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的故事

眼镜，还有故事么？

　　今天降温，照常去游泳。一进游泳馆，突然间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了。原来，眼镜上了一层霜！这就是北方天气寒冷的标志之一了。由于室内外的温差，天越冷，进屋时眼镜上霜越重。即使擦了，马上又来一层。再往后，出门在外，一般全身都捂得严严实实，只有眼镜、鼻梁暴露在外。眼镜下面的鼻梁如果冻得生疼，那就是最冷的时候到了。

　　由此，想到关于眼镜的故事。

　　眼镜有很多种，一般最常见的是近视镜、花镜（负责调整远视）、墨镜、太阳镜。此外，还有调整散光、色盲等功能的镜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佩戴眼镜，是为了矫正不良视力的需要，少数也有它用，如装饰、掩饰等。据说，当年陈毅外长戴墨镜，就不是为了矫正视力，而是工作需要。外交官，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啊！而他性格外向，容易暴露内心想法。于是乎，墨镜掩饰一番了。

　　我戴眼镜是因为近视。常年伏案爬格子，眼镜是必然的犒赏。现在的中小学生，据说戴眼镜的一般高达60—70%，有用眼卫生问题，更主要是累的啊。

　　戴了眼镜，模糊的世界清晰了，遥远的景物拉近了。饱受视力不佳折磨的人，戴上一副好的镜子，真的不错。

　　眼镜也有坏处。

　　除了上面说到冬天的折腾，到了夏天，它又开始从另个角度，给你整事。由于天气太热，眼镜腿压鼻梁时间长了，有时竟能压出疮来。汗水一浸，很疼呢！更让你生气的是，如果干点急活，它往往不配合，越急越热越汗，眼镜越往下掉，让你气得冒烟。

　　所以，戴眼镜真是出于无奈。很不方便的。跑啊跳啊，打篮球踢足球，怕撞掉，要用小绳系牢了，还要时刻小心。登高望远，风大，要用手扶着些，以免被刮丢。那年，我到承德塞罕坝木兰围场骑马，不巧，眼睛腿折了。不得已，临时用一个破铁丝替代。不仅形象狼狈，拍照效果不佳，也不便捷，快乐心情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

　　在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还时常为此受到老农的奚落。我觉得，那时没文化的农民，对城里戴眼镜的“书生”有着天然的抵触。有的以为你是装文明，有的讥讽你是戴“蒙眼”，或干脆笑骂曰“四眼”。“蒙眼”，是给拉磨的毛驴佩戴的，主人让它不知道路在何方，就是原地转圈。“四眼”，则是指狗。有的狗在眼睛之上还有像眼睛一样的眉。俗称“四眼狗”。说这些，可见农民的智慧、狡黠和幽默了。他们说这些时不是很有恶意的，但毕竟没有听到夸奖那样舒坦。

　　据导游讲，到了云南，戴眼镜的男人要注意了。当地有风俗，认为戴眼镜是有文化的表现，而当地女子都希望嫁给有文化的汉族男人。如果她看好了你，就踩你脚。可不能随便搭茬呀！说的可能是笑话，我们这些带眼镜的男士听了，还是有点飘飘然的。

　　现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隐形眼镜出现了。很多演艺、体育明星，都使用起这个玩意来。但据我所知，它的质量尚未过关。又麻烦得很，所以不是万不得已，一般还是不喜欢用的。

　　再有就是手术。如果按近视、远视的原理，通过现代愈加发达的科技，手术治疗，摘下眼镜应该不成大问题。可是，我们听到的几乎没有成功的信息。我就笨理思索，如果手术可以解决这个世界性课题，那么天底下要摘下多少眼镜啊，堆积起来没有珠穆朗玛高也差不多。

　　我对眼镜是很在意的。我觉得，一个男人最好的又不露痕迹的饰物，非眼镜莫属。所以，这些年，眼镜真的没少换，也没少备。有朋友送的，有自己买的。有近视、水镜加变色，有水镜加墨镜，有国产，更有进口的。出远门时，都带有备份，以防坏了没有戴的。

　　过去，有个墨镜加水镜，几千元呢，戴着很凶，象个黑社会似。

一、[教育故事]教育家的精彩人生

　　 1、享受陈钟梁

　　 李镇西

　　 那天在饭桌上，我笑着对钟梁先生说：“我回去一定要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题目就叫《走下神坛的陈钟梁》！”当时，钟梁先生哈哈大笑，那神态宛如纯真的少年。可是现在当我真的开始写他时，便觉得这个模仿《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的题目不太妥当，陈钟梁先生毕竟不在神坛上，何况他哪能跟我们的毛 相比呢？于是，我将题目改为《享受陈钟梁》，因为与他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

　　　　不过，在我的心目中，陈钟梁先生曾经的确是一尊“神”。

　　　　我不敢说陈钟梁先生的知名度有多么多么高，但至少在中学语文界，他的名字是如雷贯耳家喻户晓的。我第一次注意到“陈钟梁”这个名字，是９０年代中期读《语文学习》时，看到陈先生有一篇谈语文教学发展的文章，陈先生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经历了从“语言文字”到“语言思维”再到“语言文化”这三个阶段。这篇文章不长，但高屋建瓴而又深入浅出，我感到陈钟梁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语文教育思想家。我开始有意识注意陈钟梁先生的文章，并逐渐知道了他的一大堆头衔：“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东方教育中心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讲课教授”、“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研究员”等等，于是，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日渐崇高起来。

　　　　第一次见到陈钟梁先生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中学语文研究会第七界年会上。陈先生个子不高，但很有风度，举手投足都投出一种儒雅的气质。大会闭幕式上，他刚好坐在我的旁边，出于敬意，我把刚刚出版的拙著《从批判走向建设——语文教育手记》赠送给了他，并小心翼翼地请求与他合影。钟梁先生欣然同意。后来，我在成都和珠海与钟梁先生又有过短暂的接触，但都没有深入交流。不仅仅是因为时间紧，主要的还是因为我由自卑而表现出来的“矜持”，对于这样一位语文教育大家，我惟有用沉默和聆听来表达我的仰慕，在我的心目中，他的确是一尊让人敬畏的神。

　　　　这次到杭州参加第二届“西湖笔会”，我不但再次见到了陈钟梁先生，而且有幸与他“同居”了几天。后来我戏称我给他提供了“三陪”：陪开会、陪吃饭、陪睡觉。

　　　　我本来和他并不是一个房间。在杭州的第一天晚上，我是同一位教授住一个房间。但当晚我几乎彻夜未眠：教授的呼噜简直达到了专业水平，如万籁俱寂时的雄鸡报晓，高亢而嘹亮，震得我全身每一个零部件都不得不闻鸡起舞，然而窗外却迟迟不见曙光。第二天早晨，我很直率地对教授说：“对不起，今晚我得另寻新欢。”

　　　　于是，我找到陈钟梁先生：“你打呼噜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打。”“那好，今晚我来陪你睡！”“欢迎，欢迎！”他突然反问我：“你打呼噜吗？”我说：“不打。怎么？你也怕呼噜？”他说：“前几天在洛阳，我和陈军同房，陈军的呼噜，咳，真是惊天动地！”

　　　　由于我头天晚上没睡着，所以那天晚上我很快入睡了。但到了半夜，我被一阵激越高亢的小号声惊醒。回头一看，演奏者乃一代名师陈钟梁。想不到此人竟是睡在我身旁的赫鲁晓夫！我悄悄地把灯打开，只见熟睡中的钟梁先生面目委实有些狰狞，嘴巴大张，仰天长啸。面对他洞开的口腔，我凝视良久，心想：钟梁先生的喉部居然自带音响设备并安装了功放！小号之声便从他那幽幽的喉舌里喷涌而出，徐徐绕梁，不绝于耳。唉！没想到我刚出虎穴，又入狼窝！

　　　　第二天早晨，我笑着对钟梁先生说：“你也打呼噜啊！”他睁着一双无邪的眼睛惊讶地问：“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当然，你的呼噜比起那位教授还差一个档次，他是专业，你是业余。不过，你打的呼噜却是美声！”当晚入睡时，想到又将免费听一场小号通宵演奏会，我试探性地问钟梁先生：“如果你侧着身子睡而不是仰面睡，你能睡着吗？”他说：“可以呀！”于是我乘胜进军：“那你就侧着身子睡吧！这样就不会打呼噜。”这个办法果真灵验，那一夜他关闭了音响，停止了小号演奏，而我也睡得很香。

　　　　论年龄，六十有三的钟梁先生绝对属于“老龄”，但在我看来，他其实是很年轻的。这个“年轻”既写在他的脸上――白皙的脸上几乎没有一根皱纹，更体现在他的心态上。是的，在与钟梁先生的几天朝夕相处中，我发现钟梁先生的确是很年轻的。

　　　　这已经是规律了，只要他一走进房间，第一个动作一定是打开电视，而且电视打开后他并不离开屏幕，而是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搜索频道。每当这时，他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那痴痴的神态，我想只有迷恋电视的中小学生才会有。而且，钟梁先生有一绝技，任何时候打开电视，他都可以立即进入剧情。有一天中午，他打开电视，屏幕上是一群俊男靓女，一看就是港台言情剧。突然，钟梁先生叫了起来：“快看，范冰冰！”我当即便笑了：“我女儿也喜欢范冰冰，原来你也是个追星族呀！”我问他是什么电视剧，他说：“《青春出动》。”果真是个电视迷！又一次，电视里正播放电影《黄河绝恋》，我指着屏幕上的演员宁静和那个外国人说：“好像这两个人在生活中本来就是夫妻。”钟梁说：“这是很早的事了。宁静在演完《红河谷》以后就与那个外国人结婚了。”

　　　　钟梁先生的幽默是出了名的，而且，他肚子里总有那么多的笑话故事。在那几天里，只要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总是笑声不断。比如“您就把我当做您肚子里的屁放了吧”，又比如他对年轻女性说“我年轻时比你还年轻呢”等等，都是他给我们留下的经典笑话。钟梁先生还很会模仿表演。他是上海人，但学北京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说话却足以乱真。他说，有一次在北京乘公共汽车去地安门，他问售票员“地安门到了没有”，结果被正在悠闲地修指甲的女售票员一顿训斥：“不日（是）已经告入（诉）你了吗？你累日（死）我了！你站远一点！烦日（死）我了！”他用卷舌音快速模仿售票员的话，真是维妙维肖，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钟梁先生曾给我们讲述他在北京的一次经历：“有一次我去故宫，当时时间是３：５０，我怕关门，便问售票员：‘还可以买票吗？’回答可以。没想到买了票还要求买鞋，可待买好鞋子穿上，门口不让进，因为４：００钟到了，这是故宫关门的时间。我急忙问售票员：‘可以退票吗？’她回答‘不行’。‘那为什么刚才要卖票呢？’‘刚才是几点？’‘为什么刚买了票又不让进呢？’‘现在是几点？’‘那么，这票明天可以用吗？’‘明天是几号？’”

　　　　与其说钟梁先生是在叙述，不如说他在说单口相声，或者是在分角色表演，他的口吻时而是他自己，时而是那冷漠而不讲道理的售票员，特别是听他模仿“为什么刚才要卖票呢？”“刚才是几点？”“为什么刚买了票又不让进呢？”“现在是几点？”“那么，这票明天可以用吗？”“明天是几号？”这几句对话时，我们仿佛就在当时的现场，看到陈钟梁先生正可怜巴巴企求着售票员。

二、淮英故事连载13:最美好的一个月

　　淮英故事连载13:最美好的一个月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我大学期间特别忙碌特别辛苦的时间。因为我同时做着三份工作，一边在超市里当收银员，一边做家教，一边给本校的学生讲记忆术。当然，这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了，反正四年都是在紧张与忙碌中度过的。

　　不管是炒作也好，有真本事也好，大三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在一定的范围内也算是有点小名气了。女生继续对我不屑一顾，男生继续对我五体投地。有的时候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走路的时候遇到了他的朋友，就跟他介绍我：“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老魏。”这个时候，那个新朋友的表情会有非常短暂非常快速的变化——先是惊喜，后是失望，再回归到正常。因为他们往往先是听了关于我的种种传说，容易把我想象成是高大英俊、玉树临风的人，可是眼前的人长相如此寒酸，从头到脚的穿戴还不到一百块钱。心理落差太大了。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又会跟别人说：“我认识一个叫老魏的人，他有多么多么了不起………..”当时江湖上有一个传说“只要是老魏想做的事，没有他做不到的。”

　　我说过，自己加入校园文化服务队是我读四年大学做的最正确的事情之一。里面真的是藏龙卧虎，各种各样的人才很多。朱瑞在里面是很有威望的人，但是由于他一直很尊敬我，把我当大哥看待，所以我沾他的光，结识了不少优秀的人，同时这些人还把我当成大哥。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人对记忆术感兴趣，向我讨教方法，但是没有几个能认真练习的。

　　我在给学生讲了一段时间的课之后，水平渐渐上升了。这个时候有个学院要搞一次活动，邀请尹誉和我这样的“优秀学生”给他们做演讲。

　　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于是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把这件事当成重中之重。上专业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老师讲他的催眠曲，我写我的演讲稿，写了有六七页。写完了之后就到河边练习，既要讲得流畅，又要有激情，练了很多遍。

　　到了演讲的那一天，我自然还是要穿着衬衫皮鞋，跟另外两个演讲者一起到了现场。我是第二个讲的，尹誉讲的最好，是最后一个讲。等到演讲结束的时候，他说：“老魏，你现在演讲进步多了！”

　　一边上着课、逃着课，一边做着我的三份工作。很快，一个学期结束了，放暑假了。

　　暑假里各有各的活法。有的回家，有的玩游戏，有的去打工。朱瑞我们和另一个朋友小黄一起在新都区开了一个中小学生的辅导班，招收一些暑假补课的学生。由于地点选得比较好，加上宣传的时候把朱老师和魏老师吹得比较厉害，他们也想知道这样两个老师有多神，招生情况还不错。

　　有一次我站在河边上发传单，过来了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我就问她们是不是初中生，需不需要报暑假班，她们表示有这个打算。我就说我们那里有一个辅导班，并且有两个很优秀的老师，怎么怎么牛。单纯的孩子比较好忽悠，她们表示愿意跟我一起去看看。但是我在带她们过去的时候，她们大都远远地跟着，只有一个小姑娘跟我在前面边走边聊。后来才知道，原来她们怕我是骗子！不是吧，魏老师长得这么憨厚，怎么也不像坏人嘛！

　　到了我们租的幼儿园门口，我指着朱瑞写的广告宣传语给她们看朱老师的书法，然后又给她们展示了一下我的记忆术。这个太有震撼的效果了，她们都惊呆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高人”，就都留了电话号码。当时她们有九个人，后来有五个人报了名，又把她们班的同学拉来了几个。现在这几个小姑娘有的已经上大学了，还和我们这些老师保持联系，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如果问我大学四年里哪一段时间过得最开心，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大三的那个暑假。

　　学生们有的调皮一些，有的乖一些，但是都很可爱。为了让他们学到国学经典，同时也教他们一些记忆技巧，我每周会用半天的时间教所有的学生背《弟子规》，不仅要会背，还要使用多种方法。在用多种方法背《弟子规》的过程中，我已经教了他们多种记忆技巧。朱瑞则用半天时间教他们书法，没有好的教学工具，就用抹布沾水在黑板上写。

　　我教的是初二的英语和初三 的化学。化学是我擅长的，自然没有问题。被我忽悠来的几个学生都是初三 的，她们是一所中学的重点班的前几名，成绩都不错，教起来比较省力气。那个当时跟我边走边聊的小姑娘叫李霞，又聪明又调皮，就指着她调动课堂气氛了。最终也是她学得最好，考了87分。教初二英语的时候有些困难，毕竟我是一个工科生，英语不是强项。但是我取长补短，用我的记忆法教他们记单词，背课文，每一篇课文都要正着背一遍再倒着背一遍，所以课上得也还算合格。

　　一起在暑假班里当老师的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南阳的，另外三个是四川的，有一个是朱瑞的女朋友。除了上课备课之外，剩下的是我们的自由时间，我们可以一起跑跑步吹吹牛什么的。

　　有一天晚上朱瑞用左手拿粉笔在地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喊他女朋友过来看看是谁写的。她看了好半天，心想如果是老魏写的吧，不会有这么好，如果是朱瑞写的吧，应该比这个更好。最终也想不出是谁写的——太惭愧了！人家用反手都比我写得好，看来徒弟跟师傅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滴。

　　由于老师人手不够，所以每个人教的科目跨度比较大。朱瑞除了教语文之外，还教了初三的数学。虽然他自己说自己读中学的时候数学不错，可是在上课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不会做的题，这个时候他就装模作样地说：“同学们，多动动脑筋想一想，看谁先想到解决的方法。”然后以他文人特有的姿态背着手从讲台踱到教室后门，发现没有人看他，就以最快的速度飞奔上楼，把正躺在凉席上睡觉的物理老师踢醒：“快起来，给我讲一下这道题！”

　　当然上语文课的时候他就非常从容了，从来没有备过课，虽然我不赞同他这样做。他给学生讲了很多《三国》呀，《红楼》呀之类的，学生听他讲课都入迷了。

　　我们每天的课都安排的很紧，只有吃午饭的时候是比较轻松的。那个时候我背了500个笑话（为了增加幽默感，真够奇葩的），他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他们就说：“老魏，给我们讲个笑话吧。”我就给他们讲一个。我记得讲得最好的还是李鸿章请客的故事。说是李中堂有一次宴请外国使节，这些洋人没有见过这么丰富的中国菜，不知道怎么吃，看李大人怎么吃他们就怎么学。李鸿章在夹饺子的时候不小心把饺子掉到酒杯里了，他们也赶紧学着把饺子往酒杯里放。过了一会儿李鸿章在吃粉条的时候，想起刚才的情景觉得好笑，就笑了一下。这一笑不打紧，一根粉条从鼻孔里出来了。这回洋鬼子们长了见识了，原来粉条是这么吃的，要从鼻孔里出来。但是这也太难了，怎么才能学得会呀！

　　不论这个暑假班有多么愉快，它都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很快我们就得走了。那几个被我忽悠来的学生非要做饭给我们吃，她们从家长那里拿了些钱去买菜。我们给钱，她们说什么也不要。那天晚上做了很多菜，也做得非常好。很多菜没有吃完，又用了两天才吃完的。

　　暑假班结束的时候，我挑出了几个最聪明的学生，作为“关门弟子”跟我学习记忆术，朱瑞他们就回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