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人的故事《穿条纹衣服的男孩》最后死于毒气室，还暗自庆幸不会在被雨淋了，多么

《穿条纹衣服的男孩》是爱尔兰作家约翰?伯恩以二战种族灭绝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德国司令官的儿子和集中营里一名犹太儿童这两个九岁小男孩之间奇特而感人的友谊。小说自2006年出版至今获奖无数并跻身纽约时代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小说以一个九岁小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他在二战期间一段不同寻常的际遇。主人公布鲁诺从小生活在柏林，他和爸爸、妈妈、姐姐和两个仆人一起住在一幢宽敞漂亮的五层楼房里。1943年的一天，家里接待了一名特殊的贵客，这次会面后，布鲁诺的军官父亲换上了一身漂亮的新军装，开始被大家称作“将军”。而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布鲁诺要告别祖父母和三个好朋友，随父亲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这个地方灰秃秃的破破烂烂，根本就没有柏林那么热闹和有趣。布鲁诺把这个地方叫做“一起出去”(“Out－With”，“Auschwitz”集中营的误读)。在这里，布鲁诺唯一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从卧室窗口望见的一群穿条纹衣服的人。他们被围在高高的铁丝网内，布鲁诺对他们很是好奇。布鲁诺溜出房子沿着铁丝网开始他喜爱的探险事业。这里，他遇见了一个和自己同一天生日的新朋友。他叫做希姆尔，住在铁丝网的那一边。两个孩子隔着铁丝网互相交流生活的经历。希姆尔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失踪了，而布鲁诺则以探险家的身份坚持要帮助希姆尔寻找他的父亲。于是，布鲁诺穿上了一套闲置的条纹衣服，从一块松动的铁丝网下爬进集中营。

　　　　这本书可以说是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看的儿童小说。它用感性的叙述和看似轻松的话语向孩子们讲述了人和人之间互不相容互相残杀的一场浩劫，为他们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历史课。在这一课堂中扮演讲解员的应该是我们这些成年人，而在讲解的过程中，我们也许需要时时面对孩子们天真的质询———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的确，这些连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我们却曾经误入歧途并执迷良久？作者透过一个九岁孩子的眼睛，以一种一无所知的天真口吻来揭示一幕幕真实却骇人听闻的历史事实，甚至在小说结尾，两个孩子手拉手走进毒气室的时候，小主角们还以为是卫兵们好心为他们遮雨。美丽心灵和残酷现实的冰冷对比让每一位深谙事理的成年读者都如芒在背。

　　　　小说最后，在布鲁诺失踪一年后，他的司令官父亲再次来到当初找到儿子衣物的地方。他发现了铁丝网下的缝隙，仿佛突然间明白了儿子的去向和已经遭遇的厄运。当他跌坐在地上的一刹那，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满心悲恸和懊悔的父亲。这一刻，他和那些在他看管之下失去亲人的人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幕本可以大快人心，却让人无限悲凉。

　　　　节选

　　11. 国家元首

　　 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就是在父亲换上新军装，每个人都称他为“司令官”不久之后，也就是布鲁诺发现玛丽娅收拾他的东西之前，父亲异常兴奋地回到了家里，简直是一反常态，他冲进起居室，母亲、布鲁诺和格蕾特尔正在那里读书。

　　 “星期四晚上，”他宣布，“如果星期四晚上我们已经有了什么安排，那么就全部取消。”

　　 “你可以取消你的，”母亲说，“不过那天晚上我打算去剧院，已经答应了——”

　　 “元首说有事情和我商量，”父亲说，别人都不可以打断母亲说话，除了他。“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只有星期四晚上有时间，他说那天晚上要来我们家，与我们共进晚餐。”

　　 母亲睁大双眼，嘴张成了“O”形。布鲁诺盯着她，想自己吃惊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副模样。

　　 “你不是开玩笑吧，”母亲说，脸色有点苍白。“他要来这儿？来我们家？”

　　 父亲点点头。“七点钟。”他说。“所以我们最好还是想想怎么样才能让这次晚餐别开生面。”

　　 “哦，天哪！”母亲说，眼球飞快地转动，想象着所有要做的事情。

　　 “谁是元首？”布鲁诺问。

　　 “你的发音错了。”父亲说，为他示范了正确的发音。

　　 “元首。”布鲁诺又说了一遍，希望尽量说对，但是又错了。

　　 “不是，”父亲说，“元——，哦，算了！”

　　 “那么他到底是谁？”布鲁诺又问道。

　　 父亲惊讶地看着他。“你应该知道谁是国家元首。”他说。

　　 “我不知道。”布鲁诺说。

　　 “他治理整个国家，白痴，”格蕾特尔说，跟所有的姐姐一样爱炫耀。（就是这样的举动让她像个“无可救药”的人。）“你从来不看报纸的吗？”

　　 “请不要叫你的弟弟白痴。”母亲说。

　　 “那我能说他愚蠢吗？”

　　 “我希望你也没说过。”

　　 格蕾特尔失望地坐下来，但继续向布鲁诺吐舌头。

　　 “他一个人来吗？”母亲问。

　　 “我忘了问了，”父亲说，“不过我觉得他会带着‘她’一起来。”

　　 “哦，天哪！”母亲又这么大呼小叫了，站起身来，脑子里细数着星期四以前要做完的事情，毕竟，离星期四只有两个晚上的时间了。房子得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彻底清扫一遍，窗户得洗洗，餐桌得重新漆过，食物得预定，女仆和管家的制服得洗熨，餐具和杯子得擦得闪闪发亮。

　　 然而，尽管任务清单看起来直变越长，但母亲依然设法按时完成所有的事情。虽然她在不停地说，如果某人也来帮点忙，那么，星期四的晚上就会更成功。

　　 在元首预定到来的一个小时之前，格蕾特尔和布鲁诺被带到楼下，他们很难得地被邀请到父亲的办公室。格蕾特尔穿着一条雪白的裙子和到膝盖的袜子，头发弄成了卷的。布鲁诺穿着黑棕色的短裤，一件白衬衫，还打了棕色的领带。因为今天的场合十分重要，他还得到了一双新靴子，感到十分骄傲，虽然靴子对他来说太小了，挤着他的脚趾头，让他几乎不能走路。然而，这些行头还是有点过于奢侈了，因为布鲁诺和格蕾特尔并不能和大人们共进晚餐；他们一个小时以前就吃过了。

　　 “现在，孩子们，”父亲说，坐在他的书桌后面，看看他的女儿，又看看他的儿子。“你们知道我们即将迎接一个特殊的夜晚，是吗？”

　　 他俩点点头。

　　 “如果今晚表现得好，对我的职业生涯将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他俩又点点头。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得定下一些规矩。”父亲非常相信规矩的作用。每逢这个家里有特殊情况出现或者要参加重要的场合，就会定下更多的规矩。

　　 “第一，”父亲说，“当元首到来的时候，你们要安静地站在大厅里，准备迎接他。除非他先跟你们说话，否则你们不能说话。回答他的时候，要吐字清晰，明白了吗？”

　　 “是的，父亲。”布鲁诺嘟囔说。

　　 “这正是我们不允许的说话方式。”父亲说，他指的是嘟囔。“张大嘴，像个大人一样说话。你们谁都不能表现得像个小孩子。如果元首没有理会你们，那么你们就什么也别说，但是要直视前方，表示你们对他这样一位国家元首的尊敬和谦卑。”

　　 “当然，父亲。”格蕾特尔倒是回答得字正腔圆。

　　 “当你们的母亲和我与元首共进晚餐的时候，你们俩要安静地呆在各自的房间里。不允许乱跑，更不允许滑扶手，”——说到这里，父亲刻意看了看布鲁诺——“也不能打扰我们，明白了吗？你们不能制造任何混乱。”

　　 布鲁诺和格蕾特尔点点头，父亲站起来，示意这次会议结束。

　　 “现在，基本规矩已经确立。”他说。

　　 四十五分钟以后，门铃响了，整所房子都陷入一阵激动。布鲁诺和格蕾特尔被带到指定的地方，在楼梯边肩并肩站好，母亲也陪着他们一起等候，紧张地握着双手。父亲迅速地瞥了他们一眼，点点头。非常满意他所看到的，然后打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比较矮小的男人，和一个高挑的女人。

　　 父亲向他们敬礼，然后把他们引进屋来。这时的玛丽娅，头比以往垂得更低了，她把他们的外套挂好。然后大家开始互相介绍了。他们首先跟母亲说话，这让布鲁诺有机会好好看看这两位客人，看他们是不是值得大家这样忙活。

　　 元首比父亲要矮很多，而且布鲁诺认为他也并不健壮。他一头黑发，剪得很短，一撇小胡子——这撇胡子实在太小了，布鲁诺在想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或者是不是他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漏掉了这一块。然而，他身边的这位女士，是布鲁诺这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长着一头金发，嘴唇娇艳欲滴，当元首跟母亲说话的时候，她转过来看着布鲁诺微笑，这让布鲁诺有些不好意思地脸红了。

　　 “这是我的孩子们，元首阁下，”父亲说着，格蕾特尔和布鲁诺往前走上一步。“格蕾特尔和布鲁诺。”

　　 “哪个是哪个？”元首说，每个人都笑了，除了布鲁诺，很显然哪个是哪个，根本不足以为笑话。元首伸出手来，跟他握手，格蕾特尔回敬了一个小心的、排练过的行礼。布鲁诺很高兴地看到她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多么可爱的孩子啊，”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说。“他们都多大了，我可以问吗？”

　　 “我十二岁了，但是他只有九岁，”格蕾特尔说，轻蔑地看着她弟弟。“我还能说法语，”她接着说。严格地说这并不是真的，因为她在学校里只学了几个短语。

　　 “是的，但是你为什么学法语呢？”元首问，这一次没有人笑了；相反，大家变得很不安。格蕾特尔盯着他，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她回答。

　　 但是僵局很快就打破了，布鲁诺所见过的最粗鲁的客人——元首，转过身，径直朝餐厅走过去，很快就坐在了餐桌的主位上——那一直是父亲的座位！——什么也没说。带着一点慌张，母亲和父亲跟着他进去了，母亲示意莱斯可以热汤了。

　　 “我也可以说法语，”美丽的金发女郎弯下腰来笑着对两个孩子说。她并没有像父母亲那样被元首吓着，“法语是一种很美的语言，你很聪明，选择学习它。”

　　 “艾娃。”元首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声喊她，手指发出咔嗒声，好像她是一条小狗一样。女郎转动了一下眼球，慢慢站起来，转过身去。

　　 “我喜欢你的鞋子，布鲁诺，但是看上去好像有点紧，”她笑着加了一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告诉你母亲，别等到脚趾头被磨伤了。”

　　 “他们是有‘一点点’紧。”布鲁诺承认。

　　 “我也很少这样卷头发。”格蕾特尔说，对她弟弟所受的关注非常嫉妒。

　　 “为什么不呢？”女郎问。“这样弄多好看啊。”

　　 “艾娃！”元首第二次吼道。现在，她离开他们走过去了。

　　 “非常高兴认识你们。”她说，然后走进餐厅，在元首的左侧位置坐下。格蕾特尔朝楼梯走去，但是布鲁诺则仍站在原地，一直看着金发女郎，直到她也看到他并向他招手。恰好在这个时候，父亲出现了，把门关上了，布鲁诺这才回过神来，明白是时候回房间了，应该安静地坐着，不能发出声音，当然也不能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去。

　　 元首和艾娃在他们家呆了近两个小时，格蕾特尔和布鲁诺都没有被邀请下楼跟他们道别。布鲁诺从房间看到他们离去，朝他们的车子走去，车子上还有个司机，元首没有为他的同伴开车门，而是一头钻进去，然后开始看报纸，而那位女士还在跟母亲说再见，感谢她美妙的晚餐。

　　 多么可怕的男人啊，布鲁诺想。

　　 晚上，布鲁诺听到了一点父母亲的谈话。他们谈话的一些语句从父亲办公室的钥匙孔或是门下面钻出来，顺着楼梯飘上楼，在楼梯口盘旋，又从门下面钻进了布鲁诺的卧室。他们的声音异乎寻常地大，所以布鲁诺能够听到他们的只言片语：

　　 “……离开柏林。去那样一个地方……”这是母亲在说话。

　　 “……我们别无选择，至少如果我们不想继续下去……”父亲说。

　　 “……就好像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不是，根本不是……”母亲说。

　　 “……那样的话，我会被带走，被看作是……”父亲说。

　　 “……让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母亲说。

　　 “……够了。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父亲说。

　　 谈话可能就此结束，因为母亲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布鲁诺渐渐睡着了。

　　 几天以后，放学回家，布鲁诺发现玛丽娅正在他的卧室，从衣柜里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装进四个柳条箱子，就连他藏在衣柜后面，无人知晓的东西也给翻了出来。这就是故事的开始。

一、葬礼上的最后一个笑话

这是个轻松愉快的葬礼。太阳也出来为亨利送行，他躺在棺材里，也许正偷偷地乐着。人们笑着，讲着亨利生前的趣事。

　　　“还记得那次他扮成吉卜赛人，挨家挨户地给人算命吗?他居然挣了6英镑。”

　　　“他看到一些工人在路上挖坑，便首先给警察局打电话，说有许多学生在路上挖坑；然后，他又对工人们说，有学生要假扮警察来阻止他们挖坑。可以想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他去参观一个抽像派画展。他在画展的头一天就溜进展厅，将所有的画倒了个个儿。直到画展第四天，才有人发现。”

　　　他出生在一个富有显赫的家庭，在五个兄弟中排行最末。格朗德家族的人个个都有成功的事业，有令人羡慕的婚姻，而亨利却没有。

　　　棺木正被放下墓坑，大家还在不停地说着有关亨利的故事。人们拿着手帕擦眼睛，擦去的不是悲伤，而是笑出的眼泪。

　　　葬礼后有丰盛的早餐，有亨利生前最亲密的13 个亲人和朋友参加。亨利早已决定，让他的哥哥柯林在葬礼早餐时宣读他的遗嘱。

　　　柯林打开遗嘱，开始一板一眼地读了起来：“本人，亨利.格朗德，立下遗嘱……”

　　　当听到尽管亨利.格朗德一生无所事事，却也因聪明的投资而获益，留下75万英镑的遗产时，大家都缓不过神来。

　　　“我想让你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比赛。每人轮流讲一个最有趣的笑话，谁的笑话得到的笑声最多，谁就继承我的遗产。柯林是最令人发笑的故事的裁决者。”

　　　第一个人站起来，讲了一个英国人爱上一把伞的笑话。结束时，他本人倒是笑声不断，而别人却异常沉默。他们憋红了脸，紧瞇着眼，看得出他们觉得那个笑话很好笑，但每个人都不想笑掉自己赢得比赛的机会。

　　　第二个人讲了一个三腿桌的故事。故事讲得很好，以致若干年后，有导演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卡通片。但是，其它人将脸埋在手帕之下，咳嗽，假装打喷嚏，或是将铅笔扔到桌底下，目的都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笑声。

　　　笑话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讲着，一个比一个精彩，个个都会令人笑得直不起腰来，但就是没人笑。

　　　当第12个笑话讲完时，13人中的每一个都静静地坐着，尽力抑制着那即将爆发的笑，就像抑制那马上要喷发的火山。

　　 寂静。

　　　突然，柯林打了个喷嚏，一个大大的喷嚏。“啊嚏!”然后，他拿出一块大得出奇的红红的手帕，擤了一下鼻子，“啊嚏!”

　　　够了，有人再也控制不住，大声笑了出来。剎那间，所有人都笑弯了腰，笑出了眼泪，肩膀也随着一阵阵火山喷发似的笑声而抖动。当然，他们笑的不是那个喷嚏，也不是那12个笑话。他们笑的是他们自己，也明白了亨利.格朗德最后一次、也是他最滑稽的一次恶作剧。

　　　笑声终于停了下来。柯林再一次清了清嗓子：“请原谅我用了一个小小的戏法，我练那个喷嚏将近有一个月了。”他迭起那块大得出奇的红手帕，塞入衣袋。

　　　“当然，这是亨利的想法。”他没必要再补充什么。因为12位客人都已明白过来，他们中计了，中了亨利巧妙设计的圈套。

　　　“啊，我可以读完遗嘱的下半部分吗?”

　　　“朋友们。”遗嘱的最后一段写道，“原谅我，但我又忍不住要开最后一个玩笑。我很高兴地知道，你们对笑声的热爱，最终战胜了对金钱的热爱。”

　　　柯林停下来，让大家好好理解这句话的含意。然后，他接着读亨利.格朗德遗嘱的最后一部分：

　　　“朋友们，感谢你们让我有了最后一笑。说到那笔钱，因为我爱你们中的每一个人，所以，我的财产将平分给你们。好好享受你那一份吧。但无论何时听到笑声，请别忘记我。”

　　　人们顿时安静下来，空气中有了一种静静的哀思。

二、[感人故事]巨大灾难之后：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年5月22日 星期四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林语堂

　　去年8月到9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是不确切存在、却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1935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0%左右的东南部地区，6%的人口居住在60%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出生于1901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被当作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国家，你能够帮助她吗？鲁迅不是在1927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的拥挤，人口的压力这样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1934年手不停歇的写作《吾国吾民》——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1937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1600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

　　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做出的反应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70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

　　今天，尽管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线的划分，而70年过去了，没有著作比《吾国吾民》更诚实与美妙的解说中国，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

　　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20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实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的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

　　这次旅行或许浮光掠影，观察或许不够深入，我试着打破在我的头脑正在形成的某种僵化。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你很可能被书籍、互联网、咖啡馆里的谈话所封闭起来。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种狭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于没有亲身的体验，你的知识与理解则流于抽象与苍白；你或许有一个宏观的框架，却没有细节可以补充。双眼、双手与双脚的感受，与电子屏幕很不同。

　　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感情，不是来自于抽象的名词，而是来自于具体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对往事的追忆。在很多时刻，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曾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他的年少时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过的。也因此，每个人对于他的国家的感受也该是不同的，它既具体又复杂，或单纯或浓烈，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树和她的树叶，树叶吸收类似的养料，树叶的形状相像，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两片叶子。

　　二

　　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记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的闲谈。那是个气氛沉闷的办公室，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他就是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遭遇的中年地方知识分子的模样，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了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如何放弃了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5月16日的下午，我又来了。

　　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我想起这位喜好写散文、读历史的仁兄。在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是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大意是，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的18岁女二是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的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迎面的风吹来时，她的眼睛眯起来。

　　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上走。最终，我们抵达了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志愿者……它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

　　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4天前，它还是一座6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五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梆梆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优化的设计”、“思想品德课本”、“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的。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人们都带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

　　距离地震已超过96个小时，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与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我又碰到了那队夫妇，他们也徒步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的看着废墟，他们该向谁去询问，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是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

　　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的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突然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四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里，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

　　从北川中学出来，延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

　　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的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的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个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蓝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去年8月我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

　　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之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

　　三

　　自从5月12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一方面现场经常让我感到无力，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为一名职业“经验收集者”——看，在那个重要历史时刻，我在现场。我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互联网上的照片所触动，却不清楚我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的事件。

　　在前往北川时，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我的年轻同事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体。在深夜，他们坐在废墟旁，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排列在他们身旁，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

　　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一直欢乐、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我记得5月15日的都江堰的傍晚，有着灾后的宁静，一个带着口罩的女人面对着一所楼房的瓦砾平淡的对我说，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经三天了，而救援队暂缓了工作，看起来希望不大；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一家人兴奋的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的离开映秀镇的过程，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但他们说起亲人，却仿佛在说起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的麻将声……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在很多地区，除去颜色，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特殊环境有关。

　　对我而言，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而是那个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那与艰辛、单调的生活有关。他们有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北川中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的最可依赖的方式。这对夫妇话很少，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当因为封路，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只是那里安静等着。而到了现场，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无力。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

　　当我再度回到北京，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与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红色的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受伤者、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被称作诗的话——被一遍遍的朗诵。

　　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里，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它的高潮一幕在5月19日下午2点38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出现。

　　那时，我在北京东区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中的空地上，来自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的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那种我很少听到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尴尬的站在那里，电话还放在耳边。

　　3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的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在5月19日—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的看着，这些人类的悲剧、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的再次出现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需要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的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常、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的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的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

　　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情感与理智上的双重匮乏。

　　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的，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不断重复的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

　　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

　　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于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对于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5月19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名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它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难以诚实的面对自身是最初的肇始原因。

　　就像我在第一部分所提及的，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而对于他的3岁小女儿来说，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

　　同样，对于一个人的祖国，每个人感受也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的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更重要……

　　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十年后（或许只要一年后），倘若人们想要更多的了解2008年5月12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应，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于、或经常忘记了诚实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

　　四

　　我不知道这些质疑是否不合时宜，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与感受。阿尔伯特·加缪在1958年致友人的 里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写作，就像其他艺术与思想活动一样，应该给予人们以希望。但是，同样警惕的是，我们该给予的希望，而不是幻像，前者激励人们，后者麻痹人们。

　　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它同样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人们对这场灾难做出的反应，像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的横切面，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面临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这场悲剧也赋予了我们的国家、每个个人以某种新的情感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我们可能打破昔日头脑的禁锢，或是进行某种新的探索。

　　一个国家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到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的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作者的电子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