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朋友

姓名：我；性别：男；年龄：22；学历：高中；婚姻状况：未婚；工作单位：无。我写完这些，把那张表格扔在对面的桌上。居委会的王阿姨，戴着老花眼镜一行一行地看了起来。你有文化吗？我可是正牌高中毕业，你不过是小学文化，你看得懂吗？我心里说。

　　我一看见她就烦，天天来催我登记：“待业人员登记”，不就是没工作的登记吗。还用个什么“待业”的词，好象是等待未来似的。我是待业人员吗？我可是时代的青年，你别看我现在没工作，可有未来。那些吃得皮带都缩在肚子里的人，有什么了不起，说不定哪天得个希奇古怪的病，就一命呜呼了。我想到这里，不由挺了挺身子，身板还不错。

　　你们还能给我找什么样的工作？不是看自行车吹风，就是扫大街吃灰。说的那个文驺，社区服务？你们怎么不把你们的活让给我，你们去为大家服务呢？话又说回来了，你们那活，我还不乐意干呢。整天婆婆妈妈的，不是劝夫妻别打架，就是集合老头老太和半大的孩子，搞那些乱七八糟的活动。还不错，拣个冷子，破个墙，开个店，刷刷地来钱，这我可喜欢，可你们能让我干吗？别看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好歹是管理部门，算是个小小衙门。管事的位置早就被上面、下面、左面、右面的关系给填满了。

　　也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反正我已经走出了居委会的办公室。外面的阳光可真好，就象妈妈的怀抱，特别温暖。这点，还是咱中国人伟大，特别知道利用太阳，晒被子、晒衣服，电视里的外国人就是傻，晒衣服从来不在太阳底下，只知道用烘干机，又费钱还不干净。

　　居委会的办公室在地下室里，早七八年是里弄里的少年之家，那时我一放假就往这里钻，看书、打康乐球、下棋，外面骄阳似火烧，这里却凉快极了，比现在的空调不知强多少倍。后来，居委会把他们的办公室租给长脚开店，他们就搬进了这间地下室，少年之家也没了，反正满大街的游戏机房、桌球馆都是少年们常去的地方，也无所谓有没有这个家。

　　现在进居委会得象只耗子似的爬进钻出，大概是年久失修的缘故，现在这里变得又阴又潮，我往里走一次，鼻子里就灌了一股霉味，至少也折了我半个月的阳寿。别看才半个月，说不定就占了我不少的生命。人的生命有很多的衡量标准，你现在二十，四十就完蛋了，那么现在你已经度过了生命的一半，黄土都到胸口了。可要是活一百岁，现在那才过五分之一，黄土才到小腿肚子呢。

　　胡思乱想了半天，去哪儿呢？对了，还得去四条那里。这小子上次借了我五十块钱，还没还呢。这会儿，准保在游戏机房里赌马。我转了两个弯，进了菜场边上的那家游戏机房。开这家游戏机房的是长脚，这小子算是投对了胎，有个做生意的爹，弄了几万块钱盘下居委会的办公室，开了这家店。虽说他不算高干子弟，可至少也是小业主，属于有产主义者，倒退三十年，还非把他家抄了不可。真是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日子啊。

　　这地方别的都还行，就是有股味。菜场里的鸡屎、烂菜皮、死鱼，全是有机物，特别容易腐烂，一到下雨天，地上象涂了柏油一样，粘粘乎乎的。这些玩意不象塑料袋什么的，那些是无机物，埋地里多少年，也烂不了。看看咱这知识，当我踩到一个塑料袋时，心里不由得意地笑了几声。

　　我找到四条的时候，他正坐在里间的跑马机前往里塞牌子呢。这个游戏机房分里外两间，外间放了一排一般的游戏机，最里面有个吧台，吧台的边上有个小门，门上挂着一副大挂历，进了小门，才能进这个房间，这个房间里全是赌博机。

　　“你来得挺早吗？”我拍了拍他。

　　“你也来的不晚。”他一边看屏幕一边摸着按钮往下按。

　　“你太黑心了，怎么下二五马，那是一赔五十。”

　　“你懂什么，我下了二十多盘了，二五马就是没中过，这次它是一赔五十，我就是要压它。”说着他扑通扑通地在二五马上下了全注。

　　一跑马，这小子还真运气，全都输了。

　　“怎么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都是你这个大霉星。你一来，全输了。”

　　“我霉，你闻闻，我昨天才洗的澡，知道这是什么味？茉莉花味。我一靠近你，就闻到一股汗酸味，怪不得你输呢。小学里“四勤四不”你算是白学了，你大概小学没毕业吧。”

　　“你当你是谁啊。你不就是个高中生吗。那是说好听的。你呀，就是没考上大学。”

　　“你瞎扯什么？我是不想上大学，不愿意受科举制度的毒害。中华文化渊源流长，不在祖国大家庭里畅快地生活，怎么能体会这一点。我要在社会大学的汪洋大海中自由地畅游。”

　　“你畅游，你不就是个待业青年吗。每个月到居委会那儿去领270块，在海洋宫泳一次泳就得300快，你想淹死，钱还不够呢。”海洋宫是新开的一家娱乐宫，离我们这儿不远。据说全套设备都从外国进口，连水都是从深海运来的。开张那天，说是有礼品大赠送，价值百元。我和四条在人群里挤了半天，才领到一个小包。打开一看，除了一支标着海洋宫的圆珠笔外，就是一张五十块的折价券。三百块的门票减去五十的折价券，进去一次至少也得二百五。我真有些生气，这不是骗人吗，我差点没上消费者协会去投诉。还是四条拦住了我。哎，没文化的人就是没法律意识，算了，还是回去先给这号人普法吧。

　　“说什么呢。你小子借我的五十块钱呢。”我瞪了他一眼。他上次到我家来，说交煤气费没钱，还说不交的话，煤气所的人就要停气了。看在快没气人的面上，就给了他五十。

　　“不是说好下礼拜还的吗。”四条咽了咽唾沫，“等下礼拜，等下礼拜。”

　　“等什么，你上礼拜说这礼拜，这礼拜说下礼拜，你有个准没有。”说完了，我白了他一眼，他其实长的还行，个子高高的，头发刚刚吹过，穿着一件还算不错的西服，就是眼圈有点黑。

　　“是不是昨晚又去搓麻将了。”我接着问。

　　“别提了。手气不好，被长脚清一色自拉包圆，我一家出三家，又是横反，一下子就被击沉了。”

　　“怪不得一大早就来赌马翻本。”我站起身来，“下个礼拜，你要再忘了，我可要住到你家去啊。”

　　走出游戏机房，外面的太阳还是那么好，太阳可真是个好人，把温暖无私地给了我们，而我却什么都没有给她，真让人怪不好受的。四条这小子借钱从来不知道还，还要去搓麻将，一点技术也没有，上次他连着出冲了四付条子，才被人起了这个外号，现在还不长进，笨得要死。脑子缺钙，肺里缺氧。

　　转了半天，也没地去。得，还是老地方，“家里蹲”大学自修吧。说起来我住的地方也算是这个城市的高尚住宅区，周围有不少老式洋房，藤藤蔓蔓的植物爬满了青灰的墙面，屋顶那些破旧的三角形窗户透着古董的味道，虽然花园边带花纹的铁栏杆都锈得不成样了，但屋顶的烟囱好象还在对人说，这可是以前烧壁炉的主住的地方啊。我小学时的不少同学住在里面，每天放学时，我们班排队走回家，他们一个一个地走进那些幽深的院落。特别是夏天，院子里的树木郁郁葱葱，不时传来小鸟和知了的叫声。要是下过雨的话，树叶上、草地上会结满晶莹的水珠，微风吹过，有一种清幽的响声，比上课时老师弹得旧风琴还好听。我最后一个到家，那是几排石库门房子，象一只秃毛鸡缩在一群开屏的孔雀中，灰黑的墙面，狭窄的走道，进了天井，两边都是搭建的厨房，晚上闻着味儿就知道桌上摆的菜。我就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阴暗潮湿，上下都得通过一条狭窄的楼梯。

　　我顺着楼梯爬上楼，打开房门，忽然看见了门后的课程表，那还是我刚进中专时贴在上面的，三年前，我没考上大学，进了一家中专，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我往考卷下垫了张小纸片，没留神，给监考的抓了出来。他们取消了我的学籍，留校查看。这不是让我当黑户口吗？这可不行。我和他们讲，让他们给我个补考的机会，可他们就是不给，说这是学校制度。什么制度，就是想多刮老子的钱。留校查看得向学校多交三千块钱。中专学历等同于高中，读个什么劲啊。于是我索性退学了事。

　　如果他们没在考试中抓住我，也许我会安安稳稳地毕业，和那些同学们一样，先弄一份正经的工作干着，然后找个女朋友，谈恋爱，生孩子，走上一条平缓的道路，人生也不会象今天这样。也许这就是命，无论走到哪里，都在命中。

　　退学以后，亲戚介绍我跟一个做期货的当跟班，也不需要太费劲，老板在大户室炒期货，我在外面帮他接电话，应付他一些生意场上的朋友。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老板也大方，今天要是赢了，就拉上手下几个人去吃饭。我的工资完全跟着他的效益转，这个月挣了，就发个几千，下个月赔了，一毛不拔。后来，老板炒的品种被停止交易了，他也亏了不少，连大户室都不呆了，倒不是省钱，主要是躲人，时不时地有人就来找他，除了催钱还是催钱。看看干不下去了，我只得离开了他。

　　后来长脚介绍我去推销电池，我到那个电池厂里去看过。厂房就是一座农舍，十几个农民在一张长桌子边生产电池，里面全是飞扬的粉尘，跟着了火似的。我从厂长室里出来，手里拿的全是名牌电池，其实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商标的生产，谁的广告做得多就做谁的商标，开始还可以，不少街边小店，或是拆迁的商店，都能推销掉一点，可后来就不行了，满世界都是卖电池的小摊，都是名牌，还都便宜。什么事情都得赶趟，中国就是不缺能人，你只要在路上一天卖掉10个苹果，第二天就有十个人跟着卖。稍微等一等，成千上万的人就跟上了，于是我又失业了。

　　慢慢地我从回忆中清醒过来，这时已经黄昏了。气温挺低的，我一看温度计，才7度。现在是11月，就这么冷。以后怎么办。这鬼屋子朝北，弄个电炉子，整个房子的火表就要爆，有钱还享受不到温暖。只好晚上多压两床被子，没别的，就是被子多少日子没晒了，一股味儿。

　　全怪那个王老太婆，一大早就来敲门，要拖着我去居委会登记，说是再就业工程，你一个月给我270，不就结了，还硬拉着我去登记，让我觉也没睡好。“哈”我打了一个哈欠，真叫累，别说，我也老了，这身子骨也不挣气。我咳了两声，嗓子里好象有痰。昨晚在毛头那儿看VCD到半夜两点，他说是进口大片，在美国也刚上映，可效果差级了，屏幕上总是有些小方块出现，盗版的质量就是糟糕。看了半天，不脱不打，好象说的是一个爱情故事，里面的人讲的又都是英文，看完了，我也没明白那个男的为什么和那个女的分了手。

　　我一头扎在床上，还叫是这儿温暖，封建社会里的农民真是伟大，发明了“一头黄牛三亩地，老婆儿子热炕头”的至理名言。瞧瞧，把热炕头放在生活的最后头，就是最高层。老婆会跑，儿子会吵，还是这床，软软乎乎地垫着，不跑不叫，不过就是太潮，真该晒晒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我伸手往床边摸，表呢？摸了半天，也没摸着，这玩意也和老子捣蛋，我气极了，顺脚往下一蹬，一个硬硬的东西在我脚边，我用大脚拇指和二脚拇指，钩住它的边往里一带，圆圆的、冷冷的，原来就是我要找的闹钟。我很高兴地用手把它从被窝里拿出来，还好，挺完整的，仔细一看，还真不错，不走了，去他的，我顺手把闹钟又扔到了床边。忽然，肚子有些缠绵了，也是，除了早上吃了两块饼干外，什么东西都没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况且我都两顿没吃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和鞋子，然后照了照镜子，里面的人除了头发有些乱，眼圈还不算黑。我拧开热水瓶的盖子，里面的水都凉了，我抄了一点水，往头上抹了点，然后拿着梳子，梳了梳，嘿，还真顺，不比那磨丝差，也没那股骚味。

　　下了楼，走到街上，外面有点凉，秋意潇潇的，好象还有点雾，身上潮潮的，和高三时差不多。那时开学不久，老师们一个劲地叫嚷“要高考了，要最后拼搏了。”接着就搞起了“高考班”和“会考班”，就是把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参加高考。剩下的参加会考，然后凭借会考成绩选送大学，要是选送不上的就等着进中专或技校了。高二时我成绩不好，暑假里老师就动员我参加会考，还特意让我父母从乡下来到城里，认真地攀谈了一次。我是咬死了牙也要参加“高考班”，读了这许多日子，连最后一个高考的机会都没有，也太冤了。战士牺牲应该在战场上，而不是出发前的军营里，虽然可能结果是一样的。

　　分好班，我就觉着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会考班的教室在整个走廊的尽头，里面的学生象是犯了错误的囚犯，在学校里整天低着头。分班后第一次的全校会操上，会考班排在我们年级的最后迈入操场，全年级人“唰”地转过头紧紧地盯着他们，当他们从我们面前走过去的时候，我竟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骄傲。

　　可我在班级里的日子却不好过，老师对我都不理不睬。最可气的就是那个教物理的五十多岁的老太婆，每当她讲到一个极其简单的概念时，她总会停下来，然后用那只擦得闪光的不锈钢教鞭指着我或是其他几个同学，让我们站起来回答一些初中物理里的东西，当然我们的共同特征都是考试成绩不好。当回答正确时，她会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点头让我们坐下，有时还会夸张地表扬几句。如同让一个成年人回答1+1等于几，然后给他一块糖作为奖赏一般恶心。

　　一个迷朦的下午，我走着放学回家。平时我都骑车上学，可这天偏巧车坏了，只能走着回去。忽然，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和我穿同样颜色校服的女孩。她扎着一个马尾辫，背着一个双肩背背包，马尾辫在书包上晃来晃去。我跟着她过马路的时候，走到了她的左面，忽然她把头扭过来看开过来的汽车，我禁不住看了她一眼。那是一张自然的脸，直到现在我还一直记得那双大眼睛和脸上洋溢的亲切笑容。

　　什么叫一见钟情，当时我深刻地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后来，我知道了她在一班，教室在走廊的东头，我所在的四班则在走廊的西头，接着我又知道了她的名字，那是我和一班的男生踢完足球，评点年级美女时故意绕到她的身上，从他们嘴里知道的。再后来我知道了她的家，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一片法式洋房区，那是我跟踪她回家后知道的。

　　我不再骑自行车，天天走着去学校，因为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她。在学校里，我也不再从我们教室边上的走廊上下楼，而是走一班边上的走廊，因为有时可以从开着的房门可以看见她做作业的样子。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学期。在学期末的年级大会上，宣布了期末考年级前20名，她是第19名。第二天，年级里召开了差生座谈会，倒数30名的同学参加了会议，我是倒数第18名，比她高。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在学校里整天做试题，不少同学有时就不来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每天上午不去学校，反正到了那里，也是年级老师轮流来对昨天的答案，布置新的试卷，要是碰到认真的老师看到我回家作业没完成，又要挨骂了。吃过午饭，我还是去学校看看，一则班主任来视察，二则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得多看看她。每天我都会在操场上等她放学，一前一后地走回家，我一直幻想有几个流氓拦住她，或是她过马路被车撞一下，然后我就可以挺身而出，勇敢地拯救她。可这样的机会始终没有出现，尽管我的口袋里一直装着一把小刀，我也熟悉附近所有的医院。

　　高考终于结束了，我再不能和她每天见面。她考进了大学，我则进了中专。我一直想写信给她，甚至已经拟好了草稿，但却总没有勇气把它寄出，直到我把信撕成碎片。也许当时我应该去和她说一句话，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同学、邻居。唉！失去了也就永远失去了，我想这也许就是命，勇气都是在一刹那中诞生的，命中我没有那一瞬间。

　　我回到现实的时候，已经走进了路边的和和餐厅，跑堂的小姑娘，急急地跑了上来，“先生，您要点什么？”

　　我看了她一眼，十八九岁的乡下姑娘，抹着口红，脸上有点麻子，还行，长得不错，八成晚上还得和老板耍耍。这家店本来是四条开的，后来他不长进，天天在外面搓麻将，店没人管，现在只好盘给了别人。要是他在，也能蹭顿面条什么的。现在，流水老板面去也，自己付钱吧。我摸了摸口袋，除了几个冰冷的一块硬币，就是几张草纸了，一摸到草纸，我肚子就咕嘟，一天了，还没蹲坑呢。是先上水，还是先下水，这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不过，现在只好先解决上面的问题。

　　“先生，您里面坐。”小姑娘又说了。

　　得，看人家这付样子，还得帮人家一把，不然也不符合缩小城乡差距的中央政策。“你们这儿有什么？”我边问边从桌上的筷子笼里拿了一双筷子。

　　“先生，这是菜单。”说着，小姑娘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本脏乎乎的菜单。这儿就三张桌子，也有菜单？我把菜单翻了起来，一边翻一边我把手伸进了口袋，我用手指在触摸那几个硬币。一个，两个，三个，没了。我的眼睛扫描着菜单，清蒸鲫鱼-15元；排条-15元#61628;。现在物价怎么这么高？报纸上一天到晚说物价指数往下跌，可这儿菜的价钱比长脚开的时候还要高几块。要是哪天指数到了零，大概就不用付钱了，直接到了共产主义了。我正琢磨，是立马走人，还是找他们老板出来拉鼓拉鼓，我也算是老顾客吗。

　　还正应了那句话：天不亡人。我翻到菜单最后一页，面食两个大字映入了我的眼睛。大排面-5元，三仙面-6元#61628;#61628;

　　“先生，这三仙面是我们这儿的特色，三仙就是#61628;”

　　我没有说话，在菜单的最下面，我看到了“3元”两个字，目光往左一瞥，啊是荷包蛋面。造物主真是伟大，发明了蛋这种既营养又便宜的东西。

　　“来碗荷包蛋面。”我把菜单往桌子上一扔。

　　“先生，其它您还需要点什么？”

　　“不要了。”我挥了挥手，往后一靠，这儿的座位都是靠椅。以前，我就是看中这点才常来的。背一靠，腿一伸，人可以舒服一些。不象有些面馆，放几个圆凳，人往上一坐背就驮了，既然出来吃饭，就是为了一个舒服，出了钱，还受罪，这种事情我不干。

　　现在的社会就是势利，连菜单都把贵的放在前面。劳动人民，不就是吃口饭，还硬装文明，开口闭口说“先生”。什么叫先生，是抢先出生的，典型的残酷。一窝鸡蛋，先出来的把后来的蛋凿破了。先出来的就占了先，所以就把先生这个词流传到现在，这里面渗透了多少斗争的鲜血啊！

　　我正沉湎在伟大的思维中，忽然一股热气从我的眼前略过。我的鼻子，我的食道，我的胃，我的小肠，我的大肠，我的肛门，他们都一起运动起来，他们在迎接荷包蛋面。我都能听见胃黏膜咬牙切齿的声音。我抬起头，小姐正端着一只碗朝我走了过来。她脸上的麻子衬着蒸气，就象涂了一层雪花膏。我不由地摸了摸我的脸，好象我也涂了一层护肤品，幻觉中好象已经吃完了饭，擦嘴走人了。

　　小姐端着碗，从我的身边走了过去，我看了她一眼，她走向了另一张桌子。我的身体轻微地抖动了一下，我所有已经开动和即将开动的器官都平静了下来。我抬起脚，身子往后靠了靠。几分钟以后，我的面端来了，我的那些器官都是好样的，他们没有因为十分钟受大脑的愚弄而沮丧，他们以百倍的斗志投入了战斗，两分钟内那只碗就不用在洗了，唾液是最好的消毒剂。

　　当我喊“结帐”的时候，刚才那个小姑娘有些惊讶地走过来。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刚让人家端了碗面上来，现在又让人家来结帐，人家还没休息呢。我从口袋里随手掏出三个硬币，往桌子上一扔，“有没有餐巾纸？”

　　“先生，我们这里餐巾纸一块钱一包。”

　　我点了点头，甩了甩头走出了餐厅。这儿的餐巾纸说不定就是卷桶纸。我还搞不清这是擦上面的还是擦下面的呢。我走了不到十步，忽然有些异动，器官们的动作太猛了，可能造成了肌肉拉伤。终于我放了一个庇。

　　我回到家里，天是冷的，夜是黑的。我打开那台14寸的旧彩电，转了几个台，都是雪花。这也难怪，这两年我家附近建了不少高楼，从亭子间的小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见大楼顶上的红灯一闪一闪的，象鬼的两只眼睛，据说这是防止飞机撞楼的装置。可我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日子，除了见过一次直升飞机从头顶嗡嗡地飞过以外，连只鸟也没有。别人现在都装有线电视了，其实我也想装来着。可他们不仅要我付初装费，每个月还要交使用费。我乘火车，也没人要我为铺铁轨付钱吗。纯粹是垄断托拉斯讹劳动人民的钱，反正我看电视看得也不多，一气之下我决定接受无线信号。

　　电视看了没三分钟，门被人敲响了。“门开着呢。”我最烦人家敲门，我要是出去了，一定在门外面挂把锁。我在家，一推就得，还装什么斯文。

　　“你在看电视呢。”原来是小胖。瞧他那身肉，要是拉他两刀，放到菜场里，准没人买，因为全是肥的。

　　“你来了，没和女朋友一块出去啊。”

　　“出去什么？吹灯拔蜡，分手了。”小胖涂了一口烟圈，叹了一口气。

　　“是不是和大户跑了。本来人家就看不上你，你瞧你，肥不垃圾的，比一头猪好不了多少。”

　　“你看看你，你那几根排骨，和搓板似的。”

　　我也懒得再和他争辩什么？每次我们碰到一起，都是这样开始的。他是我在KTV当服务员时的同事。三个月前，我们一起偷洋酒喝，再往里兑水，结果被顾客发现了，老板立刻就炒了我们的鱿鱼。其实我是不忍心看到那帮鬼孙子喝醉以后，又吐又闹的，不仅对自己的身体不好，也影响社会治安。嗨！好人没好报。得，又长见识了。不过，我和小胖英雄惜英雄成了好朋友。这年头，找个知心的朋友可太不容易了。跟大户，是拍马；找流氓，不乐意；要是找个白领，那股小资产阶级的酸味真要倒了我的胃。

　　我们看了一会电视，电视里一锅男女正在说话。男的穿着西装革履，一个赛一个地在耍嘴；女的穿着五颜六色的各式套裙，一个比一个更刁蛮。看了半天，我也没明白他们在干吗？末了还是小胖聪明，说这八成是在找对象吧。对了，这是在放电，我忽然想起来人家常说恋爱的人会放电，这么多人在一起放电，那电流一定小不了。怪不得，他们都离开那么远，只是使劲地说话。

　　现在的人就是不怕露脸。谈恋爱多神圣的事情，现在也放到电视里让别人看着玩了。我在学校里的时候，班上的同学谁敢有点小动作，比如递张纸条什么的，准保被人说得满城风雨，说不定老师还得来找你谈谈。可现在，人就是怕不出名，不仅找对象要上电视，连打官司最好也是找个名人。电视台、报社盯着采访你，一下子就出名了，别管这名气是好是坏，反正出了名，至少可以上电视台做广告。

　　我们看完电视，决定出去转转，领略一下繁华都市的夜景。出了我们弄堂，转个弯就是东海路，这儿是专卖店一条街。嘿，还得说人家聪明，“专卖”两个字用得多贴切，就是卖给你的，别跑，一把把钱从你的兜里掏出来。

　　反正我们没钱，即不怕被人骗，也不怕被人偷。我们进了一家专卖店。倒不是我想进去，只是门口的妹妹太热情。刚见面，就把你当哥哥似的，又笑又拉的。我这人，就是心软，都是革命群众，咱也得让人家活不是。我们就进去转了一圈，满世界挂的都是“特价”，可就是没有不要钱的。

　　忽然有些鼻痒，我把小手指头伸进了鼻孔，那儿有一块粘状物。我把它从毛茸茸的地方拉出来，心里说：不是爸爸我不爱你，你也得让爸爸我喘口气，对了，那叫呼吸。我把它放在大拇指和食指的中间，用两个手指头把它团成一团，就象把一块铁放在水压机下面，都是为了让纤维重新组合，以获得更韧的特性。凤凰涅磐吗。

　　前面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挺考究的派克大衣，边上勾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挂着一双大大的耳环，穿着一件亮闪闪的裙子。瞧那样，就不正经。我找准机会，把鼻子里的团状物放在大拇指上，用中指瞄准左前方。距离100mm，方位偏左30度，发射。它终于又重生了，粘在那个男人的派克大衣上。

　　我无比幸福地离开了商店。小胖问我以后准备干什么？我说该干吗就干吗。小胖说他明天还得去上班。他现在在公司上班，名片上写着“行政主管”，他们公司什么都做：快递、盒饭、印刷，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劳动局的就业中心和他们合署办公了。

　　平时公司里就他一个，早上扫地，上午接电话，分派快递，中午送盒饭，下午接电话，分派快递。要是冷不丁地进来一个联系业务的电话，他还得和人家谈谈生意。经理？他啊。投了两万块，每天下午过来收帐。

　　我一个人回到家里。大概下午睡多了，精神好极了。我趴在窗台上，远处的夜竟这么黑。我转过头，“砰”地响了一声，脚边上的一个啤酒瓶被碰倒了。啊，三天没喝啤酒了。我拿起酒瓶子，静静地看着它，不是我不爱喝它，只是没钱给它增加内涵，也没钱给它找个伴。喝咖啡有咖啡伴侣；看电影有女朋友。我没钱，买不起下酒的菜。

　　一想到这儿，我浑身酸痛了起来。今天是28号，居委会的补助得到下个月5号发，上个礼拜帮长脚看店挣的一百快钱早就用完了。难到？我真的没钱了。我冲到床边，把衣服，被子，枕头，一件一件地抖搂开，没有；我冲向五斗橱，把抽屉一个一个地拉开，没有；我急了，象一只无头的苍蝇，在屋子里乱翻。终于，我在一叠杂志的下面找到了十块钱，我已经想不起来它怎么会在那儿的。我把它认真地叠起来，放进皮夹子，这可是真皮的。然后，我把皮夹子放进了外衣的内袋。我安稳地躺了下来，感到很满足。其实，我还有钱，那是张两千块的存折，是用我在KTV里的小费攒起来的。给人当孙子才挣这点，可不容易啊。它现在就安稳地躺在垫被下面。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被外星人接到了外星球。我还没出过国呢？竟一下子就出了球，特别地高兴。他们那里什么都没有。我问他们，你们怎么生活？他们说，他们不穿不喝不吃不睡，养料都在空气里，只要每天吸气就可以了。我太高兴了，说你们可以天天玩了。他们说，他们已经不要玩了，每天只是认真地思考：为什么要活着？我说，你们到地球上来吧，我来告诉你们答案。于是我们一起乘着飞船往地球飞。忽然，“咚咚咚”，我们的飞船搁浅了。

　　有人在敲门。我烦极了，慢慢地爬起来，披上衣服，打开门，原来是王阿婆。

　　“现在有个工作，你快去看看。”

　　“什么事啊。”我伸着懒腰，“是不是和上次似的，让我去捅阴沟哦。”上个礼拜，她来找我，说是物业公司要找个维修工。工作不累，没事可以看看电视。再仔细一问，是不用天天干活。可一干，就太不象话了，捅阴沟。这怎么行？这种工作不就是培养那帮居民的坏习惯，有了我，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把脏东西往抽水马桶、下水道里扔，可不能让他们养成这种依赖的性格。我为了全民族素质的提高，放弃了挣钱的机会。情愿一人饿，不让社会脏。

　　“是分发广告。”王阿婆停了一下说，“这种工作不要太抢手，我看就你一个人，怎么也得先想着你。”

　　“发什么广告？”裤子有些往下掉，我往上提了提。

　　“就是往人家信箱里塞广告。三千张，二百块钱。”

　　我听清了她说的最后一句，然后系好裤带，穿上鞋，跟着她到了居委会。她指着一叠广告纸，“就是这些了。”

　　哇。这么多。我心里皱了一下眉。

　　“你要把它们放到每家的信箱里，范围是我们这个居委会和三居、四居。你可不要把它们乱扔啊。”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她说。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两个包子，你吃了吧。”她递给我两个热包子。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把包子吃了。揣着她给我的二百快钱，拎着那叠广告走出了地下室。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个包子是肉的，其实我喜欢吃素的。去哪儿呢？

　　挨家挨户发？那太累了。要是冷不丁地跑进人家家门，说不定人家还要把我当坏人抓起来，这怎么行。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可广告上的单位却要蒙不白之冤，我怎么对得起人家，对得起王阿婆和那两百块钱。

　　我终于想出一个好主意：在每幢楼的信箱旁放一叠广告。这样，我即可以不被别人当坏人，居民们也能拿到广告。我轻松地发完广告，不禁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所折服，决定奖励一下自己，就象孩子考了高分，父母买东西给他们吃一样。我买了一瓶啤酒和一斤红肠回到家里，准备开始吃奖励午餐。

　　忽然门被推开了。毛头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中间稍微有些鼓，那是他的肚子。我想他的肠子一定很长，应该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的脑袋凑到了我跟前，用爪子抄起了两片红肠，塞进了碎板牙的嘴里，红肠的皮在他的嘴边荡漾着。

　　“今天，你有空吗？”

　　“你有什么事？”我喝了一口啤酒，这酒一定是假冒伪劣产品，有股怪味，门口的小店里没什么好东西。

　　“找你打牌。”

　　“还有谁？”

　　“两个小姑娘。”

　　“你是不是上次输了太多，所以想找两个女的把尺寸往下压一压。”

　　“你以为我们搓麻将啊？这次是打八十分。”

　　八十分，我有些迟疑，这是什么？我使劲地开始想，终于在大脑的角落里发现，原来那是一种用牌、四个人、两个一伙玩的游戏。我想这也许可以提高我的协作能力，八十分得两个打，怎么着也得和人家打个配合。不象搓麻将，那是培养个人主义的东西。要顶住上家，不让下家吃牌，冷不定地还得碰对家一口，大家互相算计。中国人就是这玩意搞多了，所以心才不齐。

　　“在哪里，是不是你家。”我讨厌毛头的家，虽说我家是一个亭子间，可好歹能见一点夕阳，可他家却在垃圾桶的边上，是自己搭建的房子。为了省那么一点材料，往地下挖了一尺多，象个防空洞似的，又潮又冷，要是夏天的话，还能闻到一股霉味。居委会的王阿婆说他们家象个老鼠窝，我和她争，怎么能说他家象老鼠窝呢？上次，我在楼下挖出一个老鼠窝。那可叫干净。窝里铺满了稻草和绒毛，象是铺了一层地毯似的。毛头的家，最多也只能算是个被倾空的垃圾箱。

　　“你这种人，就是不领行情。现在都是到外面的红茶坊去玩。”

　　红茶坊，我一直觉得这是个病词。是红色的茶坊呢，还是吃红茶的坊。他看我有些木纳的样子，急着给我解释，那里是大家聚在一起，又可以玩、又可以吃的地方。我终于明白了，原来那是一个幼儿园。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去幼儿园。我上的那个幼儿园，有雪白的墙壁，墨绿的桌椅，大家可以在草地上自由地翻滚。我旁边的小姑娘缺了一棵门牙，对我特别好，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总是拉着我的手，一想到这里，我手心里就有一种肉乎乎的感觉，好象她现在还拉着我的手。我现在甚至都怀疑，她上辈子是不是我的老婆，也许我的前生是在一座大宅子里度过的。我天天穿着长长的燕尾服，而她则穿着洁白的长纱，在大大的园子里散步。

　　“你傻想什么呢？”毛头推了我一把。

　　我狠狠地瞪了毛头一眼。我的白日梦就这样破灭了。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难道现在我就生活在这里吗？我一看到四周的墙就感到恶心，上面除了鞋印就是蚊子的血。不过，现在没事，就跟着毛头一起去打八十分吧。我们穿过几条小马路，到了一家小小的茶坊跟前。毛头看了一下手表，说还差半个小时，接着递给我一支烟，吸了两口对我说：

　　“今天，你可要说自己是大学生。”

　　“什么？”我讨厌听到这个名字，据说现在大学里都是色狼，整天不干什么事，一天到晚想着欺骗纯情少女。还要装出一付清高的样子，指手画脚地批评别人，还时不时地领导一下社会潮流，等别人跟上了，再搞新的，回过头却说原来的那个怎么怎么不好。

　　“我和她们讲了，你是大学生。否则，人家也不来。”

　　原来让我装披着羊皮的狼。虽然我不愿把我的善良隐藏起来，但为了让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认识到狼的可怕。我决定牺牲自己当一回狼。

　　茶坊里不时有人走进走出，我不经意地往里看了一眼，忽然看见了一个熟识的背影，马尾辫在背后晃来晃去，难道是她！高中时的她！我的脑海里闪出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嘴唇有些干燥，她的对面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们正在说说笑笑。我有一种冲动，想进去看看。我正准备扔掉香烟进去的时候，忽然他们站了起来，我有些慌乱，他们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急忙转过身，直到他们从我边上走过去以后，我才转过头来看了他们一眼，背影真得很象，大概我认错了人，我心里安慰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希望看到她。

　　我们要等的人终于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毛头忙着给我们介绍，说穿白色风衣的叫小白，穿绿色风衣的叫小绿，她们都在拷台工作。我和她们握了握手。

　　“他是大学生，是我邻居，今天拉他出来凑个数。”毛头一本正经地向她们介绍。我对她们笑了笑，她们也认真地看了我一眼，难道大学生脸上有字，我不由地摸了摸我的脸。啊！这是多么光滑的脸。出门之前，我还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长得还挺有风度。那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被爱上的感觉，难道我被人爱了？爱我的人是谁？想了半天也没明白，现在搞清楚了，原来我爱上了镜子里的我，有点自恋吧。

　　进了茶坊，我们在顶里间的地方找了张桌子。毛头甩了甩头，我立刻闻到了一股气味。这小子出来前抹了点香水，他一定是抹错了。我已经无法分辨他和小姐们身上气味有什么不同？难道是他抹了他女朋友的香水。这也难怪，上个礼拜他女朋友和他分了手，他特伤感，连刚买的一瓶香水也送不出去了，今天总算是化废为宝。

　　“你们要点什么？”毛头笑着说，一边笑一边张开了他的大嘴。我一眼就看见了他的槽牙，黑乎乎的，等完了事，得让他去看看牙医。点完饮料，我们就开始打牌。八十分，可真难。我不是吹，八十分打得好的人，智商一定高。你出一张牌，得看三家脸色。打的不好，对家骂；打的好，上家下家一起骂。哪象搓麻将，谁也管不到谁，胡不胡牌都是自己的事。

　　“你在哪个大学？”小白问我。刚才，我们摸牌配对，我和小白一对。

　　“文学院。”我头也没抬地说。文学院在东区，我路过几次。

　　“我就住文学院那儿。”小白有点高兴。人要是问到和自己有点关系的事，大概都会这样。

　　“是吗。”我点了一下头。

　　“你读什么专业？”

　　“我读的是历史。”

　　“那么你是个历史学家喽。”

　　“不能这么说，我们还学点其它的东西。”我忽然停顿了，搞历史的，除了历史，还能学点什么。我抬起头有些茫然，还是毛头机灵，抢着说：

　　“他们还学经济呢。”

　　“经济？”小白瞪大了眼睛，“我现在也想学点经济。”

　　“是的，现在社会上需要复合型人才，”我打出了手上的一张老K。“我劝你学点工商管理。我们现在都进入商品经济了。以后都是企业、公司之间搞竞争，工商管理是最合适的。”我来这儿的路上，刚好路过一家夜大的门口，那儿招生广告的第一行就写着“工商管理”。

　　“以后，我有什么问题可要来请教你啊。”小白笑着对我说。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们一边打牌，一边闲谈，毛头一个劲地对着小绿说笑话，好象他是相声大师似的。我知道他兜里就揣着一本幽默大全。打牌当中，我和他一块上厕所，他蹲在马桶上的时候，还翻着看呢。这小子，大概读书的时候都没这么用功过。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毛头抢着付了帐，然后大家一起走出门。夜风冷冷地吹着我的脸，空气可真好，我狠命地吸了两口，这玩意也不要钱，免费。忽然毛头假惺惺地对我说：“昨天，老张叫我们几点去拿货的?”

　　拿货？我有些迟疑，但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节约出租车费，不准备送她们回家。想想也是，现在都十二点了，要加夜间费，况且小白还住东区，单程一趟就得五十。我最了解他了，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样的屎

　　“现在几点了，老张和我们说的是12点一刻，是吗。”我接着他的话茬说。

　　“是的。我们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毛头掏出打火机，看了看他的手腕，样子象是很急似的说。

　　接着，他抬头看了看两位小姐，很果断地说，“要不，我先送你们回去。”

　　“算了，你们有事。我们先走了。”小绿说。

　　“你还做生意呢。”小白忽然问我。

　　“大学生，在社会里锻炼锻炼。”我夹了夹我的上衣，我觉得这样自己一定很有风度，就象周润发一样。

　　我们和她们挥手告别，沿着静寂的街道往回走。一只猫从黑黑的弄堂里窜了出来，我狠狠把一个易拉罐向它踢去。“咣”的一声，空罐头响起了好大的一声响，比高升还响。

　　“你给我五十块钱。”毛头忽然对我说。

　　“凭什么？”我瞪了他一眼。

　　“刚才的帐是我付的。”我记得刚才他一共付了120元。“我出大头，你出小头。你和人家小姑娘在一起这么开心地玩，总归得付点代价吧。”

　　这小子就是小气，和他家一样。磨盘大点地方就是出不了什么好货色。今天我也高兴，算了，我摸出50块钱，塞进了他的脖子。

　　“怎么样啊!”毛头问我。

　　“什么怎么样？”我反问。

　　“就是小白呀。”毛头笑着说“打牌时我看她一直很注意你。”

　　我没理他，后来我们就各自分手回家了。到家已经一点钟了，推开门，地上有 ，是爸爸从乡下寄来的。我有些黯然神伤，两个月没给他们寄信了。我的父母当年都支边去了。留下我跟着外婆长大，后来外婆死了，亭子间就成了我的天地。

　　我展开信，他们还不知道我被KTV炒了的事，在信里要我好好地干，别在KTV里走了坏道。虽然我从小就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我还是爱他们的。他们逢年过节就给我寄吃的来，还有我最喜欢的钱。我除了给他们寄过几张卡，就是他们上次来看我时，我送他们的两件衣服，那还是商店转产的时候买的。我有些愧疚，在黑夜里呆坐了一会儿，然后就睡了。

　　十多天后的一个上午，忽然有人敲门。这两天，我累死了，打自记事起还没这么累过。当个劳动人民，别说还真得有付好身体。前天，在四条那儿我搓了一天麻将，这腰，这背、这肌肉，全粘一块了。我狠命地拉了好几下，它们才好不容易分开。我回到家才睡了4个小时，毛头就来找我，说是还我钱，我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感到很快乐，因为又有钱进兜了。可他还了我的钱以后，就坐着不走了。他一边叹气，一脸迷茫地说起了他的心酸事。我还当是什么呢。原来上次和小绿打完牌以后没两天，他就打电话去约人家出来玩。又是吃饭，又是跳舞，好象不这样，就显不出他的那颗红心似的。到末了，才知道人家已经有朋友了，她朋友还是什么执法大队的，房子都买好了。我对毛头说，就凭你这马桶肚，里面除了大粪，还有什么？还异想天开地吃天鹅肉？我看他有些凄凉，就安慰他，也别太伤心了。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未来。你还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吗。我说这话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有些言不由衷。就他这样，整天穿着一件灰风衣，在弄堂口摆个香烟摊，还尽卖假烟。这也算太阳？不过看到他眼角有些湿润，我忽然觉得有些自豪，难道我又拯救了一个灵魂？他深深地打了个懒腰，抹了抹眼角，走了。我感到精神好极了，也许和他刚才递给我的那支烟有关系，别搀了毒品。

　　我把游戏机从电视机旁拉了出来，拍了拍它，我和它的关系好极了，从它身上都能感觉出一种跳动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我的一部分。这也难怪，我一个月和它在一起的时间足有一百个小时，相当于我生命的六分之一。我把命都给了他，他能不对我好吗。

　　这天运气特别好，一盘四合一卡里的游戏，全被我冲到了底。我为自己的智商而自豪，带着这种满足进入了梦乡。世事一场大梦，我还没开始为人生做策划，就被人吵醒了。

　　我拉开门，是王阿婆，她一边责备我开门太晚，一边把一张传呼电话的记录纸塞到了我手里。我翻出五角钱，打发她走了。我一直没装电话，除了没钱以外就是喜欢这种服务，象大老板似的，电话有小秘接着，爱回不回，全在我，就是这秘老了点。

　　这是谁？我根本不认识单子上的姓名，那个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是谁的。是谁啊，没事找事，和我开这种玩笑，浪费我五角钱。我有些怨恨，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得打个电话，看他是谁。我穿好衣服，从楼上冲到楼下，到了居委会的门口，抄起电话，打了过去。

　　“你好，是XX吗？”对方听见我的声音，主动说。

　　我楞了一下，终于想起来那是我的名字，除了派出所来调查户口，别人从不叫我的名字。他们都叫我：阿三。据说我小时候，头上只有三根毛，和三毛似的。

　　“是我。你是？”我拉长了语调，对方是女的。要是个男的，我早就骂他了。

　　“我是小白。”我呆了一下，小白。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了她那张如圆规画出的脸。上次，打牌的时候我给了她我的传呼电话号码。

　　“口恩。你在哪里啊。”

　　“我今天休息，在家里。你今天没去上课啊？”

　　上课？我差点忘了，我还是个大学生呢。

　　“我今天没课，在家看点书。”

　　“你看什么书呢？”

　　我怎么说看书？

　　“我在看一本小说，叫《最后一个学期》，是讲大学生的故事。”我想起来，上次捡了本杂志，里面有本小说就叫这个名字。

　　我们又胡乱扯了点别的什么，她问我哪天有空，说是咱们去看电影吧。我有点晕了，这个社会上竟然还会有人约我搞这么高深的活动，上次看电影还是在学校里，多么久远的记忆啊。我立刻拒绝了她的建议。我告诉她：后天我们还要考试，等考完试再说。她有些悻悻地挂了电话。

　　我回到家里，立刻又睡下了。到了下午，我爬起来，有些疑惑刚才发生的事。我决定去趟文学院，切身体会一下什么是大学生的生活。

　　到了文学院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很多的人都往一个方向走，我想人都去的地方肯定不会是差地方，于是我随着人流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原来是食堂，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吃饭的时间。食堂里很多人都在排队买饭，闻到饭菜的香味，我立刻觉得有些饿了，都一天了，还没怎么吃东西。我掏出钱，挤到了队伍的前面。“饭票。”里面盛菜的叔叔，面无表情地对我说。

　　我悻悻地离开了队伍，到哪里去换饭票呢？我左顾右盼，忽然我看到了一张桌子边上单独坐着一个女孩子，马尾辫在身后摇晃。她正在把一勺饭放进嘴里，难道是她？她在这里读书？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我转到了侧面，仔细地看了一眼，不是她，我不由地长舒了一口气。

　　我走近她，问：“你有饭票吗？“她有些延迟，但立刻笑了起来，“你要换多少钱？”“十块钱。”她急忙从桌上掏出她的皮夹子，从里面翻出一叠饭票，数了十块钱给我。她数饭票的时候，马尾辫不经意地滑落到了脖子前，她顺手把辫子甩到脑后，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同学，你够不够。”听到同学两个字，我有些晕旋，也许我患上了精神低血糖，一种温暖的感觉在我身边围绕。“同学”，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朴素的话吗？同学，就是共同地在一起学习，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我说了声谢谢，立刻也对文学院产生了好感，我很纳闷我是怎么会用这个词的，我为我的学校——文学院感到自豪和骄傲。排在队伍的后面，我买了饭盒、饭、菜。然后坐到长条桌子前吃了起来，学校里的东西太好吃了，我好象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我也搞不懂是因为太饿的缘故，还是受食堂里大家吃饭的影响。

　　我吃完饭，在学校里四下转悠。到了图书馆门口，随着几个同学一起走进了阅览室，坐在褐色的桌子前，我拿起一本书。其实我并不想看书，但周围的人都在看书。其实我也不想到这里来，但这儿的饭太好吃了，我的胃都撑足了，得找个地方消化消化。

　　这是我从书架上随便拿的一本书，封面是一张照片，落日下一片金色的海滩，几个孩子光着身子在翻转打滚。翻开书，全是英文，我认识里面全部的字母，却不知道到底讲的是什么。合上书，我呆呆地看着这张漂亮的封面，心里竟然有些感伤，我一直听说大海很漂亮，但我却还没去过海边，可人家这么小的孩子就在那里玩了，每一个人的人生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啊？

　　坐了一会，有些热，有些饱，我脱下外衣，然后站起来在图书馆里转了一圈。我回到原先的座位时，那里已经有一个女生坐在了那里，那不是刚才换饭票给我的同学吗？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我有些无措，也许我占了她的位子，我可不是这儿的学生，我心里有些慌，她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种不好意思的表情。我后来一直都纳闷，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样纯洁的表情？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一定是呆住了。她轻轻地问我，这个位置是不是你的？我想当时我一定是点了头，因为这个时候的记忆，我后来再也想不起来了。好象是得了失忆症。或许这本是一个梦，我醒来的时候忘记了里面的一个片段；或许美好的事物都是这样，飞快地消逝。

　　当我恢复记忆的时候，已经站在了文学院的门口。漆黑一片的夜，就象锅底一样。我一直没弄明白，黑色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没有了太阳，就出现了黑色。可按书上说，太阳上还有黑子，那么黑子的影子在哪里呢？难道光明也会有缺陷？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回味在文学院的经历，就象吃了一桌子的菜，得在胃里慢慢地消化，精神也是这样，得一点一点地进行。我睡着了，梦到了我的学校和我的同学还有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她一直看着我。我们在碧绿的草地上嬉闹，捉迷藏，噢，怎么又变成了幼儿园。醒来天已经亮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光线的温暖，我见到的只是夕阳的余辉。

　　后来的几天，我始终处于精神麻醉的状态。我去了小胖的公司，开始工作；我约小白见面，开始约会。生活就是一锅粥，我开始数里面的米粒，然后一粒一粒地吃下去。我和小白见了三次面，谈得都很开心。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另一半，而那一半一定是一个大学生，否则为什么我对他们的生活这么熟悉。我告诉小白，学校里每天上三节课，上国际经济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秃了头，好象是只没毛的鸡。我每次说到这里，小白就会大笑起来，露出了一口白牙。我还告诉他，过两天要考试了，我们就不能见面了。她认真地问我，你行不行啊。我把衣邻拉开，郑重其事地告诉她：我们的考试就是交两篇论文。小白忽然问我，论文能不能让她看看。我心里抽了自己三个嘴巴子，然后沉默片刻轻松地告诉她，论文学校里要保存。

　　我们又说了点其它的，我告诉她我得回去写论文了。分手的时候，我心里狠狠地骂了她一遍。我不是为她问我要论文而难过？而是因为她的笨。难道她就不能让我复印一份给她，我有些忧虑，我们的智商相差这么大，以后要是有了孩子，那该怎么办？

　　还好，我还有工作。我一想到我的工作，就热血沸腾。我又可以看到那么多高雅的社会精英了。当我和那些穿着西装的，穿着套裙的白领坐一部电梯，闻着那些男用香水和女用香水的混合气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忽然的档次也高了不少。楼下的吴胖子，天热她擦的是什么东西，简直就是杀虫剂。

　　当我走进那些铺着地毯的房间，和接待小姐打招呼的时候，心里感觉好极了。我一看到那些接待小姐，就想起了文学院里我的同学，也许她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当从她们的手里接过单子时，都能感到上面的温度。下楼的时候，我还偷着闻了一下，那股味儿可真迷人。走到楼下，我推出助动车，又要去下一家单位了。我是一个快递员，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替人送东西，就象人的血管，在身体里到处流动。

　　我最喜欢送花。也不知现在的人是怎么想的，不送吃的，不送穿的，不送用的，却要送这呆头呆脑的东西。不过这活儿有好处，有几个傻不拉几的男人，坐在沙发椅上，领带是花的，象小孩的尿布。让我代他们买花，然后送人。我早就和我们楼下的吴胖子说好了，从她那儿拿。然后把价钱翻个跟头填在单子上，这帮傻男人，从不还价。不过就是特烦，象个老太婆似的跟你嘀咕：花要新鲜，包的纸头要好看。有这点功夫，你不能自己去买？不过这话，我可没说，我又不是傻子。有钱干吗不赚。

　　我最喜欢送花给小姐，可不是因为我是色狼，因为有的小姐会把花还给我，让我平地里又赚了一票。这花还都是玫瑰花，我特别讨厌玫瑰，它有刺，要不多包几层，那刺会扎了我的手。为这几层，吴胖子又得对我叫唤了。虽然我们以前的关系很近，可自从她跟了花店的安总后，就对我更加热情了，动不动地就在楼下喊，让我快下楼去取报纸，以前可都是悄悄地上来给我的。我真没想到，这胖子现在喉咙怎么大。幸亏我们没什么纠葛，将来都住公房成了文明人，她也太坍我台了。

　　幸福不是从天而来的，它是靠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出来的。我拿着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深深地为自己成为一个劳动人民而自豪。我一张一张地数钱的时候，对面的经理象只狼似的盯着我，好象怕他数了两遍的钱里突然又增加了一张。我把数好的钱放在温暖的胸前，让跳动的心脏顶住它们。我决定去找小白，已经一个礼拜没见着他了。

　　我们还在上次的茶坊门口见了面。“你们现在是不是考完了。”小白一见面就问我。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好象又瘦了一些。我赶紧告诉她，我们现在开始实习了。“我想也是，你们大学生就是和他们中学生不一样。我们邻居家小孩，现在正忙着复习呢。”

　　我拉着她进了茶坊。外面挺冷的，别受寒了。我关心地对她说。她满含感激地看了我一眼，我们找了个位子坐下来。别说我以前的文化基础可真不错，连着背诵了好几句古话，也感谢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不然也显不出我的才华。忽然小白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同学。现在天冷了，也不知道我的同学她穿得暖不暖。小白看我有些恍惚，抿着嘴问我，你们圣诞节怎么没出去啊？圣诞节，我的天，我怎么不知道。怪不得这两天，人家都怎么起劲送花。我印象中的节日只有春节，除了可以大吃一通外还可以放鞭炮，现在也没个仗打，连个响也听不到。借着这个机会，可以为生活添点刺激，也算增加了社会需求，把社会生产总值往上提一提，据说这个总值在国际上，还有说法。为国家出力，这种事我一定得做。我最喜欢揣着一口袋的小炮仗，下楼时往窗外扔一个，出了门往吴胖子家门缝里塞一个，看见有个阴沟、窗户、垃圾桶，凡是能往里搁，又能跑，不被人抓着的地方，都撩下两个。等跑出几步后，听见“嘣”的一声，感觉好象是把敌人的碉堡炸了一样，爽极了。

　　我正沉醉在往事的回忆中。小白笑着又说了，怎么不好意思了。什么叫不好意思？我自己都不清楚。我看着小白慢慢地说，我没有女朋友。我看到她的眼里闪过一丝亮光，我的内心忽然有些不安，从她的眸子里我看到了自己倒影。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难道是在做梦，我趁着喝水的时候，咬了一下大拇指，疼的，没在梦里。小白问我，你怎么咬手啊。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我大概有点返祖。小白大笑起来，露出了她的牙齿，还是那么白。

　　我们离开茶坊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有些小雨，我决定送她回去。我说，这么晚了，我不送你，你心里觉得无所谓，我还为你担心呢。她说，你今天住学校，不回去了啊。我立刻觉悟了，她家离文学院不远。太好了，我又可以顺便回我的学校看看了。

　　我们往车站走，路灯暗淡地照在街道上，路边梧桐的落叶在我们的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夜是如此的静谧。疾驶而过的汽车前灯划出长长的弧线。我们都没有伞，也许有伞会浪漫一些，那样的话我们可以靠在一起，象所有的情侣一样。车站的人很少，夜有些冷。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我抢着买票。刚才，她硬是付了帐。说我还是学生，还是个孩子。她说着还笑了起来，我从没见到她笑得这么好看过。可听到她后面那句话，却有些哭的感觉，难道我找到妈了？

　　我送她到弄堂口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街上没有人，她家那儿也没个路灯，坑坑洼洼的。忽然，小白歪了一下，我赶紧拉了她一把，我们的手在空中相遇，虽然她戴着手套，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她手上的温暖。黑暗中，她回过了头，我有一种想拥抱她的感觉，就象以前我拥抱吴胖子那样。我几乎伸开了双臂，手指已经触到了她的头发。我闻到了一股香味，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是一种淡淡的、带着清香的味道，我感觉舒服极了。

　　她站直了，从我双手的包围中突围出去。谢谢，她回过头来静静地说。我感到一种流动的东西，从她的手里流到了我的手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电流，如果是电流的话，那我一定是导体，而且电阻一定很小。我收回了我的手。

　　我跟着她没说什么话，走到了她家的楼门口。她转过头说了声，谢谢，然后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在黑夜里闪着一丝亮光。我说：就这样吧。她说，有空打电话给她。我说好的。她接着上楼了。

　　我从她家离开，沿着黑漆漆的马路慢慢地往回走，雨已经停了，空气里有一种湿辘辘的东西。路边不时有水珠滴在头上，有的滑进了我的脖子，我感到一种凉爽的感觉。到了文学院，只有边门开着，我在门口的签名本上，随便刷上了我的名字。门口的老头对我说，这么晚才回来，别太累了。我激动地都快哭了，我们学校真好，连看门的都对我这么好。我走进了学校，食堂、图书馆、教学楼从身边一一闪过，里面的灯都灭了，只有路边的街灯还闪着幽暗的光芒。我象只狗似的，用鼻子使劲地闻，也许想找回那天的感觉。可我的鼻子有些塞，反馈回来的只有鼻涕，什么都没有。我的同学，你在哪里？我来到了女寝室的楼下，这儿女寝室有好几幢，我不知道她住在哪幢楼里？我看着那些黑乎乎的窗，大概她一定睡觉了，也许是在复习功课？现在不正要考试吗？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书。我听四条的邻居，一个大学生就是这么说的。她的被窝，下次，我们是不是会在那儿见面。我忽然为自己猥琐的想法而感到脸红。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绕着女寝室走。

　　忽然，一束手电的光芒照住了我的眼睛。谁啊。我气急了，哪个流氓？非揍扁了他。手电的光芒朝向了地上，两个戴着臂章的男子站在了我的面前。其中一个瘦的对我厉声喊到：

　　“你在干什么？”

　　“我们看你绕这儿转半天了，你想干什么？”另一个戴着眼睛的中年人严肃地说。

　　“我随便走走。”我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来这儿吃饭的。”其实，我本来想说，我是来找同学的，可我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不露出了破绽。

　　“跟我们到办公室走一趟。”

　　“为什么？”我把手一叉，现在都法制社会了，宪法都保护我的权利，怕你。就算一个打两个，也不见得吃亏，要是打不过，往哪里跑呢？我四下看了看。

　　“叫你去，你就去，我们是派出所的。”

　　派出所的我见多了，有你们这样的。现在到处有人冒充警察，别是他冒充警察来骗我。我看他们警察绝对不象，木匠倒挺合适。他们中的一个人已经掏出了工作证，朝我晃了晃，他还真是个警察。

　　在人民的国家里，应该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想到这里，我决定随他们一起到派出所里去讲清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们一前一后，好象三明治一样把我夹在中间。到了派出所门口，我才恍然大悟，别说我们学校还不错，自己就有个派出所，本来我还以为要到街道的派出所去呢。派出所的门口挂着牌子，上面亮着红灯，和我们那儿的一样。我真为她高兴，离派出所这么近，有什么事都能及时解决，坏人不能做坏事，我很放心。

　　他们把我推进了一间办公室，我很反感，又没犯罪，我的胳膊往后架了一下。进了房间，他们让我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我知道这是这里的规矩，我掏出了所有的东西。一小包餐巾纸、二十多块钱，还有几块钱的饭票，这可是证明我今天来这儿目的的证据。还有就是我的身份证，我随身带身份证的习惯早就和外国接轨了。

　　他们看到我的身份证，如获至宝，马上就开始打电话。我在我们那片是出名的好人，那儿的警察我都熟。果不其然，他们打完电话和我谈的时候，态度软和了一些。他们开始问我问题，我有一说一，以最诚实的态度向他们报告，这可是在派出所里，我心里说。

　　他们问我跑怎么远来干吗？我告诉他们，我来吃饭。他们问我，为什么吃顿饭要跑这么远？我说，这儿的饭又便宜又好吃。他们问我的真实目的，我只好把手一摊，指着饭票告诉他们我真的是来吃饭的，接着我告诉他们这儿的米饭一毛钱一两，一次性饭盒一毛一个，红烧肉一块钱一块。他们听得一楞一楞的。人就是这样，本来以为自己比别人能耐，可没想到别人楞是比自己强，一下子就犯傻了。

　　他们的目光在饭票上突然停住，眼睛好象一亮。

　　“你饭票从哪里来的？”

　　“我找同学换的。”

　　“你同学叫什么？在哪个系？”

　　我有些语塞，我的同学叫什么呢？

　　忽然，瘦个子拍了一下桌子，狠狠地说：“你到底来干什么？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要老实交代。”

　　我到底来干什么？也是，天这么黑，我来干吗，我得想想。我抬起头，看见了他寒冷的眼睛，象刀子一样看着我。我有些害怕，连环画里电棍、老虎凳、竹签子的画面飞速地从我眼前闪过。我从小就怕疼，最好你们来点美人计或是金钱利诱。疼的东西，我特别怕。

　　他们见我不说话，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然后相互使了一个眼色，相伴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重新走进了房间。戴眼镜的说开了，现在有个别的坏人就喜欢在女寝室门口转悠，不怀好意的。这次，你没做什么，也就算了。我一听，就急了，我好象是做了什么坏事似的。人的名誉可不能丢，外国人还为名誉决斗来着。

　　他不容我说出话，接着告诉我，他们已经调查过我的情况。他说我是一个无业人员，喜欢和社会不良青年在一起。所以他要我注意点。注意什么？我注意的是别被流氓打。

　　他们让我和他们一起出去，我有些疑惑，送我去分局还是看守所？一出门，外面冷冷的风吹着我的头发有些凌乱，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默默地走在他们的中间，此时的校园格外幽静，高大挺拔的松树在黑夜里象一个一个巨人站在那里，西北风从树叶上哗哗地吹过，外面竟是这么冷。

　　他们陪我走到校门，一路上我觉得很委屈，刚才他们根本没听我的解释，好象我已经被认定成了坏人。他们告诉看门的老头，让他以后注意我，别让这样的人再混进来。老头摘下眼镜，认真地看了看我，如同看一件珍稀的文物。他看完了，点了点头。陪我的那两个警察同志告诉我，他们不欢迎我再来。然后，目送我离开了我的学校。

　　我被我的学校赶了出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我一头躺在床上，浑身累极了，身心都受到了打击。第二天，我发烧了，大概是昨天淋雨的缘故。头疼的厉害，根本没有力气爬起来，刚醒过来，又睡了过去。我梦到了我的学校和我的同学，我和她们在食堂里一起吃饭，忽然食堂塌了，我被压在了碎石的下面。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小胖站在面前。

　　“你这两天，怎么没来上班？”

　　“你没看我生病了。”我躺在床上，气愤地说。

　　“这两天，你负责的地区活特别多，老板这两天又亲自来上班。你不来，他把你骂死了。”

　　这个卑鄙的资本家，这个靠喝人民血汗的寄生虫。我跑一趟业务，只能拿一半的钱，而他只需要给我打个拷机，就拿走了另一半的钱。除了血淋淋的剥削，他还会干什么？为什么我们都是人，却有着这么不公平的差距。我想起了那些下雨天、下雪天还有那迎面的风和那根本没有穷尽的废气。我的青春，我的年月，都在这冰冷的时间中随风而去，这可都是我的血汗钱啊。

　　“老板本来要炒了你，”小胖看了我一眼，咽了咽唾沫，“后来我和他说了一筐好话，他答应不炒你，但你得换一个区做。”

　　我现在做的区，是小胖给我争取的。那儿办公楼多，活好做。现在让我换区，肯定是没人要去的工业区。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老板圆不垃圾的脑袋，这个王八蛋，他那腔子废料，我非得把它榨出来熬油吃。

　　我顺手从枕头边摸出助动车的钥匙，本来这车就是小胖的，也没个照，反正我出车的时候都带着待业证，碰上警察，一亮，和公安局的工作证没什么两样，照样走人。

　　我让小胖把车开走，我不干了。小胖劝我别急，下个月他去和老板说，再把我换回来。我摇了摇头，小胖放下了手里的煎饼，他说他知道我这儿永远缺饭吃。接着转过身去上班了。

　　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今天的天气特别好，都可以闻见太阳的香味。街上静悄悄的，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寂静，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一样。我躺在床上，想到了我的出生、成长，我想到了我的中学，和坐在边上的女孩，我第一个工作单位──推销公司里那个大板牙的接待小姐。我感到空气正在缓慢地从我的身边流过。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从迷幻中苏醒了，我是被拷机所震醒，这是我开始做快递时买的。它成了我的朋友，当我把它别在我的尾骨，也就是尻的部分。我象带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带着它，有一种归属感。

　　我看了拷机的号码，是小白打给我的。我的心里涌出了一丝莫明的感觉。我穿上衣服，把煎饼塞进了嘴里，用大牙把它们送到了胃里。我出门的时候，还照了照镜子，看上去精神不错，脸红红的，如同一只大苹果，我最喜欢吃苹果了，看到自己也象苹果一样，心里感到一阵喜悦。

　　在居委会门口，我打了电话给小白。她问我现在有空吗？能不能见个面。我立刻答应了她的要求。我从来还没这么爽快地答应小白。小白也从来没和我说话这么简单干脆过。她成熟了，讲话也有水平了。我为她有这样的进步而感到高兴。我们约定一个小时以后在上次见面的茶坊见。

　　到茶坊门口时，天色还早呢。我们预定的时间是在半个小时以后，我掏了掏口袋，里面的那包烟已经发潮了，我随手把它扔到地上。我看着那包烟，忽然想起了什么，我把烟拣了起来，扔进了不远处的垃圾桶里。我想，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履行我们的义务。

　　我现在才知道等人原来是这样的无聊，以前我和四条、毛头他们见面不是在游戏机房，就是在谁的家。管你是早到，还是晚到，来了就有事干。哪象这儿，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无聊地坐在椅子上，东张西望。我边上的桌子，围着一圈人正在打牌。他们叫着，闹着，那个戴眼镜的家伙，拼命地说着笑话，好象这世界上，就他懂得多，瞧他鼻子上的汗，我真替他着急，还不擦擦，不过好歹他还是男的，换了女的，还得补妆呢。

　　我翻了翻桌上的报纸，都是些无聊的东西，现在的报纸好象得了软骨病，登的文章又酸又软，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烂味。我不由地想起了这两天在看的《最后一个学期》，那篇东西把大学说成了又破又烂的地方。我虽然被文学院赶了出来，可我还是爱着它，以后我一定要到里面去读书。终于小白出现在了门前，我的心脏狠狠地跳动了一下。也许思念就是这样，思念的人一旦出现，你就有一种震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电流的作用。她还是穿着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穿的那件白色风衣，我站起身，向她招了招手，她慢慢地向我走了过来，然后坐下。

　　“今天，你休息啊。”我笑着问他。

　　“我今天调休了一天。”我有些感动，她调休了一天，这意味着什么？我忽然从心里产生了一种冲动，我想告诉她心里的想法。我不知道，对一个女朋友应该怎么说。以前我和吴胖子从来没有这种高层次的事，我们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一个平常的下午，我把我的手勾住了她的腰，她把她的手搭到了我的身上。这就是后来毛头一直嘲笑我们的勾搭内容。

　　店里的小姐过来，问我们要点什么？我让她点，她看也没看价目表，淡淡地说：“苦丁茶。”

　　“怎么改口味了，”我笑着说“你以前不是喜欢喝绿茶吗？”她对我笑了一下，淡淡地说，“我喜欢这种味道。”她的嘴闭着，没有露出牙齿。我点了一壶红茶。一会儿，茶端上来了，冒起一股股的青烟，我们都喝了一口茶，她问：

　　“你学校里还上课吗。”

　　“现在是实习，春节后才开学。”我早打听好了，大学的开学日子和中学差不多。我还想告诉小白，我们学校里有个派出所，上次他们还抓了专闯女寝室的流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不由笑了起来。我想这是件可乐的事，就象以前我说得那些，小白一定会笑，我喜欢看她雪白的牙齿。

　　“昨天，我碰到了毛头。”小白忽然说。

　　“是吗。”这两天毛头不知去哪里疯了，我也没见着她。“现在，他在干吗？”我接着问。

　　“我是在车站碰到他的。”小白平平地说。“他说了，”她停了一下，抬起头来看了看我。

　　“他说什么？”我心里想，我得快点找到这小子，问问他哪里熟，得去找个活干挣点钱。

　　“他告诉了我，你的情况。”她低下头，喝了一口茶。

　　我正把杯子的茶往嘴里倒，听到这里，忽然楞住了。我的情况？我抬起迷惑的眼睛。“你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小白看着我有些恼怒地说。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心里很怨恨自己的笨，连这点话也没听出来。后来为了补脑子，我开始吃一切可以吃的脑子。鱼脑子、虾脑子、猪脑子，不过后来又听说，虾脑里还含有它的生殖器官。我越发多地吃起虾脑来。只是虾有些贵，我只能规律性地吃，也许这符合吃补品的习惯。

　　当时我嘴里的那口茶，滑入了我的食管，有几滴还掉到了气管里。我呛了一下。这个该死的毛头，又臭又烂。我回去非得敲碎了你。“你这个人，可真有本事啊。”小白盯着我的眼睛说。“我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你这种流氓。”她对我冷笑了几声。

　　“再见。”她站起身，把手里的五十块钱扔在在桌子上。我目送着她走出了大门，呆呆地坐在位子上。搁了许久，我骂了一声。也许我的声音有些响，也许现在人比较少。邻桌的一对男女看了一眼，那个前额头发烫得极高的女的，对那个四十多岁有些谢顶的家伙说了一句什么。

　　这对狗男女，准保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站起身子，在往帐台结帐的路上，随手把他们桌上的工夫茶推翻了。我冷漠地看着他们，他们看了看我。我转过头，径直去结帐了。

　　我站在茶坊的门口，看见了外面灿烂的阳光。我刚才好象做了一个梦，往回走的时候，我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过的马路，找到一家店，叫了啤酒和猪头肉，最后把刚才付完茶钱剩下的二十块全付了帐。

　　终于在酒精的作用下，我清醒了。我找到了毛头的家，他正躺着看电视呢。“今天，你怎么会来找我，”他从床上跳起来，“走，出去吃一顿。”

　　“吃个屁。”我指着他的鼻子骂到。“你和小白都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她说你们现在很好。我问她，你们算不算朋友，她说是的。我说你自从和她谈了朋友，变好了许多。”他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什么叫变好？你是不是把我不是大学生都告诉了她。”

　　“什么？上次那是闹着玩的，你到现在还没告诉她，你的事？”

　　“我说什么。我告诉她，我…”我语塞了。

　　“你会不会谈朋友啊。你开始先花住她，然后和她搞一下，让她成了你的人。以后，你不就成了主人了吗。”他说这话的时候，冷冷地笑着。

　　我听了他的话，觉得非常后悔，我又想起了那天晚上，如果我送她上楼，然后一起进她的家门，那天她是一个人在家。我想起了她的那个眼神。也许那是暗示。我错过了多么好的一个机会，我心里抽了自己十五个耳光。

　　我问毛头现在有什么事做没有。他告诉我除了给人看店，其它活都没有。给人看店一天可以挣三十块钱，人是不累。可和进监狱没什么区别，你根本挪不了地方。监狱里还有放风，干这个只能看着马路上一部接一部的汽车。我离开毛头家的时候，看了看头上的天，真是蓝。我呼吸了一口空气，我喜欢这种自由。

　　我往回走的时候，顺路去找了居委会的王阿婆，问她现在有什么活干。她说，现在没有，有了就通知我。我正准备离开那里，忽然看见了角落里的电话。小白现在已经到家了吧。我心里想，我有些犹豫地拿起了话筒，拨通了她家的电话。我听见了小白悦耳的声音。我的嗓子有些干涩，好象是痰堵住了喉咙，我刚说出小白的名字，她就立刻听出是我，然后迅疾地挂断了电话。我放下了听筒，慢慢地转过了头。

　　“五毛钱。”王阿婆在后面叫了起来。我从口袋里摸出最后的一个硬币，扔给了她。“是一角。”她追着说了一句。

　　我告诉她，下次我再带来，现在身上没有。她嘟囔着，这点小钱都要欠，这么差劲。我也没说什么，默默地回到了家。我一头扎到了床上，爱情是什么？难道我真的恋爱了吗？这天晚上，我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以往日子的片段，打牌、吃饭、逛街。醒来的时候，房间里一团漆黑，弄堂里传来几声猫咪的叫声。

　　后来的几天，我都在家呆着。白天和游戏机在一起，我不愿再去搓麻将，我没钱不敢空麻袋背米；晚上，我经常会梦到小白和文学院的同学，她们的头重叠在一起，她们都在对我笑。

　　春节前，毛头叫了小胖、四条和我一块去玩。前两天，他买体育彩票中了一千块钱。和别人分享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之一，看到别人快乐，自己的心里也特别滋润。我奇怪，这个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的傻子，一天到晚在烦恼。要是自己烦了，就去看看别人快乐的样子，不就结了。

　　我们找了一家火锅城。从六点一直吃到晚上十二点。我们相互敬酒，后来都醉了。往回走的路上，只有昏暗的路灯照着寂静的街道。忽然迎面走来了一群人，借着昏暗的灯光，毛头看见了他们里面有两个小姑娘，随口说了一句：“这个小姑娘倒不错吗。”

　　对面的人立刻就骂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参加了打架的行列。我在学校里的体育是不错的，真的。在中专里，我得过跳远第一名。班里的女同学还为我送上了洁白的毛巾，我觉得那是哈达。

　　当我从往事里回过劲来的时候，我们都站在派出所的门厅里。我为城市里开通了“110”报警电话而高兴。如果没有这个电话，我也许会留血，想到这里我摸了摸自己脚上的乌青，还有点疼。

　　我被一个民警叫到了里间，我说了我知道的一切，然后在陈述笔录上签上了名字。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外面已经天亮了，今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冷风从我的脸上轻轻地吹过,有一些凉。我和王阿婆一起出了门，是她把我带回去的。虽然我从她的眼睛里读到了一丝鄙薄，但我还是感谢她，让我比那些人早一点回家。

　　我们路过菜场的时候，菜场里的人格外的多。不少摊位前还打着“迎新酬宾”的牌子。我开始有些纳闷，怎么这种虚假广告还在满天飞。但我立刻想起来了，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一想到春节，我就想起了乡下忙碌的场景。我和我的爸爸、妈妈#61628;#61628;还没容我回忆出那些美丽的场景，忽然响起了王阿婆的声音：

　　“以后，不要再到外面去乱搞了。”我点了点头。她也认真地点了点头，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她没有说什么。我们在居委会门口分了手。我走出没多远，就听见后面有人在议论，好象是在说我，还有什么“流氓”的字眼。

　　我没有回头，就象周润发一样的潇洒，我心里说。

　　我回到家照了照镜子，脸上有一条淡淡的滑痕。大概是昨天，哪个小姑娘用指甲划的。我找了条餐巾纸，轻轻地擦了几下，有点疼。我想起了刚才不知谁说的“流氓”，难道我是流氓。我定定地想了一下，我是个流氓又怎么地。我有一种幻觉，为自己的新身份而骄傲。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些事情。人有时就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岁数，经过了一定的事情，就会变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在心里反问自己，这几年我都干了什么？是啊，许多的事，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干；许多的事，也只有一个人静坐时才会想起。过去的那些事，难道都是真的？或许那只是梦中的故事。

　　是的，我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赚点钱，然后找个心好的女孩结婚，生一个孩子，认真地培养他，让他以后有出息，别象我那样。最好把爸爸妈妈从乡下接过来，享两天福，他们苦了一辈子，可不容易啊。

　　过了几天，我到街道里新开的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去上班了。那里我开了一家小店，从此我的生活变得简单和规律，每天早上七点开门，卖些牛奶、点心之类的东西，因为边上就是一家小学，可以赚一点早饭钱。八点半去批发市场进货，回来就整理一下存货。中午就在店里吃饭，不少学生会来店里买零食，天热的时候，冷饮也卖得很好。下午，就在店里呆着，或是看看报纸，或是稍作休息。下午三点到晚上六点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学生放学会买零食，大人下班会买点零星的东西带回家，晚上八点才能关店。要是天热，得开到十点。

　　现在我对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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