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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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威：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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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威：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

　　王德威

　　来源：《视界》

　　1984年7月，《上海文艺》刊出作者署名阿城的小说《棋王》。这篇小说写文革期间一群知青的传奇遭遇。以他们懵懂下乡支边起，以其中一人邂逅无名老者，钻研棋艺，搏弈较技为高潮。全篇文字遒劲精致，情节紧俏动人，在彼时伤痕、反思文学的狂潮中，自然独树一帜。《棋王》一出，先在大陆引起瞩目，继之流传海外，成为人人争相一读的作品。

　　以后的故事已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一章。《棋王》为渐渐兴起的寻根文学作出重要示范；同时它所透露的人文精神，正与学界蓄势待发的“文化热”互通声息。而阿城的文字功夫，更要让一辈作者读者大开眼界。《棋王》之后，阿城又陆续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两作。前者写尽文革期间人与天争，斲丧自然的暴行；后者则见证教育沦落，百废待此一举的艰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的文明及自然何以消磨至此？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种种狂暴作为，竟是假“文化革命”之名进行。阿城下笔，鲜少口号教训，感慨自在其中。“三王”小说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经典，良有以也。这几篇小说登陆台湾后所引起的“大陆热”，应是不少书迷及出版者记忆犹新的话题。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盛誉，阿城却似乎无动于衷。“三王”之后，他并未打铁趁热，推出据称原本构思的“八王”或“王八”系列的另外五篇。他的确写出了一些短篇，如《树桩》、《会餐》及“遍地风流”系列的部分篇章，但大抵而言，阿城的盛名是建立在少数作品上，而且久而久之，盛名成了传奇。与此同时，阿城跻身电影界，先后与谢晋、陈凯歌、张艺谋等合作往还。80年代后期远走国外后，他更是不少侯孝贤电影咨询的对象。阿城显然并没闲着。但从文学界的角度来看，他却予人闲散的印象。

　　而这一闲散的形象，有它不得不然的外在因素，但也可能与阿城的创作美学息息相关。小说者，小道也。为与不为，也是一念之间的事。小说与世俗的其他技艺相比，不多一分尊贵，也不少一分姿色。对切切要把小说化为大说的作者读者，这一立场未免显得消极，但对照阿城有关文学艺术的立论，其中自有分寸。

　　也正因此，阿城在世纪末的大陆、世纪初的台湾推出小说选集《遍地风流》，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睽违了这许多年，阿城拾掇各色作品，汇集成书，是总结他以前的创作经验？还是又从中淬炼出不同心得？以阿城标榜的创作风格而言，这是过于正经八百的问题，当不得真。但以《遍地风流》回看他的所来之路，我们还是可揣摩他的进境：简言之，世俗的、抒情的、技艺的小说观。

　　一、俗与闲

　　阿城生而有幸，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不幸的是，阿城的出身有欠纯正。他的父亲钟惦业是著名影人，因为执著一己艺术信念，早在50年代的运动中，即已中箭下马。如阿城自谓，在他成长的年月里，早已体会因身份有别，前途殊异的道理。文革期间，不说红卫兵，连红卫兵的喽啰也沾不上边。一俟“上山下乡”的口号展开，他早早打好行李，准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先去雁北，再到内蒙，最后落户云南，一待就是十年。“四人帮”倒台后，各

　　地知青摩拳擦掌，纷纷争取深造的机会，而阿城无动于衷。原因无他，家庭背景有以致之[1]。

　　然而十几年辗转南北，深入村野的经验，早已教给阿城太多学校以外的知识。他逆来顺受，与其说是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因素，长怀自知之明，更不如说民间的一切让他了解到，生命驳杂的层面，有待更多的担待与包容。他的“三王”作品写知青下乡，没有公子落难式的酸气，也不刻意夸张青春无悔式的天真。他冷眼旁观，却又事事用心，这一姿态，似远实近，是阿城写作的一大特色。

　　更重要的是，阿城作品对世态人生的扫描，展现前所鲜见的大陆众生相，《棋王》中的拾荒老者，真人不露相，竟然深怀绝技。《树王》中的萧疙瘩，舍身护树，令人肃然起敬。《孩子王》中的山村男女，一颦一笑，如此质朴无文，而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开启了“文革”绝境中的一线生机。礼失求诸野，阿城向往一种市井甚或山野文化，以作为对正统的批判，甚或对正统的救赎。相对于官方主流论述的“双结合”、“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阿城笔下的系列人物，寒碜丑怪，但正是在这些畸人丑人里，阿城参看乱世中的生存智慧，颇有所得。难怪“三王”小说一出，众家读者如获至宝，或曰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或曰禅道香火，劫后重生[2]，好不热闹。

　　我以为阿城“三王”时期的作品，善则善矣，但仍然未脱微言大义的框架。较之文革后的文学，他当然已走得太远，但比较《遍地风流》的作品，尤其“杂色”中诸篇，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转变。如果“三王”小说仍执着“礼失求诸野”的乌托邦怀想，《遍地风流》所要标记的，应是“礼不下庶人”。庶人所充斥的世俗社会，熙来攘往，啼笑之外，更多的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与平庸。然而阿城看出其中自有一股生命力。往好了说，这生命力是一股顽强的元气，总已蠢蠢欲动，饮食男女，莫不始于此。但另一方面，这生命力也是一种坚韧的习气，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且战且走的日常生活策略[3]。阿城希望多写世俗社会中的元气，但笔下的人物每多显露得过且过的习气，两者都是生命力的表现，但所透露的差距何其之大。这是阿城作品的尴尬所在，也是他的（有意无意泄露的）历史感所在。

　　元气与习气的异同：在《遍地风流》的《遍地风流》一辑里，阿城写云南怒江溜索渡江的惊险。情词犀利，跃然纸上。引起我注意的，倒是渡江后几条汉子“走到绝壁前，扯下裤腰，弯弯地撒出一道尿，落下不到几尺，就被风吹得散开，向东南飘走。万丈下的怒江，倒向一股尿水，细细流着。”到了《杂色》一辑中的《成长》，与共和国同日诞生的王建国，大好前程，却经不住革命的挫折。1976年后，曾是重点保送学生的王建国却成了毛 纪念堂的建筑工人。那一日他在工地高处忽有内急，报准就地解决。他迎着左左右右的大会堂、纪念碑、博物馆顶，一泄如注。“高处有风，王建国解决问题后，抖了一下，两眼泪水。”又如《遍地风流》中的《洗澡》，蒙古骑手驰骋之余，河中洗澡。“他撅起屁股，把头顶浸到水里，叉开手指到头发里抓，歌声就从两腿间传出来。”而在《彼时正年轻》的《专业》里，下乡雁北的知青，兀自为主义问题呶呶不休。他们跋涉到一矿区请教专业，殊不知专业早已随俗深入地下，裸着身子挖煤贴补生活。当他应声自煤坑爬上，黑乎乎的“起身迈出筐，低头弯腰在地上翻捡衣裳，屁眼儿倒是白的。”

　　随处撒的野尿，猛然撅起的屁股，吃喝拉撒，这是生命的基本面了。在这之上，阿城架构他的世俗视野：妻妾共存的老头，弃猫养鼠的宠物恋者，掏大粪的干校劳动员，四处观望的小官僚……林林总总。阿城眼光所及，看到了太多闲杂人等，有的吃亏受苦，有的占便宜玩花样——他们其实无所作为，却也正因如此，他们为一个肃杀的社会沾上人气。这人气未

　　[1]见阿城《遍地风流》，自序（台北：麦田，2000）39页。

　　[2]见陈炳汉等人对“三王”小说的评论，收入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台北：新地，1986）195~251页。

　　[3]Michel DeCcrt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见Harry Haroctunian. Histary’s Disquier:Modum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54。

　　必是好闻的。《厕所》里的老吴一天到公厕出清存货。八个坑四个有主儿，街坊邻居蹲坑之余聊将起来。事办完了才发现都没带纸。等着等着又来一个忘纸的家伙。大伙正一筹莫展，老吴突然站了起来。“老吴系好裤子，说，我的晾干了。”

　　阿城世俗观最系统化的呈现，是在他《闲话闲说》及《威尼斯日记》二书中。前者收纳阿城1987年至1993年漫谈中国文化与小说的心得，后者则是他的世俗观的身体力行。从甲骨文、老子、孔子到《教坊记》、《太平广记》、《武林旧事》，从散曲话本《金瓶》、《红楼》到张爱玲、王安忆。千言万语，阿城的世俗可以归纳到一个“自为的空间”[4]。这是一个浮世的空间，容得下男耕女织，可想也难清除男盗女娼；这也是一个花样百出的空间，“就是活生生的多重实在，岂是好坏兴亡所能剔分的。”[5]而在《威尼斯日记》里，这一空间更可以是异国的、驿动的。阿城认为世俗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总为礼乐教化提供额外的出路。

　　我以为这一自为的世俗空间，与其说是结结实实的存在，更不如说是一种境界，两者之间有相辅相成的时候，也有格格不入的时候。阿城游走其间，未必完全说得清他的意向。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市井的匹夫匹妇也许充实了世俗的声光色相，但观察世俗并且指认其中的境界者，总少不了艺术工作者——或更广义的“生活家”——的慧眼与中介。阿城于此，应有当仁不让的信念。而他也必然得要面对其中的吊诡：过分抬举世俗难免有刻意求工之嫌，过分牵就世俗也可能导致沆瀣一气的可能[6]。于是他提出了“观”世俗的必要与限制。世俗“其实是无观的自在”，总是超出观者的预料[7]。但“观者”的存在又是体现世俗的要径。如何静静旁观，而不制造世俗的大观奇观，是阿城的用心所在。

　　中国革命靠“普罗”“大众”起家，打一开始就志在结合民间力量，与庙堂相对抗，表现于文学艺术的，是对通俗文艺的利用，对“民族形式”的诠辩。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口号。到了1942年的延安讲话，他更阐明了文艺为群众服务的目的。这些观点当时引起绝大的反响，周扬肯定五四传统兼容并蓄的特质，或像林冰强调“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无非是同一光谱的两端[8]。革命文学一向渲染俚俗色彩，从早期的赵树理到“文革”的样板戏，莫不如是，可怪的是毛泽东时期的文艺工作者打着红旗反红旗，越是强调民间世俗，越是要将人民导向超凡人的阶段：“六亿神州尽舜尧”。诚如阿城调侃的，如果满街走的都是舜尧，这人生未免有点恐怖[9]。

　　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看出这其中的矛盾，近年大力提倡“还原民间”的看法。陈批判左翼新文学传统以降对民间文化的发扬及伤害，成为中国追求现代性的一大公案。对陈而言，“民间”的概念有三：（一）它是在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相对的自由活泼形式；（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既然包括五花八门的小传统，它是精华与糟粕的综合，也必须拒绝单一价值判断[10]。这一民间概念渗透于主流价值中。而陈希望还原民间，视其为历史时空的新座标点（chronotope），以与权力阶层的“庙堂”，知识分子的“广场”相抗衡。

　　阿城的世俗观与陈思和的民间观有许多相互印证之处，代表世纪末文化热后大陆文人的又一立场。两者也都十分惊醒世俗或民间的流动性及暧昧性，无法总由理论落实。比较而言，

　　[4]阿城：《闲话闲说》（台北：时报文化，1997）33页。

　　[5]同上， 146页。

　　[6]如阿城评读书人对世俗的把玩，成为媚俗，见同上，91页。

　　[7]同上，107页。

　　[8]见陈思和的讨论，《还原民间》（台北：三民，1997），81页。

　　[9]阿城：《闲话闲说》，97页。

　　[10]《还原民间》，84页。

　　陈更侧重“民间”对“庙堂”、“广场”的批判功能性，阿城则想像“世俗”与礼教的附会、嘲仿、及解构/建构关系。晚近的西方理论对类似命题也多有发挥，大抵而言，一派以“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众空间”（public sphere）为线索，纵论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民意流通的能量及意义；一派以李菲伯（Lefebre）及席默而（Simmel）等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不安、内爆及现代性的批判；一派以巴赫汀（Bakhrin）的嘉年华理论为基础，强调民俗肉身，下里巴人的救赎力量[11]。而因应后现代理论兴起，雅俗高下的界限，不断被戏弄穿刺，早年本雅明（Benjamin）的商场论（Passage Walk），或70年代桑戴克（Songlag）的假仙论（Camp），德博（de Bord）的“奇观论”（Spectacle）纷纷又被端出台面[12]。影响所及，流行文化研究成了学院的新宠之一。

　　面对这许多的立论，阿城“闲话”世俗，反而倒有了无心插柳之功。而他对当下论者的反应可能是：“你也来了？”。世俗如果成了口头禅，未免有画地自限之虞。17世纪的吴敬梓嘲弄互相标榜的名土“雅得俗”。阿城可能在暗暗莞尔，今日之世的文人为俗而俗，并引以为雅，是为大俗[13]。追根究底，你我其实都不能脱俗，都在阿城的世界里，你唱罢来我登场。但这样的热闹，是元气，还是习气？话说回来，世与俗，甚至欺世与媚俗，有总比没有好。

　　二、世俗的抒情

　　阿城小说的文字平淡隽永，即使偶见机锋，也是点到为止，决不强作解人。“三王”小说中最动人的片段往往在于描写最委琐的生命时刻。像《棋王》中写王一生的吃相，早为读者津津乐道；《孩子王》中的教学场景，娓娓述来，自是活生生的启蒙新解。同样的乱世浮生，阿城与多数作家不同，总能别有所见，这些现象或是灵光乍现，或是荒谬突兀、或仅仅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即景，一经点染，立刻生动起来。

　　这样的写作知易行难，其实是需要功夫的，下文当再论及。可以在此强调的是，它也牵涉了一种睹物观情的位置，一种与人间世对话的方法。“抒情“一词未必恰当，尚庶几近之。抒情是个大题目，当然不能在此尽详。已故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Pruiak）在20世纪中曾提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两大特征，即是抒情化及史诗化。在普实克的定义里，晚清以降文人易诗为文，将以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传统，嫁接到说部文章的表达下。此与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主体的心理学化，以及人我关系的疏离感，都有互动关系，郁达夫、叶绍钧的作品即是好例子。而从左翼立场观之，普实克毋宁视此抒情倾向为过渡阶段。他更乐见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史诗化的努力。他所谓的“史诗”强调文学的历史功能，作家参与社会的必要，以及文学与革命实践的结合。一言以蔽之，化小我为大我[14]。

　　五四以后的文学发展，以“史诗”化为大宗，革命与启蒙之声不绝于耳。1949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尤其将此命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三千里江山》到《保卫延安》，从《金光大道》到《艳阳天》，顾名思义，已可得见作品的庞大抱负。旅美学者王斑自其中看出一种“雄浑”（sublime）的美学，确是一针见血。王认为毛式雄浑大则大矣，却有其代价：“它

　　[11]“民间社会”及“公众空间”的观念，出于Jurgen Habermas的讨论，又见Henri Lefebere,Giuqu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John Moore(London:Verso,1991):George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y, uars.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hy(Bost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 M.M.Babkin.Rabelais and His World(Cambridge MA:MIT Press.1981):见Haroowman对Simme及Lerebere的解释。

　　[12]有关Songtag及Benjam的诠释极多。可参见如Angela.MeRobble,Postmodemism and Populan Culture (N.Y: Rortledge, 1994) PP77~120。

　　[13]见[6]。

　　[14]Jarusby Prusek,The Lyncal and the Epic(Bloomington:Ln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ers 1-2.

　　是一套论述过程，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符号，一个‘身体’的堂皇意象，或是一个刺激人心的经验，足以让人脱胎换骨。”在其运作之下，“任何太有人味的关联——食欲、感觉、内欲、想像、恐惧、激情、色欲、自我的兴趣等——都被压抑或清除殆尽：所有人性的因素都被以暴力方式升华成超人，甚至非人的境地。”[15]

　　毛泽东是诗人，而且是心向史诗的诗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正是舍我其谁。阿城成长于这样的文化氛围，却兀自琢磨出极不同的风格。他是80年代初重新将大陆文学导向抒情境界的作者之一，正与毛文体背道而驰。在这一方面，他其来有自，老作家汪曾祺的小说，成为他灵感的最大泉源[16]。汪曾祺在文革后重又崛起，意义深远，因为早在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曾师事沈从文。由此再向前推，从叶绍钧、周作人、废名、萧乾、凌叔华、何其芳、卞之琳，甚至胡兰成等人所汇集而成的诗歌、散文、小说风格，其实在1949年以前，已经形成一抒情传统。这些作者，不论出身及意识形态纠葛，率皆在“感时忧国”的主流论述以外，对现世人生投以有情眼光。相对于国族主义的号召，他们更专注地域的局部的（locality）人间烟火、文化痕迹，并求自其中找出启悟而非仅是启蒙的契机。我们谓这些作家为“京派”、“乡土”或“抒情”，其实不能克尽其意。他们藏有世故的一面，对生命的疾苦并未视而不见，但发诸文章，他们显然认为“呐喊”、“徬徨”毋须是必然的姿态[17]。在周作人、胡兰成的例子里，国家的兴亡、华族文化的绝续，与个人情趣的取予，竟然发生绝大冲突，他们成为叛国者[18]。而沈从文在新中国建立的关口试图自杀弃国，恰是另一极端表现[19]。他们都是“国家认同”这出世纪好戏的牺牲者，1949年之后被斗争，被打入冷宫，也就可想而知了。

　　阿城其生也晚，没能赶上三四十年代那段政治禁忌下，却也众声喧哗的时代。正因为他缺乏这一传承的自觉，他的作品反而透露新鲜的意味。比较起来，前辈作者虽然观照、书写人生百态，多数仍不脱矜持姿态。阿城的作品有“野气”。这不仅与他前半生的经历有关，也与他有意贯彻“礼不下庶人”的想法有关。由此形成的张力最为独特。他写“拴着鸡巴”下坑的矿夫；迎面撞上女子阴部的知青；在 纪念堂顶上撒尿的建筑工；穿着肥料袋裤子的农民，大咧咧的百无禁忌。相对前此作家悲天悯人的包袱，他更趋向天地不仁，各自好了的视野。毛 点数“风流人物”，阿城则将“风流”下放民间。《遍地风流》是山村泼妇高声“天骂”，以致为男女性器官的功能作出新解的风流（《天骂》）；是食量惊人的牧童，找不着老婆可以，却绝舍不得离开母牛的风流（《大胃》）；是干校掏粪的学员，加工细制，把粪掏得“轻轻软软”、“像肉松”、大风起兮“粪都在天上”的风流（《大风》）；是60年代故宫后山上遗下的各色保险套，“第二天就有孩子惊喜捡起，用嘴吹成透明长气球举在手上跑来跑去跑出公园回家到处炫耀”的风流（《故宫散韵》）。

　　而阿城抒情的极致处，不只在于容纳世俗欲望的千奇百怪，也更及于生命最凶险无情的时刻。早期的“三王”系列，各以“文革”中一种艰难处境为着眼点。知青下放的苦中作乐，山野村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卫树行动，或穷乡僻壤的朗朗书声，都是在现实环境的死角，化不可能为可能。在《遍地风流》里，阿城更进一步直视他的素材。《大门》里的红卫兵，肆意破坏一座古庙，好不得意；一年后“重回旧地，赫然发现一座庙门矗立在平野上，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块瓦一根木丝都不见了，只剩下这门，这个贴了封条的门”。黄河边上的小

　　[15]Ban Wang,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3.

　　[16]阿城对汪曾祺的讨论，见《闲话闲说》197页。

　　[17]对京派作家的讨论，见如Shu-Mei Shin,The Lure of the Modern(Berdeley:University of Colilomia Press,2001).Parl Ⅱ.

　　[18]对周作人叛国行径与抒情意境的冲突。见Susan Daluvala.Zhou Zuoren and an Alte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n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ier),Chapter 5.

　　[19]沈从文的自杀企图，见Jerhey Kinkley,The Odayssy of Shen Longw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67.

　　村，莽莽天地间，惟有一门矗立。这门开向文明的一晌繁华，还是文明的骤然劫毁？《夜路》里的知青以不怕鬼出名，还因此得到女伴青睐。未料女伴突然死去，知青自愿为她守尸。“天气热，尸体就胀，先是大肠发酵，肚子凸得像怀胎十月……天黑后，凉下来，腹中气流窜，肚子里吱吱乱响，气出喉管，（死者）就发出呻吟，好像还活着忍受病痛。”《火葬》里的干

　　部暴毙，知青奉命烧尸，不得其法，死人“肚子爆了，油泼到知青的脸上，温温的”。之后他们就着火堆，“花生黄豆慢慢的烤吃”。花生黄豆原是用来助长火势，加速烧尸用的。

　　这真是些令人无言以对的时刻。阿城写来俨然写来无动于衷。我们不禁要问，在什么意义下，这样的情境也堪称抒情？传统抒情文学讲究温柔敦厚、情景交融。阿城却似乎要说在那些混沌岁月里，那里容得下这样的闲情逸致？惟有出入粗鄙的丑陋的角色，而且仍能参得其“情”，才是真正的情景交融。在这一方面，阿城的先行者不是别人，正是沈从文。

　　三四十年代的作家，有多少因为困处在吃人礼教中，百难解脱，因此释放出阿城所说的“阴毒”之气[20]。沈从文的题材其实是“阴毒”的，但由他写来，竟然毒气尽消，想想沈的作品：《士兵》中守着老妻尸体，静听来往士兵说故事的老者；《贵生》中爱情不遂，愤而纵火的青年贵生；《丈夫》中默许妻子卖淫，而又油生莫名妒意的丈夫。还有《巧秀与冬生》中族群械斗、通奸偷情；《菜园》中革命杀戮、生离死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从来充满不义与血腥。然而作家竟能以谦卑心情，收纳种种人生变貌，没有批判，殊少滥情，反而托出生命中“不能已于言者”的神秘与深情。沈的《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写的是则不堪入目的尸恋故事，原有所本。在沈氏的笔下，却“失去了猥亵，转成神奇”。这是沈所谓生命的“神性”返照[21]。

　　到了阿城，他更宁肯连这点“神性”的寄托都摆在一边，转而作最素朴的白描。《遍地风流》的《遍地风流》一辑毕竟有山川风景的衬托；《彼时正年轻》一辑的内容再不忍卒读，也有年轻作为底色。是在《杂色》里，我们迫得承认人生不过如此。传奇或神奇褪尽，一把破提琴，一块豆腐，一双布鞋，或如前所述，一座茅房，提醒我们俗世无所不在的物质性。传统抒情美学咏物喻意，阿城探本还原显然别有所求，这是一大挑战。但我以为《遍地风流》的篇章嫌少，尚不足以完全凸显阿城的潜力。

　　三、世俗的技艺

　　阿城的小说读来如行云流水，仿佛不着一力，细看则颇有讲究。修辞遣字，是得实实在在造就出来的。阿城对文字风格的要求，可以见诸《闲话闲说》中的篇章。他对世俗文类如戏曲、小说的重视，对常情常理的刻画，已经可见尺度所在。他又最忌小说有“腔”，不论是寻根腔或伤痕腔都“引人发怵”[22]，而在散文集《威尼斯日记》中他写道：“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23]

　　作文章与做人，对阿城而言，都要懂得大巧若拙的道理。这里的“巧”不意为机巧，而更近于技能。与以往抒情美学言为心声、诚中形外的说法，这似乎有些距离。但我以为阿城另有看法，他的自况身世，颇有“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感慨。生活的历练，使他必须经营所能，趋吉避凶。文章故为千古之事，但到底是种技艺，有它实在的因缘。

　　[20]阿城：《闲话闲说》216页。

　　[21]见我对沈从文的“神性”的讨论，Chinese Fictional Realism in 20th 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255.

　　[22]阿城：《闲话闲说》，204页。

　　[23]阿城《威尼斯日记》（台北：麦田，1994），15页。

　　让我掉弄书袋，进一步说明我的想法。海德格（Heidegger）曾说明技术（technology）观念的微妙意义。我们今天对技术的认知，多与其立竿见影的工具性（instrumenuiity）衔接；有用之谓也。海德格则提醒我们技术的希腊字源techne，不仅指器械手艺，也更指经由人为媒介，由“无”中生“有”的过程——正因为慧心巧手使然，无从捉摸的天机得以为人所形构驾驭。现代器械、工具理性文明发展，如此“不可思议”，其实正把传统techne的潜能推向极致。相形之下，techne原所蕴涵的“体现”大化，赋予形式的要义，反而隐而不彰。据此海德格探问，是否在“技术”蓬发的现代化进程里，techne仍能不滞不粘，保有一席之地；而他以为这一可能性显现于诗歌——或文学——的存在。[24]

　　借题发挥，我要说中国革命的历程，尽管有其自觉自发的动机，终于建构成“无以名状的政治机器”，在这一机器里，人人都成为“螺丝钉”，相互衔合，绝不松懈。不论代价如何，“人定胜天”的目标说明一切，但问题在于就算人胜过天，人又将如之何？当由主体性的向往堕落成主体性的规格化，非人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化的“技术”出了差错。

　　阿城一辈作者在文革之后，踩着政治机器的碎片，经营一种文字手工业，因此别有意义。在《闲话闲说》中，阿城认为艺术起源于母系时代的巫，专职是沟通人神，而沟通人神，要心诚，也要有手段，“于是艺术来了，诵、歌、舞、韵的组合排列、色彩、圆形”。[25]所以艺术在巫的时代“初始应该是一种工具”。巫既专有所司，“可比我们现在的专业艺术家”。阿城有限度的同意马克思“艺术起源劳动”的说法，但也强调专业与先天素质的重要。“灵感契机人人都有一些，但将它们完成为艺术形态并且传下去，不断完善修改，应该是巫这种专业人士来做的。”[26] 这应是阿城艺术最明澈的告白。而他一面遥想巫的“工具性”，一面强调其沟通有无给予形式的神通，也正似前所谓techne的观念延伸。时至今日，我们也许少谈艺术与巫的沟通，但艺术的专业性仍是常见的话题。我认为在阿城的语境里，专业性说白了就是“做什么得像什么”。技与艺是分不开的。这一定义的技艺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工具性，却在制定了人为，“人”与“为”的自主关系。

　　从阿城的立场来看，写作作为一种文字手艺，应与世俗的其他技艺等量齐观。“三王”中的《棋王》是最明显的例子。知青下乡学习，原是一个宏大的教育/政治策略。然而深怀绝技的拾荒老人的出现，恰恰与国家鼓吹的政教体系唱出反调。老人的棋艺旷世难逢，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是个捡破烂的。以往对《棋王》的评论多朝它的博大精深发展，我独以为阿城的用心是在棋艺之为小道、之为易学难精却又无用的技能。《树王》中的萧疙瘩以身殉树，不为别的宏观道理，只为他“知道”国家的自然政策。而《孩子王》中的学生，从最简单的文字开蒙，大地洪荒，于是重有了意义，这意义却与上面交待的任务多么不同。

　　在《遍地风流》中，我们更可看到阿城对技艺的好奇与敬重。他明白其中有一套庞大驳杂的知识体系，与正统格格不入。他写抻面条师傅如何的不忘旧恩（《抻面》）；跑江湖的老来如何说明“江湖”的要义（《江湖》）；做豆腐的如何靠着豆腐手艺与民国史共相始末（《豆腐》）；修补鞋的如何历经革命后仍然技痒难耐（《补鞋》）。《纵火》里的吴顺德别无所好，只会搜集人家看不起的东西，“文革”来了，他为了一张有青天白日国徽的月份牌坐立难安，最后一把火烧了所有家当。《唱片》里的赵衡生原来醉心京剧唱片，文革中搬运抄家物品，三搬两弄居然成了唱机专家，更不可思议的，你抄我捡，他对西洋音乐听出了门道。《提琴》

　　[24]Martin 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n”Pootry Language：Thought trans.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Hwper Colophon Books,1971),pp15~87:“The Question Corceming Technology”The Question Concem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and into by Willam Lovir(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1977).又见周蕾对电影《孩子王》的讨论VBie Natcissisn and Gauonal Cture. "in Ellen Widmen and David Wung ,eds.from May For One Fourth (Co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339~341 .

　　[25]阿城《闲话闲说》，138页。

　　[26]同上，14页。

　　中的老侯原来是个乡下木匠，因缘际会，学会了为洋人修乐器。文革中老侯可巧瞧见了他曾修过的一提琴，“琴面板已经没有了，所以像一把勺子，一个戴红袖箍的人也正拿它当勺盛着浆糊刷大字报。”

　　对阿城而言，这些技艺妙手偶得，适足说明人间生活形式的自觉追求。雕虫小技，却使得生命在粗糙中得细致，无明中见光彩。也正因其没有实际的有效性，这类技艺为大叙述所忽视。记录这些技艺的得与失，阿城很愿意看作是小说家的本份吧。然而面对革命、国家、现代化大潮下的各种机械运作，techne注定即生即灭。而阿城所作的，是遥想，搜集以往所闻所见的奇能异技；小说本身正是世俗技艺的传播者、集大成者。

　　大陆的笔记小说曾经风靡一时，仿佛写多了大块文章，作家们又转向短小清淡的文类下功夫。其中的能手固然不少，但多半求余韵求境界，少有人能像阿城那般的关切技艺本身的问题。倒是隔海的张大春颇有与阿城相契合之处。张的《小说稗类》评论集一再以行家观点，剖白小说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需要自觉的经营，方才熟能生巧。张的小说集如《寻人启事》、《本事》等，也采用了答记形式、罗列见闻、蔚成大观。尤其《寻人启事》中对以往人事的追踪回味，不啻是阿城的《杂色》台湾版。但张大春更想一显他的“本事”，《本事》的想像上天入地，极尽炫丽奇妙之能事。如果阿城仍谨守已经纷然散去的文化记忆作为创作依凭，张大春更要玩耍一“纯属虚构”的历史游戏。两者立求雅俗并备。在与世俗打成一片的方法上，他们都堪称为当代华文文学界的“说故事人”[27]。

　　然而比诸张大春的多产，阿城的惜墨如金到底要让我们觉得若有所失。从上一本《棋王》在台湾问世，十五年已经过去了。《遍地风流》的多数作品也是成于阿城序中所记“彼时正年轻”的日子。阿城为何对写作如此散淡？是见好就收，还是因为“世俗”左右，另有寄托？还是蓄养元气，徐图大举？这些年他的注意力早已转移到其他艺术媒体上。在新世纪读阿城的作品，不禁使我们惊觉，好的文艺构想、创造，并不与时并进，日新又新。文明高潮的转折，世俗智慧的隐现，也都不是如此。也许对阿城而言，小说之为技艺，正有其该撒手就得撒手的时候吧？我不禁又想起了当年他成名作的《棋王》。身怀奇技的棋王不必总以绝招行走天下。凭着拾荒者的身份，他人弃我捡，眼光八方。他的绝技藏而不用，可能就此失传，但也可能一俟机会到了，才得传给有缘之人。

　　[27]这当然是Benjamin的观念，见Muminarions,trans.Hany Zun(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pp.83~110.

　　〓 网易文化自助餐 张迷客厅 发布时间 2002/08/12 00:52:50 by 夜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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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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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威——阿城——世俗，看到这三者间的关系，我有点好笑，觉得像柏拉图老先生说的“影子的影子”。

　　“知识分子写世俗（民间）”的问题，在诗经时代就有了。自从口头语和书面语分野后，知识分子就陷入了这个驴圈：他们越试图去“写出”世俗，就越是远离这个世界。

　　王说阿城的文字是世俗的，又是抒情的，我说他是以讹传讹，是知识分子理论看知识分子写作。阿城的文字，要我说，既不是对世俗的“如实”反映，也不是什么“抒情”的反映，它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民间世俗里如何度过的反映，和世俗本身压根没什么关系。真正“世俗”的，我倒是看过几本，比如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

　　阿城本人并没有大谈自己的文字要“还原民间”如何如何，想不到坐不住的理论家们倒替人吆喝起来了。说到阿城淡出文学圈的事，我私下揣测倒认为是对这种文字困境的一种挣脱。而王德威显然认为，在“知识分子写世俗（民间）”的问题上，“静静旁观，而不制造世俗的大观奇观”是完全可能的，无疑体现出了作为理论家的想象力和自信。我觉得他不是在说作家，而是在说那些和统计数值打交道的社会学家们。

　　民间的写实还是抒情，中国的知识分子提起笔就落入了圈套。以前流行刘亮程的“乡村哲学”，更以前人们为余华的《活着》而纷纷“苦难”，仿佛忘了赵树理的“喜闻乐见”的“山药蛋”。

　　我说，这全是被在书房里谈世俗的毛病掼是的。

　　〓 网易文化自助餐 张迷客厅 发布时间 2002/08/12 13:48:48 by 钻石尘土 〓

　　 少见评《遍地风流》一本的，转过来。那个回帖也有意思，一并转了，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

　　有时喜爱这本里有些倒胜于《三王》可惜没有功力说点什么。

一、[扒你一褂]刘硕－－旅游卫视逸事

凡是近段时间见过我的人们，尤其是不相熟的，都会做惊恐不已状：“天哪，你现在有80斤吗？怎么累成这样了！”我不知好歹，立刻反唇相讥：“一根猪后肘也得百十来斤吧，何况我一个大全活儿人，其实是足足有85斤呢。”

　　　　话虽胡来，内心却还是感激涕零本阶级亲人们对我掬以同情之泪，虽然我知道也有一些坏家伙，其实是在擤鼻涕。遥想大学毕业时，初到旅游卫视，“好似花儿开在春风里”，然而转眼间，樯橹灰飞烟灭！至今还有同事咬牙切齿后悔“当年怎么不狠狠地多在你的粉脸上猛掐两把’。现在若论起我的工作量，呜呼，铁肩担道义!背上的第一座大山，就是劳心费力的《无间访》。好在我十分喜欢访谈，而又以我从小到大，处处自作聪明，凌弱又凌强的性格，若是自己感兴趣的事都做不好，必是大六月里飞雪——天理不容。还有那必须配着《二泉映月》等凄惶惨调，娓娓道来的早间咨讯《今天》的种种。这个比旧社会还要黑暗三千倍的万恶节目，每日早晨7点开始直播，需要我等半夜三点拨开重重黑雾，跟正在三陪的小姐，入室的窃贼，行凶的歹徒，同钟同点开始各自的职场一天。这还不仅仅是个体力活，我还得哆哆嗦嗦怀揣着一点英语薄底儿，先一头扎进美联社的网站上鼓捣一番，战战兢兢地翻译着经常出事的那几个破地儿，什么巴以，印巴，韩朝，美伊，个个都跟我有不共戴天之血海深仇。我早已晾明底牌，至于英文，能把圈儿画圆了就不错了。可偏偏主编眼里容不得阿Q，多次拿出当局口吻威逼利诱，勒令我必须在三月之内，练就同声传译绝门武功。我铁心耍赖，问：“如果三月内练不成怎么办？”，答曰:“哦，顺便通知你，需要你同传的活动就在11月。”我当场被一击毙命，从此夜不能寐，食不知味。果然是心太狠，招太毒，资本家的肠子比烧过的烟囱道还黑。后来悄悄一打听，才知道一干小姐妹等，差不多都接到过类似的白色恐怖，只不过内容各异。比如人家本来就是英文专业的，当局就说‘唉呀，前景很不妙啊，看看现在台里谁说不了英语呢，只是一项工具而已，你缺少一门可以站得住脚的专业呀’。再比如人家数学系毕业的，官方就要求人家顺势再去修个经济学。旅游卫视创办之初，当局选人颇有些怪癖，宣称播音主持专业者禁止入内，于是你看现在学中文的，英文的，数学的，政治的，管理的，最不着调的还有电子专业毕业的，可谓猴马各异。而当局的路数已相当昭然若揭，就是指鹿要马。一时之间，个个都觉得自己处于濒死边缘，学习气氛相当氤氲。常常还以为走错了地儿，这哪像一个单位的样子。我由此痛感，其实本拉登，根本就不算什么恐怖大亨，看我来给布什发个吓令:尊敬的布什总统，您好！欣闻下个月的人权报告，您将使用地球上138种语言，面向全世界宣读，以示万物平等。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我们将用潮水般的掌声期待。“看他还有没有功夫去打伊拉克！”

　　　　诚然，半夜三点钟起床是惨绝人寰的，翻译美联是令人绝望的，然而“你拍一，我拍一，终有副副得正时”。盼到了我游刃有余之用武之地。大约从四点开始到六点钟的两个小时，需要我们熟悉，并熟读，并直播时，溜溜地说出总共88条稿件的全部内容，涵盖时政，社会，文体，读报四大块，而没有任何的提示设施。又要说到当局的一个怪癖了。当局虽资金雄厚，可在购买题词器问题上一律严词拒绝。难怪，我们都知道当局郭是国内“说新闻”概念的创始人，当年《凤凰早班车》就出自他的麾下。我倒是很乐于展示我的毒门背功。经典案例之一，一篇稿件中，天打五雷劈的出现了两个煞人的名字，伊格纳齐"杨"帕德莱夫斯基和兹基拉夫"卡拉马伽。我气运丹田，火眼金睛，横扫一遍之后，以同样天打五雷劈之势流利说出。从此江湖上得名“刘电脑”。若要追溯我的背功，还要从高考前的一夜说起。就在全中国的考生都因循守律，在高考前的一天，完全进入吃喝玩乐的放松状态之时，谁也不知道，在某一个不知名的阴暗角落，还有这么一个人——她“明日复明日，然而明日已没有，独剩6册历史书，还有4大本没复习”。这就是我!现在读书看报，发现总有些老东西喜欢跳将出来，指责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没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得了吧，我敢说，我那时的绝望就使我深刻的体会到，世界末日也就不过如此。当时我家住在一个单位大院，来来往往的，都是爸妈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你们知道中国的同事之间，对于孩子的那种攀比心理吗？告诉你，有时会比女人们对美貌的嫉妒更加可怕。我当然还想到了我自己，一个18岁的孩子，忽如一夜春风来，就这样有了忧患意识。大脑飞速旋转，如果考不上我的几种可能性，就蹾在家里算一种。不过那样唯恐会遭爸妈白眼，俗话说墙倒众人推，除非钓到一个金龟婿。那好，落榜之后，我就先去报个厨师培训班，“要想留住男人的心，就先留住男人的胃”，反正学得好，不也是为了嫁得好吗，我就跟大家殊途同归吧。高中三年，我几乎节节课都要窝在书桌下，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所以当时就能悟到这个境界。还有，也可以让爸妈出点小钱，我技术入股，在家周围开个服装店什么的，年底分红，用花花绿绿的钞票堵住邻里的大嘴。这样一来，我立即热血沸腾，“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突发奇想，不如从现在开始就展开自救，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我问自己：一夜之间看完《倚天屠龙记》的事儿还记得吗？“记得”“痛苦吗”“不痛苦，高兴”“能记住所有的故事吗”“当然能，连赵敏给张无忌说的话都记住了”“那就把历史书当《倚天屠龙记》看吧”。

　　　　这番灵魂对话之后，考完语文和政治的第一天回来，从傍晚6点钟开始，我端坐写字台前，心无旁骛，进入大师练师修炼之前的完全辟骨状态，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惊心动魄的14个小时，我史无前例的专注，充满感情地，真的象看《倚天屠龙记》一样，看完了4册历史书，不刻意去背，完全用心感受！妈妈感到奇怪，怎么整夜不睡，我说考不上怎么办，妈说，考不上就在家，妈看着你。那一刻无比感动，领悟到这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真是我妈，而且我这妈肯定是亲生的，不然，她怎么能对隔壁孩子去年刚考上重点这事儿视而不见呢。考完历史，一口气还没放下，立即又提上一口气，壮胆儿去买当天报纸对答案，“早死晚死，只求速死”。天哪，奇迹真的发生了，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竟然一题未错。我当然不用去什么劳什子厨师培训班了，天可怜见儿的。从此，我气焰更加嚣张，四处叫嚣：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产。而背功也在一夜之间，茅塞顿开，一撮而就。

　　　　别以为，8点钟下了早班，我就能回家了，起码也要再连一个中午的新闻直播，要到下午一点半，才能伺侯完这第二座大山。剩下的第三座大山，不是具体指哪个节目，而是一大堆花枝招展的节目的代名词。比如说《环球流行报告》，《宠物乐透透》什么的。一听这脱离劳苦大众的，充满资产阶级俗气的名字，就可以想见，我要被打扮成什么鬼样，去做这些个节目吧，天知道，我本善良！有一回，我穿着吊带露背超短装，头插五颜六色“鸡毛”，全身环佩叮咚去录《环球》。躲着躲着，还是被我们台著名男主播周笛碰到。周笛之著名，“不在业务，在乎给别人起外号也”。看到彼时的我，他兴高采烈，不能自已“吆，妹妹，刚下新闻又要装婊子去了”，周围人闻听此言，一片哗然，继而爆笑如雷。他更加人来疯，“瞧你这打扮，看来还是一大馅儿的”。这是什么黑话的干活，我不懂。不过从此，“大馅儿婊子”声名远播。至今有不知情的外人，拿“大馅儿婊子”说事儿，意思就是电视圈儿真乱，看他们的外号就知道云云。我说周笛，你这祸惹大了，害得全电视圈的人，都跟着我们失节。他不以为意，口口声声说，这外号是赞我能干又美丽。后来，针对旅游十大主持，他还都分别赐予番号，经典的几个有“党内白骨精”，“母后皇太后”，“两个太阳蛋”什么的。请大家积极踊跃收看旅游，开动脑筋，仔细琢磨，继而对号入座。适当时候，问的人多了，我会专门出来，揭晓谜底。

　　　　关于周笛，还有段子。曾有网友在论坛上赋诗一首，评议旅游十大金刚，其中尤以刻画周笛最为经典。说周笛“孩子太瘦，苦出身”，大概是看他长相单薄又稚气。然而就是这苦出身的jordy，虽没有贾宝玉顾盼流溢美貌出众，反而还会让你一见之下，立即想起《玩具总动员》中的“精灵鼠小弟”。“然而为人性情是极好的，跟姐妹们相处的极好，最是个能在女孩身上下功夫的”。为什么他从不送我们蔷硝粉，也不给我们调胭脂膏子，更不跟我们在一个床上睡，一张桌上吃，我们还个个跟他亲如twins?答案只有一个，投其所好。他早悟出来，在这世界上，凡是女人多的地方，不管工种为何，修养深浅，学识高低，美丑与否，统统都对花边新闻，明星野史，有着颠扑不破的兴趣。周笛本科时，在北京广播学院研习编导专业，因成绩优异，拍马有道，深受班主任张绍刚喜爱，就是《今日说法》的那个主持人张绍刚。现在张老师戏路也很蛮，据说经常在《挑战主持人》里，为老不尊，穿着个粉红上衣博出位，开口闭口“喜欢漂亮女生”。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周笛从大一开始，就在电视圈，甚至演艺圈流窜，交游甚广，名人轶事，奇闻怪象，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来到旅游，靠吃老本，依旧是解读各色绯闻第一信息巨头。经常把我们拉到一边,“姐妹们，知道谁谁谁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出来了吗，她怀孕了”，“惊天大秘闻，告诉你们，某某某的前夫是某某某，而某某某现在又跟另一个某某某是一对儿”，当然，还有什么谁谁靠劈腿，成功由二奶进位大房吾的，不绝于耳。在说这种事儿的时候，末了jordy总要感慨一句，“幸好咱们的队伍里都是正派人”，是为跋。其他象什么，哪家著名餐馆是哪位著名人士开的，哪位影星最喜欢去哪家吧泡，哪个人士在我们彼时吃饭的餐馆里，都曾经点过什么东东，就根本不在话下了。不仅如此，他的巨头地位还绝不容许任何人捍动。有时我们难免知道点最新消息，他立即如临大敌，拉开架势，逐个谈话，把分散的故事，重新打乱加工，编辑整合，润色添彩。结果，当然属他的版本最为精彩跌宕，面面俱到，我等只能望其项背！——卫冕成功！看着周笛，我常常觉得后怕。他本科毕业到英国University of Sheffield读政治，一年后骗得学位回国。如果不是旅游卫视剑走偏锋，拢住此妖，那世界上必多一个卑鄙诡异的政治家无疑。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厉害吧，找十来个不同颜色的孩子上去认爹。但是，我深信，周笛绝对能想出比这更八的！好在他现在只是个半红不黑的男主播，能量有限矣。

　　　　周笛的黑，有一大半跟我一样，是被累的！我俩由于不幸晚生几年，于是放眼全台内外，从上到下，从男到女，目之所及，前辈成灾。任意头目，只要打个锻炼年轻人的旗号，就大肆给我俩安排脏活，苦活，累活，一干别人不愿干的活等。稍有不从，顿遭棒喝,“我看能累死谁不成”。我俩活活儿一对儿并蒂柿，不过他也服气，我这颗黄连比他还更苦些。话说2005年的8月7日。半夜三点来到单位，一直通到下午一点半，把早中两个新闻班恪守完毕。那会儿是个人都会困得东倒西歪。我迅速奔到空调风口猛吹，直到四肢冰凉，头皮发麻，困意全无。因为还有一期《无间访》要录，嘉宾腕儿很大，好不容易才约到，脑子飞快假想与他过招的种种。一通鸡飞狗跳，差不多5点钟回到台里，我还水米未进。做节目之前，我是绝不吃饭的，连续做，便连续不吃。我笃信，吃饱之后，血液全部用去消化食物，脑袋必不灵光。正累得不行，拖拖拉拉走着，主任桂sir眼中一道寒光射来，与我四目相对，显然已找了我一会儿。看我现身，疾声喝到：“快！去演播室，马上看画面，看资料！伦敦地铁爆炸了！！十分钟后我们直播！！！”。跌跌撞撞冲刺赶到，看到我的另一位被从家里临时拎来的同事，脚上还跻拉着拖鞋。“这真是一次真正的直播，未经策划，没有演练，甚至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是什么情况，完全一气呵成，痛快至极，酣畅淋漓”，时至今日，回忆当时气氛，依然感到热血在烧。刚出直播间，远远就看到桂sir的笑，“不错，我们是反应最快的媒体之一，也是仅有的几家直播的电视台之一。另外，再跟你们几个商量个事，你看我们晚间的正常新闻，也要重点做伦敦，你们熟悉情况，就把晚班也通下来吧”。还能说什么呢，“士为知己者死”。十一点钟，晚班下了，宁静的黑夜褪却了白日的喧嚣，我才确信，这一天真的结束了。然而又没有结束，因为再过4个小时，还有一个早中新闻在等着我，我仍然要，在月黑风高的三点出现。热闹散了，人都走了，反而不困了，也不饿了。有那么一刻，就这样静静的回想一天的忙碌，一种莫名的幸福淡淡馨香，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真正找到，做为一个人的，充实的，价值感。

　　　　所谓“好事传千里”！我的事迹在24时内，不胫而走，接到台里各方慰问无数。秋丹姐姐搂着我的肩，深情款款地说：“硕儿，你简直不是人，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你，谁他妈都不是谁生的。”“你才不是人生的呢”！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秋丹绝对乃大仙一位，神得一塌糊涂。她经常借口身子孱弱，推掉各方约请，哪怕是Dior的新闻发布会，照样拒绝出席。更为过分的是，台里该上的班她也想赖掉，四处软磨硬泡，求人顶替，说得要死要活，到头来买她账的，无非我跟jordy两个软柿子！为了达到目的，她经常有事没事找我谈心。跟我说，她妈怀她那会儿，不象我们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丰衣足食。因为吃不好喝不上，再加上秋妈妈身体不好，她生出来只有三斤半。好不容易养活大了，可落下个弱病。每次痛说家史，一定滔滔不绝，“大珠小珠落玉盘”，让我想到大明湖畔说书的黑妞，跟她在节目中的哼哼唧唧大相径庭。一开始，我怎么会信她的鬼话，捏着嗓子假装哭啼着对她说：“唉，没想到，卿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我就是那粗使丫环的命。”她看我比她还没正经，就用事实对我施以颜色。某天中午，我俩搭班，正在如火如荼直播新闻。放片间隙，秋丹大仙狂喊一声：“啊~~受不了了，肚子好痛！”只见她脸色发白，大汗淋漓，随即脱掉耳机，拽下话筒，一骑绝尘而去。那刻发病，绝不是装的，看得出来。直播间内外，一片大骇，我更是慌成乱麻。轮到她播，急急地把她的稿子拿来，照本宣科，无奈结结巴巴，汗流浃背——练我一个！从此以后，我彻底变乖，有求必应！那天又是替秋丹大仙值班，下了直播，接到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的电话，正疑惑他要说些什么。电话那端传来一串兴奋男声：“我在嘉年华呢，看到你们台秋丹了，她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哎！”听罢，我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你要是据此就不替她上班，她有本事再次当场发病，假一赔十。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秋丹大仙是我见过的，一个真正的，小姐的身子，小姐的命的人！更绝的是，她还有一位极体贴的男友侍候左右。知道不能跟她比命好，不过有时，我还是会为自己单枪匹马，勇闯天涯而感概。

　　　　只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世界变化快。十年前，我跟要好的女同学，勾肩搭背，蹦蹦跳跳去上学。父母师长，深表满意，说：“这孩子肯定没有早恋倾向。”十年后，我跟要好的女同事，勾肩搭背，闲闲散散去逛街，就有人拧紧眉头怀疑：“你是不是一个同性恋？”“天哪”，我惊呼。关于爱情，说点感受。在这浮躁的社会里，书也变得浮皮蹭痒，能让人读过难忘的不多了。不过还是会有震撼心灵的出现！阎真的一本《曾在天涯》，最早流行起来是英文译本《白雪红尘》。这本书中的故事让我太难忘怀，里面有我熟悉的身影。真的，“爱情，即使再怎么刻骨铭心，也毕竟不是生命的全部”。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外人也不会听懂。“今夕何夕啊，无论何夕啊。你在哪里啊，无论在哪里，同沐一轮明月光。”

二、“南水北调” —— 一条感动中国的河

　　很久没有看电影了，但是此时自己却被一部名为《天河》的电影深深打动了。

　　在绚丽耀眼的青春偶像和爆笑喜剧的众多商业片中这部主旋律影片《天河》一枝独秀，真是赚了无数的人心和眼泪。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我国一项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凝结了无数工程者的心血，也融入了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奉献和牺牲。要想将这其中的点点滴滴用一部电影表现出来的确很不容易。但是《天河》这部影片却将这一不平凡的壮举完美的呈现给了观众。

　　影片在编剧上就打破了以往主旋律影片乏味的说教和面具化的人物塑造，将主角身上的小情小爱融入到了整个大主题的大情大爱上，让正能量和人间真情不断的发酵。整个故事层次感分明，人物形象饱满。不愧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黄宏亲自操刀的作品，主旋律的厚重和电影的可视性一个都不少。

　　影片围绕着李幼斌饰演的董望川、俞飞鸿饰演的周晓丹、段奕宏饰演的江浩等几位主角的情感线细腻展开。既有夫妻间的隔阂和患难与共，也有师徒间的分歧和携手并肩，有至真至纯的爱情，也有感人至深的亲情，有工程人员忘我的奉献，也有当地民众的故土难离爱恨情仇。虽然整个工程异常的艰险，甚至遭遇了无数的阻挠和不解，但是平凡人的真性情和最后的万众同心却是不可战胜的。《天河》让我们真正认识了南水北调，认识了南水北调中的人和事，这不再是一个概念化的符号，也绝不是简单意义上高大全的宣扬。

　　观影中很多人都被一些动人的场景感动的落泪了，能直戳人泪点的其实不是表演出来的，而是一种真实的再现。

　　现在许多年轻人的眼里什么都要美美哒，而这样一部影片真的是美美哒，因为能打动人心的东西才是美好的，能让人积极向上的能量才是最棒的！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