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可以坏到什么程度?
我和男朋友恋爱两年,我把他带给我最好的闺蜜莉莉认识,没想到那次见面后,男友再也没有理过我。 我和莉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又是同班同学,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相处得...
202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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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8年起,在短短几年里,伴随家严李又然的恢复政治名誉和生活待遇,他将近年的诗文多经整理修订,先后在《鸭绿江》《长春》《诗刊》《北方文学》《江城》《人民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新文学史料》发表,多被《人民文学》《新华文摘》《作家文摘》《读者文摘》。其中,主要是四篇文学回忆录《毛主席》《丁玲》《艾青》《古久里》被广为传播。《人民文学》月刊(1982年第7期·总第274期)《毛主席》编后附记:
“作者为老作家、老同志。写得一手好散文。读完这篇回忆录就可以得到证实,作品意蕴深沉、情感诚挚、风格优美。它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为向广大读者推荐,特予。”1981年5月30日,丁玲在(《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写几句话》收入《丁玲全集》时改标题为《〈李又然散文集〉的序言》)文中说:“我过去,认为他的散文写得很好,这次重读50年代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散文集《伟大的安慰者》,我还是感到很大的安慰。”
李又然文学回忆录之一《毛主席》首次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后为向广大读者推荐,几十年不间断被转发——先后被收入(不完全统计)——
苏扬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程远主编的《延安作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阿古拉泰主编的《一百个名人眼里的毛泽东》(青岛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李兰颂主编的《哈尔滨日报·副刊长篇连载专栏》(1994年6月24日至8月11日第七版)《往事与人——李又然文学回忆录节选》中的一章;
守琰等人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
后一个版本改题为《脑子里总有毛泽东》。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于1995年5月22日联合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教委、教育厅、文教办(教卫委)、文化厅(局)、新闻出版局、团委,北京、天津市教育局等发出《关于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通知》,该书被列为高中组阅读书目。
在此之后,或被再版(也被收入)——
阿古拉泰主编的《名人眼里的毛泽东》(青岛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二版);
于俊道主编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
以上,如此之多的入选转发(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没有一家通知过家属、寄送过样书、付给过稿酬;考虑到是传播伟大导师和革命真理,还能追究以及说些什么?这里,不妨再次转发一下:
李又然:《毛主席——回忆录之一》从没见过心力能一下子这么集中的人1938年元旦后一天,到延安,住第一招待所。在外面,被认为是赤色分子,到家里,受最高的待遇,心中十分不安,更急于上前方;或者先在延安工作一个时候再说。于是决定找毛主席。先去一封信,要求谈一次话。立即得到一封亲笔回信:“可以一谈”。时间要我和他的秘书李六如联系。去之前两三个夜睡不着,竭力压缩见面时要谈的话,最后只剩十来句。
去信之前,已经听过毛主席一次讲话。以为是激昂慷慨的,却原来是个书生,非常文静,而且十分有风趣,时常插句笑话,使听的人更轻松。那是一次动员文化人去前方的讲话,末了一句话:“也不是谁都去,我就不去。”台下哄堂大笑。
更早,陕北公学举行一个纪念会,我站在门外一条长桌的前面,毛主席从房里出来,见我站在那里,走到我面前,两手撑在长桌上,正要说话的时候,何思敬教授走来,远远就喊道:“毛主席,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是不是辩证法的?”毛主席没有回答。“进去吧”,对我说,“吃饭去”。
在餐桌上,毛主席给大家斟酒,夹菜,分馒头;自己只吃一点点菜,只喝一点点酒。不是不能多喝,怕喝多了人会困倦,不能回去工作。——毛主席总工作到深夜。
最早,边区政府招待文化人,毛主席立在大门旁边迎接。周扬介绍:“这是李又然同志。”主席握手,如此亲切,所以决定找他去。
宴会将要开始的时候,聂绀弩提议:“请毛主席讲话!”主席缓缓站起来:“同志们请吧,没有什么好吃的!”说了坐下。——这样的时候,主席如果非讲话不可,绝不多讲一句话。
我进去的时候,主席坐在藤椅上,很庄严。看我有点紧张,立即从藤椅上缩下些,坐得低一些,露出笑容。我刚坐上,有位秘书同志进来说:“洛甫同志打电话来,请你去开会。”洛甫同志就是张闻天,当时的总书记。我立即站起,准备就走。可是主席却亲切地、缓缓地说:“和同志谈话,不去了!”“我这么重要么?”我心里说,“因为和同志谈话,连中央的会都不去开了?”就算只是普通的会吧,也是中央的会呀!我很感动,于是坐在主席身旁,说:“毛主席⋯⋯”我刚开始喊了一声,只是声音有点激动,可是主席,立即把全部心力集中起来,这时候好像只有坐在他身边的一个我,听见我讲话是唯一重要的事了。于是我兴奋地讲下去,本来不预备讲的话也讲了,本来不想讲的话也讲了,本来没有想到的话也讲了⋯⋯倘若毛主席有一点点分心,或者向窗外看一下、听一下,我会立即停下来不再讲下去,但是主席始终全神贯注⋯⋯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心力能一下子这么集中,又一直集中下去的人,这是惊人的!终于我发现已经足足讲了两个钟头了,于是说:“毛主席,我讲得太多了,该走了!”这时候,毛主席说:“你两个问题,一个上前方,一个工作。前方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还是先在延安工作吧。”于是我先进了边区政府的文化协会,主席叫丁玲介绍的。后来“文抗”成立,我就转入“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回到招待所,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感到舒畅极了。只是,总觉得太浪费主席的时间了,感到过意不去。
以后,与主席面对面单独长时间谈话还有五六次。
除了头两次而外,每次去,不用到传达室说一下,传达室的同志老远就喊道:“请上来,请上来,在里头,在里头!”
“中央解决!”一天,毛主席问我入过党没有,我说没有。随即讲旁的话了。回到住处,想起自己入过党的,怎么说没有呢,而且对毛主席!非常痛苦,一定要去解释清楚。
1928年夏天到里昂,不久加入法国共产党。用药水写过《赤光》——德法留学生共产党的机关刊。1929年暑假,与全体同志们(一共四个人)一起到巴黎。住两三个月,去比利时。一位瑞士同志和我联系,他常到鲁汶去看我。一天,他要我弄一张护照,以便使一位躲在比利时的华工同志去莫斯科。我将旧的护照拿到中国领事馆去换一张新的。这样,有了两张护照,可以分一张给华工同志。以前有人这样做的:旧的一张寄回国内做纪念。想不到领事馆出了事,只给我换一张新的,旧的不退还给我。比利时警察局要六个月之后才在新的护照上签字。我在比利时多住六个月不要紧,问题是那位华工同志后来不知怎么样了?至今一想起,还是不安。
巴黎中国支部几次来信要我回去,说有要紧的事需我去做。我等一满六个月就回去,这是我二次到巴黎。在比利时十一个月。
巴黎总共只有十个同国同志,我最小,最不世故。我把那九个人都看作同患难、共生死,最亲的,愿意跟随他们之后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想不到我一回到巴黎,他们已经分裂成了两派,这一派向我痛骂那一派,那一派向我痛骂这一派,面都不见,成为仇人,会更不开了。支部名存实亡。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只有热情和牺牲精神,非常痛苦,竭力要调解,使他们重新和好。结果,我受到嘲笑。终于,我失望,对两边说:“你们闹吧!反正在法国做共产党员不会杀头,顶多被驱逐出境,所以闹吧!我快没有钱了,赶紧多读点书,回国去做党员!”——法国共产党的集会,我继续去参加。
后来知道,因为抢支部书记做才闹翻的。法国党给中国支部书记每月500法郎津贴。国内寄去的刊物也只到支部书记手里。骂来骂去各有各的理由,这是容易找到的,不说真的理由就行了。也有几个正派的,但也不卷入漩涡,两边都远开了。对于他们,我至今还怀念着。回国后出了一个叛徒,就是那个抢支部书记最凶的、闹得最厉害的!
支部名存实亡,直到后来,杨、李二同志到了巴黎,支部才又活动起来。
这时候,我受经济恐慌的打击。出国那年,一块银元换十二个法郎还多,很快,只能换五六个了,足足少了一半。同时,物价涨起来。我先拿书去卖。有一次,又拿了几本书出去,看见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就买了来,一边走路一边读。读完之后,才想起已经饿得很久了。这时候,我最用功。不再到大学听课,天天跑图书馆。我读了许多买不到的书。夜里,不吃晚饭,去看戏,我看了很多戏。
到了1932年上半年,更无法维持了,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一次,一连饿了三个昼夜,什么都没有吃。躺在床上,只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底下没有底的。四周是无边的空虚。窗外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感到就这样慢慢地在死去。
房东待我很好,几次送咖啡、牛奶和面包来,敲敲房门,要我去接。我手足都举不起来;即使举的起来也不去接,准备饿死。他们待我实在好,我欠他们房租达八个月之久,他们从没有冷冷地讨过,只偶尔温和地问问家里寄钱来了没有。他们还多次借钱给我吃饭去。他们不是有钱的。丈夫是出租汽车司机。她自己是一家大百货商店时装部的接待员。他们的小房子是分期付款造的。巴黎沦陷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一家大小不知怎样了?但愿还算平安吧!——这样善良的房东,不但法国没有第二个,不论哪个国家,也都没有的!
我万不得已,写信给罗曼·罗兰告急!先生立即寄钱来,还请他一位在巴黎的朋友急速来看我,就近照顾我。这位朋友是美学家,介绍很多美术界人士同我认识,他们有送钱给我的,有请我吃饭的。这样,罗曼·罗兰先生等人帮我过了难关。
家里本来不是怎样有钱,又遇到经济恐慌;再加一个误会,以为在法国进学校,像在上海一样,学费、膳宿费,开学时候交了,一学期不用再交。不知道在巴黎,进学校得自己租房间,每月付房租,每顿外面吃饭,自己付钱⋯⋯家里终于卖了地,寄钱来,我于1932年秋回国,在欧洲五个年头,四足年多些。在威尼斯下船。我玩了瑞士和意大利。我最喜欢威尼斯。意大利真是艺术的国家,连天空都是美的:亮亮的纯蓝色,飘着白云。
我在法国入过党,这我在延安公开说的。还有人劝我要求恢复党籍,这太长了,得从1928年算起。为什么回答毛主席却说没有呢?这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不认为自己入过党,就冲口而出了。虽然不是有意欺骗毛主席,我总非常后悔。一天,我冲到毛主席那里,说:
“毛主席,你上次问我入过党没有,我说没有,我入过党!”
毛主席刚起来,面对着墙,背朝着门,在刷牙。他慢慢地说:
“你忘记了!”
我大声地说:
“我没有忘记!”眼泪流下来。
毛主席一点都不怀疑我!过几天,说:“你入党!”
巴黎中国支部给我刺激太深了,我本来不想入党的,愿意永远跟党走。但是毛主席提出了,我就向机关提交入党申请书。支部要我改掉晏起的习惯,和人道主义。我夜里睡得晚,才晏起的。我是马列主义者,又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我走上马列主义这条路,就是我的人道主义引导的;人道主义又是我马列主义的基础。这不是理论,这是亲身的经历。
一天,毛主席来看我们,谈起来我的党籍问题,说:“随他们不通过,中央解决!”于是介绍我同陈云同志去谈话。从黄昏一直谈到第二天天大亮。过几天,陈云同志说:“你无候补期,重新入党。”时间是1940年将近年底。但是当时我所在机关的领导,拖过了年,因之我的党龄从1941年1月11日算起。他为什么压了我一年呢?就因为我在军人大会上批评了他⋯⋯
“啊!盐我们有的是!”何思敬教授的儿子在保安保育院,因为奔跑,摔了一跤,膝盖上有一点点跌破。孩子病了。保育院不照顾他。几个小同学,用门板抬他到几十里外的医院。半路里滑下来,摔在地下。医生看了一下,说:“没有什么,抬回去!”于是几十里地抬回来。保育院还是不照顾他!过几天,孩子夭折!小小的棺材都已运回延安,凄清地放在路旁,保育院告诉孩子夭折的信还没有到!何教授久久地低着头坐在一只矮凳上,写了一首诗,痛哭儿子的夭折。何师母呢?眼泪干了!只会“嗐、嗐”大声地干号,几乎疯了!我万分气愤,立即写信给毛主席。立即得到回信,要我先慰问何思敬教授夫妇,说他马上就会找他们。第二天,毛主席特地起早,找他们去,劝解他们,安慰他们,整整一天。刚好艾青在那里,说毛主席非常忧虑,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心上不断划着划着,走来走去,背越来越弓。我们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我们,我们没有治败血症的特效药。那做父亲的说:“打盐水针可以救急。”“啊!”毛主席的背立即挺直,“盐我们有的是!”他们不想吃饭,毛主席劝他们为了更小的孩子,勉强吃一点。
第二天,毛主席把保育院院长和那个医生找来,严厉地申斥他们,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是官僚主义者,以孩子的生命为儿戏,随他夭折,是严重的犯罪。
那孩子叫伯仁。“‘我虽不杀伯仁’,”林老说,“‘伯仁由我而死’!”虽只引用一句古文,也可见我们的老一辈的革命家,把不是自己的责任也都引到自己身上来。
我们保护心脏,不使它受伤,永远健康,为什么?我们赞美好的,不得已而惩罚犯罪的,为什么?都是为了孩子——子孙后代。
带着毛主席的安慰而死去毛主席无比重视人的价值。“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人,首先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人民大众;再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人。这里谈一谈毛主席对个人的关切到什么程度。
一位同志长期受极大冤屈,完全失望,非常痛苦,只差自杀。最后,决定找毛主席。主席集中全部心力(他总这样待人的)倾听他诉说,相信他完全受冤屈,绝对同情他,竭力安慰他。他“半死的进去,活着出来!”这是陈云同志在讲“干部政策”时说的。
这是去找他的,没有找他的呢,他也安慰!
陕甘宁边区开第一次文代大会,一天,请王明讲话。他表扬鲁艺音乐系,把音乐系的教员一个个都提了,独独漏掉向隅,也是音乐系教员。刚好好多中央同志都在,音乐系的学员们也都在旁听。这是一个荣誉问题,提了不算什么,漏掉是耻辱。趁休息的机会,向隅跑到一个暗角落里,低头坐着,无地自容,也半死了!他的妻子唐咏梅紧跟在他背后,流着泪。好多同志也都跟过去围着他,想安慰他,但能说什么呢?能说王明错吗?只能心里同情着。
第二天,请毛主席讲话。他一点也不知道头天发生这么一件事。但是当他引用“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句成语之后,立即就问:“我们的向隅同志来了没有?”还离开讲桌,走到台沿,俯下身来,手搭凉棚,向全会场前后左右仔细寻找。大家齐声说:“来了!来了!”有人还大声高喊:“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主席这才宽慰地走回讲桌,继续讲下去。
主席思虑的问题是多的,要解决的问题是多的,他不可能总在念着某一个人。但是一到必要的时候,他立刻想起即使还不熟悉的人来。当时毛主席还不熟悉向隅。这是一个优秀的救亡青年,并没有人向毛主席介绍过。主席只听报幕的女孩子说是向隅⋯⋯听过他手风琴独奏,留下了印象。而因为一句成语,就立即想起他来,像一个老朋友,多年不见,总在心里念着似的。
这样,主席纠正了一个疏忽,医治了一对心受伤害的夫妻,使大家多么快乐啊!这是偶然的。但分析到最后,又是必然的。必然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像干燥的地面冒出水来,因为地下深处本来有水。主席记忆力特别强,联想力又特别丰富而迅速,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主席总在关心人!
向隅同志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永垂不朽!他一定(一定呀!)直到最后还一息还是深深感激主席的!
谢老觉哉在一篇随笔中,偶然无意识地、完全无心地提起一点点生活难这样的意思,读的人都疏忽,因为只轻轻一笔带过:毛主席一发觉,立刻去照顾!
没有透露什么,一点也没有提起生活的呢?也深深关切。一天,写信来,说:“又然同志,你身体不好,生活又苦,有什么事,我替你办⋯⋯”我回信都没有写。怎样写呢?说毛主席,谢谢你么?这是普通的客套。说我要这要那?革命是给不是拿。但在心里,一直感动着、感激着。真是难忘呀!
一位年轻战士,住在医院里,渴望死之前能见一次毛主席就好了。毛主席一知道,立即推开工作,骑马远远去看他,竭力安慰他,要他安心养伤,会好的。这位战士,终于死去,但他是带着毛主席的安慰而死的。
沉默与重复有人讲课完全照他的文章讲,这文章早已发表,听课的人也早已读过。那又何苦还要讲呢?众多听讲的人还不如下棋、钓鱼、看闲书好呢!可能针对这讲法,一天,毛主席温和地说:“教书,讲义上写得多的少讲,写得少的多讲。”毛主席没有指名,也没有说更不要照讲义讲,这是不使人难堪。他自己讲话总恰到好处,该长就长,该短就短,该不讲的什么都不讲,该重复的重复,而每次重复,总有新的意境、新的讲法⋯⋯不是简单的重复。在“文艺座谈会”上做结论,一讲就是几个钟头,越讲越有神采。而有一次散会的时候,白朗提议:“请毛主席讲时事!”毛主席只简短地讲了几句:“鸡不要杀,会还是开,搬到山沟沟里也去开。这就是时事。”那时胡宗南要进攻边区,毛主席早已说过雷声大、雨点小。有孩子的母亲养鸡下蛋喂孩子吃,有杀鸡的,所以毛主席说:“鸡不要杀。”——敌人总不违反毛主席的心意:“一切行动听指挥。”
自己高,看人也高! 鲁迅有他自己战斗的一生,有他自己辉煌的业绩。但是毛主席对他那样高(这高是最正确)的评价,他就更为万世所景仰。
白求恩只见过一次毛主席,而且是通过翻译谈话的,最好的翻译也会使原话逊色。但是毛主席一眼就看出这位异国同志人格的伟大⋯⋯。后来我们的白求恩同志“以身殉职”,毛主席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大的形象,从此白求恩是世界的白求恩,不只是医务工作者的榜样。
上山烧炭,是普通的劳动,因烧炭而牺牲是普通的事故,在有些人都不算什么,不过死一个人而已。于是炭火照样生得旺旺的,搁脚在炭盆的边沿,悠然自得,睡着了,烧焦棉鞋和棉裤,反正明年可以再领。炭呢,总有人上山去烧,顶多再烧死一个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在毛主席,这人是战士,他是为别人取暖而牺牲的,他的死“重于泰山”。于是以沉痛的心情写文章纪念。这样,一个普通的战士,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愚公更只是古代神话中的一个老人,但是一经毛主席“古为今用”,于是出现了无数的愚公——有男的、女的,有老的、少的,都在“挖山不止”,改变自然面貌、建设祖国。
“怎末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一天,又去看毛主席,说不清为什么事情而去的了,总之不是为了文艺问题而去的。毛主席站在窑洞中间,很高兴。谈话中,我提一句:“毛主席,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主席一听,脸上立即显出愁容——很深很深的愁容!背弓起来。好容易一步一步走到书桌面前,两手撑在书桌上,头低着。脸上越来越忧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忧愁的脸!一声不响。我跟过去。站在主席右边,窗子对面。隔了很久,主席气愤地说:“怎末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我说。停了一会,我又说:“毛主席,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毛主席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深深地埋着。我怕他这么下去要累的,就说:“毛主席,我走了!”主席这次没有送我。我不知道主席什么时候离开书桌坐下来,或躺下来的。
过了几天,主席就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头一个是丁玲。丁玲谈了,要她找艾青。艾青谈了,要他找萧军。萧军谈了,要他找舒群。舒群谈了,要他找罗烽⋯⋯这样一个一个地谈,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主席只是听着,自己不说什么。
又过若干时日,就开文艺座谈会了。
大家要主席把讲稿发表,主席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之中,主席阅读了《海上述林》等等。讲的比写的更亲切得多。
有人以为我自以为文艺座谈会是我引起的,这是一种误会,我没有说过这话,也一点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就算我多少起了点引起的意思吧,也因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开这个会了。“文艺界有很多问题”这样意思的话,我对别人也说过,却引不起注意。一般人都只听上级的话,那要毛主席听谁的呢?“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者是谁,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谁是听的人。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听了效果就不同,可以千差万别的。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就是在于他吸收各方面的影响。
“将来!”有一次,我对主席说过一个受压抑的人,说用他就信任他,不信任他就不用他,现在又不信任他又用他,叫他怎样安心工作呢?⋯⋯听说他过去犯过错误⋯⋯
还没等我说完,毛主席就说:
——过去错了,现在不错嘛?
紧接着,毛主席更激动地说:
——现在错了,将来不错嘛!
过去有现在,现在改正过去的;现在有将来,将来改正现在的!啊!这将来啊!
“香港或莫斯科随你欢喜!”一天,毛主席又去看我们,我把他带到丁玲那里,再把在家的同志——萧军夫妇、艾青等找拢来。我坐在主席对面,主席问我:“最近身体怎样?”接着又问:“要不要到莫斯科去养病?或者香港,不过那边可能发生战争。”最后说:“香港或莫斯科随你喜欢。还是到莫斯科去吧!”我说:“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指延安。莫斯科是两次在巴黎的时候就想去的,香港我也很喜欢。为什么都不去呢?主要因为好些同志身体比我更差,有的身上还带着子弹——敌人打进的,却都带病在为党工作。
一天,毛主席派警卫员来找我,我马上到他跟前:“毛主席,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毛主席说,“你这个人能谈心,找你来谈谈。”
“⋯⋯要去鼓励鼓励!”有人问主席,看过的戏为什么还去看?
“哪里这样喜欢看戏!同志们辛辛苦苦演出,要去鼓励鼓励!”
每有晚会,主席总先到,坐在木头上,吸着烟,沉思着什么——毛主席总是在沉思的。
有一次,戏散了,人走完了,毛主席还留在那里。装汽灯的同志从梯子上往下说:“同志,请你把汽灯接一下!”一看是毛主席。他也许又因为思索着什么,忘记回去了;或者见还有同志留着,就也留着。
冼星海问:“毛主席,《黄河大合唱》怎样?”
“百听不厌!”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脑子里不管想什么总有毛主席!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太深了!
我还有很多好写的,但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就到此为止!
永远怀念毛主席!
谢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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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直接搬运也属于自媒体平台的发文,这也属于营利行为。所以一般你看不到有大公司开这个头,因为如果版权方追究责任的话是需要做出赔偿的。
我们个人搬运需要加入原创部分,比如说解说,剪辑,需要达到一定的百分比才算原创,但是由于自媒体都是个人或者小团体,原作方不会去可以追究你的责任,你有听过岸本飘洋过海来告某个转发火影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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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下的条例,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就不会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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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这个自媒体大行其道的年代,可以说是人人都是自媒体,但并不是都是人人都是新闻工作者。他们只是为了更多的流量和关注而进行的一种博取眼球的做法,然而并不会顾及版权或者原创问题,抑或可以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互联网内容有版权这回事。所以,作为受众而言,我们一方面应当监督自媒体;而作为平台方,应当建立原创作品的奖励机制;作为自媒体本身,应当鼓励原创,做优质内容的输出。
很荣幸回答你的问题,你的3个问题:可以吗?怎么搬?不侵权?
可以,但不建议搬运。搬运的价格越来越低,平台内容题材库里不缺少这方面的内容,再去搬运很容易扣分和封号(有可能以前的钱都取不出来啦)
怎么搬?下载,剪辑,去水印,加解说,加字幕,加片头片尾。。。。
所有不是自己的东西,未经过允许,“拿”来为自己带来好处的,都是侵权。只是原作者保留申诉的权利而已。(有时会睁一眼闭一眼或者鼓励你搬)举例说明:你去地摊买瓜子,你偷偷抓把尝尝,老板不知道或者老板较真不同意,你就是偷。只是老板都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即使你偷偷尝,也会给他带来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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