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故事：女子遭丈夫当狗对待，逃入深山三年，回家时丈夫已老

　　作者：梁永逸

　　疯狗村有个女子叫阿珍，嫁了个恶毒丈夫麻三。那麻三吃喝嫖赌样样全，干的是坑蒙拐骗，为人心狠手辣，经常打骂阿珍，将她当狗一样看待。

　　每每想及自己的命运，阿珍都要暗自落泪，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障，竟会遇到麻三这样的恶棍。好几次，她举起菜刀，想将烂醉的麻三一刀砍死，但往往刀到半空又放下，总是含泪认命。

　　一日，麻三带着一群猪朋狗友回来，进门就对阿珍叫嚷：“死婆娘，快杀几只鸡，今日我要与弟兄们喝一顿！”

　　阿珍不敢多言，跑去鸡舍一看，却一只鸡也没有，只得回来小声告之。麻三见没鸡可杀，抬眼瞧见家中那条看家老狗卧在墙边，他操起一根木棍，冷不防一棍将老狗打死。

　　可怜那老狗看了几年家门，临死眼中淌出狗泪，挣扎一阵没了气。阿珍看得心凉，却不敢阻止，眼睁睁地看着麻三宰狗炖肉，一群人围在院子里大吃大喝。

　　麻三喝得半醉，命令阿珍陪在一边替众人斟酒倒茶，当下人使唤。

　　阿珍忍气吞声，一一照办，却不料，一不小心，将一杯水倒在一个人怀中。麻三非但没有体谅阿珍的劳累，反而大怒，一掌打来，直打得阿珍跌在地上，嘴角溢出血丝。

　　“我打死你这臭婆娘，干点事都干不好！瞧我不打断你的腿！”麻三仍不罢休，喷着酒气到柴房里找棍棒。

　　阿珍既惊又怕，忽听有人叫道：“快跑啊，你这死三八，还愣在这等他打你吗？”

　　阿珍如梦方醒，咬牙站起来，跑出家门，一路往深山里逃去。到了山中，夜色来临，四野昏沉一片，阿珍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她又累又饿，实在跑不动了，低头见路边有块青黑大石头，便坐上去喘气休息。

　　她本是城中一个富商之家的千金小姐，七岁那年，家道中落，父亲又遭小人布局陷害，骗光家财。阿珍也从千金小姐一夜间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父亲不堪巨大打击，当夜跳江自尽，阿珍跟随母亲流浪长大，吃尽苦头，十八岁，母亲便将她卖给恶棍麻三，然后一去不回。

　　心中回想此生遭遇，阿珍不禁又落下泪来。哭到伤心处，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响起：“阿妹，快快别哭了。”

　　阿珍仔细辨听，才发现那声音竟是身下的大石头所发。她不由得大吃一惊，吓得跳到一边，不敢相信地盯着大石头：“你……你这石头在说话？”

　　大石头发出呵呵之声：“阿妹莫怕，实不相瞒，我乃是石头精，修炼已千年，颇有些道行，能通人言，化人形。”说着，果真化成一青年立在眼前。

　　阿珍讶异间抬眼瞧去，这石头所化的青年极是俊美，风度翩然，比起自己的丈夫麻三来，简直是天地之别，不由得看得呆了：“你既是石头精，本算不得世间人物，为何要现形与我相见？”

　　青年微微一笑，从容道：“我虽是一颗石头，可我的心却不是石头，只因刚才我见阿妹哭得悲恸，心中不忍，所以才出声劝慰，实没有冒犯之意。阿妹有何伤心之事，我石头定当替你解忧。”

　　没想到这石头人尚有一颗温柔的心，自己那个丈夫虽是骨肉之躯，却反而生着一颗石头心！阿珍想及此处，又悲从中来，不由得将自己的遭遇倾诉出来。

　　青年听罢，笑道：“你的丈夫既然如此刻毒，你大可不必与他相见。”

　　阿珍道：“我若不回去，还能去哪呢？”

　　青年寻思片刻，喜道：“阿妹不必担心，我知这深山中，有一个绝妙的去处，正好让你躲一躲。”言罢，在前带路。

　　阿珍跟在后边，二人走了半天，来到深山之中，青年停下脚步说到了。阿珍抬头一看，眼前竟是一个山洞，洞口一道石门紧闭，门上刻着几个金光大字：无忧界。

　　“这叫无忧界？”阿珍看得呆了。

　　“没错。”青年道：“这儿是无忧界的入口，进了这个石门，你就会到达一个没有忧愁痛苦的快乐世界，在那里再也不会有丈夫毒打你了。”

　　阿珍听得怔怔然，这时，青年不知如何，已将石门打开，叫一声：“阿妹，请进，到快乐世界里去吧。”

　　阿珍身不自主地迈动脚步，几步跨了进去。到了里边一瞧，果是一个世外桃园，她一见之下，立时欢喜万分，居留数日，便已舍不得离开了。

　　光阴如梭，匆匆间，阿珍已在无忧界度过了三年自由美好的生活。

　　这一日，石头又化为青年，前来看望阿珍，言谈间，见阿珍脸上仍有悲色，不由得问：“阿妹，这三年你在无忧界里难道过得不快乐吗？”

　　阿珍犹豫一会，道：“这三年我虽过得自由快乐，但我心底仍是放不下我那个丈夫，我与他毕竟还是夫妻，我想回去再看一看，从此便一刀两断。”

　　石头知是无法阻拦，便开启界门。阿珍从无忧界内出来，匆匆下山。不消半日，已回到当年那个家。站在院外踌蹰许久，才敢轻步走进去。到了屋内，不见丈夫踪影，却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横躺在床上，病得已经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了。

　　阿珍看得心中不忍，便走到床边，俯身询问：“大爷，你怎么了？为何病成这样？你家人呢？这儿是不是麻三家？”

　　没想到，那老头两眼紧紧盯着她，异常激动，竟一把握住她的手。阿珍吓了一跳，使劲挣脱开来。那老头忽然嘶哑着嗓门，拼着一口气叫她：“死婆娘，你……你可算回来了……我……我就是你丈夫，麻……麻三……”

　　“你就是我丈夫麻三？”阿珍惊得张大嘴巴，不敢相信地再次打量，这才发现，眼前这老头果真与麻三有七分相像，可麻三为何三年间就变成了一个病老头了呢？

　　正在疑惑间，门口人影一闪，一个人走了进来，正是石头精所化的青年。青年来到阿珍身旁，看了看床上的麻三，慢慢叹一口气，这才告诉阿珍：“阿妹，实不相瞒，眼前这人确实是你丈夫麻三。我带你去的那个无忧界，乃是天地圣境，你在那里三年，实则人间已经过了三十年！”

　　阿珍大是一惊，再看麻三，不由得泛起一股难言滋味。青年反而哈哈大笑：“你们人这一生，不过短短数十年，瞧这人，一生阴险毒辣，到头来也眼见要化为黄土了。阿妹，我引你到那无忧界，实是想告诉你，人生苦短，应活出自我，你早该鼓起勇气，离开这人渣恶棍才是。今日见你有了决心，我也替你高兴。”

　　说着，一指床上的麻三：“这恶棍明日便死，从今往后，你自由了。”言罢，出门而去。

　　阿珍追到门外，见那青年已化作一颗大石头，飞快地朝深山里滚去了。次日，那麻三果就病死，阿珍亲自将其安葬，劈一块木牌当墓碑，上书：人渣之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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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舍浮云和蓝天——从《阿郎的故事》到《克莱默夫妇》看家长制和法治之间

　　怎舍浮云和蓝天——从《阿郎的故事》到《克莱默夫妇》看家长制和法治之间的我们

　　1979年的圣诞节前夕，在美国上映了一部片子叫《克莱默夫妇》，获得了第五十二届奥斯卡奖。十年之后，1989年，杜琪峰在香港导演了《阿郎的故事》，成为港片中的经典。我昨晚才看这部电影，流了三次泪，最后我想到的是《克莱默夫妇》中关于相似问题的处理，当然杜导可能也有模仿之的痕迹。

　　二十几年前的香港，和中国的今天很类似，处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四处是建设。阿郎就像现在的一个中国民工，他年轻时当混混，泡上了富家小姐波波，生了孩子，结果阿郎死性不改，在波波产期和别的女人乱来，二人发生冲突，波波家人“打掉”孩子，她就只身去了美国。那是1978年的事，十年，阿郎带着孩子长大，而十年也是两部影片相差的时间，波波回来要孩子。

　　这和《克莱默夫妇》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孩子归谁？克莱默和他妻子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法律解决问题，虽然克莱默当时也面临再就业，但是他的积蓄拿出来，还是可以打一场官司。而阿郎的积蓄拿出来，只够为小孩买一条癞皮狗。

　　在影片中，阿郎虽然也因为不识英文合同，提到要让他的“律师”看看，但是他那样的一个工地卡车司机，有什么律师来罩他呢？他换回孩子的逻辑，就是成名或有钱。为了这个，他最后把命搭在了赛车上。

　　对克莱默而言，在圣诞节前夜一天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在阿郎身上不会发生，他所能做的就是投机，用命一搏。阿郎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出路，从奋斗到失败，人们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人们消费着那种悲情，“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

　　正如听到姚洋教授所言，为了要三四千块而回家过年的“民工”，是不会去诉诸法律的。而我这个快三十的人，在中国还没有接触过法庭，法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或许总是一个避而远之，尽量不去触及的东西。

　　这好比一个没有什么身份的中国人去看病，他更愿意找一家私人医院或者诊所，而条件反射式的不去大医院。因为这在他看来，小诊所可以讨价还价，程序的成本低，而自我的主导性更大。这和菜场买菜，网上买打折衣服，看话剧买黄牛票等一样的道理。我们认为在有的“地方”是讨不到便宜的或者会吃亏的。

　　我们的国家机器何时能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冷冰冰的，“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何时能不再显得高高在上，或者说“人民”何时能真正的当家作主？或许时间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或许二十几后，我们也会如香港人回望《阿郎的故事》那样显得有些陌生？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已经生活的如同克莱默夫妇？

　　而相较两部影片，《阿郎的故事》以阿郎的悲剧为结尾，成全了波波和波仔的母子情深，这是一个有结果的片子。《克莱默夫妇》中的小男孩最后虽然归属于父亲，但是母亲并非就以“死亡”告终，母亲还有她的生活，故事还是可以继续。二者相比，前者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欢大结局，但是也带有时代的宿命论色彩。后者给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回答，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以后这种轨迹也还有可能再交叉。

　　在整个中国式的叙事中，阿郎还是争取波波的归来，希望一家团圆，他也用痴情和怀旧的方式来挽回家庭的悲剧诞生。而克莱默夫妇可以只用瞒着小孩打一场或两场官司就行了，这在他们的环境或者朋友圈里，诸如出庭作证、法律手续等都很正常。而阿郎则是通过朋友的关系、儿子和母亲的亲昵、场景的恋情怀旧等来挽回，如插曲里的“水汪汪的黑眼睛笑态多亲善”。

　　这基本体现了两种不同社会情境和结构下人的选择，前者更加传统而亲情，后者更加现代而程序，虽然都饱含了人的情感在里面。只是，前者在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体系下，个人付出的成本要更加巨大。换而言之，前者是缺乏保障的，后者是有一个有“第三者”（法规）插足的。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有一个“家长”可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而在《阿郎的故事》里阿郎似乎就是一个孤儿，而波波也不听从母亲的劝解，最后母亲的插手，就是打掉孩子，告诉她孩子已经死了。在阿郎的故事里，家长制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也说明了它的危险性。这或许也在于家长是会“亲亲互隐”的徇私舞弊，如此失去了客观和公平性。

　　而在现代社会，家长制在信息化和个性解放中，慢慢变得脆弱，家长有时甚至主动把选择和决策的权力，交给了儿女。“你们商量着办吧！”而在法治尚且不健全的情况下，儿女的商量也只能如阿郎一样，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减少这种代价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现代制度建设的过程。

　　在父母不灵、法治不全的时代，我们的生存需要更大的智慧，而这也是现代中国刺激的地方，我们痛并快乐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两百年前狄更斯的话，依然受用。

　　《阿郎恋曲》里唱的“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我们匆匆然的一生，在这样的时代，经历着将一去不返的往事浮云，一面怀望着远处的湛蓝天空。“我能望着一片湖，比我们家乡的更秀丽，虽然比较生疏。”这是拜伦的感叹。

　　2012-6-29，筑思于汉口。

二、[中西互鉴]怎舍浮云和蓝天——从《阿郎的故事》到《克莱默夫妇》看家长制和法治之间

　　怎舍浮云和蓝天——从《阿郎的故事》到《克莱默夫妇》看家长制和法治之间的我们

　　1979年的圣诞节前夕，在美国上映了一部片子叫《克莱默夫妇》，获得了第五十二届奥斯卡奖。十年之后，1989年，杜琪峰在香港导演了《阿郎的故事》，成为港片中的经典。我昨晚才看这部电影，流了三次泪，最后我想到的是《克莱默夫妇》中关于相似问题的处理，当然杜导可能也有模仿之的痕迹。

　　二十几年前的香港，和中国的今天很类似，处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四处是建设。阿郎就像现在的一个中国民工，他年轻时当混混，泡上了富家小姐波波，生了孩子，结果阿郎死性不改，在波波产期和别的女人乱来，二人发生冲突，波波家人“打掉”孩子，她就只身去了美国。那是1978年的事，十年，阿郎带着孩子长大，而十年也是两部影片相差的时间，波波回来要孩子。

　　这和《克莱默夫妇》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孩子归谁？克莱默和他妻子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法律解决问题，虽然克莱默当时也面临再就业，但是他的积蓄拿出来，还是可以打一场官司。而阿郎的积蓄拿出来，只够为小孩买一条癞皮狗。

　　在影片中，阿郎虽然也因为不识英文合同，提到要让他的“律师”看看，但是他那样的一个工地卡车司机，有什么律师来罩他呢？他换回孩子的逻辑，就是成名或有钱。为了这个，他最后把命搭在了赛车上。

　　对克莱默而言，在圣诞节前夜一天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在阿郎身上不会发生，他所能做的就是投机，用命一搏。阿郎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出路，从奋斗到失败，人们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人们消费着那种悲情，“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

　　正如听到姚洋教授所言，为了要三四千块而回家过年的“民工”，是不会去诉诸法律的。而我这个快三十的人，在中国还没有接触过法庭，法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或许总是一个避而远之，尽量不去触及的东西。

　　这好比一个没有什么身份的中国人去看病，他更愿意找一家私人医院或者诊所，而条件反射式的不去大医院。因为这在他看来，小诊所可以讨价还价，程序的成本低，而自我的主导性更大。这和菜场买菜，网上买打折衣服，看话剧买黄牛票等一样的道理。我们认为在有的“地方”是讨不到便宜的或者会吃亏的。

　　我们的国家机器何时能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冷冰冰的，“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何时能不再显得高高在上，或者说“人民”何时能真正的当家作主？或许时间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或许二十几后，我们也会如香港人回望《阿郎的故事》那样显得有些陌生？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已经生活的如同克莱默夫妇？

　　而相较两部影片，《阿郎的故事》以阿郎的悲剧为结尾，成全了波波和波仔的母子情深，这是一个有结果的片子。《克莱默夫妇》中的小男孩最后虽然归属于父亲，但是母亲并非就以“死亡”告终，母亲还有她的生活，故事还是可以继续。二者相比，前者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欢大结局，但是也带有时代的宿命论色彩。后者给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回答，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以后这种轨迹也还有可能再交叉。

　　在整个中国式的叙事中，阿郎还是争取波波的归来，希望一家团圆，他也用痴情和怀旧的方式来挽回家庭的悲剧诞生。而克莱默夫妇可以只用瞒着小孩打一场或两场官司就行了，这在他们的环境或者朋友圈里，诸如出庭作证、法律手续等都很正常。而阿郎则是通过朋友的关系、儿子和母亲的亲昵、场景的恋情怀旧等来挽回，如插曲里的“水汪汪的黑眼睛笑态多亲善”。

　　这基本体现了两种不同社会情境和结构下人的选择，前者更加传统而亲情，后者更加现代而程序，虽然都饱含了人的情感在里面。只是，前者在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体系下，个人付出的成本要更加巨大。换而言之，前者是缺乏保障的，后者是有一个有“第三者”（法规）插足的。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有一个“家长”可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而在《阿郎的故事》里阿郎似乎就是一个孤儿，而波波也不听从母亲的劝解，最后母亲的插手，就是打掉孩子，告诉她孩子已经死了。在阿郎的故事里，家长制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也说明了它的危险性。这或许也在于家长是会“亲亲互隐”的徇私舞弊，如此失去了客观和公平性。

　　而在现代社会，家长制在信息化和个性解放中，慢慢变得脆弱，家长有时甚至主动把选择和决策的权力，交给了儿女。“你们商量着办吧！”而在法治尚且不健全的情况下，儿女的商量也只能如阿郎一样，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减少这种代价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现代制度建设的过程。

　　在父母不灵、法治不全的时代，我们的生存需要更大的智慧，而这也是现代中国刺激的地方，我们痛并快乐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两百年前狄更斯的话，依然受用。

　　《阿郎恋曲》里唱的“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我们匆匆然的一生，在这样的时代，经历着将一去不返的往事浮云，一面怀望着远处的湛蓝天空。“我能望着一片湖，比我们家乡的更秀丽，虽然比较生疏。”这是拜伦的感叹。

　　2012-6-29，筑思于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