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手记之二)《楚门的世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哭泣，相信吧，愉快的一天正在等待着你。

　　 ——普希金

　　 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

　　 楚门的世界里充满了谎言与欺骗，尽管他生活的小岛“海上天堂”美丽的象个渡假胜地，他的生活安定闲适，可他却没有自由。从他幼年起，“父亲”就告诉他大海是危险的，让他远离游泳等危险的活动，而“父亲”的死亡又加深了他对水世界的恐惧，但是他向往自由，即使周围的人努力使他相信世界只有小岛这里最好，他还是想到小岛外面去看看，象麦哲伦一样环游世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制作成了电视直播节目，从他的出生起，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成长中的一点一滴，只有他还幼稚的相信周围的一切。他的家人朋友同事都是演员，整个小岛就是一个制片厂，连他的妻子也是导演指定的，所以当他偶然知道真相的时候是既震惊有矛盾，留恋小岛与外面的世界的诱惑让他处在矛盾中，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回到真实的世界。

　　 就像电影中的一样，美国的社会被媒体包围着，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平面媒体充斥着世界，商店里、银行里、大街上的各个角落里都会找到摄象机的镜头，人们自愿或不自愿的出现在屏幕上。除了各个综艺节目，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真人秀，利用人们对别人生活隐私的好奇心，让几对青年男女住在一起，或一起参加一些刺激性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观众。人们不止关心明星，普通人的生活同样吸引人，让更多的人上电视是电视媒体的一个目标，有报道说电视让每个人都有当十分钟明星的机会。电视是制造明星的机器，它满足你出名的欲望，同时你要努力表现好为他们赚钱。好莱乌一流的明星不用费很多力气就可以加入2000万俱乐部，二三流的明星就要拼命的工作，因为僧多粥少没有挑选的余地。

　　 中国的电视媒体也正在象美国靠拢，最为一个强大的宣传与赢利手段，相当多的电视节目和运作方式抄袭美国。和经济发展的速度相统一，电视台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企业通过电视广告扩大知名度赢得效益，电视台通过赚取广告费和向用户收费赚钱，双方互赢，而观众的地位相对被动，被欺骗是再所难免的。电视台的有利武器之一就是广告，对一种产品、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时尚概念都可以包装，用直接或间接的广告推销给观众，天天播放的广告，不由你不信。有个笑话说，一个传媒广告大亨不幸病死，这时圣彼德告诉他可以选择去天堂或地狱，接着彼德一挥手，大亨面前出现了两个画面：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一片恼人的白色，不光老人，连年轻人也都死气沉沉，没有活力，一派萧条。另一边则是一片斑斓的色彩，人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白色是天堂，彩色的是地狱。您选择吧！”彼德悠然说道。大亨当然是个精明的人，他不加思索的回答：“地狱！当然是去地狱！”彼德一挥手离开了大亨。这时突然冲出6个小鬼，一把抬起大亨就奔向一口滚烫的油锅。大亨大叫：“为什么和我看到的完全不同！！骗子！” “因为你看到的是广告！”彼德说。

　　 在电影的最后，楚门在选择要离开小岛时，导演对他说，“为什么要走呢？在这里你是明星，而外面是危险的，同样到处都是谎言和骗子，而你留下来，一切还将继续。”而楚门还是打开那扇通望外界的大门，融化进了蓝天。是的，世界上从来不缺骗子，因为人们的行为是被利益所驱动，说言不由衷的话，作违心的事，就是为了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楚门的决定既有向往自由的心愿，也有换一种活法的心理因素，不过正象导演说的，外面的世界貌似美好实则暗藏杀机，即使是优秀得才兼备的人也不一定有理想的工作生活，更何况楚门只是一个普通的保险员，他的未来难料。象一个刚断奶的孩子一样，有理想没能力的楚门怎么去开创自己的人生是个难题，而我们也会同样面临生存的难题。 井里的青蛙听信老鹰的谎话跳出了池塘，如同圈养的小鸟被放归了自然同样命不长远。有人说，人生有几步是绝对不能走错的。高考，是否选择上大学就是大多数人要面对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从来没有变过，每个决定的影响都对未来有影响。

　　 当我们对生活不满，想要换种方式生活的时候，也许人生从此改变。

一、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说词

1943年宋美龄应美国副总统邀请，2月18日在美国国会用英语做了即席演说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女士们、先生们！

　　　　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与真诚的欢迎，令我特别感动。但预先我并不知道今天要我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只以为到此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诸位！”并向贵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问候就行了。然而，来到此地之前，贵国副总统告诉我，他希望我向各位说几句话。

　　　　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说，实际上根本称不上演说家；但我不会因此而怯场。因为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参观总统图书馆，在那里看见的一些实物鼓励了我，让我感觉各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说要求过高。各位知道我在那里看到什么吗？我见识了许多，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注：即罗斯福总统）演说草稿的玻璃柜子，里面的草稿从第一份、第二份……一直到第六份草稿！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谈起这事，我说我很高兴知道，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一流的演说家，还必须写这么多草稿。总统先生回答，有时他一次演说得写12份草稿！因此，今天本人没有做草稿就在此即席演说，我想各位一定会谅解的。

　　　　贵国和我国之间有着160年悠久历史的友谊，我觉得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有许多相似点，而这些相似点正是两国友谊的基础，我也相信并非只是我有这样的感觉。

　　　　这里，我想讲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一信念。

　　　　杜利特尔将军和部下驾着远程飞机一道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我国内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跳伞，踏上我国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唯一中国话：“MEIGUO！MEIGUO！”也就是美利坚AMERICA的意思，（掌声）美国在中国话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中国人听了都笑起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他已经回到了家！而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掌声）

　　　　我来到贵国时还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我们共同生活过。我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从小使用你们的语言，我想的跟你们一样，讲的也跟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我好像回到家了。（掌声）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跟你们说话，或是你们能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们，根本而言，我们都在为相同的理念奋战！（激动的掌声如雷）；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也就是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提出的“四大自由”：自由的钟声、联合国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国辽阔的大地。（掌声）

　　　　谨向各位保证，我国人民深愿也渴望为实现这些理想和贵国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些理想不会流于空谈，而是将成为我们、我们的子孙、和全世界的现实！（掌声）

　　　　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我想，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我刚想起的小故事。各位知道，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被迫从汉口撤退，转入大后方继续抗战的时候，蒋委员长和我经过前线长沙。一天我们上衡山，那里有一处名胜古迹叫做“磨镜台”，有两千年历史。诸位也许有兴趣听一听这历史文物的故事。

　　　　两千年前，台址旁有一座古寺庙。一名小和尚来此修行。他整天盘腿坐禅，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阿弥佗佛！阿弥佗佛！阿弥佗佛！……”他唱念佛号，时刻不断，日复一日，因为他希望成佛。

　　　　寺庙的住持老和尚于是也跟着拿了砖去磨一块石头，时刻不断地磨，日复一日地磨。小和尚有时抬眼瞧瞧老和尚在做什么？住持只是一个劲地拿砖磨石。终于有一天，小和尚忍不住问住：“大师，您每天拿砖磨石头，到底为什么呢？”住持答：“我要用这块砖做镜子。”小和尚说：“可砖块是做不成镜子的呀！大师。”“没错”住持说，“就像你成天光念阿弥佗佛，是成不了佛的。”（掌声）

　　　　因此，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不但必须有理想，不但宣告我们有理想，还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落实理想。（掌声）

　　　　所以，我要对诸位参议员先生，以及旁听席上的女士们先生们说，如果没有大家的积极协助，我们中国人无法落实这些理想。诸位和我都必须谨记“磨镜台”的教训。

　　　　非常感谢大家。（全场掌声，全体议员与来宾起立。）

二、全文分享：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

　　感人：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在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之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流泪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很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腔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市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说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敦敦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 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后，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很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范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够，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许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需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恩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需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么样干的，随即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母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需虚构，必需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着。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 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

　　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 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