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优美的文字——再题胡适著《白话文学史》上卷

再见，优美的文字

　　——再题胡适著《白话文学史》上卷

　　 近百年前，胡适对流传数千年的古文突然发难。

　　 西装革履的胡适，犹如一位意气风发、志在必得的原告，滔滔不绝地阐释己方观点，要求法庭裁决白话文取代古文。

　　 可怜的被告，像一本寂寞、发黄的线装书，毫无招架之力。

　　 为了阐释白话文的合理性，胡适首先对它的定义做了高度概括。他说，白话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舞台上念白的“白”，说得出、听得懂；二是清白的“白”，不加任何人为的雕琢、粉饰，不矫揉造作；三是明白的“白”，即“明白晓畅的话”，其所表达的意思，不掉书袋，直截了当，人人一眼就看得懂。

　　 在胡适看来，白话的这三个含义，其实就是白话文的优点。首先，书面语要接近口语；其次，文字要活泼、生动、真实、清新、自然；第三，文字要善于表达，易于理解。

　　 当然，站在这个标准对立面的，就是古文，它的缺陷在白话文的镜子下显而易见并被人为放大：它不是我们日常交流的语言；它充满无用辞藻，看起来死气沉沉；它脱离实际，存在断句、典故、冷僻字词等阅读障碍。

　　 充满新时代气息的胡适，认为白话文获胜，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中国文学史自然演变、进化的结果。可是，在将近百年之后，当我面对他的《白话文学史》时，在翻动那已变得脆弱不堪的书页时，心中却总涌现出一丝迷惑和疑问：在当时，难道古文真的一点生存机会都没有吗？一种被那么多人使用了几千年的文字，一种养育出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轼的文字，一种创造出无数优美作品的文字，在一夜之间突然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玄机何在？

　　 还是让我们回过头看看胡适眼中的白话文吧，看看它是否真的比古文优秀。

　　 十分不幸，胡适“胜诉”的理由很苍白：细细究来，他所述白话文的三个优点，古文竟也占了其中的两个半。

　　 关于书面语与口语脱节的事实，古文是无可抵赖的。不过，它也可以提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即书面语并不等同于口语，而是对口语的总结和升华，汉语如此，英语也是如此。诚然，古文是说不出口的，但它和白话文相较于口语，其实只不过是百步和五十步的关系。

　　 相对于白话文不假粉饰、不死板的特点，古文也并非一无是处。回顾中国文学的流变，古文虽存在着堆砌辞藻、无病呻吟的缺陷，但其主流文字，其实和白话文一样，极为朴素平实，而且在生动性、可读性等方面，甚至还远超白话文。

　　 至于明白晓畅的要求，表面上看古文似乎要略逊一筹。但是，古文和白话文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毕竟古文的源头也是口语，只不过随着年代的久远和语言的变迁，我们对它略微感到陌生而已。只要稍加训练，在具备一定的语感后，我们就能顺利阅读古文，而且，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在叙述的技巧和表情上，古文要比白话文强得多。

　　 虽然古文也具备白话文的优点并在某些方面更加出色，但遗憾的是，历史法庭最后还是裁决白话文一方获胜。

　　 胜利者笑了，可这却有点像真正的五十步笑百步。

　　 胡适对自己的获胜其实也没有心理准备，比如，他认为科举是维系古文代代流传的决定性因素，一旦取消科举，自然古文也就找不到用武之地。表面上看，清末废除科举、民国推行西式教育，似乎给古文带来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但这仅仅是应用层面的震荡，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形式继续把文言文定为官方书面语言。所以，真正促使白话文取代古文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此，当然也不是胡适所列举的白话文的三个优势。

　　 要探究古文的失利，恐怕还得从它诞生的根源上去思索。

　　 中国古代的文字，书写工具为刀和毛笔，载体则多是青铜器、龟甲、山石、布帛与竹木等，书写的难度和器物面积的有限，决定古文必须极为简练，并与口语脱节，这大约是中国文言文形成的主要原因吧。

　　 到了宋代，造纸和印刷技术得到关键改进，书写变得相对容易：真正的白话文——话本文学就在此时应运而生。同样，明清两代动辄出现上百万字的长篇白话小说，其“物质基础”也在于纸张和印刷术的普及。书写、传播的方便，直接催生了图书市场，促进了市民文学的繁荣，从而形成白话文发展的温床。

　　 但是，从宋至清的千余年间，毛笔、宣纸、雕版印刷并未继续出现革命性的变革，这就使得白话文学无法大获全胜，相反还是处于主流文字的附属地位；其创作，也仅限于茶余饭后的娱乐文字。

　　 近代西方造纸术、印刷术和书写工具进入中国后，古文的命运被彻底改变。纸张随处可得，不大的页面上用钢笔可以写下密密麻麻的文字，在这种情形下，惜墨如金的心态渐渐消失，文言文作为一种可以在方寸之地表达丰富内涵的书写语言，不再是人们的首选。

　　 显然，文言文并非败给了白话文，它只是在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光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白话文和古文相比，并非具有先天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没有粗细干湿浓淡变化的书写工具、廉价纸张和低成本印刷术的产物而已。

　　 不知胡适是否意识到古文和白话文互相消长的发展规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对古文有很深的依恋感，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就把许多文言文作品都目之为白话文，这种举动，正是他无法割舍的情感的真实流露。也许，他在得悉白话文已经取代古文的那一刻，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文言文的优雅、简练、含蓄、多姿，又怎能割袍断义般地完全舍弃？

　　 在历史上，白话文早已出现，但它的功用，大部分时候是作为佛经故事和话本故事的载体；即使在“三言二拍”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些著名作品中，白话文也并非完全口语化，而是呈现出“半文半白”的特点；另外值得深思的是，这些以讲故事为主的名著中所出现的诗歌，几乎都是文言文。

　　 不管怎样，白话文已毫无悬念地取代文言文，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似乎也是历史的选择。不过，在无可奈何地接受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选择往往充满偶然性和盲目性，且并不一定正确。

　　 胡适当初不满于文言文和口语的严重脱节，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统一”工作又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可原谅的背离：我们正在书写的，并不是纪录我们的历史的文字，也不是我们所欣赏、所依靠、所吸取营养的文字。

一、律诗与小脚——三题胡适著《白话文学史》上卷

律诗与小脚

　　——三题胡适著《白话文学史》上卷

　　 从旧文化过渡到新文学的白话文大师们，鲜有不会写旧体诗的，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相比之下，胡适却是个例外，他终生不作五七言格律诗，并对有悠久传承历史的律诗深恶痛绝，这多少有点让人感到困惑。

　　 在写作于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中，胡适认为历史上那些讲究声律的诗歌，“只算是文匠变把戏”；他甚至认为，声律“在文学史上发生了不少恶影响”，律诗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怪事”，律诗本身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最适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解闷，与围棋踢球正同一类。”因此，胡适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譬如缠小脚本是一件最丑恶又最不人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仿，有人提倡，到一千年之久。骈文和律诗正是同样的怪现状。”

　　 胡适对律诗的厌恶感根深蒂固。1962年1月24日，即胡适辞世前一个月，他在跟人谈起孔子时说：“我们的老祖宗孔老夫子是近人情的，后来人们走错了路了——缠小脚、八股文、律诗、骈文，都是走错了路。”（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可见，从发起新文化运动到临终辞世，胡适对律诗的印象始终没有改变过。

　　 这不禁使人感到奇怪。胡适曾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演讲中说自己是个“旧书生”——哪有旧书生绝缘律诗的呢？胡适对律诗的拒绝，究竟又是怎样产生的？

　　 可以肯定的说，以胡适的学识和才情，他并非不会做律诗，只是不愿意、不喜欢做而已。诞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传统家庭中胡适，从小就受过严格的声律训练，打下了很好的格律诗基本功。他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自己小时在绩溪老家接受启蒙教育时，所读的书中就有《律诗六抄》。

　　 这本《律诗六抄》是否让胡适感到厌烦、并因而有了一定的逆反心理呢？看来不是这样。在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期间所写的《胡适留学日记》中，他并未对律诗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比如，在1914年5月27日的日记中，胡适比较了六朝人和唐人的律诗，发现唐代律诗实受六朝诗歌的影响，他说：“有心人以历史眼光求律诗之源流沿革，与吾国文学史上当裨益不少。”

　　 不过，两年后，胡适的态度有了悄然变化。在1916年4月17日的日记中，胡适列举出中国文学的三大病症：无病呻吟、模仿古人、言之无物；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说唐以后的诗歌，“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显然，此时在胡适的眼中，杜甫的代表作品，已非广受赞誉的“秋兴”之类格律诗。

　　 1917年，胡适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必须“从八事入手”。此八件事，除了前面所说的“三大病”外，又多了讲求文法、去滥调套语、不用典故、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五项。逐一勘察下，我们可以发现，若说这“八事”是八颗子弹的话，那么律诗恐怕一颗也躲不过。

　　 从胡适对文学革命的主张看，他反对律诗，是意料之中的事。问题是，如果律诗和八股文同样八罪俱犯——哪个该严惩、哪个该批评教育后释放？抑或是不分轻重统统拉到刑场一起枪毙？

　　 我总觉得，胡适对律诗有点“量刑过重”。

　　 拿律诗的用典来说——用典，是律诗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胡适自始至终持反对态度。沈尹默曾将自己的旧体诗送给胡适阅读，并要求胡适评点一二——这很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味。在《胡适文存》第一卷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此的评论，他说旧体诗容易用一些历史的、文学的、神话的或艳情的典故套语，都是些“转弯子”的话，而且“局外人若要懂得，还得请个中人详加注释。”此论确乎点中了律诗的要害，举个例子来说，像钱谦益、柳如是的唱和诗，若无陈寅恪那样的功底，一般人是根本读不懂的。就连苏轼的一些诗，若他自己不加注释，外人也很难窥其堂奥。至于李商隐扑朔迷离的无题诗，千百年来，谁又能说得清他写得究竟是什么呢？

　　 数十年后，胡适又从李商隐想到六朝的骈文，他对胡颂平说：“中古时代的骈文，都用典故，教书的要记住这些典故是苦事。骈文，没有做得好的。”（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在胡适看来，用典，几乎一无是处。读者读起来莫名其妙，老师教起来苦不堪言。再加上后世一些为做诗而做诗的“诗人”，其用典，往往不是切合自身的实际情感，而是有炫耀学识淹博的意图——这样的文字游戏，肯定要把律诗带入歧途。

　　 胡适排斥律诗，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杜甫。杜甫的诗向来以格律谨严著称，是公认的律诗集大成者，胡适自己也认为：“老杜是律诗的大家，他的五言律和七言律都是最有名的。”但在他看来，杜诗的精华，不在五七言格律诗，而是那些关注现实的作品，如“三吏三别”等。

　　 胡适明确地指出杜甫的律诗是失败的：“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玩意儿而已。”

　　 胡适对杜律的评价，今天我们只能视之为仁者见仁。从胡适近乎武断的论断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他有时是纯粹的“为反对而反对”——因反对八股文、反对陈词滥调，顺便把杜甫的律诗以及许多优秀的诗篇都一棍子打倒了。

　　 当然，胡适绝非无缘无故地强做惊人之语，他有他的理论体系，有他长期坚持不变的观点，这和那些根据时代需要而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者比起来，无疑既弥足珍贵又令人敬佩。

　　 不过，律诗尽管有种种不是，似乎也不可与小脚等量齐观。小脚是对身体的摧残，律诗，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对中国文化的迫害吧。

　　 若从思想根源上看，胡适把律诗等同于缠足，也是事出有因。清末部分文人如龚自珍等开始意识到八股文的弊端，有识之士已经把八股文和缠足联系起来，认为两者都是中国社会的陋习，如福建文士林传甲就有如此之谓。同时，在文人中又流行用八股文法来做律诗，梁章钜在《制义丛话》就曾说过：“今之作八韵律诗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这样一来，作律诗也就和写八股文差不多，因而到了胡适的眼中，就把它们和缠足等而视之了。

　　 知名学者徐复观曾认为缠足不是中国文化，对此胡适驳斥道：小脚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年，它若不算中国文化，又算什么呢？缠足，作用于人身，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物质文化遗产”，只是已经没人去保护和继承它了；而律诗，它缠绕中国文化的时间更长久，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应该还有人在延续吧。若从1917年算起，百年间发生那么多革命，也未能把它彻底“革”掉，看来，律诗的确是有别于小脚的。

二、叛逆者的回心转意——题1928年版胡适著《白话文学史》上卷

叛逆者的回心转意

　　——题1928年版胡适著《白话文学史》上卷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祖师，是白话文最卖力、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大幕。

　　 按照中国的惯例，干革命，大约有两件事非做不可：一是创造理论，打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显示自己的名正言顺；二是修建族谱，标明正统身份，让世人看到自己是承天受命、顺理成章。

　　 在不遗余力推广白话文十年后，胡适开始进行“修谱”行动。1928年6月，《白话文学史》上卷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发行，初版销路不错，半年后又再版。我所拥有的这本《白话文学史》上卷，即为1928年12月的再版本。

　　 此再版书的版本价值，并不下于初版——除了改正错字外，还纠正了初版书中的考证错误。书的扉页，有原购买者的签名：“新民，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按最初规划，《白话文学史》还有中卷和下卷，但胡适并没有完成它们。这部仅有上卷的书，和那本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道，为胡适赢得了“上卷先生”的称号。

　　 《白话文学史》的写作为什么到最后竟不了了之？从这部书1928年问世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有九年时间；从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到最后去世，也有十余年时间，胡适为什么听之任之而不把它续完呢？

　　 也许这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胡适对待白话文学的态度的转变。

　　 书名《白话文学史》，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它是用白话写的文学史。其实，它是一部关于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显然，这部著作在书名上就授人以柄：“白话”只是一个语言学上的概念，用它来划分文学批评范畴稍嫌不妥。

　　 胡适对白话文学的定义是这样的：一切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按照这个标准，胡适认为中国文学史其实就是白话文学的历史，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所以，白话文学得从《诗经》说起。

　　 由此来看，胡适心目中的白话文学和传统文学并无二致——既然如此，那文学革命，革的又是谁的命呢？为此，胡适又提出一个“古文文学”的概念。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白话文学和古文文学互相对立的历史。

　　 “古文文学”和“白话文学”的概念，后来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毕竟，什么是古文、什么是白话，很难有个科学区分。而且，谁在用古文写作、谁又在用白话写作，也不易界定。也许因为概念上的模糊不清，才使《白话文学史》难以为继。

　　 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恐怕就得到胡适的内心去寻觅。

　　 在胡适的心目中，所谓白话文真的是那么重要和完美吗？在胡颂平所记录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胡适有一段话论及考证和打麻将：“遇到烦心的事情，就坐下来做些小考证。做些小考证，等于人家去打牌，什么都忘了，可以解除烦恼。”显然，胡适以考证作为日常的消遣和寄托，这不免使人感到奇怪，作为白话文的一代宗师，他为什么不从白话文作品中寻找安慰和解脱，何以又走入他曾经极力要打倒的“古文”中去呢？

　　 胡适在完成《白话文学史》上卷后，有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点，即禅宗历史和《水经注》的考证。

　　 倡导白话文的人，最终却在古文中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这也是一件颇为无奈的事。打个比喻来说，如果中国传统文学是一条穿越几千年的大河，胡适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就相当于将这条绵绵不绝的河流引到了一个全新的河床上；完成这个工作后，胡适还想进一步证明这新开的河床原本就是大河的故道，于是他开始上溯探源。不久，在新河道两岸等待他归来的人们发现，胡适极为自得地徜徉在河的上游，他不再回去了。

　　 胡适提倡白话文，写作白话诗；他至死反对“死掉的古文字”，反对律诗。但是，这并能说明他反对传统文化。相反，他是传统文化有力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倒是那些以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在胡适的身后，显得有点简陋和寒碜。

　　 当年，周汝昌考证《红楼梦》，胡适特意去信要周不要用文言文写作，其原因，不是因为胡适推崇白话文，而是周的文言底子实在太差。如果周是一位文言文高手，不知胡适是否还会给出这样的建议。在海外的苏雪林想要研究《红楼梦》，胡适也加以劝阻，原因是苏没有经过古文考证的训练。

　　 胡适在1923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说：“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无可厚非。”此理念贯穿胡适一生，乃至近四十年后，他所念念不忘的，还是“考证的方法”或“方法上的训练”，并主张为此要下“极笨的死功夫”。这种学术观点，就其本质，和历代学者苦守“青灯黄卷”的精神并无二致。晚年的胡适，又回到他起步的地方，留学海外的经历、新文化运动的风风雨雨，都没能阻挡他的步伐。

　　 如果说《白话文学史》上卷是胡适理论上的“寻根问祖”，那么它的没有下文，就是胡适“返乡祭祖”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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