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短一点的儿童故事 里面要有两个人物的对话。。
你可以找365夜,我小时候的最爱。 儿童的胆量大不大?大的话你就讲下面的故事。 1、我一个人要乘出租车,司机问我: 你们两个要去哪里? 2、一人从车祸的...
2024-03-24
【伏尔泰是个怎样性情的人?】
(上篇)
伏尔泰是很奇特的一个人。
其貌不扬;年轻之时,尤为轻浮浪荡、肆无忌惮,还有点点劣迹,却会使得18世纪的法国,成为他的世纪;正如雨果所说:
“只要提到伏尔泰,就等于概括了整个18世纪的特点。”
路易十六被囚禁在神殿监牢中时,指着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说,“这两个人打垮了法国”,他是说推翻了他的封建王朝。
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国有宗教改革,18世纪是法国人的世纪,有启蒙运动与大革命;伏尔泰既是法国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更是启蒙运动的旗手,还是半个法国大革命——另外的半个是卢梭。
伏尔泰参与过的事也太多了,似乎当时法国发生的什么事,都有他的份。
我只聊聊他的性情及其生活上的那点事;凡是涉牵到历史大事件,就省略掉,因为头绪繁杂,说来又会觉得乏味的。
1694年11月21日,伏尔泰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有产业的家庭,父亲是夏德莱区法院的公证人;虽然有产业,属于资产阶级,但在当时的封建等级社会里,社会地位属于第三等级。
他刚生下时又瘦小又虚弱,护士说他最多能活半天;岂知这个预言的误差也未免太大了,他偏偏活了差不多八十四年。
伏尔泰十二岁时,就能写出好诗。
夏托纳夫神甫把他写的一首诗,拿去给八十五岁的妮侬·德·朗克洛看;这个老妇人,曾是巴黎的名妓,却是一代才女,她看后十分赞赏。
老妇人于当年去世(1705年),死前留下遗嘱,给了伏尔泰一笔为数2000利弗尔的赠款,供作购书费用;由此事也可见,伏尔泰少年时的文学才华就很突出。
1711年,伏尔泰从大路易中学毕业。
当时,摆在非贵族出身的青年面前,只有两条路比较有前景,一条是学神学,做教士,走教会的路;另一条是学法律,当法官,走政界的路。
伏尔泰的志向是搞文学,老爸却希望儿子成为律师;高压之下,伏尔泰进了一所法科学校,读了两年后,他毫无兴趣,就郑重地向老爸表示:
“我的前途只能做文人,别无他路。”
老爸则竭力劝阻儿子,千万不可舞文弄墨。
他直言不讳地对儿子说:
“文学毫无用处,只会把人引向饥饿和死亡。”
他还举出了历史上许多文人的不幸遭遇。
据说当时争吵得很激烈,有很多天,把桌子都吓得四只脚直抖直跳。
老爸如此阻止,还有一个原因,伏尔泰从小性情放荡不羁;除了会用改诗的办法哄诱女孩子之外,在校读书也没少闯祸。
他现在还参与了一个叫“圣殿集团”的社团,常与一班不得志的文人一起饮酒赋诗,指桑骂槐,评议朝政。
老爸的耽心没有错,固然在不久后,他就弄出了天大的祸事来了。
1715年,伏尔泰21岁,恰逢法王路易十四驾崩;年仅五岁的路易十五当然不可能治理朝政,法国进入了摄政时期,攝政王奥尔良公爵大权独揽,难免引出些闲言散语。
一次,摄政王为节省开支卖掉了皇室马厩半数的马,伏尔泰闻知后评论说,更明智的办法,是裁掉朝廷里半数的蠢驴。
此后,巴黎的街头巷尾不断有一些笑话流传出来,都是一些揭露宫庭以及讽刺摄政王治国无能的,起码有一半被说成是伏尔泰的创作。
更不幸的,还有两首诗是指责摄政王企图篡位的;人们不顾伏尔泰的一再否认,把著作权归之于他,还要在沙龙集会上请求他朗诵。
1717年5月16日的早晨,伏尔泰还在梦乡之中,就被巴黎的警察局长揪了出来,投入了巴士底监狱;他后来还有一次也是关在这里。
岂料伏尔泰对于本次坐牢,显得若无其事,甚至出于虚荣心理而喜形于色,认为如此一来,就等于为他扬名立万了;他还不慌不忙在狱中写起剧本来。
老父亲恨恨的咬着牙齿,为这个逆子到处花钱活动,终于取得了摄政王的谅解;伏尔泰坐牢不满11个月,就获准释放了。
1718年11月18日,他在狱中写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搬上了巴黎的舞台,竟然连续上演了45场;他一下子就红得发紫了。
据说他的老爸也赶了过来,坐到了包厢里;每次看到剧中精彩的地方,他都要骂几声,“这个坏蛋!这个坏蛋!”以此来掩饰心中的喜悦。
这个戏剧的成功,与迎合了市民当时对教会的某种微妙情绪有关;比如剧中第四幕、第一场中,有这样的台词:
“咱们的神父并不如常人想的那么聪明,
他们有学问仅仅是因为我们无知。”
第二幕、第五场,还通过剧中人阿斯普的口,发出了对教会的公然挑战:
“愿我们只相信自己,看万物用自己的眼,
愿眼睛成为我们的圣经、上帝和祭坛。”
写出这个剧本,让伏尔泰净赚了4000法郎,他又用这笔钱做了投资。
伏尔泰早就知道,文人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实力,就会受人轻视与摆布,就会失去精神的自由;因此,只有放下架子,靠自己的能力去发财才有出路。
伏尔泰后来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遗产,又从国王那里弄到了一笔2000法郎的年金;在银行家巴利斯兄弟的帮助下,所有的钱全部投资于生意。
1729年,政府发行了一次计划不周的彩票,他趋机都买下了来,赚了50万法郎,惹得政府很恼火。
他还在普隆比尔矿里投资,拥有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包装厂的大量股份;同时,还由巴利斯兄弟出面合伙走私军火。
美国人威尔·杜兰特在评价他的能力之时说,“幸亏他的法国人的文学才华中掺有犹太人理财的精明”。
的确如此;象他这样的被警察经常拘留,或者在巴士底监狱里关来关去,还多次跑到外国去避难的人,如果没有理财的精明,没有经济作保障,真不知道他这一生会如何个了局。
他卓越的理财能力是天生的,想学是学不来的。
我也理过财啊。
2007年下半年,股票的走势竟然是这样的好,我的手里只要有了点钱,哪肯不投入?起初也赚个百分之十还多,报纸和电视上都在说沪指要冲上10000点呢。
怎么到了第二年,我却会亏得那么惨呢?
一个人愈是穷,就愈会想一元硬币掰作两半用,偏偏就是掰不开;真个羡慕伏尔泰在钱多的时候,性情上却也变得越来越慷慨大方,这样一来,他却偏偏越来越有钱了。
1758年,伏尔泰在靠近日内瓦的法国边境,买下了费尔内庄园以后,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群门徒和食客。
他自嘲说,他都变成全欧洲的旅店大老板了。
一次,一个当地的朋友要到他的府邸里住上六周,伏尔泰不禁脱口而出:
“您和堂吉诃德有什么两样?他把客栈当成了城堡,您却把城堡当成了客栈。”
他无奈地喊道:
“请上帝来管管我的朋友们吧,我的敌人则由我自己来对付。”
晚年,他把时间、钱财和精力,大多用在了社会正义和福利事业上。
他为一些穷人修建起标准住宅。
他为失业者建立了牛奶场和钟表厂。
他到处去营救受到教会迫害的人。
一个巴黎市民这样说:
18世纪的法国的每一个人,无论亲疏,都需要伏尔泰;可以向他求教、倾诉,或者恳求他的帮助,他不会让每一个人失望的。
他的才华与富有,早就吸引了不少的贵妇人;史载,年轻的女性一见到他就致礼膜拜,这在当时竟然成为一种时尚。
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老光棍,身边却没有缺过情人;他也一直沉醉于情妇们给他的乐趣中。
但是,你能相信吗?
他如此才华,如此富有与慷慨,却在当时法国的封建等级社会里,依然因为出身于平民,经常遭受到贵族的歧视、侮辱与迫害,尤其是在他的青年与中年的时期。
平民的身份给伏尔泰带来了重大影响;他的一生中许多事件的发生,可以说都与这个身份有关。
话说1725年12月,也就是1718年上演了《俄狄浦斯王》一举走红以后;这时,他在各种社交场所里,头尾已经悠哉地混了约8年。
一天,伏尔泰与他的情人、喜剧名演员勒库弗勒小姐,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好好的,却无端受到了罗昂爵士的侮辱。
罗昂是法国最有权势的一个贵族家庭的成员;他早就对没有地位头衔的伏尔泰、在社会上受到尊敬忿忿不平,他早就想羞辱伏尔泰一番。
罗昂问:
“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他知道自己的姓氏吗?”
伏尔泰答道:
“阁下,他是一个没有煊赫姓氏的人,但他的名字受人尊敬;而爵士先生,正在结束他的姓氏。”
第二天,伏尔泰正在苏里公爵家里吃饭,一个男仆跑来说,有人在门口等他。
伏尔泰见不到人,走到了街上张望。
只见街囗停放着两辆马车;伏尔泰刚一走近,头上就挨了一闷棍,接着几个打手一哄而上,一顿臭揍。
罗昂讥笑说:
“不要打他的脑袋,那里面还会弄出一些好东西。”
伏尔泰被殴打的事,就发生在苏里公爵的家门口;公爵自然也会蒙羞的,可是公爵不愿意帮助他申冤,对他说:
“你要明白,你只是一个诗人。”
伏尔泰缠着绷带奔走了几天,却上告无门,只得收罗了一帮地痞,准备报复罗昂;未曾想事未实行,国王却已下了命令,以聚众闹事的罪名,把他再次投入了巴士底监狱。
罗昂事件,乍一看似属个人纠纷,其实却是伏尔泰与法国等级制度与专制政体长期冲突的结果;正如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评论所说:
“这件事故很重要,因为伏尔泰的永远反对政府是由这件事情决定的。”
本来,伏尔泰在青年之时,也写些小诗或者说点俏皮话,讽刺政府及其当权者;这样的行为,只不过是文人的一种习性而已。
就象时下的许多小百姓,见到了一些执法不公的事体,吹个口哨、来点哄笑一样,未必就是真有对抗政府的企图;却有一些抱着私心的官员,偏要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结果真个弄出了大的冲突来。
伏尔泰写点俏皮话、发点牢骚,起初并没有对抗政府的意思;他原本就是一个动机与思想很复杂的人,我们来看几件事。
1717年,伏尔泰因讥讽摄政王第一次坐了巴士底监狱、出来以后,深知摄政王冒犯不得,曾经“不计前嫌”前往摄政王的府邸,对他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临走时,还不忘丢下一句俏皮话:
“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为我解决了这么长时间的食宿问题,我衷心地再次感谢您;不过今后,您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替我操心啦。”
《俄狄浦斯王》一剧大获成功之后,就连摄政王也过来捧场,并发给他政府年俸;伏尔泰一时得意忘形,把原来的屈辱羞耻全抛到脑后,一时间竟会成了个攀附权贵、吹须拍马的文人。
他先是写了《巴士底狱》一诗对摄政王大加赞美,继而又以剧本赢得波旁公爵一个情妇的青睐,由此得以被邀参加了路易十五的婚礼;伏尔泰更是受宠若惊,打算此后就专为皇后写剧,他还得到了皇后赏赐的1500里弗尔的年俸。
到了第二次又入巴士底监狱之时,他才认清了专制政体官官相护、扶强凌弱的丑恶面目,也使他明白了自己依附权贵的可笑。
为了出狱,伏尔泰向当局提议,以自愿流放英国为条件请求释放;法国政府准其所求,于5月10日解送出境。
他在英国,一住三年。
在这里,伏尔泰通读了洛克、培根、牛顿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启蒙主义的世界观。
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英国的政治制度和个人自由;这与他在法国所知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英国,没有哪个贵族能用一个命令就把谁匆匆投入狱中;若以非正当理由将他拘留,一张人身保护令就可立即获释。
于是,他要向自己的法国同胞,宣传英国的自由原则;他很快就写成了一书,1733年在伦敦以《英国通讯》为书名出版了英文版。
次年,法文版改名为《哲学通讯》在里昂秘密出版;出版商偷运到巴黎的1500本,几天内便被抢购一空。
他在该书里对英国的两党制,借用一个英国人之口作了介绍:
“这是真的:在我们这儿,老是有两党用笔或阴谋斗争着;然而,到了武装保护国家和自由的紧要关头,这两党又团结起来了。这两党互相监督着;他们互相阻止侵犯法律的神圣的寄托;他们互相憎恨,但是他们都爱国家:这是两个醋气熏天的情夫在那儿争献殷勤地侍奉同一个情妇。”
该书被法国政府判为禁书,当众烧毁;然而它的问世,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
这是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
伏尔泰说:
“太棒了,我的书就象栗子一样,越烧卖得越快!”
尼采后来评论说:
“勇猛的超人必将狂笑而来。可不是吗,伏尔泰来了,他的笑声摧枯拉朽。他和卢梭是从封建贵族制过渡到中产阶级统治这一伟大的经济、社会过程的代言人。”
伏尔泰终于成为18世纪名震欧洲的一个伟人。
(中篇)
伏尔泰在感情生活上,从来是放荡不羁的,加上他的巨大声誉和富有,他虽终生未婚,却有众多的情人;其中一个,名叫爱米莉,她是夏特莱侯爵的夫人。
爱米莉在伏尔泰的一生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女人;所以,伏尔泰与她的一段情缘,也应当写一写的。
173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伏尔泰的情妇、圣皮埃尔公爵夫人,陪伴一个女子来到他的住所;当这个女子见到了伏尔泰之后,竟然不顾公爵夫人也在旁边,就大胆地搂住他的脖子,一阵热吻。
这个女子就是爱米莉。
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交际圈里,爱米莉被公认为才女;据说,她的拉丁文说得像西塞那样流利,数学演算可与欧几里德媲美,几何学造诣能令阿基米德困惑。
她懂拉丁文、英文和意大利文,译过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也译过牛顿的《原理》,还撰写过关于莱布尼兹哲学和牛顿微积分的论文。
她比伏尔泰少12岁,1725年与夏特莱侯爵结婚,生有一儿一女;可她虽已做了母亲,依然是风流洒脱,她把保持贞操名节,看成是一种不屑理喻的偏见。
她喜爱打扮,喜欢唱歌、跳舞,还有赌博的嗜好;那么,她是否还是一个大美女呢?克雷基夫人这样描述她的容貌:
“我的表姊爱米莉是一个样样都大得可观的巨人,精强力壮异乎寻常,不成体统至矣尽矣;她的皮肤之粗劣有如豆蒄刨床一般。”
爱米莉在婚前,也曾几次见过伏尔泰的,两人也有过不多的书信来往;后来,随着伏尔泰的名声日盛,她再也无法抑制爱慕之情,于是便央求圣埃公爵夫人带她去见。
当她一见面、就投入到伏尔泰的怀抱之时,伏尔泰也接受了她的热吻;第二天,他还通过公爵夫人转交了给爱米莉的求爱信。
进展如此迅速,从伏尔泰这边来看,主要也是出于一种思想上的共鸣、精神上的需求。
伏尔泰当时刚从英国回来,他深受牛顿的科学发现和洛克的哲学原理的影响,一天到晚嘴上挂着这两个英国人的名字。
但伏尔泰认为,在巴黎很少有人能够与他谈论这些问题;比如,法兰西学院的科学家们,多属笛卡尔派,他们对英国的新思想深表怀疑。
伏尔泰深信,只有爱米尔可以例外;她能够理解自己所谈论的一切,而且会接受他的观点。
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也促进了伏尔泰与她开始了长久的同居;《哲学通信》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他作为此书的作者,在巴黎无处藏身,便去投奔爱米莉。
夏特莱侯爵,也即爱米莉的丈夫,在法国东北部、布莱兹河畔的西雷镇,拥有一座13世纪的宅第;这个地方距比利时很近,一有风吹草动,就可以溜至国外。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利用夏特莱的身份保护自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在伏尔泰遭受迫害、多次处于危险之时,侯爵固真四处去活动与调停。
侯爵先生的胸怀很博大,一直认可这一对情人的同居;这在咱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其实也与法国的时代风气有点关系的——当时的道德、风气,准许一个已婚女人在家里添一个情人,只是不允许有人在外头宣扬而已。
后来,也有评论者这样开玩笑说:
“当侯爵夫人不仅选择了一个情人,而且是选择了一个天才之后,全法国都原谅了她。”
同居期间,伏尔泰在爱米莉的影响下,对自然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写成了《牛顿哲学原理》;他在该书的题辞里,把此书献给爱米莉,因为正是依靠她的帮助,伏尔泰才走出了牛顿科学思想的迷宫。
在这里,伏尔泰还出资建造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实验室。1737年6月,法国科学院进行一项有关火的性质的有奖征文,他与爱米莉各以论文参赛,也都获了奖。
在这里,伏尔泰对于戏剧的爱好丝毫未减。
他不仅自己写戏剧,写出了悲剧《梅洛普》、《穆罕默德》,喜剧《放荡的儿子》、《纳尼娜》;还让人把一个阁楼改造成小剧场,组织业余剧团来演出,并对当地居民开放。
然而,伏尔泰与爱米莉的矛盾,也当然是会发生的。
爱米莉是这么一个人,她对于严肃的事与轻浮的事,都怀有同样的热情;他很爱伏尔泰,却又不满足于他的近乎柏拉图式的爱情。
在同居了十五年以后,爱米莉又堕入了时年33岁的圣·郎伯的情网;这个小伙子很飘亮而又富于机智,还擅长于诗文。
当这两个人请求伏尔泰的原谅之时,他想到了已在暮年,不可能再去与这个年轻人争夺爱情了;就向他们表示了祝福。
他这样自嘲说,“这就是事物的秩序,一颗钉子挤出了另一颗钉子,世界就这样运行”;他还给这“一颗钉子”写了一节风趣的小诗:
“圣·朗伯,全是因为你,
玫瑰才开花;
剌儿全归我,
花儿留给你。”
但,伏尔泰虽是豁达大度,而这两人造成的后果,却是不可挽回的;年近44岁的爱米莉怀了身孕,并于1749年9月3日,在产后一周之时,由产褥热而猝然去世。
爱米莉的突然离世,使得伏尔泰处于半疯狂状态;据记载,他跑到了郊外,跌到在路上,由他人抬了回来。
伏尔泰在给德尼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只希望不久便到她那里去。我失去的不是一个情人,我失去了半个自己,失去了构成我的灵魂的那个灵魂,失去了20年的朋友。”
(下篇)
1758年年底,伏尔泰以德尼夫人的名义买下了费尔内庄园,居住了近二十年。
他作为欧洲伟人的形象,就是在这个时期定型的;他写出了大量的小册子和论著,以不同的署名散布到欧洲各国,他实际上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法国启蒙运动。
他已有很久、很久,没有回到巴黎了,希望能够在暮年,再次看到巴黎。
1774年,路易十五一命呜呼。
接任的路易十六处于内乱外困之中,他再也无力阻挡伏尔泰的步伐了。
1778年2月10日,84岁的伏尔泰终于回来了。
他回巴黎之时,乘坐的是可躺式马车。
途中,一个驿站主人认出了他,给了他最好的马;还吩咐马夫:
“好好地为伏尔泰先生赶路,鞭死我的马也不妨。”
在巴黎,他去法兰西学院的途中,欢迎的人们,争先恐后攀上了他的马车。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送给他的裘皮大衣,也被人们撕得稀烂,因为谁都想扯下一块留作纪念。
同时代人杜威尔纳这样评论:
“任何国君也不能有与此类似的威望来控制舆论。”
当时,他已在实际上成为法国思想舆论界的主宰,他赞同什么,什么就会有权利存在;他的每一句新的言论,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伏尔泰憎恨世界上的暴君和作恶的贵族,他哀叹每朝每代的历史学家把这些人捧为令后人敬慕的对象,认为这是愚不可及;他这样写道:
“人类可卑的愚蠢,就在于崇拜那些乱世奸雄。”
他痛斥君主掠夺臣民的财产,大骂贵族们除了自己的意志外不知有法律,他的诗歌充满战斗的激情:
“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财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大耳,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
他用99卷的巨著,揭露了掩盖在面纱之下的社会现实。
在哲理小说《老实人》中,他借用了笔下的老实人之口喊出:
“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是灾难啊。”
在《老实人》中,伏尔泰还写了一个人物邦葛罗斯;他是“省里的圣人”,他教导学生说:
“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必为最美满的归宿。岂不见鼻子是长来戴眼镜的吗?所以我们有眼镜;身上安放两条腿是为穿长裤的,所以我们有长裤;石头是要人开凿、造宫堡的,所以男爵大人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宫堡;本省最有地位的男爵不是住得最好的吗?猪是生来给人吃的,所以我们终年吃猪肉。谁要说一切皆善简直是胡扯,应当说是尽善尽美才是。”
小说写邦葛罗斯,其实是对莱布尼兹用“先天和谐论”来粉饰现实、为等级制度唱赞歌的论调进行讽刺的,而文笔又是那样的幽默。
伏尔泰曾将“自己笑,也让他人笑”作为写作的座右铭;他说:
“那些不会用大笑抹平额头皱纹的哲学家,是会大祸临头的。我一直将严肃视为一种疾病。”
“正因为我们能够轻狂一下,所以大多数人没有上吊自杀。”
然而,伏尔泰的一生,在许多方面也充满着矛盾。
他讥讽追逐财富的不值,自己却获取大量财产;
他取笑国王、贵族,又与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俄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还试图以他们作为靠山;
他怀疑上帝,揭露教会的罪恶,又去寻求教皇的庇护。
他在解释为何会把剧本《穆罕默德》题献给罗马教皇、申请并得到两枚奖章这一件事之时,这样说道:
“对善良的人进行迫害的那些人将会认识到,我披着圣衣保护着自己。”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因为他有大量的反对教会的言论。
比如,著名的解释宗教起源的“傻子遇上骗子”说,就是他发明的。
这个解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十八世纪以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学说;法国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也都持这个观点。
伏尔泰还指出,基督教的历史是一部残暴的血腥史;据他的统计,人类因基督教损失了一千七百余万生灵,平均每一个世纪,就有一百万人被处死。
还在1722年,他偕同情人德·吕贝勒蒙德夫人、前往欧洲各国游历之时,就曾于路途中,写了一首诗赠给她。
诗里,讽刺了上帝的无能和荒唐:
“他胡里胡涂地施恩,他胡里胡涂地逞凶。
他费尽全力创造人,他又马上给他们送终。”
但于另一边,他又耗尽毕生精力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且认为上帝是世界的最初原因和创造主,“不存在自然的东西,万物都是宇宙中的艺术,而艺术证明创造主的存在。”
在他看来,上帝除了一次创造活动、创造了现实世界之外,就不再干预此间的事了,犹如一位建筑师完成了宇宙大厦的建筑之后,就不再过问这所大厦的使用——人的祸福,从此就不再与他有相干了。
他又认为,上帝的存在对维持人世间的秩序和道德,意义重大,“如果上帝不存在,必须把它创造出来”。在《甲乙丙丁对话录》中,他借人物之口说道:
“我要我的律师、我的裁缝、我的仆人、甚至我的妻子相信上帝;我认为,这样做我就可能少被抢劫或少戴绿帽子。”
从他临死前的表现看,他内心里是不信仰的。
伏尔泰重回巴黎这一年,也即1778年的5月30日,他由忽然的病倒,而终于奄奄一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神甫来到他的病榻前,问道:
“我的孩子,您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吗?”
伏尔泰默然不答。
神甫反复追问。
处于弥留之际的伏尔泰,突然发了怒,他喊道:
“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言罢溘然长辞,享年84岁。
巴黎不准为他举行基督教葬礼。
朋友们让他端坐在一辆马车里,装作他还活着,这才得以出城。
在塞利埃,终于找到了一块土地将他埋下。
伏尔泰虽然没有看到在他身后11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但他被公认为是思想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18世纪欧洲思想的泰斗”。
在大革命热潮的1791年,法国人民隆重地将他的遗骸运回巴黎,葬入国家公墓。
十万人自行列队伴送,街道两侧有多达六十多万人目送。
灵车上写着:
“他是人类心灵的推动力,他是我们自由的指路灯。”
伏尔泰的心脏被装在一只精致的小盒子里,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上面写着他生前的一句话:
“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网络上、电视上的历史知识,存在问题的还真不少,在这里选择几个典型的吧:
1.秦人尚黑在很多跟秦国或者秦代历史有关的影视剧里,秦人、秦军的服装都是以黑色为主,黑衣、黑旗,一片肃杀之气,望之令人胆寒。在网络上我们也时不时能够看到关于秦人崇尚黑色的说法。
实际上,这是由于对史料解读不充分而造成的误会。
《史记》记载: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这就是史书对于秦人尚黑的记载了。可是我们要注意两点:
第一,这件事发生在秦统一之后,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秦人并未尚黑。要知道,秦始皇在这里推崇的五德说,本就是战国末期才由邹衍归纳出来的,自然,战国末期以前,秦人不会拿颜色套在自己的“德”上;
第二,秦始皇推崇黑色,并不能够举国推广,所谓“衣服旄旌节旗”,那是指朝廷重要场合上所用的,不可能给每个士兵甚至每个百姓都换装。
从兵马俑的考古发现看,那些今天看上去黑漆漆的陶兵马俑,其实当年都曾经专门上色,考古学家对陶俑表面的颜料残留物进行分析后发现,秦军的服色可谓五颜六色,并未统一成黑色。而根据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军家书来看,秦军的衣服还要依靠家里准备,更不会有统一的颜色了。
所以说,秦人尚黑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的,不能泛泛而论。
2.秦俑颜色“氧化”既然说到了秦俑,那么答主顺便讲讲这个典型的误会。
今天考古发掘出来的秦俑绝大多数已经没有原来的颜料了,我们会在很多很多地方看到一些描述,说秦俑出土后,表面的颜色在短时间内“氧化”。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误会。确切说,秦俑表面的颜料并非氧化,而是脱落。
根据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秦俑在烧制好以后,工匠们先给它们表面刷一层生漆,再在漆层上绘制颜色,这些颜料大多为天然矿物质研磨而成,只有一些蓝色原料是人工合成的“中国蓝”和“中国紫”,但无论如何,这些无机质的颜料本身都不那么容易氧化,真正氧化的是那层漆,埋藏太久,生漆层逐渐氧化,出土后又迅速脱水干燥,因而卷起脱落。
虽然颜料本身没事,但是颜料是附着在漆层上的对不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这些颜料就大面积脱落了。如今,科技考古学家们也在不断探索新的方法,看看怎么样能够把颜料尽可能保存下来,还秦俑以本来面目。
3.宣太后叫“芈月”看过电视剧《芈月传》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这件事儿,秦宣太后叫什么?史书并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她是楚国人,芈姓,曾被称为芈八子。那么“芈月”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追本溯源,这个说法来自于历史爱好者陈景元先生,他的主要依据,是秦兵马俑身上的刻字,如下图所示,有一个字被他释读为“芈月”,进而推测这个“芈月”正是宣太后的名字,还由此推测兵马俑的主人是“芈月”而非秦始皇。
对于陈先生的看法,考古界自然是不认可的。为什么呢?秦俑身上的陶文有不少,有些是数字,可能是制作工程中做标记,还有的是地名,比如“咸”,有些则是官署或者工匠的名字,属于典型的物勒工名,责任到人。
由此可知,陶俑刻文完全是出于实用的功能而作,跟墓主人的身份并无关系。假设,那个被释读为“芈月”(其实很多研究者认为是“脾”字)的字真的就是芈月,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和宣太后联系起来。宣太后是什么身份的人?把她的尊讳刻在陪葬陶俑上,工匠们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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