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中心论的根基的历史学

　　作为西方中心论的根基的历史学

　　——社会科学的东方主义陷阱

　　诸玄识、董并生

　　（一）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主义

　　什么是“东方主义”？那就是西方中心论对非欧民族——主要是中国——的偏见。然而，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尤金妮亚揭示：“回到东方主义之前的真实情景，我们便会看到，中国是怎样派生西方的文字、文学和文化，尤其是现代英语和大英帝国的？”后者一如蒙古帝国，除了其本土性和好战性之外，它的文化内涵、典章制度和运行机理等都是儒家的。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西学”是汉字密码的展开，欧洲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Sinicizing）。

　　19世纪初，即在中国文化启蒙西方、把它塑造成一个非宗教的“人的社会、人的文明”，差不多完工之际；随着“后启蒙”的反动和帝国主义的猖獗，西方中心论出笼了。它崇希腊，编伪史，假考古，辨种族，造谱系；使西方人越加狂妄，从而走上了通往世界大战的不归路。接下来是核武之“恐怖平衡”的冷战，虽然西方“不战而胜”，以致其意识形态高歌猛进，但这已是强弩之末、回光返照了。

　　回顾20世纪初，在西方中心论的狂想曲中，帝国主义列强飞蛾扑火般地从殖民扩张，投入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西方中心论的“外籍军团”（东方主义之生力军）粉墨登场，它包括中国的全盘西化运动，与邪恶西方形影相吊、形成掎角。

　　所幸在1980年代，中国超越冷战及其意识形态斗争之拘囿，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2012年又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文明与文化的复兴之路。然而在中国，由于近代史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接受西方中心论的过程；因此，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处处遇到西方话语和殖民文化这样的拦路虎。

　　批判主流西方的贡德·弗兰克说“我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崇拜者”。可见此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滋蔓难图，这就严重阻碍了正本清源、正理平治。

　　那么，究竟什么是“西方中心论”呢？就其基础部分——西方伪史——而言，它由三重伪造而构成：

　　Ⅰ.内核部分是希腊主义，即现代早期伪造的“古希腊文明”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古典学。Ⅱ.幔帐部分是“东方主义”概念，包括19世纪前后所虚构的“古代”埃及、两河及印度文明，以及“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Ⅲ.表层部分是由进化论及种族论所推演出的“西方优越性”，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英国大宪章、五月花号公约和资本主义及“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等一系列概念。

　　在1970年代，汤因比断言，重创人类与自然的西方主宰必将终结；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则掀起了轩然大波，激励学者重审成说。最近十余年出现了愈趋壮大的“新正统观”（New Orthodoxy），反思西方的知识结构，并且与后殖民主义之解构主义相呼应。

　　遗憾的是，近来许多具有批评精神的西方学者希望能够听到来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国的回音；却总是令其大失所望——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西方中心论比欧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世界，顽强坚持西方中心论的正是中国学术界。例如，在2017—2018年里的一段时间里，面对国内外出现揭露西方伪史的书籍和文章，某主流报纸连篇累牍发文，其标题诸如《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征》、《古希腊人世界观的自我超越》、《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和《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争观念比较》等，坚持西方中心论不遗余力。这实际上是中国学术界落入东方主义陷阱的典型表现。说全盘西化使学术界丧失了反省能力，这并不过分。

　　鉴于西方伪史是西方中心论这个空中楼阁的基础，让我们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引起国人的严肃关注。

　　（二）社会科学的东方主义陷阱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于1978年，抨击西方中心论的殖民文化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全人类挣脱西方的精神桎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诸如：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199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和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等，都属于在萨依德《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学说。

　　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现代西方及其文明的各个方面之由来，并非其自体“直线传承”，而是亚欧之“横向交流”。然而，相对于当代欧美的文化反思，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精神却少得可怜。在“全盘西化”的阴影下，近百年中国之学术已习惯于舍己从人、妄自菲薄的文化惰性。西化学者们对于当前中华复兴之时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倒是大力维护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容——“古典西方”，眼下正在进行“古希腊”保卫战。中国学术界与文教界，表面上久已告别了“全盘西化”；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依然陷溺于百年前西方中心—帝国主义之窠臼，按照赛义德的说法，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现象（殖民文化心理）。

　　假的西方“普世历史”是西方中心论的赖以存在的基础。尽管如此，在西方内部却也存在着诸多克星。例如，第一个系统地批判西方伪史的是英国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年）；第一个在文学上反思西方、寻根华夏的则是美国学者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年）。我们先谈文学，在讲历史。

　　极为讽刺、又可悲的是，恰在1919年，中国与西方都发生了“划时代”的文化运动，不过是反向的：在中国是毁传统、弃历史、废汉字，与本土旧文明决裂、与西方进化论接轨；在西方却是“中国风”再现、从而掀起现代主义运动，其标志是美国诗人庞德编辑出版了《作为诗的媒介的中国文字》一书。

　　艾兹拉·庞德等现代主义者们宣称，汉字是“诗的媒介”、“文明的声音”、“哲学的语言”和“知识的宝藏”；他希望看见“中国取代希腊，来作为西方传统的实体”。这就回到两百年前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对话的内容，即人类文明及其一切方面（甚至包括西方宗教）都是中国表意文字的展开，其总的活水源头在《易经》；而相比之下，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则仅是发音的符号，此外别无意义。

　　在莱布尼茨和白晋等人看来，中国与西方并非“两分”，而是“元一”；其源头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是历史运动的主轴，由它旋转起来的“天时地利”仅在近现代光顾“海隅性”的西方和日本，所以出现了反面的阳亢；从今往后，地缘政治的经济与战略优势都转到“陆海有机”的中国，而西方主宰和海洋霸权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恶浪。

　　通行于今的有关西方的文史常识和知识结构，都是形成于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最猖獗之际（19—20世纪）；作为其受害者的中华民族不仅不能全盘接受，而且还要全面澄清之。我们建议，中国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基于查证或重审其“原始资料”，质疑问难、探赜索隐、寻根究底；切不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为虎作伥。

　　（三）语言学否定“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是真是假？即使通过“文字”这扇窗户也可一目了然。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及西化分子都极力贬低汉字，吹捧字母表音文字。然而，后者却经不起推敲，一旦稍微用心思考，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神话就会破绽百出。单从其“表音”特性便可推断得出结论：近代以前（中古和上古）的西方不可能有文明。

　　第一、西方不能原创文字。人们的语音在时空中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岂能通行一致、通达久远？唯有超越性的表意文字（汉字）可以驾驭语音、而不受时空的限制。因此，从文字的生成机制来说，“表音”是文字的死路，是进化的停滞或失败。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是幸遇“东学西渐、中学西被”，欧洲人借助于来自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刷术和纸张）来固定表意符号（字母），这就迈出了通向共识文字的第一步。但这还远远不够。“各表其音”本来就不利于社会沟通，再加上文字，那就等于如虎添翼般地制造言语混乱，而使人们的误解和冲突陡然升级。正由于此，欧洲在15—17世纪才陷于不可自拔的宗教战争。最终还是被“儒学启蒙”（启蒙运动）所拯救：完成了两个转型：1.社会：神的社会→人的社会；2.文字：表音乃“言不及义”→表音乃“辞明意达”。后者是利用汉语表意（雅言）来弥补西方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即从中国文化及其汉语借取含义和借鉴定义。

　　第二、“泛西方”的表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层次都较低（听觉或视觉）；而汉字则是“形音义”之三位一体，其重心在“义”（表意）。《周易•系辞》曰：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纯粹的表音文字及象形文字都囿于“形而下”（器—器官：个别、狭隘性），汉字是基于“形而下”，而臻于“形而上”（道—道理：抽象、共通性）。文字的本质和理想均为“表意”，因此，培根和莱布尼茨都说汉字是“真正的字”；而“表音”与“象形”则都是具有先天的缺陷，都会构成文字的障碍。表音文字不能独自生成，在近现代它寄生于“中国因素”（四大发明和汉语表意）。象形文字作为文字的雏形，所表达的只是零星具象，而非系统思想，因而不胜任于文明（“古埃及”实际上是被伪造的）。

　　第三、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文明。其文字的“表音”（听觉）特性，说明西方在其被卷入“天下文明”之前缺乏真正的的社会进化。鉴于“表意”属于“形而上”，与哲学有关；由此可知“表音”文字不可能原创哲学。再说没有表意内涵（概念），哪来知识和学科？那就是为什么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威尔金斯等人都尝试建立一种类似于汉语的“哲学语言”。诚然，西方也有所谓的“原生表意”，那就是在15—17世纪凸显、加剧内战的两个极端：宗教文字之“神义”，弃绝人情、人事和人智的内容；俗世文字之“俗义”，不含高雅、高深和高尚的意思。这也可以说明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文学与科学。进而言之，佛学有“八识”，汉字兼顾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达到了“意”（意识）的层次；而表音文字及象形文字则分别是 “耳识”和“眼识”，都属于生理层次。不仅如此，汉字直通第七识（意根）和第八识（藏识）。所以，白晋和莱布尼茨认同，汉字及其源头《易经》是繁衍一切知识的基因；大卫·波特教授说，现代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西方是在最近几百年才有文字的。伏尔泰说：

　　我们应该常常记住：500年前的时候，不管是在欧洲北部，在德意志，还是法兰西，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写字……。我们自己的风俗变化无常，却没有经过“文字化”的改进，直到这以前的450年间仍是如此。这充分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字技术是多么差。欧洲人只是在最近这半个世纪才在各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的……。

　　一定有人会问，“希腊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希腊文所使用的字母与斯拉夫人所使用的是同一套字母，东正教在斯拉夫地区流传，基于斯拉夫的口语，希腊文是用于东正教的书面语言；这套字母同时也被希伯来—犹太教所分享；在14—15世纪凭借印刷术而变成宗教文字（希腊文），成为伪造《圣经》和“古希腊文明”的工具。不仅如此，在1840年代开始，希腊文被欧洲列强（委派德国奥托王子）生硬地推行于希腊国（该地区原先不叫这个名）；但由于水土不服而争吵不断，终于在1976年希腊文被宣布退出其官方文字。

　　（四）伪造莎士比亚见证西方文明诞生

　　西方伪史所囊括的，不仅是“古代史”，还包括中古与近代的部分。这里举莎士比亚剧作为例。莎士比亚在欧美一直广受质疑，大约有40%的英国人不相信他是“天才”；但令西方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则尊崇“莎翁”（father Shakespeare），奉他为文艺之偶像，而深信不疑。

　　西方的批评家指出，“莎士比亚”在中国一直是发挥着殖民文化的功效。安德鲁·迪克森说：莎剧跟随着鸦片战争进入中国，第一步在租界内，先英语、再华语公演；第二步进入大中城市，第三步普及开来，终于奠定了排斥国粹的现代戏的基础。

　　卢卡·施罗德注意到：“在1976年，毛 去世仅几个小时，街道上就出现《威尼斯商人》的海报。莎士比亚早已成为现代中国的时尚传统，……中国学者和阅读公众都……将他奉为“艺术之神”。

　　伦敦大学劳卡班博士的调查报告称：莎士比亚在中国大陆促使与其传统文化分裂，在中国台湾促使与“中华认同”分裂。

　　对莎士比亚的伪造及包装，属于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一个环节，理应被揭穿。

　　事实上，莎士比亚本来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戏子，在他名下的剧作都不是他本人所写，也不是培根或其他人的张冠李戴。但毕竟是把这个“野蛮时代的传奇人物”当做品牌，才使莎剧像滚雪球一样地膨胀起来，变成了“高山仰止”了。今天见到的莎士比亚作品，是17—18世纪几代“编辑”不断创意杜撰的结果：前期的只是粗俗低劣的“下里巴人”，由于被用“中国风”的语言和审美所加工，才晋升为“阳春白雪”的。让我们再从文字的视角来看。

　　如前所述，由于语音的恒变性，西方的所谓“表音文字”未能自体生成。然而，它有幸在14—15世纪依靠印刷与纸张来锁定和规范其符号（字母）、并在流动中保持稳定，从而初步成型。但由于表音文字缺少“表意内涵”，徒增误解与争吵；由此，新生拼音文字成为16—17世纪宗教战争（死人千万）的症结之一。最终从中国获得了“拯救之道”。

　　欧洲的语言改革家们利用汉语的“表意”（雅言）特征，来弥补其字母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从汉语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从而避免了其新生拼音文字的夭折，终于逐渐达到成熟（其标志是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但这是“汉语思维”的结晶）。

　　西方在17世纪晚期以前不存在高雅、高深的文学语言和哲学语言，所谓“古典、经典”作品都是在这以后被杜撰或改写的。亦即，用包含中式雅言、审美和哲理的新文字（主要是英文）来重写旧题材，再使之充当往昔之“原创”；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以及“希腊—罗马”的作品与历史，都是这样被如法炮制的。正如玛丽安·里根所评论：

　　尼采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主张：用文字再生产那已消亡的古代，无异于将历史“木乃伊化”，没有任何“活的存在”。……托马斯·格林讲述了人文主义模仿——利用文字再生产（古代历史）的两种类型：一是虔诚地重写，一是从异质（文明）模式中合成“影射历史”。即使他们获得了“潜在事实”，却也泯灭了生命性；在这样的文字中，往昔的活的现实则荡然无存。因此，现代叙述与过去实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

　　西方文明开始于何时？并非通常所说的在古代，也不是在1500年左右，而是在17—18世纪之交；亦即，在莎士比亚死后快一百年，西方才有书写文明的语言文字，才有真正的文明！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先从社会方面来说。往昔西方是神权禁锢，窒息了“人为、人智”，因而不可能有进步或发展。再由于西方缺少“和谐文化”，所有的随着“东学西渐”到达西方的中国技术和文化，都变成了“负能量、破坏性”；连续数百年的战乱，到17世纪中叶达到极点，幸亏中国文化“在毁灭中启蒙”（Enlightenment in Ruins），才扭转乾坤、否极泰来。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下，西方完成了从“神的社会”向“人的社会”的转型，这才有可能拥抱“天下文明”。

　　第二，再从文字方面来看。伏尔泰说，欧洲在最近几百年才有文字，但直到他之前的半个世纪才有了明显的进步。应该指出，虽然西方在15—17世纪算是“有文字”，但那是宗教文字和世俗文字的两个极端，缺乏文明的意涵，徒然加剧宗教战争。因此，语言学家沃尔特·翁指出，直到17—18世纪之交，“从口语交流传播宗教知识，进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时代”。

　　（五）汉字“表意”是字母“表音”的知识库

　　西方文学和哲学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大卫·波特指出，欧洲在现代早期所发生的变革，与“汉字密码”或表音文字密切相关。[]西方哲学开始于莱布尼茨的“汉字解码”，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莱布尼茨把中国表意文字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不过，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到康德—黑格尔是启蒙运动的走向反面，也是西方中心论绑架和掩盖了“西学中源”。下面讨论文学：

　　“中国风”启动和推动浪漫主义运动，从而产生了西方文学（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其间以18世纪晚期为界“一分为二”：前期是“儒家启蒙”、废除神权、性善博爱，因而文学是“春暖花开”；后期是“上帝复辟”、西方中心、原罪性恶，因而文学是“病态绽放”。与此同时，虽然西方从“慕华、亲华”变为“惧华、仇华”，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则有增无减；不过，它从启蒙时代的“显学”变为后启蒙的“隐学”，直到19末为止（“中国风”再兴而掀起英美的现代主义运动）。

　　进而，“西学中源”的方式也“变换花样”（奇正）：原先仅是“正”，即在“中国时尚”中直接吸取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而后加上了“奇”，即斯威登堡神秘主义。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年）是共济会理论家，曾被派往瑞典东印度公司充当文化间谍，组织搜集和翻译中国典籍，由此创造了他的神秘主义体系；它变革了西方哲学和神学，尤其是使文学向着“玄奥性、灵启性”升级，其中之一是：

　　佛教的相关知识→斯威登堡的“天堂与地狱”→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结合》→被改写的但丁《神曲》的“天堂与地狱”→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其他“希腊神话”

　　图：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年），早年受莱布尼茨的影响，寻求中国智慧；曾被共济会派往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事文化工作，组织翻译中国古籍，形成他自己的神秘主义体系，变革西方科学、哲学、文学和科学，影响成千上万欧美精英。

　　在18世纪，英国作家和诗人们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里，运用新兴的语言、审美和哲理栽培出奠基欧美文学的“五朵金花”，它们是：现代版《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以及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多城堡》（哥特小说）。它们在浪漫主义运动蜕变的19世纪，衍生出伪哥特、伪但丁、伪希腊、伪史诗和伪民俗；而欧洲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则无不受这“五朵金花”的影响。

　　（六）鸦片浪漫主义与希腊神话等毒性文学

　　上述“五伪”（伪哥特、伪但丁、伪希腊、伪史诗和伪民俗）及其它在1770—1870年间问世的名篇，大多数都是通过吸食鸦片来获得灵感，而构思出来的。卷入这种创作方式的文艺家乃成百上千，几乎囊括了整个的浪漫主义群体；以致这一阶段的浪漫主义运动可称之为“鸦片浪漫主义”，详见英文版维基百科词条《鸦片与浪漫主义》（Opium and Romanticism）。

　　或多或少是受到斯威登堡主义所夹杂的“禅宗顿悟”（基于对禅宗的片面理解）的影响，急功近利的作家或诗人们诉诸“超自然”的手段来模仿之——盲目追求非宗教、自主性的“自我神启”，这至少是“鸦片浪漫主义”的起因之一。他们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例如由于吸食鸦片，雪莱和济慈英年早逝，而年长的柯勒律治则也是同样的死因。

　　在这段时间，几乎全部的有关“古希腊”的作品（尤其是“希腊神话”），都是按照斯威登堡模式，依样画葫、批量产出；那就是：在过鸦片瘾的飘忽状态中，把由斯威登堡介绍来的东方神秘，指鹿为马地转化成他们所梦想的“希腊神话”。甚至把东亚特有的“台风”移植到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变成“最强巨神”，掀起滔天巨浪。美国多尔顿州立大学教授迈克尔·戴尔垂说：济慈的头脑中形成一座庙堂，由此制造出大批量的希腊神祇（在15首诗中发明了49个古神）。

　　图：“鸦片浪漫主义”。济慈、雪莱、拜伦、布莱克和柯勒律治。他们都是在斯威登堡主义的影响下，通过“鸦片灵感”，把东方神秘转化成“希腊神话”。

　　医学史家托马斯·多曼迪指出：鸦片效应“呼唤出济慈的绝妙颂歌、雪莱的哀歌、席勒的歌谣、诺瓦利斯的神秘的赞美诗、萧邦的夜曲和亨利·穆杰的《波希米亚人》……，以及柏辽兹的《幻想交響曲》和克雷布的《彼得·格赖姆斯》……。”国外的许多健康和教育组织都已告诫，勿让“鸦片文学”侵害青少年。然而，那被美国健康网站（Sovereign Health）列为毒性作品之一的雪莱作《西风颂》，竟然被置于中国的小学课本之中！就连其文字都散发着毒汁，请看：

　　哦，犷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 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 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蔫黄，魆黑/ ……仿佛是一具具疆卧在坟墓里的尸体/他们将分别蛰伏，冷落而又凄凉/……垂死残年的挽歌/……将构成他那庞大墓穴的拱形顶部……。

　　再者，雪莱长诗《希腊》不仅也属于“鸦片文学”，而且还充满着种族主义——辱骂土耳其人是野蛮动物，不配统治欧洲白人；辱骂中国人和其余非欧民族“尚未被驯服”（unsubdued），他们的传统信仰是“魔怪崇拜”。然而该诗前言里的一句话则被西化华人所津津乐道、奉为圭臬，即：“我们全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就是这句话竟出现在我国的中学教材和高考试题里。此足可见西化及其奴性和无知是何等的严重！

　　（七）从汉学演绎出来的西方版“世界历史”

　　让我们来揭示一下首创西方伪史的“三剑客”（都是神职学者）：

　　第一位是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年，意大利人）。在东学西渐的影响下，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安尼乌斯按照《圣经》的创世、洪水和诺亚及其子孙之“世界殖民”这一主线，参考他所获得的有关东方的知识，假托“古人”之笔（假装“发现”手稿残卷），伪造了十七部书；除了“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之外，它们还包括：Ⅰ.“腓尼基史”〔作者：桑楚尼亚松（Sanchuniathon），公元前14—13世纪的腓尼基学者〕；Ⅱ.“古埃及史”〔作者：曼涅托（Manetho），公元前4—3世纪的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Ⅲ.“巴比伦-迦勒底史”〔波洛修斯（Berosus），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希腊历史家、占星家、哲学家和宗教祭司〕。

　　但由于当时西方还没有“时间概念”，安尼乌斯肆意编造几万乃至几十万年的“文明史”，而置仅在几千年前“创世”的上帝于无地自容，这就引起了极大混乱。因此，安尼乌斯的伪史很快就被揭穿，他本人尤被千夫所指，变得臭名昭著。尽管如此，安尼乌斯的十七部伪书至今仍被视为构成西方历史学的主要的“原始资料”。

　　图：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神职学者，“以伪造历史而著名的历史学家”（画中字）。他假托古人之名，虚构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虽然不久就被揭穿，但他的伪书至今还是西方历史的“原始资料”。

　　第二位是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安尼乌斯的伪史在百年后被此人“扶正”。斯卡利杰原先面对西方伪史泛滥成灾，时间混乱，矛盾重重；他深恶痛绝，弃之如敝屣。但当他碰巧获得了“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自信能够解决“时间问题”；他就改变了态度——“兼容并包、弄假成真”，搭建起西方的“普世历史”。斯卡利杰利用中国资料撰写了两部“伪史经典”——《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其内容主要是他的“编年史”框架——“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后者包括“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因而斯卡利杰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

　　然而，斯卡利杰所依据的中国历史（包括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并不准确。所以在他死后，17世纪的几代欧洲学者又按照赴华耶稣会士所介绍的新资料（主要是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对于“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反复修正；甚至将《圣经》由相对正统的拉丁文本，改为“七十士版本”，来与以伏羲和唐尧的时间段相配合。

　　图：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他利用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设计出“圣经编年”（包括耶稣诞辰）和“普世历史编年”，后者包括“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19世纪变为西方正史。

　　第三位是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德国人）。斯卡利杰运用“中国时间”把被安尼乌斯伪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变成“正史”，此举在17世纪备受批评，最终被珂雪给化解了。在中国文化启蒙欧洲、打碎神权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教会迁怒于中国，珂雪不失时机地拔高“古埃及”以贬低中华文明。珂雪利用中国资料——他汇编的《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来充实被前人伪造的“古埃及”，并且利用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当时欧洲人不懂得“表意、写意”这种“形而上”的概念，因而误以为汉字就是象形文字，由此就把象形文字看成是“始生文明”的专属文字。珂雪开此风气，后生可畏，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地伪造象形文字、乃至楔形文字；它们越来越吻合于西亚某些地区的原始图符，后者都被挪用于“古老文明”。

　　被一些学者称为“埃及学之父”的珂雪，也是按照“诺亚子孙之世界殖民”的套路，编造“上帝的选民”由东向西，进行扩展，直到中国及其黄种人迁徙至美洲。这就是中国“西来说”之缘起。

　　图：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德国神职学者），汇编耶稣会士的中国资料，再用它来伪造“古埃及”和象形文字，并且推演中华民族与文明皆由此而来（西来说）。被成为“埃及学之父”。

　　（八）西方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揭露（17—18世纪）

　　牛顿。在17世纪的欧洲，有众多学者——包括牛顿——都是按照中国历史来设计西方历史；但牛顿是第一个系统批判“斯卡利杰编年史”的，后者却在19世纪变成了西方史学的正统。

　　牛顿认为：“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the antiquities of the Greeks are full of fables）。”“古代希腊充满是诗意的虚构。”他还说：“最早的证据丧失已久，现存的古籍若非全然发明，便是错误百出。”他谴责那些建立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编年史的学者，通过伪造历史序列来证明它们的“古老”。

　　牛顿考证出的埃及历史是范围小、历时短、很晚出——间断垂续仅三百多年的中世纪的小王国。

　　图：牛顿著《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批评斯卡利杰等人伪造历史；牛顿在书中指出，“古希腊、古埃及”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伪造的。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时代的西方没有可信的历史，寄希望于圣经故事之“神话成真”，但培根对此是绝望的。培根说：

　　所谓的“异教的古代历史”（指非基督教的西方历史，诸如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巴比伦等——引者），几乎都是由无稽神话和不可信的莎草残片所构成的；毋庸置疑，全是有缺陷的。

　　古代是历史的残骸（Antiquities are the wrecks of history），关于它们的记忆几乎荡然无存。有些勤奋的人以其细致精确的努力，收集家谱、日历、标题、铭文、碑石、钱币、名字、词源、谚语、传统、档案、仪器、公共和私人历史的残片和散见的书籍等等，透过如此途径或许能够恢复一些诺亚洪水时代的印象。这是一项费力的工作，但毕竟人们会带着敬畏之心接受它。值得来到神话和虚构的源头。……在这些不完美的历史中，很少具有权威。……历史的缩影是腐败的，那正常的、极好的历史本身已被损坏，只剩下无利可图的渣滓，……都应该被摒弃。

　　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年，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他对西方历史的看法是：

　　通过大众传播和暗中操作，有关埃及、希腊和迦勒底（巴比伦）的虚构故事（the fabulous stories）被建筑起来，转变为真理……。如此“虚构故事”囊括了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要部分，还包含了故弄玄虚的隐秘智慧；后者服务于传播那并不存在的“真实历史”……。显而易见，包含着希腊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谱》，说是来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主体文字与神话传奇则很难被证明。

　　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 1646—1729年，法国古文献学家、图书馆馆长）指出：“绝大部分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和作品、以及文物，都是在13世纪晚期以来被伪造的。”

　　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麦克劳德在其所著《现代世界的恶作剧》书中评述：

　　“我们能确信我们所知道的和所思考的（那些知识），都是真的吗？”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就是一个例子，他相当肯定：（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谎言。哈尔端是个耶稣会士学者，生活于1646—1729年；他写下专著……，宣称：绝大部分的“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艺术品和钱币都是伪造的。它发端于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神职学者）在修道院书室里伪造“古典文献”，……起先是由西弗勒斯（Severus Achontius）幕后操作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是真的吗？奥古斯汀的《忏悔录》是真的吗？希伯来文《旧约》是真的吗？全都是假的！这样的想法似乎反常，但哈尔端不是一个偏激的人，而是很受尊敬的杰出的古文献学者，他绝不是一个疯狂的边缘人。……哈尔端所处的时代，是从口语交流传播宗教知识，进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时代（知识和来源和诚信都是失控的）……。

　　伏尔泰。他说：“以我们某个智慧之士的观察，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话，人们则信以为真。”[ The Complete Romances of Voltaire, Wildside Press LLC, 2007, p.281.]他还说：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是被虚构的，“都是在重申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她才是全人类最古老的、存活至今的民族！”伏尔泰是这样评价中国历史的，即：

　　特别令我震惊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在那儿，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和实际可能的；我敬佩它，是因为中国历史没有被任何神怪的事所渲染。相比之下，为什么所有别的民族都采用了荒诞的起源呢？法国古代编年史，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古代，称法国人是赫克特（Hector, 特洛伊王子和战神）的后代；……把罗马人溯源至弗里吉亚（Phrygian, 希腊神话）；……说诸神居住在埃及约1万年……。

　　事实上，中华帝国早在4 000年前就形成了……。只有中国的编年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中国人的过去，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它把天的历史和地的历史统一了起来，这与其他的人民都不同。中国古人常用日月食和行星的会合期来作为他们的纪元。我们的天文学家，检查了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它们基本上是准确的。别的国家创造了寓言神话，中国人用笔和星盘书写历史……，从而没有矛盾错误的编年。

　　……中国人早已知道把字刻在竹制的简上了。他们现在还保存了一些这种古竹简，这种竹简以漆涂面以防止腐烂。这可能就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的古遗物了。……中国……没有虚构的神话，没有……半神，……他们理性地写作……。

　　（九）外国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揭露（19—20世纪）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主张：“……揭穿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历史观的写作，亦即，揭穿始于被虚构的古希腊的假的西方谱系（fake genealogies starting with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耶鲁大学教授弗拉丁格批评：“这个‘西方传统’就是被塑造的谱系：尽可能地发掘它所需要的‘古代’希腊民主，以作为现代西方政治自信的基石。……如此民主政治的诞生实际上是来自西方的虚构。……伪造古希腊来作为西方的源头，旨在服务于欧洲的文化与经济利益……。”

　　剑桥大学博士、希腊克里特大学教授维拉索伯罗斯揭露：

　　西方中心论关于古希腊城邦（文明）的观点，被用来构建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希腊的过去已被滥用于重塑西方中心文化。……现行的希腊历史是在浪漫主义时期（18—19世纪）被构建的，而古希腊城邦研究则是19世纪东方功能主义和进化主义（Orientalist functionalism and evolutionism）的产物。有关希腊历史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是多么有害！“希腊城邦”被镶嵌到现代社会及其变化的观念之中，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希腊历史的西方中心模式选择了“古希腊”作为单一文明模式的核心现象。……再者，对于爱琴海的史前研究则依赖单一线性的模式，相信荷马等神话！

　　美国瓦尔登大学教育中心主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为单一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形象，是19世纪的虚构；虽然这个观念延续至今，但它不能反映古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丹佛教授进一步说：

　　（19世纪末）被编造的理想化的希腊出现了，它赞美古希腊人的才智，宣称希腊文化传统是现代西方的纯粹起源。然而，构建一个纯粹和原创的希腊文明这一做法，反映了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知识偏见，它并不是还原古代的真实情况。不过，如此编造却非常吸引那些西方人——许多宁愿生活在美梦中的作家、诗人和哲学家们，他们并不了解古希腊的本来面目。……这般古希腊文明的形象是被欧洲文化沙文主义虚构出来的。像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这些相对老的民族，都把其过去系于“希腊文明”这个纯正的根上；然而，西方中心论之种族主义却找错了树（wrong tree）。

　　（十）综述西方伪史——瑞士历史学家菲斯特的评论[

　　关于西方历史，虽然在18—19世纪之交发生的从法国革命到拿破仑战争这段记录应该比较可靠；但是，在18世纪以前西方所发生的“事件”，则都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任何建立和描述像1700年这一时间的“历史”，都不免荒谬。所谓的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也与真实历史无关。中世纪后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包括“圣女贞德”，几乎没有一点真实性。至于古代的战争，诸如波希战争、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都是虚构故事，而非真实历史。再如关于近代历史的开端，据说是在16世纪之初（1500年），还有我们所读到的稍后发生的宗教改革；凡此，直到1750年左右才出现相关的历史资料。有关宗教改革的资料很丰富，但该事件本身却一直是个谜。

　　追溯以往事件的各种记录和确定时间，都属于巨大的伪造历史工程的一部分。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对于大规模的发明和篡改历史予以揭露。虚构历史和伪造资料乃齐头并进。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没有人感兴趣和费精力写真实的历史，况且也没有真实的史料。在西方，可行的字母文字和书写记录出现的时间，大约在三百年前（17世纪）；而在那之前，所谓的石刻记录、金属铭文、纸莎草和羊皮纸等，全都似是而非（没有成熟的文字和表意内涵，光记“发音符号”？）。在我看来，欧洲人开始使用羊皮或纸张写字，不会早于1650年；能够查到的可信的即时记录，应该是在1750年之后；而关于之前的任何记录，越久远则越虚假。

　　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是通行于今的世界编年史的创造者，他也是首次确定耶稣诞生时间的。而第一个设计“公元”和“公元前”（B.C and A.D.）的，则是耶稣会士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他的法文名字被用拉丁文写成“另一个人”，并且提前了五百年，这样，公元纪年就成了“古已有之”。

　　许多研究者都知道，欧美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料不会追溯“很古”，但权威机构不会承认事实，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它们都是来自金石文字、羊皮纸和纸莎草记录。埃及象形文字和巴比伦楔形文字不外乎都是欧洲人的骗局：除了极少数是把别处原始图符挪用于“古老文明”，绝大多数都是被共济会的伪造的。逻辑结论是，以任何标准来算，欧洲文化开始的时间最早也就在四百年前（16世纪）。

　　法国牧师和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否定所有西方“古籍”的真实性，它们包括《圣经》和希腊—罗马“古典”；他还宣布，全部的近代以前的官方文件、教会记录和古代钱币等都是后来被伪造的。荷兰耶稣会士帕佩布罗施（Daniel Papebroch）坚持，没有一份历史文献是真实的。伏尔泰是最早的历史批评家之一，他在其著作里抨击西方中古和上古历史的荒谬绝伦。二百年前，一位名叫彼得·弗兰兹·约瑟夫的作品《我的历史观》（My View on History）揭露，所谓“古典著作”的产生时间，比成说要晚得多。在1890年，英国的宗教学者和历史学家爱德华·约翰逊是第一个谈到，伪造历史是西方的一个大型工程（a large-scale project to fabricate history）；他指出，从16世纪初以来，欧洲有许多造史中心，最先是修道院，而后则是研究院……。在19—20世纪之交，有一位不太出名、却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罗伯特·巴利道夫，写了有关希腊—罗马文学的两本书；他发现，那些所谓的“古典著作”都掺杂着中世纪和日耳曼语言，由此看来，它们都是在前不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伪造出来的。在193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威廉·卡尔梅指出，全面伪造历史和文献发轫于中古后期。在20世纪初期，俄国哲学家尼古拉·莫罗索提出激进方案，即西方版世界历史年表必须大为减短。

　　一些与“古希腊”起源有关的地名诸如“阿提卡”（Attica）和“雅典”（Athens），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发音；而“达达尼尔”（Dardenelles）和“拜占庭”（Byzantine）都是源自法国土语；还有，与“古埃及”起源有关的名称，诸如拉美西斯（Ramesses）、齐阿普斯（Cheops）、卢克索（Luxor）、加沙（Gaza）和培琉喜阿姆（Pelusium），都是法语的根；上述词语在欧洲人向东扩张之前（1500年之前），从未出现过。

　　“古代史”是一种涅槃，偶尔被编造出来的著名人物和事件所照亮。查理曼像是黑暗中世纪早期的明亮绿洲。真正的古代希腊地区的居民是不会知道“他们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因为这两个“人物”（还有众多的“希腊智者”）都是后来被发明的。在希腊，为了吸引游客，所谓的“古代建筑”自19世纪至今一直都在建设中。所谓的包含希伯来遗训的《死海古卷》，它们是被用纸莎草和羊皮纸做成的；竟然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一年——被发现，如此巧合是偶然的吗？

　　由上面的引述可见，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内部一直是自相矛盾、遭受挑战；而且必将阴阳逆转——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回溯至17—18世纪，看到欧洲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里塑造文明和伪造历史这一本来面目，就会整个翻盘。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则是一成不变、一潭死水，执着于西方的原教旨。

一、2006：从狼文化到羊文化

2006：从狼文化到羊文化

　　（本文根据曼德在西安、深圳、北京、天津等地的同题演讲整理）

　　曼德

　　本文大纲

　　一 狼文化概述

　　二 羊文化概述

　　三 羊文化的精义

　　四．2006企业文化：羊

　　五 对比：狼与羊

　　1．商业欺诈还是诚信至上

　　2．从“没有任何借口”到用生命活出执行力的“新职业观”

　　3．相争还是双赢

　　4．践踏规则还是顺服规则

　　六、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吗？

　　结束语

　　各位企业界同仁，你们好。今天我们来反思一下当前中国的主流企业文化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们也结合西方企业精神试图为这个文化找出一条更新的出路。

　　我把当下的主流企业文化概括为狼文化，这种文化表现在市场秩序上就是不守规则、蚕食客户、毫无诚信、撕杀流血，表现在管理上就是强制性的执行、塑造“没有任何借口”的奴性员工和邪恶的“狼性总经理”，表现在企业家精神上就是贪婪攫取、荒淫腐败、不知捐献和回报，等等。而我们要大力阐释和推广的就是源于西方企业精神根源的羊文化。

　　羊文化在市场上表现为顺服规则、客户至上、诚信与爱、共拓海阔天空，表现在管理上强调服务式领导、工作与生命信仰的一致、用生命活出执行力，表现在企业家精神上则是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的天职精神，羊文化更新了2003年以来“执行”从走俏到走极端的外在执行型文化，更新了不顾手段和过程、“要的是结果”的非人性和反生命的职场狼性法则，它也更新和提升了余世维、姜汝详等人所宣扬的功利短浅的企业决胜之道。羊文化在塑造企业界人士新生命的同时，给予当下市场经济以生机与秩序，必将为民族国家的良好转型与和平崛起在企业界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 狼文化概述

　　好，我们先看看狼文化。

　　2004年4月，自出版界推出《狼图腾》一书以来，以狼为核心符号、图腾、宗旨的企业文化甚至社会文化充斥国内大小企业、弥漫各个城市及大小媒体，各种人士粉墨登场、捶胸顿足，为狼辩护、讴歌、赞颂甚至发狂。两年以来，以华为任正非、中华英才网张建国为代表的企业界、人力资源界，以余世维、姜汝祥为代表的咨询培训界，相互呼应帮衬、狼狈为奸，共同掀起了狼文化的大潮。这是刚刚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度中上演的蒙昧时代的图腾晚会，是一次唤醒兽性记忆、高举丛林法则的狩猎誓师，而从现代西方企业文明角度看，这是一次敌基督文化的喧嚣和挣扎。我们先看看狼文化的来历与演变。

　　狼，食肉目，哺乳动物，性凶残、机警、多疑、贪婪。捕食中、小型兽类，喜群居。狼非常机警，经常窥视羊和牧羊人的活动机会，一旦有隙、马上出击。这就是余世维、姜汝祥等人所谓的狼最善于抓住机遇的特性。狼喜欢吃羊，狼与羊可谓天生的敌对者。狼吃羊时非常贪婪与残忍，它在最短的时间里，能放倒多少羊就放倒多少，然后慢慢吃。而且它专瞅羊羔、残疾羊下手，与扶助弱小的善性背道而驰。俗话说：猛虎怕群狼。狼出击时经常成群结队，相互配合，形成一个作战团队。这又成为狼文化提倡者所津津乐道的“团队精神”。

　　古往今来，狼给人类留下残酷凶恶的记忆，狼性被人们总结为野、残、贪、暴四字，即野蛮、残忍、贪婪、暴虐。野蛮就是践踏温顺与文明，残忍就是绝不温柔、手段毒辣、无所不用其极，贪婪就是无限制地攫取、毫无节制和礼让，而暴虐就是以暴力手段巩固权势、滥杀无辜。狼性背叛了人性，狼性是对传统的叛逆，是对国人长期以来循规蹈矩、忍辱负重的犬儒人生的反动，是对“温、良、恭、谦、让”思想的颠覆。

　　从某种意义上看，在狼邪恶的面目背后，长久压抑并遭受折磨的国人看到了一种强大叛逆的生命能量，这种生命力给当下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人们似乎觉得，在这个外有洋敌、内有“土狼”的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具备“狼性”的邪恶及其生存能力，会更加强大、更有胜算，更有成功、胜利和富足的可能，于是，狼因其对道德的叛逆、勃勃的生机和强悍的力量而成为中国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21世纪最时髦的图腾，而《狼图腾》作者也对我们整个民族发出了大声的反问：“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

　　《狼图腾》的出版人将该书送给了当时正在登机出国的海尔董事局 张瑞敏先生，他对该书的评价为狼文化横行神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其二，最佳时机出击，其三，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号称中国第一CEO的张瑞敏之言，立即在企业界掀起了阅读《狼图腾》的高潮，大小企业纷纷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一样的团队。

　　恰逢其时的是，在中国有一个企业、有一个企业家，正好一直在鼓吹和实践狼文化。这就是作为企业狼文化典型的任正非先生和他的深圳华为公司。任正非军人出身，非常崇拜毛泽东，当然他也很崇拜狼。华为经过多年的打拼，成为中国市场GSM设备、交换机产品及接入系统的佼佼者，年销售额达15亿美元。2000年美国《福布斯》中国50富豪排行榜上，任正非名列第3位，他的个人财产估计为5亿美元。任正非自己很推崇狼，他也被人描画成一只狼。任正非说：“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企业就是要发展—批狼，”企业“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他要求员工要象虎狼一样具有力量，要求华为成为很具攫取性的“土狼”。华为内部强调集权、攻击、极端、制衡、压强、群众运动。。。

　　任正非曾经制定了一部《华为基本法》，而且展开了基本法大学习运动，他也推广一种大一统的公司文化，不允许子文化存在；他喜欢招24岁以下的新员工，原因即在于便于洗脑，他对部下更多的是专制与独裁，很难适应非军事化的平等关系。他也无法接受一个企图摆脱他控制和影响的接班人存在，因此在他与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出现了不少难堪。除了在方法上外，他写文章、发表演讲也极力模仿毛泽东，他的文章标题诸如《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极其象毛文。

　　在中国，大大小小崇拜毛泽东的企业家不计其数，象以前三株的吴炳新，模仿毛泽东进行全国会战，“农村包围城市”，并采取金字塔形的集权管理架构，结果土崩瓦解、毁于一旦。史玉柱先生以前也对毛“情”有独钟，大搞市场运营中的运动与战役。牟其中崇拜毛到一定地步，竟然留着毛的大背头，模仿毛的神态举止到处留影。万通的冯仑，骨底里也受到毛的影响，在某期万通企业内刊新闻稿上，这样写到：“冯 神采奕奕，健步走向 台”，这不是形容毛的用语吗？为民企维权的大午集团的孙大午先生，是个意识进步、大家寄予厚望的企业家，可惜最近发生了“鞋套”事件，就是一个北京友人在他进屋时要求他穿个鞋套，他勃然大怒，并在公司里组织人写文章讨伐这位北京友人，在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可见他的内心深处自傲自卑的圣人情结还是没有彻底根除。

　　伴随着推崇企业家个人独裁与集权、讴歌攻伐征战、撕杀掠夺、缔造颇具“毛”式风格文化的狼文化在企业界的方兴未艾，出版界也紧跟潮流。《狼图腾》风靡大江南北、畅销数十万册，据说已将近一百万册。其他的狼类图书如乱草病菌一样呈现蔓延之势：

　　《狼阵—团队合作之终极哲学》

　　《狼魂—强者的经营法则》

　　《狼性法则—强者的职场生存之道》

　　《狼性生存—人生必知的强势生存之道》

　　《披上狼皮—办公室心理修炼》

　　《狼道全集—成就个人、团队、企业的铁血定律》等等。估计跟随《狼图腾》风的狼书有60种之多，真是狼行天下、猖獗嚣张。

　　管理培训界，两个大名鼎鼎的培训师成为狼文化的代言人。余世维、姜汝祥都是靠讲“执行”而暴得大名的。执行是反官僚主义的，讲执行在中国企业有针对性。但执行问题如果仅仅在形式上寻求答案的话，那么必然导致无限地加强决策者的强权和蛮力。所以他们二人都非常希望企业领导能成为狼。（他们当然不懂得用生命活出执行力的羊文化。）

　　余世维在他的培训光盘中大肆吹捧任正非，说那是一匹狼，还说华为的公司文化非常简洁，就一个狼字。所谓狼文化就是狼的三个特性：一嗜“血”，就是善于抓住商机；二狼寒“天”出洞，意即市场再怎么不好，也要出击；三成群结队，组成团队进行商战。余世维对狼文化非常推崇，多次举例歌颂华为及任正非。这些理念连同他根据血型、星座来进行人力管理一样，误导了大批国人。

　　姜汝详的名字里含有一个“羊”字，而且他的公司取名为“锡恩”，很有《圣经》意味，可是他所极力宣扬的恰恰是跟“羊”敌对的狼文化，就像反基督教著名斗士方舟子，起的名字倒象基督徒一样。最近我在北京、西安、深圳等各地机场，发现到处都摆放着姜汝详的那盘《狼性总经理》，血红色的封面上写着“唤起狼性！持续获胜！”的嚎叫式口号，里面写着“未来世界只有一种企业家能够生存，那就是狼性总经理”。

　　《狼性总经理》8盘DVD，竟然卖到2800元的高价。据说由于前陈安之团队骨干的加入，他的《狼性总经理》课程在深圳销售得非常火暴，每张入场券在3000元以上，场场爆满、人们趋之入骛。《狼性总经理》到底宣扬什么呢？我们听听里面的嚎叫：“唤起中国企业的狼性，高层领导者的最大使命就是迫使员工进化，适者生存是大自然的演变规律，同样适用于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国企业要想真正强大，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懂得适者生存。必须像狼一样强悍。。。。。。。”这俨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代的翻版，俨然让国内企业归回史前丛林争战之中，这与最先进的国际企业理念真正是南辕北辙！

　　在人力资源界，中华英才网总裁张建国也是狼文化的代言人，他极力鼓吹要在公司植入“狼文化”，努力打造、引荐、塑造一批“狼”一样的职业人士。成为一只真正的狼，是他对所有职业人士的忠告，他曾经非常狠毒地说：“你现在如果不是狼，最起码你要先成为一个‘披着狼皮的羊’，然后成为‘披着羊皮的狼’，最后成为‘披着狼皮的狼’。”成为一匹货真价实、表里如一、极强极狠的狼，就是这些人力资源人士的最高追求。这与李宗吾《厚黑学》中的厚黑三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

　　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在狼行天下、狼道肆虐神州大地的时刻，也有不少明智之士挺身而出，指斥狼文化。畅销书《藏獒》作者、青年作家杨志军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说道：“我读过《狼图腾》，作者讲的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地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可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视为楷模。。。。。。关于‘狼道’、‘狼经’的现代崇拜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普遍愿望，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另外一位作家林希也指斥狼文化是市侩哲学，他指出，狼崇拜的文化张力，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更是社会转型期浮躁心态的恶性膨胀。狼文化公开挑战社会道德标准，使破坏性的市侩哲学变得合法。

　　 我们不难看出，狼文化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文明转型期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不规范的体制和刚刚起步的企业发展的共同产物。我们先总结一下狼文化特征，在稍后的狼、羊文化的对比中，将有对狼文化更详细的解读。狼文化有五个特征：

　　1。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重视的是方法与手段，漠视道德与诚信。（狼为达目的采取的是残暴的反善性的方法）

　　2。“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只有羔羊们的死亡，才能换来狼的生存与发展）

　　3。尽力攫取、贪婪蚕食、鱼肉客户、供应商是冤大头。（狼身上没有一处可用来奉献的，他天生就是攫取、自私冷血地对待非狼的一切生物）

　　4。强制执行，绝对服从，对业绩结果无休止地要求，透支执行过程中的健康和道德。

　　5。一统天下、吃掉主义破坏市场，对均衡、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环境的破坏。

　　二 羊文化概述

　　世界上没有哪两种动物，象狼与羊那样对比鲜明，而且完全是吃掉被吃掉的关系。如果狼代表的是残忍、攫取、背叛、多疑、狂暴、你死我活、凶狠、独占的话，那么羊就代表了温柔、奉献、顺服、信任、安详、我死你活、良善、双赢。

　　狼 羊

　　残忍 温柔

　　攫取 奉献

　　背叛 顺服

　　多疑 信任

　　狂暴 安详

　　你死我活 我死你活

　　凶狠 良善

　　独占 双赢

　　我们人类在狼身上几乎什么也占不到，有次我讲座时有人说有狼毫毛笔，但是狼毫毛笔在国内能找到几支呢？然而羊的全身对我们人类都有用，它完全是全然奉献的。羊肉味美可口，羊奶人可食用，早上大家喜欢去吃羊杂碎。羊皮、毛经过加工可以穿戴，羊角、羊肚可制作酒器、酒具。还有羊毛披毡、羊毛毯子、羊毛帽子，小女孩们玩的羊骨玩具，还有给人类带来宝贵文献资料的羊皮卷，等等。羊对食物不奢求，吃的是青草，从不伤害任何其他生物。正如有人考证《圣经》，认为人类在挪亚大洪水前一直是吃素食和蔬菜的，在人类罪恶嚣张后才开始吃活物了。羊表示了没有堕落前的生物的饮食习惯。

　　按照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理论，狼比羊更适合生存与发展，因为起码狼不担心被羊吃了，但是在大自然中狼多还是羊多呢？显然弱小的羊留下的更多。狼一胎能生5、6个狼崽，而羊一胎只能生一头羊，按照想象好象狼应该繁衍得更快，但实际上狼的数量远远低于羊的数量。弱小、毫无攻击力的羊反而发展得更好，这有力地证伪了进化论。

　　羊代表温顺，始终能听牧羊人的话。羊群在没有水草的荒野中，依然和顺的跟着人走。羊的忍耐力很强、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下也能前进不止，在很多陡峭的山冈、悬崖上，羊也爬上爬下。羊外表上很温和，但生命力却十分旺盛。它遇到攻击后有时也非常倔强、毫不退让。

　　羊是吉祥的象征。中国古人觉得如果在早上，看见蓝天上飘着如羊般的白云，这是生命和幸福的征兆。古代的罗马人也认为，当天第一眼见到的动物，如果是羊，则象征着爱和幸福。

　　学者黄杨在《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古代中国曾经存在过一种以灋及其善、義、美（均以“羊”为内核）为特质的“羊文化”。它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如在湖南出土的商朝四羊方尊，就是有力的证明。有别于龙的羊不是个别民族的图腾和吉祥物，而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的图腾。真正能代表“黄河文明”及其祥和循法与礼仪之邦本质的吉祥物不是象征帝王、皇权、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龙”，而是作为道德象征、面目和蔼可亲的“羊”。中华民族祥和循法、道德践履的优良传统与审美崇尚的诗性精神根植于古老的“羊文化”。所以，黄杨认为，中华民族绝对不是“龙的传人”，也不是“狼的传人”，而的的确确是“羊的传人”。

　　在汉字中褒义的、美好的很多字，都是以羊为便旁部首，如“善、義、美、祥”，在《说文》中写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美，善也。”羊大为美，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羊大为美呢？因为可以献祭了。羊的最佳用途是献祭，当它为祭品的时候，它是最美的。羊一岁的时候，是最强壮的时候，没有负过轭，没有任何的残疾，无瑕疵无斑点，被拣选来献祭，这是何等的美！羊是作为祭物献给上帝——蒙上帝的悦纳，得上帝的祝福。从来没有听说过把狼作为祭品献给冥冥之中的神的。

　　每个中国人都会说“替罪羊”这个俗语，但“替罪”与“羊”究竟有什么逻辑联系，大家都没有深究过。如果没有一种文化和信仰作为资源，“替罪羊”三字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实际上“替罪羊”三字是《圣经》文化的产物。在《圣经·利未记》中记载：古代犹太教每年一次由大祭司按手在羊头上，表示全民族的罪过，已由这只羊来承担，然后把这只羊赶入旷野，称为“负罪羊”或“替罪羊”。用羊来洗清民族的罪，得以获得上帝的悦纳与同在。

　　在《圣经 出埃及记》记载，上帝要击杀欺压犹太人的埃及人家的长子，为了免除击杀犹太人自己的长子，埃及的犹太人在逾越节正月十四日黄昏，每家杀羔羊一只，代替各家长子而死，用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作为标记，免去了击杀。而埃及人家的长子全被击杀。由于埃及人长子被击杀，法老最终允许犹太人离开埃及。这也是犹太人逾越节的来历。

　　羊能代替人类赎罪，本来人犯罪，人要受惩罚、要死，但是用羊来代替了，人不再死了，而羊要被杀、成为赎罪的祭品了。根据《圣经·新约》的教导，真正的替罪羊是耶稣，耶稣是上帝之子，他把自己作成了赎罪的祭品，代替人类的罪孽，从而使人能够洗却身上的罪罪孽、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耶稣就是替人赎罪的无瑕疵的羔羊，而耶稣是何等神圣的人和神，所以，羊由此具有了神圣、圣洁的特质。

　　在《圣经》文化中，羊根本不是软弱、无用的象征，而是非常神圣和伟大的，而且直接就指称上帝之子耶稣。《圣经·约翰福音》中写到：“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圣经·哥林多前书》写道：“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圣经·彼得前书》中写道：“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与我们的偏见相反，羊也是最神圣、最荣耀、最有权柄的。在《圣经·启示录》中写道：“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我们看到羊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是何等的尊贵，这种羊的象征和诠释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文化，渗透到他们的企业文化、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中。在我们了解羊文化在西方企业决定性影响之前，先看看羊文化的精义。

　　三．羊文化的精义

　　羊文化的精义在于：奉献（全身可为人用）、牺牲（赎罪的祭品）、担当、我死你活（耶稣的死换来了上帝选民的永生）、爱、服务、双赢、顺服规则、温柔、善良、宽容、多元、民主、圣洁、公义、慈爱、荣耀等等。

　　羊文化的精义在于攻克己身、努力塑造和更新自己，而非将眼光总是盯着对方。不要老是伸出批判的指头对他人、组织指指点点，我们更应该指点的是自己的内心。就象《圣经》中所说的：不要只看到弟兄眼中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个人内心的更新带来环境的更新，环境的更新带来大家的一起更新。这里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死你活”，当然这个死指的是“旧我”的死，自己先不更新，怎么能带来全体的更新呢？。羊文化的精义在于建树新的东西，而不要将重心放在颠覆、破坏旧的东西上。新的东西建立起来了，旧的自然就瓦解了，而在没有新的东西的情况下，旧的东西的瓦解带来的可能是灾难。

　　羊文化的精义是不靠暴力颠覆、吃掉对方等恶的手段获胜，而是靠双方一起更新、用祈祷、自我牺牲、灵魂得救等善的方法来更新恶，叫恶自我悔改、变为善。在《圣经·罗马书》中写到：“不要以恶报恶。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就是用良善、正义、慈悲、自我牺牲的方法在道义上、道德上、灵魂生命上战胜恶、化解恶、更新恶，正如《圣经·路加福音》中所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狠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以恶报恶的结果大家知道，就是秩序的永远混乱失衡，就是专制独裁永无休止的循环。被压迫者的暴力革命成功后，可能比前任更加地野蛮和专制。

　　在基督教羊文化熏陶下的政治领袖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都用非暴力的、道义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强大的黑恶势力。这种道义的力量被经济学家赵晓先生誉为“温柔的力量”“平静的刚强”，真正更新人类历史的力量，就是这种温柔的力量。

　　甘地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深受基督教思想浸染的他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瓦解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甘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间公正，一生中曾１６次绝食，１８次进监狱，５次遇刺。但他坚守非暴力原则，没有因自己的被凌辱而鼓动武装起义，而且他也痛斥印度人内部的暴力活动和倾向。英国人最终发现向甘地而不是其他势力妥协才是最好的出路，这就是羊战胜狼的最好版本。

　　 美国克拉泽神学院神学博士、蒙哥马利市基督教浸礼会教堂牧师马丁·路德·金是黑人民权领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自1955年12月发起和平抗议运动到1968年4月4日被刺杀的10多年中，坚持非暴力争取人权原则，用道义的力量唤醒白人的良知，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黑人人权的进步。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也曾受到黑人内部的挑战。60年代中期，更加年轻也更加好战的政治活动家所阐述的“黑人力量”与金的非暴力的一贯主张背道而驰，年轻人逐渐赢得了各地民众的支持。陷入困境的金拒绝放弃自己的非暴力主张。

　　1965年，有好战倾向的黑人活动家马尔科姆·X在一次集会中遭到枪杀，这成了民权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痛苦和愤恨一下子全部爆发出来。和平示威活动这道金一直为民权运动苦心经营的防护堤很快就垮了。这一年的八月，洛杉矶近郊的瓦茨镇就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事件，第二年该镇再次发生了爆炸。到了1967年的时候，美国的许多内陆大城市都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马丁·路德·金却始终没有放弃“以善胜恶”，他的信念与方法影响了美国黑人。当金被一颗子弹夺去了他仅39岁的生命时，全国超过一百个城市爆发暴乱，不过金的理念已深植美国人心底，无数群众，包括白人、黑人，扶老携幼，唱起"we shall overcome"，和平地纪念他的逝世。

　　 羊文化的理念也影响了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他早年主张暴力活动，但后来他以非暴力运动掀起了黑人维权的高潮。当曼德拉与当时的总统德克勒克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再一次说明了羊文化的胜利：不需颠覆，大家一起更新；前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共同获得双赢。

　　 其实作为专制者喜欢的是狼，他们不喜欢大家都变成遵守规则的羊。为什么以前广州火车站那么乱，很多贩毒、强迫卖淫的狼在其中出没，就是因为可以乱中取利啊。为什么中国的股市被人称为“狼市”，不仅因为有众多狼出没，而且由于造市者可以在混乱中大大渔利。古往今来的暴君最喜欢大呼“狼来了”的故事，这样就可以巩固他的权威和地位。狼文化在国内大行其道，完全是必然的。如果人民成为温顺的、恪守秩序和道义的羊，那么狼就没法乘乱渔利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不仅没有死，反而数量越来越多。基督徒在国内的数量每年在飞速增长。

　　我们离开话题谈得有点远了，现在我们讲讲羊企业文化。

　　四． 2006企业文化：羊

　　无限制、无约束的攫取利润是狼企业文化的特征。但是作为世界卓越企业没有一个将攫取利润作为为企业宗旨，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跨国公司竞争力》课题组在研究世界500强时发现：他们树立的企业核心理念几乎很少与商业利润有关。以下是一些大家熟悉的企业的宗旨：

　　摩托罗拉：保守高尚的道德，对人永远的尊重。

　　福特：让每一个人都用得起汽车。

　　IBM：尊重个人 全方位追求卓越

　　沃尔玛：尊重个人、服务顾客、追求卓越

　　这些公司宗旨似乎与自己的商业利润无关，更强调的是人类的永恒道德规范和对社会的责任。作为全球最大的美容保养品直销企业，玫琳凯的黄金法则是《圣经·马可福音》中的话：“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别人。”这是一种靠基督的爱而非靠狼的凶狠的企业文化。他们的每项管理决策,都根据这项黄金法则来制定。

　　玫琳凯公司热心公益事业，玫琳凯·艾施慈善基金会已捐款800多万美元为卓有成就的医务人员进行治疗癌症的研究和为妇女建立防止家庭暴力的庇难所。在中国，玫琳凯创立“玫琳凯妇女窗体顶端创业基金”，已累计达到400万元，为长春、合肥等10余个城市的3000余名下岗女工重新就业创造了条件；迄今为止，玫琳凯公司已经捐款210万，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新建了9所玫琳凯春蕾小学，同时还捐款建立了38个玫琳凯春蕾女童班，投入资金总金额达到450万元。2004年玫琳凯公司决定捐款100万元人民币与全国妇联共同设立 “全国妇联-玫琳凯反家暴热线16838198”（大家中间有人有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玫琳凯公司凭着爱心反而扩大了市场，玫琳凯公司三度被评为“全美100家最值得工作的公司”，同时也被列为最适宜妇女工作的10家企业之一。

　　世界500强多次首位、全球最大连锁店沃尔玛也是靠服务而非攫取扩大了市场。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与太太海伦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上教堂，也担任教会执事及主日学老师，信仰决定了山姆及沃尔玛的文化—知道感恩、用爱心对待一切人、最低的价格提供最好的服务。沃尔玛对顾客的服务达到了极限的要求，它坚持“比满意更满意”原则：要向每一位顾客提供比满意更满意的服务，一项服务做到让顾客满意还不够，还应努力想方设法加以改进，以期提供比满意更好的服务。在中国，沃尔玛也与红十字会、希望工程联手，进行了大量的捐赠、慈善活动。沃尔玛8年多累计向慈善、公益团体捐献超过1974万元的物资。沃尔玛也是靠具有爱心的羊文化扩大了效益与市场。

　　湖南梦洁家纺公司是我熟悉的一个以圣经为文化根基的企业，它的企业文化核心是：在以“爱”为基石的付出中成就荣耀。企业中统一的行为规范是：1。洁身自好。2。善待他人。3。爱人如己。梦洁在公司内外都推广一种爱为核心的文化，这样的良善反而扩大了公司的市场与利润。梦洁荣获2005年全国床上用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它也获得全国2005年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因此我们企业家不要象狼一样天天思考怎么样吃掉竞争对手，怎么样设陷阱欺诈客户，而要以羊文化的精神，时时琢磨：如何靠更好的、更多附加值的、更有爱心的、更能带来良善的、更卓越的产品质量、技术和总体服务来赢得客户、扩大市场。我们经营企业、在市场中纵横，就要要学习羊的精神：全然的奉献、以爱心为客户服务、捐赠、顺服规则、善良、宽容、慈爱、荣耀等等。

　　我妻子前段时间怀孕，买了一罐惠氏奶粉，售货员要求她留下电话号码，她不在意的留下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惠氏奶粉上海总部的电话，问寒问暖，并告诉怀孕期间要注意的事项，过了一周又来问候，并寄来一个“未来妈妈手册”，这个公司的一举一动使我们感到它是真心地献爱心给我们，我们也愿意继续使用它的产品甚至孩子也要用。有段时间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利润大跌，后来新上任的中国总裁时大鲲先生在一年之内使公司利润增长了60%，原因在于摩托罗拉加强了机型和款式的数量，使本来技术力量雄厚的摩托罗拉开始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对时髦款式的需求，如此的服务终于又重新获得了客户。

　　五 对比：狼与羊

　　我们将要通过当下市场上的狼文化与羊文化的对比，看出狼文化对我们的危害，看出羊文化才是我们企业文化的唯一出路，甚至整个文化的唯一出路。

　　1．商业欺诈还是诚信至上

　　国内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以至人们拿到50元、100元钞票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看看、摸摸是不是真的，注水猪肉以假乱真，据查每头注水猪在临屠宰之前注水5公斤以上，医疗费用动辄几十万，天价医疗费事件在媒体频频暴光，短信收费上用模糊语言欺骗客户，各种专利、优秀产品被仿冒、被造假、被跟风者各行业都已经正常化，欺骗性的广告在各种媒体上招摇过市、供应商是冤大头，货款欠两、三年已属正常，很多企业靠压供货商的款过日子、企业间的诚信伦理丧失殆尽。

　　最近在3·１5晚会被暴光的欧典地板显然给消费者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这个地板根本不是所谓的德国制造，而且这家企业连自己的地板制造厂都没有，当然，就象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谎言撒的越大，就越有人相信”。北京人都见过，在北三环马甸桥路旁最显眼的广告牌上写着“欧典·2008元/平米”，这个谎言够大吧，地板贵到可以当房子买了，而且跟2008奥运会挂上钩了。为什么这个地板这么贵，说是从德国70年树龄的特种树上加工出来的，但后来记者调查这种地板成本最多500元/米。

　　在欧典精美的宣传册上写着：德国欧典创建于1903年，在欧洲拥有1个研发中心、5个生产基地，产品行销全球80多个国家。此外，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市拥有占地超过50万平方米的办公和生产厂区。后来由于欧典经常受到消费者投诉，央视记者亲赴德国，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德国欧典。欧典地板的德国血统终于被证明只不过是个国际玩笑。但是更大的玩笑是，这个欧典居然被中消协连续六年授权其使用3·１5信誉标志、连续5年评为最受北京人喜爱的产品，真是欧典天天3·１5、栽倒却在央视3·１5，所以中消协本身的诚信最值得消费者关注。

　　我们看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它的诚信程度如何？在当今的新加坡，其国土面积才几百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人口不到400万，相当于上海的三分之一，但是其国民生产总值却高出上海100亿美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样的市场经济，一样的人种，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非经济的法律上，我们就会得到答案。新加坡有全世界最健全的法制，关于诚信方面的立法更是非常的严格，例如欠帐不还者首先要入穷籍，不得进出高档场所，不得出国旅游，不得进行高档消费，否则情节严重者将面临一年牢狱之灾等等。诚信加快了它的发展速度，提高了经济规模效益。

　　美国是一个商业信用非常完善的国家，个人普遍使用信用卡，刚到美国的人很难办到信用卡，原因是：没有信用记录。但当你有一定的借钱还钱的记录，开始得到人家信任的时候就可以办信用卡。美国消费时一般用信用卡，在刷卡的时候，人们总是一丝不苟，因为总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盯着你，那就是你的信用记录——你所有的用卡情况都会被银行记录在案。

　　有一个中国著名记者到美国访问，在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应交费用是2美元。但记者只剩下1.75美元了。这可怎么办？记者告诉了收费员实情，收费员递给记者一个信封，嘱咐记者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把0.25美元寄给收费站。这个中国记者很好奇，如果不把这区区0.25美元寄过去又会怎样?一位美国朋友告诉她，如果那样的话，她将为0.25美元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个人信用调查公司会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她的信用历史从此有了污点，以后再想干什么就难了。原来，信用污点就是这么来的。

　　与个人信用相比，美国公司之间的商业信用更加重要。一家公司一旦言而无信或欠钱不还，将很难再在商界立足，甚至其商业生命将因此而终结。

　　经济学家赵晓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雄文，这篇文章揭示了信仰为基础的市场伦理对经济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赵晓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经济学家到美国去，就是没有一位考虑一下美国到处林立、触目即是的教堂究竟与美国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追溯到1904年，倒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到美国后，写出了一部震古烁今的有关信仰与经济关系的旷世经典，这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韦伯初到美国就为基督信仰、教会在经济中的非凡作用而震惊，他尤其感到那种神圣地挣钱的观念，就是视挣钱为天职，一方面挣钱必须圣洁、讲究诚信和道德，另一方面视挣钱为职责、为上帝使命的基督教观念是促成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与发展的主因，他认为新教伦理有力地促成了美国市场经济良性地、飞速地发展。在一个狼文化充斥的市场经济，我们欠缺的就是诚信与圣洁，欠缺的就是体现新教伦理精神的羊文化。

　　2．从“没有任何借口”到用生命活出执行力的“新职业观”

　　回首以往，2003年以来影响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的一条脉络实际非常清楚，这条脉络就

　　是从执行开始到没有任何借口再到狼性总经理，它最终走向了反人性的终点。所幸的是随着

　　2006年“蓝海战略”和本人“用生命活出执行力”的新职业观的提出，给企业文化界带来

　　了人性的曙光。

　　与狼文化的兴起跟书《狼图腾》有关一样，近年来企业文化的脉络要从《执行》这本书

　　开始，由拉里·博西迪等人所著的该书在中国掀起的热潮之所以更加持久和猛烈，原因在于它契合了中国企业界面临的紧迫任务：那就是反官僚主义、反形式主义和反口号主义，将以前在计划经济中养成的国企习气和自然经济状态中的不认真、不彻底性全部扫荡干净，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执行文化的兴起代表了国内企业界的提升。此后，执行、执行力开始成为企业界最为热门的名词，大大小小的企业培训师都以执行为核心内容粉墨登场，余世维、姜汝祥都是以讲执行而名声大噪，前者反对口号、反对ERP是切中时弊而值得肯定的。为了配合领导层讲执行，员工阶层如何具有执行力的培训和书籍也开始风靡神州，《致加西亚的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了几百万册。

　　任何舶来品，来到中国就有可能变样，“执行”风靡后朝两个方向演变，一个是强化管理层的意志、力量和谋略，以为如此最终可解决执行问题，这样就出现了余世维极端强调的华为的狼文化和姜汝祥的“狼性总经理”，另一个趋势是极端强调员工的执行力和绝对服从、军人一样无条件、机器一样无生命，这就出现了那本据说销售近千万册、应需制造的所谓西点军校精神的《没有任何借口》，该书风靡国内大部分企业，为一种打造奴性员工、不顾员工自身发展、不顾工作与生命协调发展的职业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因此，当我们看到“执行”最后演变为“狼性总经理”和奴性员工时，确实感到“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所幸的是，这种对真理的偏离开始有了得到矫正的迹象。自2006年开始，一种新的企业文化慢慢进入视野，这种文化也是以两本书为标志，一本是针对管理层的《蓝海战略》，一本是针对员工的《新职业观》，两书也标志着企业狼文化向羊文化的过渡。

　　《蓝海战略》我们在这里先不多讲，它要颠覆的是传统以竞争为中心的“红海战略(血腥竞争)”，该战略对绝大部分竞争者而言是一种零和游戏。而“蓝海战略”通过以创新为中心，扩大需求，靠加大行业的“饼”来开拓新领域。蓝海战略提醒我们不能只顾同行业间的恶性竞争与撕杀，而要以“价值创新”的方式开拓还没人进入的新领域，面前就会出现一片蓝海。无疑，“蓝海战略”也内含在羊文化之中。

　　《新职业观》以新教天职精神为核心培训当下员工职业精神，强调生命信仰与工作的一致，强调工作就是上帝的呼召（calling）、是一种敬拜方式。这些话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但它所起的效果是惊人的。我们知道狼文化塑造员工执行力的方式，更多的是靠严密的制度、紧追不舍的跟踪和反馈，靠反复地强调细节的重要，但是这些外在的制度、律法很难解决问题，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大城市里的交通法规制定的完善不完善、电子眼安装的多不多？已经是非常的完备了，但为什么交通状况还是那么糟，交通肇事还是那么多？这些问题制度是解决不了的。大家都愿意把这些归之于国人的素质不高，但这个素质归根结底就是人的道德和信仰。员工如果把工作看成天职、看成为上帝这个老板打工、看作人生目的与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捞得月底薪水的手段，那么他就肯定会自动自发、注重细节、讲究诚信。

　　公司上班的打卡制度、长途电话使用制度一直是令管理层头痛的事情，再严格的打卡，也有人有办法逃脱，就是使用从电信局申请的密码、使用木盒子和大锁、叫专人保管和登记，也有狡猾的员工采取各种方式偷打长途电话，但是我所知道的许多美国公司，实行的却是从不打卡、开放式长途电话制度。德胜（苏州）洋楼公司是一家在全国各地建造美式别墅的公司，经济效益非常好，它招的建筑工人大多是农村来的孩子，但在这里一直实行的是开放式长途电话。无论在哪里安装电话，都要开通国内长途业务，有的还开通国际长途电话，甚至户外如凉亭等地方，还安装有电话插孔，只要接上电话机就可以通话。费用情况是很正常稳定，几乎没有公用之外私用的电话费用产生。这种开放模式靠的是个人的品德与修养，而品德又来自信仰。正象德胜公司总监聂胜哲先生所说：“一个人要靠自己的自觉去约束自己，不能靠别人去约束自己。”而德胜公司靠什么来塑造员工的自觉性呢？

　　这就关乎到用生命活出执行力问题了。德胜总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要求员工必须要看的一个小册子是《基督教要道问答》，因为“我们在跟一个全国都在信基督教的国家打交道”。有了信仰为根基，就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会使你对工作有崭新的看法，如此工作才不会成为手段，而成为一生计划的一部分，成为目的本身，每天眼前的工作就跟永恒的意义联系在了一起。

　　在《罗马书》中写到；“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说出了信仰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宗教就是靠形式、制度来约束人，而信仰却是生命的改变。“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所以生命的塑造与更新是锻造执行力与职业精神的最彻底方法。

　　如何塑造生命执行力呢？我的那本《新职业观》一书中提出三个要点，1。缔造员工的人生观及信仰；2。注重职业道德的践履；3。注重职员的家庭和生命的和谐。

　　关于职业道德践履我书上提的很多了，我这里不讲了。在书中我提到深圳去年7月《晶报》的一篇报道，深圳龙岗区一家手袋厂由于有了夫妻房（233对夫妻有168对住在厂里夫妻），而使工厂效率大为提高，至少提高了三成。让人性中的正常需要得到满足，努力谋求职员的家庭和生命的和谐这是人道的最起码的表现。就是在监狱中也有不少探监专用的夫妻房，更何况我们的企业呢？有了对人的爱，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员工才能时刻为企业着想，才能焕发出自己的热情和才干出来。

　　要打造一个百年企业，就要塑造员工的人生观及信仰。张瑞敏不是说过他在企业中不仅是个工程师，而且还是个“牧师”吗。有了信仰，大家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目前状态应该干什么？就知道自己卑微的工作也具有神圣的价值。沈阳华夏人集团是有口皆碑的酒店行业的翘楚，该企业的每一个员工都视自己的工作为神圣的使命，平凡如酒店中的厨师，也定下自己的格言：行厨如行医，菜品如人品。在酒店中到处还悬挂着《华夏人厨师宣言》，我摘录如下，与大家共享：

　　我们是有生命信仰的人，因着喜爱中华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从而被赋予从事餐饮料理的工作,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以此为自豪!我们在每天的工作中得到满足、快乐……但有些遗憾的是: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饮食行业有了巨变,虽说“吃”是人类的本能，但今天人们所吃的食物已与过去有了天壤之别。。。。。。。2005年，我们全体华夏厨师为捍卫我们的神圣工作，我们决定进行厨房革命。。。。。。这条路虽然艰难,但为了顾客和我们自己的健康及华夏人的荣耀，我们愿意勇敢地走下去。在菜肴上我们本着:尽可能选择无公害原料，加以精心调制，逐渐朝着浓而不腻、淡而不薄、辣而不粑、烂而不泥的风格演变，从而形成“一物各显一性，一性各养一经，一菜各成一味”的中华古朴饮食特色。

　　有了这样的信仰和对职业的神圣情感，我们还会愁员工不自动自发、不注重细节、不敬业吗？事实上，我去年五一前去华夏人酒店时就发现，在那里脏活累活大家抢着干、饭菜是新鲜可口而且非常优惠、服务员的微笑永远是那么自然、健康和欢欣，而且每天早上他们在唱歌、默祷时，我听到身边员工在为他们老板的身体健康、在为五一节的晴朗天气和业务火暴而祷告。这在其他企业是闻所未闻的。

　　在《没有任何借口》被清除出市场之后，流行的依然是《狼道》《服从》《要的就是

　　结果》等舍本逐末、急功近利、误人子弟的书，这些都是原初企业狼性竞争的产物、只能起到短暂有限甚至恶劣的作用。在当当网上书店，有个署名“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的

　　网友给姜汝详博士的书《要的就是结果》写评论道：“这是哪来的博士？是中国本土的博士么。没觉得有什么有新意的地方，就这本书所讲的东西，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员工要好好工作，累死也没关系。请问博士，你有没有参加过工作，闭门造车，模仿别人是永远没有出路的。其实封面挺好，还不如做个赌博类图书，可能比较对得起纸，教给读者一技之长。”

　　中国企业要想长足发展、成为世界500强一样的企业，在职业精神上一定要从大本大源开始，从西方羊文化之一的清教徒精神去寻找。当我们不去舍本逐末、不单为身外之物而耗尽生命本身时，当我们树立了以每个个体的生命信仰为基石的职业观，将生命信仰的实现与工作完全融为一体时，我们就有可能真正用生命来活出执行力。

　　德胜总监聂胜哲为什么要叫员工看《基督教要道问答》呢？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能比基督教更加将人的神圣权利与尊严提高到一个高度，在《圣经》开篇就提到：“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上帝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也就是说人有上帝的形象与样式，这在其他宗教中是很少见的。这让人体验到了自己的尊贵与权利。所谓“以人为本”如果没有关注人格中这种伟大的神性，就永远不到位。另外基督教更加独特的一点是，人是由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也就是上帝自己的死救赎回来的，人之所以尊贵又是因为上帝用他的重价救赎人类的。所以人权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决定了西方企业中人性化管理和对人的尊重。

　　圣经中的道，英文单词是word，是言语、话的意思，它不同于哲学的道logic，也不同于自然的道，它是活生生的生命。所以基督教强调的并不是知识、制度与形式，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所以人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根本而言，企业成员不能靠制度活出执行力，而应该用生命活出执行力。

　　3．相争还是双赢

　　狼文化的兴起也加剧了国内企业界你死我活的撕杀争战，为什么要变成狼，据说一个是要对付国内竞争对手，另一个是要对付加入世贸后国外的强大对手，“狼来了”，所以我们要变成狼。

　　在国内，同行是冤家、仇敌，互相抢客户、夺市场、挖人才甚至制造事端、陷害对方的产品质量和公司形象的层出不穷。整个市场就是血流满地的“红海”。罗建法先生在他的《狼道与人道：中国商业的王道与霸道》中有一段精彩的文字描述国内企业互相间的撕杀，他这样写到：

　　“格兰仕与美的就小家电收购一事大打口水战。引起一段同城恩怨。说起两家恩怨，可谓源远流长，当年格兰仕进军空调行业，并且宣布要做中国空调的制造大王，而空调恰恰是顺德空调行业老大美的的拳头产业；同样，美的小家电也进入了微波炉领域，并且做到了全国市场第二，紧跟在格兰仕之后，而微波炉也是格兰仕的核心产业，两家都把对方进入自己的核心产业领域看作是对自己的侵犯。于是，仇恨就此形成。其实，不光是格兰仕与美的之间互相视为仇敌，同在顺德的万家乐和万和之间亦常常兵戈相见。青岛的海尔和海信之间，合肥的美菱和荣事达之间，都发生过类似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恶性竞争。。。。。。90年代的彩电价格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家为了争霸而起，当年的长虹举起价格屠刀，大杀四方，随后创维，TCL，康佳等企业也不甘示弱，纷纷跟进，一时间烽烟四起，最后，大家都无钱可赚，彩电行业成为夕阳行业。”

　　这段文字很形象的说明了国内企业的狼性竞争。

　　羊文化强调的是共存共赢，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大家如何一起更新的问题。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大道。在这里重点提一下《蓝海战略》，该书开篇就讲了一个故事，是两个马戏团——太阳马戏团与玲玲马戏团之间的故事：

　　1984年，一群街头表演者创办了太阳马戏团，迄今为止，世界各地已经有90多个城市的近4000万人观赏过其作品。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太阳马戏团的收入水平就达到了全球马戏大王——玲玲马戏团通过100多年的努力才取得的高度。

　　更不寻常的是，如此快速的增长并不是在一个新兴产业中取得的，而是发生在一个日渐衰落的产业中。以传统战略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样一个产业，其增长的潜力实在有限。

　　太阳马戏团的成功靠的不是在日益萎缩的马戏市场中夺取顾客。传统马戏市场的主要顾客是儿童。太阳马戏团并未与玲玲马戏团就市场份额竞争，而是开拓了崭新的市场空间，从此如入无人之境。它所吸引的是：成年人、商界人士，它的马戏使些人愿意花费高于原门票几倍的价钱，太阳马戏团最初的作品之一，就叫做“我们再创了马戏”。

　　太阳马戏团认识到，要想在未来取胜，就必须停止与其他竞争对手间的竞争。打败竞争者的惟一办法，就是停止那种试图击败竞争者的做法。当然，能打败对手，在红海中遨游，这点永远很重要。红海永远有其作用，它是商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存在。但是，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供给都超过了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日益萎缩的市场中为份额而战，虽说是必要的，却不足以维持企业的上乘表现。企业需要超越竞争这一境界。它们必须开创蓝海，以抓住新的利润和增长的契机。

　　国内企业有实行了蓝海战略与羊文化的企业吗？蒙牛老总牛根生，虽然姓牛，但很具有羊文化的特征：他给社会大量的捐赠，他提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口号，他对伊利不仅没有恶性竞争更没有出现在那本《蒙牛内幕》中经常发生的投毒事件，而是和平相处、达成共赢。

　　蒙牛创业时，在第一块广告牌上写的是“做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在冰激凌的包装上，他们打出了“为民族工业争气，向伊利学习”的字样。蒙牛人没有跟伊利等呼和浩特市的牛奶企业相争，反而提出了“中国乳都”的概念，全力打造“内蒙古”这个大品牌。在他们看来，一个品牌的地域优势是可以利用的。因为呼和浩特的奶源在全国最优，人均牛奶拥有量也居全国第一，借助这个地域优势，他们在呼和浩特的主要街道投放灯箱广告，提出“我们共同的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这样的主题，一时间，媒体争相关注，频加报道，也得到了呼和浩特市民与政府官员的关注与支持。在很段的时间内，蒙牛靠蓝海战略很快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践踏规则还是顺服规则

　　在中国做企业，一直以来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些敢于挑战规则、钻法律空子、作奸犯科的人，反而会获得巨大利益。而那些遵守法律的人，在人们看来很难获得巨大利益。官商勾结、倒卖土地、坑害拆迁户利益发财暴富的大有人在，周正毅及其夫人就是一个例子；不顾环境污染、牟取巨大利益的企业多如牛毛，去年哈尔滨市停水8天就是一个中国巨型企业干的好事。山西的小煤窑违规开采，导致中国的煤碳，含血量世界第一，每次矿难要死多少中国同胞，我前几天见一个山西人，他说小煤窑主富得流油，但他们个个道德败坏、该当万死，只说一点，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开采完后，全然不管当地已面目全非、全部被破坏的自然环境而一走了之，毫无一点回馈之心！

　　中国股市被很多股民称为“狼市”，在这里没有规则和法律可循，充斥着动物丛林般的嗜血竞争。上世纪90年代股市发展初期，还有点朝气、稚气，大多数上市公司还是比较遵守游戏规则，实实在在地报业绩，给投资人较优厚的分红。可后来，眼见一些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技术”处理，虚报业绩，骗得配股、扩股资格，一轮又一轮地“圈”到上亿、十几亿资金，可供大股东侵占、高管挥霍，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仿效，大家都学会了“狼道”。做庄家的没有不与上市公司内部人勾结搞内幕交易的，股评家们自己开起了投资公司，私募基金，也与上市公司内部人联手，吹拉弹唱一条龙。“狼道”颠覆了正常的投资理念，只有违规、作弊、欺诈、造假、内幕交易才有暴利而风险又小，市场就会群起效尤，拜“狼”、崇“狼”，以“狼”为师，以“狼”为荣，原本有“羊”性的，也变身为“狼”。

　　有人给中国股市里的“狼”画素描，大致有这几种——

　　永远喂不饱的“狼”——盘剥勒索上市公司的贪官污吏。一些掌握着公司上市推荐、审批、监管大权的不法官员，以权设卡，以卡牟利。

　　“疯狼”——上市公司的不法高管。他们可以不受股东约束，内掏外挖上市公司。

　　“肥狼”——上市公司的不法大股东。通过做假业绩、假题材等欺骗投资人,“玩别人的钱才是老大。”

　　“饿狼”——股市恶庄。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价。

　　“嚎狼”——股评“黑嘴”。以自有资金或私募基金做庄。国外股市也有股评家，但人家管得很严，不能自弹自唱，其交易行为受到严格监控。

　　“战狼”——操盘手。比如炒亿安科技，庄家可能最后被惨套，但操盘手及关系人物一定大赚。

　　“智狼”——以高端知识武装的现代“狼”。像宋如华之流的“海归”，以假重组、做假业绩、拉大旗四处“圈地”，闪电般狠捞一笔，卷款外逃。

　　上市国企被掏挖时，有人这样形容：有能耐的用推土机挖，能耐小点的用锄头挖，能耐再小的用挖耳屎勺也要挖一点，如此上上下下大家挖，金山银山也经不住挖。众多上市国企，就是这般被挖垮的。

　　中国社会闲资庞大，股市本不缺资金，只是相当一部分股市资金被“狼”吓出了市场，场外资金也闻“狼”驻足，不敢轻进。中国股市连续4年大跌，就是被“狼道”搞垮了的。

　　国内市场充斥的是践踏规则的狼，作为遵守规则的羊，还是比较少见。我在深圳见到经济学家赵晓先生，跟他谈起狼文化羊文化这个题目，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羊文化的企业在中国太少了，需要大家一个一个树立。

　　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中国青年到美国找了个女朋友，三更半夜开车一块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他见路口虽亮着红灯但没有监视器，而且空无一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开车就过了路口，他的这个美国女朋友觉得他不遵守规则、脑子有毛病，为此就与他分手了。后来他回到中国，找了一个北京女孩，一天晚上开车一块到北京的一个十字路口，又是红灯，又是没有监视器，又是空无一人，他心里想，这次千万不能再犯在美国时的错误，一定要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所以他在路口静静地等待红灯，结果呢？这个北京女孩觉得他这个人犯傻气、脑子有毛病，为此就与他分手了。所以这个中国青年在美国和中国都找不到女朋友。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遵守规则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血液当中，说明了遵守规则的羊文化和践踏规则的狼文化在两个国家的不同长势。

　　美国企业遵守规则的程度已经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我们在抵制假冒伪劣产品的时候，人家已经关注产品在制造过程中是否犯规；在产品质量早已不成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关注企业在生产时是否违反劳动法规、是否破坏了环境。

　　美国著名的生产牛仔裤的Levis公司在1990年代，将工厂从加利福尼亚转移到了墨西哥，出于对海外劳工生活状况的关注，一贯喜爱Levis的美国学生发起抵制Levis运动，Levis不久便开始审核供应商，杜绝在生产流程中的违法和不人道现象。和Levis一样，美国著名的耐克公司也一直深受“血汗工厂”指责的困扰，就在去年上半年，耐克发表了四年来首份《社会责任报告》，公布了曾被公司视为商业机密的700个供货商的具体情况。在这份长达108页的报告中，耐克公司承认，与其签有合同的供货商中的确存在着盘剥工人、强制工人超负荷劳动的情况，并表示将会建立一个特别小组，保证雇员们的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符合要求。

　　今年3月27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投资性公司工作委员会(ECFIC)发布《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宣言》，郑重承诺将努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企业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ECFIC会长、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郝睿强表示，签署《北京宣言》的六十六家会员企业将据此在涉及法律、员工权益、环保、企业信息披露等十二方面严格自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力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最近几年出现了很多好名词，如“与国际接轨”“建立和谐社会”等等，我们看到如果不向体现羊文化精神的西方企业学习，我们永远不能与国际接轨，永远不能建立和谐社会。

　　六、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吗？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写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我们回想下自己，从小接触到的就是“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更不知道作为羊文化的“爱仇敌”。

　　雷锋有句名言：“对同志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寒冬般冷酷”，但那个时代大部分人都被划为敌人，连毛泽东的两个钦定接班人都被划为敌人，所以一个人大部分情况下都要“寒冬般冷酷”，都要将心变硬，要学会在残酷的丛林中生存，要变得象狼一样凶横、残酷与狡诈，否则就有被关牛棚、劳改甚至枪毙的可能。

　　 所幸的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21世纪终于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一个以爱为根基的社会，一个不再有残酷打击、镇压、欺诈、坑害的社会。但是大家知道，和谐社会是与狼文化不能共容的，一个和谐社会必以羊文化为根基。

　　为了营造和谐社会，为了塑造羊文化，我们不妨先从自己的企业文化开始更新。面对过去，我们要悔改，面对未来，我们要更新。我们要从自己的生命改变开始，先从自己不行贿受贿、不逃税漏税、不虐待员工、不荒淫赌博开始，我们要先从自己的办公室进行更新，再更新自己的高级管理人员，再从管理人员更新到每个员工，进而改变自己的企业文化。然后再去影响我们的供货商、客户、市场监管人员等等。

　　我们要改变自己人性中的狼性，实现狼到羊的转变，我们要从：

　　残忍转向温柔

　　攫取转向奉献

　　背叛转向顺服

　　多疑转向信任

　　狂暴转向安详

　　你死我活转向我死你活

　　凶狠转向良善

　　独占转向双赢

　　我们要在各自企业中宣讲羊文化，在各自行业中宣讲羊文化，我们尤其要在中国企业管理培训界形成羊文化的势力！

　　结束语

　　最后，我们来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世界各国首脑都对她恩戴仰慕的特蕾莎修女的名言作为结束语：

　　人们常常不讲道理，不合逻辑，以自我为中心；但我们仍要原谅他们。

　　如果你友善，人们也许会责难你自私、另存动机；但我们仍要友善。

　　如果你成功，你将赢得一些假朋友和一些真敌人；但我们仍要成功。

　　如果你诚实而坦白，人们也许会欺骗你；但我们仍要诚实与坦白。

　　你耗费数年营造的东西，也许被人一夜之间摧毁；但我们仍要营造。

　　如果你寻找到恬静与快乐，他们可能嫉妒你；但我们仍要快乐。

　　今天你行善，也许明天人们就将它遗忘；但我们仍要行善。

　　你把拥有的最好的奉献给世界，或许这永远不够；但我们仍要将最好的奉献。

　　作者 曼德 《新职业观》《天职》著者 其网站为

　　（本文根据曼德在西安、深圳、北京、天津等地的同题演讲整理）

二、事实证明：中医不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