次村上有户人家需要许多蒲草找人下河去割，10块钱一天。10块钱一天在当时当地可是一个很大的工钱，然而那是在深秋时节，要是在齐腰深又冷又凉的秋水中泡一天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会大病一场，连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知难而退，父亲却自告奋勇报了名。

　　　 那时在蚌埠农校读书的二哥比我过的更加清苦，二哥每月除了家中给的三十多元钱，学校里只发两元钱助学金，再没有其它任何津贴与奖学金。

　　　 二哥19８８年毕业被分配到离家几十里的一个偏僻的乡政府财政所工作时，才刚满18周岁。那是一个只有几个村的小乡，二哥是那个乡里第一个分配去的中专生，也是除了乡长外惟一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干部。一间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煤炉的小屋是二哥的宿舍兼办公室。每天晚上整个乡政府只有二哥一个人，有时连白天也是这样，二哥独自身处他乡，孤单而冷清。二哥说那时煤炉老爱灭，附近又没有可买饭吃的地方，他吃饭便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

　　　 那时不断有人登门给二哥介绍附近村上的姑娘，大都是村干部或村上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的女孩，二哥说自己还太年轻了一一拒绝。

　　 　二哥后来又自学进修获得了安徽省电视大学和蚌埠财贸学院两个大专学历，后来又取得了本科学历，又考得了助理会计师职称，撤区并乡时被调到了一个有十多个村的大乡政府工作。

　　大姐回乡那年，正赶上乡里又刚新开办了一所初中，要在全乡应、历届落榜高中毕业生中招一个代课老师。大姐以比第二名高出二十多分的成绩成为这所中学的初一英语教师。

　　高考落榜的农村女生回乡后的婚恋情况大都是非常尴尬的，一方面自己不愿意嫁给一个文化水平不高思想难以沟通的普通农民，另一方面由于本人不仅年龄偏大，而且不是干农活的好手，一般过日子的农村男青年也大多不会考虑找一个落榜的女高中毕业生。大姐19９１年过了２６周岁才和她一个同样家在农村的高三时的同学结了婚，姐夫19８９年高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山脚下的一个肥料厂工作，大姐结婚后不久便辞去了她那份工资只有公办教师的一半左右，每月不过60多块钱的教师工作，与月工资也不过一百多块钱的姐夫在他的厂职工宿舍里建起了一个家，过起了绝大多数从农村进城生活的人过的那种清贫窘迫的生活。

　　19９１年夏天，在我过了18周岁后的第一个７月，我以优秀的学习成绩完成了中专四年的学业，当我终于拿到学校发给我让我到安徽省轻工业厅的报到证时，我的心中不仅充满了对家，对父母亲人的牵挂，更充满了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走上工作岗位后一定要好好工作报效培养了我这么多年的国家与父母的豪情壮志。尽管这时故乡的土地上正风大雨大，洪水正涛涛，但这么多年的艰难已经让那棵稚嫩的幼苗成长为挺拔的小树，年轻的心中不畏惧任何人生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