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音双表新体汉字构建法

　　意、音双表新体汉字构建法

　　汉字，是表示汉语单词的文字。汉语单词由有两个要素构成，即“词意”、“词音”。 汉字，从甲骨文到宋体的所有体式，都是只表示“词意”，不表示“词音”的；汉字的读音是靠“口传”或另外“注音”的。

　　为什么不用汉语拼音字母元件作为组字元件来构建汉字，使之直接表音呢？因为汉语人从发明汉字时，直到公元557年（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之前，没有发现汉语的“音素”----声母、韵母和声调。后来虽然发现了汉语的“音素”，却一直也没有用表示“声母、韵母和声调”的符号，作为构建汉字的元件，来拼写出汉语单词的“词音”。这样，就导致了从“甲骨文”到“宋体字”的所有体式的汉字系统，都是用不表“词音”的笔画元件构建的了。 并且，汉字数量的扩展，都是用“以字构字”的方法来实现的。因此，就导致了，从甲骨文到宋体系统，都存在着如下4大缺点：

　　1、汉字只直接表示“词意”，不直接表示“词音”，所以，汉字就与汉语单词只匹配了一半。只有既直接表示“词意”又直接表示“词音”，才能与汉语单词实现完全地匹配。如果说“全匹配”的汉字是汉语单词的“彩色照片”，那么“半匹配”的汉字就是汉语单词的“黑白照片”了。

　　2、汉字，除了少数200多个“独体字”以外，其它的都是合体字。这些合体字，都是采取“以字构字”的方式来构建起来的。因此，随着新字数量的增加，新字的笔画也随着增多，单字笔画越多，其读、写难度越大。

　　3、汉字在单字的结构上和整个系统上，都没有“统一性、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

　　4、在汉字系统中，还有很多“一形多义字”、 “一形多读字”、“异形字” 、“异体字”、“假借字”。这些，都违反了“字形单载”的造字、用字的原则，这不单增加了学字用字的困难，更使汉字文章表达不精确了。

　　汉字的4大缺点，给人们的学习和使用以及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多困难和危害；在今天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所造成的危害更多更大。现列出最严重的九项如下：

　　一、由于楷体汉字系统，不直接表音，又没有“系统性、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 所以，人们在学习汉字时，必须由教师口授其读音，学生必须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字形、字义和读音。要学会20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一般人都需要6年的时间；20岁以后要想学会汉字，就更困难了。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会的文字。汉字的学习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汉字的难学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使学习汉字，既成了学生的沉重负担，也使大多数的学生形成死板守旧的思想观念。

　　二、“以单音节词为基础的语音多载”的汉语，是人类语言发展的第三阶段的先进语言，是世界上最易学会的语言。但是，在文字环境里，汉语必须汉字的支持；汉字的难学，冲消了汉语的易学性。所以，非汉语圈的人们，就感到学习汉字、汉语，如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艰难。

　　汉字、汉语不易于外国的广大民众学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作用于中国，给中国带来的严重损失比外国人的更大百倍。例如：

　　汉字文化和中国的声音，不能在世界各国的普通民众中得到广泛传播。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对外扩展，也严重消弱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

　　中国不得不进行全民普及英语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要进行英语教育。这样，这就使中国的少年儿童的头上同时压着两座大山-----汉字大山和英语大山。使中国的孩子，成了世界上最累的孩子，快乐的童年变成了辛苦的童年。

　　三、汉字由于不直接表音，汉字对汉语没有固化作用和传播作用，不能实现汉字到哪里，“标准的汉语”就到哪里。虽然60多年来，国家每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推广“普通话”，却至今也没能把“普通话”普及到每个普通民众。至今还有几亿的普通大众不会说“普通话”。这几亿人，就不能利用电脑实现“汉语-----汉字”的互相转换；也不能用“普通话”指挥机器人。

　　四、今天，中国和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进入了科学化、机械化、信息化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阶段了。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机器，机器成了人们生产和生活时刻不能缺少的助手。这就要求，人人都必须识字，人人都必须会使用机器。而在今天的电脑数码信息化时代，人与机器的互动，主要是通过电脑数码化的信息进行的。但是，如果不把大众不熟悉的“数码信息（源码）”转变成大众熟悉的“文字信息”，广大普通民众就不会使用电脑了。机器与人就互动不起来了。因此，就必须让文字作为电脑“源码”的“代码”，才能实现大众与机器的信息交换----在电脑上编辑汉字文件，用汉字编辑电脑程序，指挥电脑按人的意愿进行工作。

　　而能够作为“人、机信息交换代码”的文字，必须既便于广大普通大众的学会和使用，又能作为电脑数码信息的代码。而具备这种性能的文字，必须具有“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

　　目前中国正在使用的“汉字楷体系统”，是没有“系统性、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文字系统。所以就不能用其“基本构字元件”作为电脑的“人、机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因此，即使中国有了同美国一样的制造电脑核心芯片的技术能力，也还是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楷体汉字代码的电脑信息系统”。

　　所以，在中国继续使用汉字楷体系统的情况下，中国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汉字代码的电脑”，中国的汉字信息，就只能挂接在美国的“英文电脑信息系统上”，成为英文信息的附庸；中国的电脑信息产业，也只能成为美国的电脑信息产业的附庸了。这种附庸地位，绝对不是如一些人说的那样，“与国际接轨”，搭上了美国发展的便车。而是被套上了美国的“电脑绞索”。

　　中国的电脑、手机、通讯设备、自动控制设备、测试仪器等等的“制造厂”，都成了利用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的零件“组装厂”，遭受人家的制约和任意宰割。每年仅仅芯片进口的总金额，就超过进口原油的总金额。在软件方面，全部都是用英文代码编制的，软件的专利费，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以美国ASCII码为基础的信息机器设备，中国使用得越多越广，美国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就越牢越紧。

　　从1983年以来，中国的各种用电脑控制的机器设备和通信设备、电脑网络等等的操作和应用程序，全是美国的（ASCII码）。所以，中国的最关键的第5国防空间（信息空间），被美国占领了，中国成了美国的“网中之鱼”。

　　美国在2009年正式成立了“网军司令部”，组建了几万人的“电脑网络作战部队”。中国所有使用美国电脑的领域和部门，都会随时遭到美国網军的监控和“遥控信息炸弹（遥控电脑危害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在今天中国在一切领域和部门都使用电脑网络的情况下，其破坏力远大于“氢弹”。

　　五、在美国电脑上，不能用汉字的构字元件来随机构建出无限的汉字，只能让电脑带上几万个整体汉字的“汉字字模库”，然后通过英文代码，从汉字库里调取汉字整体。这样，汉字信息就受制于英文信息系统。只要美国的电脑英文信息系统一更新，中国就必须立即购买美国更新后的一切软件的专利，否则，挂接在英文信息系统上的一切中文信息，就立即瘫痪。

　　因为采用从字库里调取整字方法，而汉字数量是无限的，永远收集不全，所以，有些需要的汉字，当字库里没有存入时，就用不上了。调字时，还不可避免地出现“重码字”，从而降低了人工选字的速度，也容易选错字。

　　六、自从中国使用了美国电脑和加入美国的世界互联网后，电脑的“汉字字模库”里的任何一个汉字的变动，都会影响汉字库的使用统一性。于是，中国就制订了一个强制标准，名字叫做《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即“汉字编码字模库”，称为“汉字中国标准”。为了统一国际上的使用，美国牵头，又制订了一种《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如果一个新的汉字不在“国际标准”里，就不能让世界上任何一台“美国制式”的电脑使用，人们也不承认这个字。所以，中国的“汉字国家标准”就被“汉字国际标准”替代了。

　　在这个“国际标准的”控制下，中国人的“汉字库”，中国人说了不算了。中国人要在汉字库里添加一个新造汉字，就必须先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汉字工作组ISO/IEC/JTC1/SC2/WG2/IRG ，提交申请，然后IRG接受中国《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未编码汉字的编码请求，并给定一个编码位置，并报告WG2，然后再逐步进入SC2-- JTC1-- IEC—ISO审批、重新制作一套程序。新的一套程序做成以后，如何迅速推行并非易事。因为实行新的一套程序，以前的各种字体字库、各种字典教材都要作废，许多人名和地名都要修改，数以亿万台的电脑、打印机、手机、扫描仪以及与汉字相关的操作系统、输入法、数据库、办公软件等都要修改。再加上贸易的全球化，很多市场上与汉字处理相关的国外电子产品也都遇到这样的统一性问题。所以，这一添字过程，不是简单地、轻易地就可完成的，而是很麻烦的，而且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的。

　　因为向汉字字模库添加一个新字如此复杂，就导致中国的普通民众，不能随着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新的汉语单词，及时创建一个新汉字来表示之。当引进一个外语单词时，也不能随时创建一个新字来表示外来单词的词意。要想为适应社会的新需要而升级更新整个汉字楷体系统，就更难办了。这就使汉字陷入了僵化状态。所以，近来，对于外来词汇，当没有相应的汉字词汇或语句进行“意译”，又不能当即造个新的“楷体汉字”来表示时，就只好用现有的汉字进行“音译（近似的）”。而“音译”外语单词的汉字，就把“表意的汉字”变质成了“音节符号”。这些只起“音节符号”作用的汉字，就使汉字出现了“歧义”， 也严重地破坏了汉字楷系统的统一性，从而使中国的汉字文章，越来越不精确；有些人，就直接把缩写的英文单词或英文语句加在汉字文章理，成了中外文字大杂烩。使广大普通民众，连普通报纸、杂志上的一些文字也看不懂了。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一些所谓的“权威”人士，一直带头违反汉语汉字发展的规律和随意破坏“字形单载”的造字、用字的规则，导致今天的汉字文章，表达很不精确。导致中国人在国际上发表汉字文件，就必须带上“英文”或“法文”附件，来作注释。由此严重降低了汉语、汉字的国际地位，被外国人误认为汉语、汉字是世界上落后的语言和文字。

　　七、人类制造动力机器，是为了延伸体力，(待续)

一、由《16汉字之错：既不尊重女性，又误导儿童人生观？》想到再一次科学系统地简革汉字

中国使命，世界权益

　　 事物总是在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前进的。 汉字从诞生至今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普遍规律。

　　 上世纪初叶，在全国范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中, 便曾涉及到汉字命运的探讨，一批文化巨擘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观点，并由此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字探讨运动。当时将反抗八国联军入侵的失败、丧权辱国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无声而默语的文字——汉字，应是偏颇之议。况且，从那时起（其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五年颁布实施的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至今已历近百年，中国并没有因其存在而消亡，而是经历了无数的社会政治变革发展壮大至今。但从当时这一全国性的带有“寻源”色彩的热议中，上述观点的提出，也实实在在地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摆在了人们面前，即：繁难的汉字是否便于国人的学习和掌握？是否利于更大程度地提高国人的文化水平？最终致整体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及至在此基础之上增强国家在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汉字因此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也似乎到了文字抉择的关头。

　　下面我们撷取历史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例和一些典著中的观点，一起来探讨这一课题。

　　 一、汉语拼音化的主张

　　 “庚子赔款”以后，一些文化人士提出汉语拼音化的主张，认为笔画冗繁的方块汉字难记、难写，不如简捷的字母文字来得先进，故而学起来特别困难。而字母（表音）文字在字体上显得简约流畅，似乎更易于人们的学习和掌握。但，众所周知：汉字有众多的同音字乃至多音字，这些同音字音同字不同意更不同。实践证明：用拼音字母书写的汉语文章在意义简短的某些文句中，还能较为准确地分辨其义，但若用在篇幅稍长的文章中，将是无法读懂其真意的。因此，汉语拼音只能承担汉字的表音功能，无法承担表意功能。可能正因为如此，汉语拼音化遂渐被搁置。

　　 二、汉字与字母文字的比较

　　 在李梵先生编著的《汉字的故事》中提到：由字母文字组成的文章与汉字方块字组成的文章，字母文章在阅读速度上低于汉字文章，而在字的容量上却远高于汉字文章，阅读汉字文章常能达到“一目十行”之功，而阅读字母文章却难获此利。另外，汉字的失记率也较低，而字母文字的失记率却高于汉字，在《当代中国文字改革》一文中曾提到：纽约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中有一半的人看不懂《纽约时报》，相信中国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是不会有谁看不懂《人民日报》的。在中国的老年群体中这一失记现象也较低。这些现象表明：汉字的字与字（词素）之间易于识别，不容易产生混淆（但这前提是必须熟识形态纷繁的汉字，而这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字母文字的字与字（词素）之间则易产生混淆，因而不便于分辨和速阅。

　　 三、汉字在微缩运用方面的局限性

　　 如今随处都可以见到微体字或黑体字，而许多笔画繁多的汉字在微体字或黑体字等粗笔画字的运用上显得拥塞一团，其结果是：只见轮廓，识大意。相对而言，字母文字在微体字的运用上比起汉字来得自如流畅。如今微体字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只有将现行汉字中部分较多笔画的汉字再一次科学系统地简化，便能克服这一局限性。

　　 四、简体字与繁体字的比较

　　 汉字在造字之初，从原始的认知角度出发，先造象形文字，继而在此基础上朝指事、会意、形声等方向发展，而在字的形体结构上以方正、饱满、匀称等为基准来造字。因而古代汉字几乎字字笔画饱满，字中含字，以达表意的功能。这从某种意义（角度）上为人们的认知起到一定的帮助，但也因其繁复的笔画堆叠以及如上提到的众多的同音字、众多的形声字（许多在形声字中作声旁的字却充当多个读音差异很大的形声字中的声旁，如：隹、艮，等等。产生一个相同的字在不同的形声字中作声旁时读音的多音性，从而造成这些形声字读音的纷乱以及字形字义的难辨，产生记识上的困难。曾在电视上看到外国人将“中国银行”读作“中国很行”）、多音字（这些多音字音不同意亦不同）、众多的异形字、异形词及汉字字数的浩瀚等等原因，形成了人所共知的汉字的繁难。笔画繁多的汉字也不便于文字在有限的版面内的书写及有限的时间内的速写。

　　 简体字无疑是便于人们记识和书写的，当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实施后，中国的许多小学教师和学生皆认为这是一件积极的方略和措施，它极大地方便了学生的学习和掌握，他们致信家乡欣然称赞（出自《中国当代文字改革》）。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常为某个字如何写而比划半天，有的人（尤为文化结构较低的层体）在写某个字时常常出现随意替代的简笔画同音字或自行简化字。07年11月3日《福州晚报》刊载一则报道：浙江对党政机关的一项调查显示：“公文用字不如学生作业规范”。这些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某些繁难的汉字难以把握的现象。而对于没有汉字基础的外国人来说，情形更可想而知。前几年《福州晚报》刊载这样一则消息：在一次汉语托福考试上，有个外国学生在书写“舒”字时（这还是汉字中笔画不算多的一个字）笔画拼组半天。前一段，央视播出的一个节目（约09年2月）：胡 在与外国留学生的交谈中，问汉语好学不好学？留学生回答：“很难学”。09年7月31日《环球时报》一篇载文 “146万留学生选择来中国”中提到：其中，汉字是他们学习中最难的环节……过了一个月就慢慢跟不上了。诸此现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想必其中与相当部分汉字的笔画繁多以及许多形声字中声旁相同读音相异等级有关。试想：如果字母文字的某个或所有字母并非现在这种形态，而是在它的某个部位多了某种笔形结构（撇开审美，着重学写）对于书写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有西方学者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文字，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此。

　　 综此，与百年前的新文字探索运动相联想，它仿佛在呼唤着一种趋向：即文字应该超越“儒文”而融入“大众”，它应是顺应人们书写行为过程的“简便”与“通俗”。若如此，这种简便与通俗则应使之既含“俗”又不失之“雅”，做到“俗而雅之”，“雅俗共赏”，使汉字无繁字、无难字（常用字应先如是）。

　　 当今时代，先进的文字应是简捷洗练，过多的笔画与快节奏的时代节拍不吻。笔画的简约方能便于人们记识、书写、速写、微写，其空间占有率也相对较低。虽然，如今已步入电子信息时代，对打字输入来说繁简字速度基本相同，但手写字仍是人类生理发展和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中最贴近的不可或缺的行为之一。

　　五、简化字与文化根源问题

　　 在朱竞先生编著的《汉语的危机》中，有人士认为简化字割裂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纽带关系，使历史变得苍白。其实，这是前进还是后退的抉择。我们毕竟是生活在快捷多变、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而广泛的信息时代，我们应该也只能服务于现代、放眼于未来。而这个服务于现代则应是如何使汉字最有利于人们记识、学习、运用和掌握，未来更应是面向全球的系统而统一、方便快捷的简体汉字。

　　 历史古籍文献属于专门的学科范畴，国家有关部门应努力地将它们译成现代文字，而有志于研究古代文化的人士，则可以通过相关工具书等途径进行学习研究。许多人可以掌握多种语言文字，其理相同。况且，即使是现今的繁体字也只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某个阶段产物，用繁体字来研究历史文献，同样也只局限于某一历史断面，仍无法究至始极。

　　 两岸隔离的主要根由，当初主要来自海峡的滔天巨浪及种种国际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与汉字的繁简无太大关连。诚然，中国历史统一进程很大程度上缘于统一的文字，但并非绝对因素，站在现代的角度看待两岸统一，如果对某些汉字，尤其是某些繁难的汉字共同探讨制定一个科学、简捷、实用的新汉字，或许由此更密切了两岸文化的融汇，更加速了两岸统一的进程，也更易于使汉字融入国际大家庭。

　　 从世界文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各文明古国也大都经历过文字由繁到简的变革过程。周有光先生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对西方字母文字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字母是全新的创造……是在书写的急就之下创造出来的，这是文字发展史的必然产物。它虽是对字母文字的总结归纳，但它的“急就”说，同样适用于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字发展史：朝鲜文字的再创造、日本片假名的诞生等皆是这种“急就”说的典型体现，即都是由繁到简的变革过程。

　　 回溯我国文字史，自汉字诞生以来，中国社会便对汉字进行了顺应人类思想和行为认识发展过程自觉而必然的变革。如果不是甲骨文后的新人对原始的象形文字进行了篆、隶、草、楷、行等的简化演进，如果不是唐宋以后那具有前瞻性的俚俗文字的诞生，我们今天的后人岂不还将背负着甲骨之重，在沉吟中诠释当今的新生活。若再对汉字进行科学系统的偏旁归类等简化，诸如：有些字尽可能保持字形相似（现今许多简化字中的另一个偏旁或部首皆由“又”代替，如：艰、权，等等，可尽量保持这些字与原字的字形相似）。有些形声字的声旁也尽可能用简笔划字作声旁（现今的许多简化字便是这样），在相同或相似的音色（读音）可共用相同声旁，相反，对有些读音差异较大、但声旁却是由同一字充当而组成的形声字，则可将它们的声旁有所区别，就不容易造成读音和识别上的混乱。一些非常用字则可赋予新的声旁读音。这样在便于学习和掌握的同时，对计算机输入恐亦有帮助。有学者担心汉字过于简略会造成文字的相似从而引起误识，但只要笔画相似的字其字义相离甚远，在具体的语境中就不会产生误识。

　　 没有任何表意功能的表音字母文字创造了无数的现代文明，我们没有理由继续背负着部分汉字那繁复的笔画之累驮行在现代文明的高速公路上， 我们只能轻装简从地在通衢大道上奔驰向远方、向世界。

　　 可否作这样一种设定：一为“国际通用汉字”，一为“传统汉字”。前者为系统的简化字，后者为此外的一切汉字。它们根据不同的要求或需要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探索研究，并付出一定的代价，迎来的将是绽放于人类文明花园中的中华文化新奇葩。让我们既可以看到如同字母文字那样简体字的爽捷流畅的书法的美，又能观赏到繁体字那繁花似锦般艺术的丽。

　　 以上隅见，期致抛砖引玉之功。限于水平，陈词不免杂乱，敬请察谅。

二、识得一个日本汉字

　　一个日本学者出了一本和毛泽东有关的书，网上有该书封面的图片，“毛泽东”的“泽”写为“沢”。

　　一时好奇，用五笔输入法向电子版《汉语大词典》上敲，五笔还真能敲得出，《汉语大词典》也真有这个字，解释得也简单明了，说是“泽”的日本用简体汉字。

　　日本人也简化汉字，而且把个“泽”字简化成了这样，简化得让我有点发愣。

　　尺，在汉字中一字两读，一个就是“尺寸”的“尺”，一个读che，三声，中国传统乐谱记音符号中的一个，即“工尺”的“尺”。如果不是着了个“氵”旁有了点水意，“沢”这个字可说跟“泽”毫无关系，以“沢”为“泽”，惴惴于孤陋，不知道理何在。

　　泽，是个好字，泽润泽霈，泽人泽物，泽及枯骨，让人感到充满了水分，有着滋人润物的好的意思。向古书中看，泽的繁体字，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正字，本义也惬意怡人。《说文解字》曰：“澤，光润也。从水，睪声。”李恩江、贾玉民主编《文白对照说文解字译述》（以下简称《译述》）译而述之曰：“泽义为光亮润泽。形声字，水为形符，睪为声符。按：简化为泽。”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以下简称《约注》）引徐灏曰：“许以光润为泽之本义，引申为凡光泽、润泽、滑泽之称。”引文之后有按语：“光润与滑利义近，故滑、濇二篆下，继之以泽。《释名·释地》云：‘下而有水曰泽，言润泽也。’可知水所聚为泽，亦自润泽义出。”

　　从水，睪声，睪却并不只是声符，这个可以独立的“睪”字，一字三读，其中之一即读如“泽”，从字音到字义皆与“泽”通，也就是说，就是没有那三点水，“睪”与“泽”也是彼此相通光洁润泽的。

　　然而，向《说文解字》中仔细打量，意外地发现，“泽”字里却藏有凶杀之气。

　　“泽”的繁体字，即正字，楷书三点水右边是一上“罒”下“幸”的“睪”字。识字寻源，不幸的是，向更古于楷书的篆字中看，“睪”字上“罒”下面却非“幸”，而是一个五笔输入法敲打不出的上“大”下“

　　”的东西。《说文解字》有这个字：“

　　，所以惊人也。从大，从

　　。一曰，大声也。凡

　　之属皆从

　　。一曰，读若瓠。一曰，俗语以盗不止为

　　读若籋。”

　　《说文解字》另有一种版本，“

　　”写为“

　　”，这可能跟段玉裁有关系。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写“

　　，所以惊人也。从大，从

　　”为“

　　，所以惊人也。从大，从

　　”，并于其下注道：“各本作从‘

　　’，《五经文字》曰：‘说文从大从

　　音干。今依《汉石经》作幸。’又曰：‘

　　者，《说文》。執者，经典相承，凡報之类同是。’则张氏所据《说文》与今本迥异如是。今隶用《石经》体，且改《说文》此部皆作幸，非也，今皆正。干者，犯也。其人有大干犯而触罪，故其义曰‘所以惊人’，其形从大干会意。”

　　张舜徽先生不从段玉裁，他在《约注》中，“

　　”仍写作“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的一些做法，张舜徽先生不以为然，他在《约注》自序中说：“段玉裁以识断胜；然好逞己意改字，故论者多病其轻率武断。”在《约注》略例中又说：“段氏注本于正文次弟有移易者，于说解有损益者，于正篆有增删者，多病肊断，未敢苟从。今皆依据大徐本，写复其旧。”

　　所以惊人也，是什么意思呢？《译述》于“

　　”字下这样说：“

　　，是古代用来惩诫人的工具。会意字，从大、从

　　，大是人，

　　为刺伤，示

　　为伤人之物。另一种说法是大声。读音如‘瓠’。再一种说法是俗称不断作恶。

　　，读音如‘籋’。”下面还有按语曰：“甲金文字象手栲之形；執字从之，象双手被栲之形。徐灏以为‘读如瓠’当为‘读如瓡’，‘瓡’即‘執’字。用为偏旁，隶变作幸，和幸无别。”

　　《约注》注说得更细致深透，甚至根据甲骨文指出隶楷之“幸”和篆书之“

　　”皆非原初本字：

　　徐灏曰：“

　　之本义，盖谓拘摄罪人。故所属之字，多捕亾讯囚之类。一曰大声者，谓一说用大为声。盖大有他达切之音，可谐也。读若瓠，当是之

　　譌。《汉地理志》：‘北海郡

　　县。’师古云：‘

　　即執字。’”宋育仁曰：“

　　盖古者隸所籍以捕人者。其物维何，自许君不能明之，故并存三说。隸所籍以捕罪，故说所以惊人。俗语以盗不止为

　　，汉时语也。”舜徽按：

　　字在甲文中作

　　或作

　　，象刑具，所以梏制罪人两手者，執、圉诸字皆从之。盖初形为

　　，后乃变而为

　　，篆体离其上下而为

　　，遂以为从大从

　　，以会意说之矣。此原意所以全失也。两手所就谓之

　　，犹两足所履谓之

　　。二字音同，语原一耳。

　　正如张舜徽先生指出的，《说文解字》“每部首篆下，必云‘凡某之属皆从某’，所以自明据形系联之意”，

　　独立成字，也是一部首，《说文解字》单立一“

　　”部，于该字下亦谓“凡

　　之属皆从

　　”，以明“据形系联之意”。“

　　”部下，共有七个字，除“

　　”本字以外，第一个字即“睪”，篆字实为上“罒”下“

　　”。“睪”在《说文》这里只有一读，不读“泽”，读yi，四声。《说文》曰：“睪，司视也。从横目，从

　　，令吏将目捕罪人也。”段玉裁注：“司者，今之‘伺’字，《广韵》作‘伺’。”《译述》写“司视”为“目视”，译为：“睪义为伺视；侦察。会意字，从横写的‘目’字，从

　　，表示令吏役带领‘眼线’、拿着刑具追捕犯人。”大概怕有误，译述之下加了条按语：“段玉裁谓‘目视’当为‘司视’，即‘伺视’，伺察罪人。桂馥称：‘凡吏出捕辄将两人，一通信息，谓之线，一能识认，谓之眼。’”《约注》亦引段玉裁和桂馥之言并按之曰：“段玉裁曰：‘司者，今之伺字。《广韵》作伺。’桂馥曰：‘令吏将目捕罪人也者，令，《五音集韵》引作今，盖举当时所见也。凡吏出捕，辄将两人。一通信息谓之线，一能认识谓之眼。’舜徽按：睪犹引也，谓引之以捕罪人也。湖湘间称为引线，引有长义，此人先遣在前，捕者随之而至也。引人以捕罪者谓之睪。”敢情“睪”就是现在所说的“线人”、“眼线”，身后跟着警察、捕快。

　　“睪”之外，其余五个字亦皆与“

　　

　　”据形系联。例如，執，《说文》曰：“捕罪人也。从丮，从

　　

　　

　　亦声。”《译述》译为：“執义为逮捕、捉拿罪人。会意兼形声字，以丮、

　　

　　示意，丮为握持，

　　

　　为刑具，以手握刑具表示捉拿犯人；

　　

　　又为声符。”《约注》说“執”“象人跪下两手为所梏桎之形，亦可证

　　

　　之为刑具也”。再如楷书所写读如“圄”之“圉”，篆书“囗”内实为一个“

　　

　　”字。《说文》云：“圉，囹圄，所以拘罪人。从

　　

　　，从囗。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掌马者。”段玉裁注：“

　　

　　为罪人，囗为拘之，故其字作圉。”《约注》说：“《尔雅·释言》：‘圉，禁也。’此本义也。所以拘罪人者谓之圉，犹禁苑谓之篽耳。今经传多以圉为邉圉字。至囹圄则用圄字，本书囗部：‘圄，守之也。’与圉音同义近，故得通用。其训圉人为掌马者，则借圉为御耳。本书彳部：‘御马也。’古作驭，与圉双声，故相通假。”又如“盩”，这个字有血腥气，《说文》谓：“引击也，从

　　

　　、攴，见血也。”“盩”右上之“攵”，在篆书中原为“攴”。《约注》曰：“盩从攴，故训擊。桂馥谓擊当为繫，非也。使训引繫，则从攴为无义矣。本书殳部‘豛，椎击物也’；攴部‘

　　

　　，击也’；木部‘椓，击也’；并与盩双声义同。盩训引击，谓以物自远投击之也。”《译述》译得凶猛：“盩义为用物击打。会意字，以

　　

　　、攴、血示以手持物击罪人而见血即为‘盩’。”今人所写“报纸”之“报”，繁写为“報”，《说文》之中亦属“

　　

　　”部，谓：“报，当罪人也，从

　　

　　，从

　　

　　

　　，服罪也。”“

　　

　　”部最后一个字，又是一个五笔敲不出来的，只好还得截图，就是这个读如“拘“的“

　　

　　”。先看《说文》：“

　　

　　，穷理罪人也，从

　　

　　，从人，从言。竹声。”再看《约注》：“钱坫曰：‘今作鞫。’段玉裁曰：‘鞫者俗

　　

　　字。古言鞫。今言供，语之转也。鞫与穷一语之转，故以穷治罪人释鞫，引申为凡穷之称。’舜徽按：

　　

　　之言究也，谓穷推其罪情而治之也。凡俗称查问罪情为查究，当以

　　

　　为本字。自借究为

　　

　　而

　　

　　废矣。”已成废字，敲不出来也就不奇怪了。穷推其罪情而治之，《译述》译得更生动，谓：“

　　

　　义为审理罪犯。会意兼形声字，从

　　

　　、人、言，即罪人言，审讯罪人使之供认；竹为声符。”审讯犯人使之招供，“

　　

　　”乃“

　　

　　

　　”乃刑具，这是要用刑的，所谓“穷理罪人”和“从

　　

　　，从人，从言”，分明是刑讯以使人招供。

　　虽说“凡

　　

　　之属皆从

　　

　　”，但《说文》中以“

　　

　　”为构件的字还有不少，却没有归入“

　　

　　”部，《约注》也不再提刑具之事。例如“擇”、“嶧”、“殬”、“繹”、“譯”、“釋”、“驛”、“鐸”、“斁”，再如“蘀”、“睾”、“鷙”，还有一些五笔输入法敲不出来的。这其中，要数“釋”字是一个好字。《说文》曰：“釋，解也。从釆，釆取其分别物也。从睪声。”段玉裁注：“《广韵》云：‘舍也，解也，散也，消也，废也，服也。’其实一解字足以包之。”张舜徽《约注》谓：“本书攴部：‘斁，解也。’与釋并从睪声而义相同，语原一耳。釋之训解，有解脱之义，亦有解说之义。凡传注中以舍、散、赦、消、废、置诸义诂釋者，皆解脱之义也。《尔雅》一书，自《釋诂》至《釋畜》十九篇，皆以釋名篇，则解说之义也。二义俱自釆别出，故其字从釆。”解脱，从拘押刑具中解放出来，调侃一下，这个“釋”字，“罒”下可以变为“幸福”之“幸”了。但是，上遡篆书乃至甲骨文应该知道并且记住，凡“睪”，“罒”下皆为“

　　

　　”而非“幸”，“幸”在《说文》中另有其字，这里就不多说了。

　　秦汉之际，隶书兴起，按段玉裁的话说，小篆既省改古文大篆，隶书又为小篆之省。许慎《说文解字·序》：“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译述》译：“秦王朝大量烧毁了不符合自己统治需要的经书，淘汰清除了各种旧时的典籍，大量征发徒隶和士兵，分别去服徭役或戍守边疆，行政事务、狱讼案件非常地繁杂，开始出现了隶书，以求简便，因而古文就从此消灭了。”隶书是对篆书的简化，简化得许多字都不一样了，在“睪”这里，将“

　　

　　”伪装起来，“隶变作幸，和幸无别”，把凶杀之气藏起，竟有了吉幸、喜幸、荣幸、有幸的样子，而凡是以“睪”构成的字，则都照此办理整齐划一。隶变作幸，楷书沿之，“睪”到底还是一个字，被《说文解字》按在那里，原义还在，现在的简化字却是简化得更绝，把个还是个字的“睪”简化成只能写不能读的一个构件，是善是恶是吉是凶再看不出来，凡是以此构件构成的字，也都一概面目不清了。

　　据说那个日本人的那本书有了汉译本，这回“沢”大概要译成“泽”了，但也未必，很可能译成“澤”，港台可见。

三、[历史考据]转帖：佛教对汉字的影响

　　上次去少林寺，突然看到在经堂外面挂着的“禅宗中国，少林问禅，百日峰会”的条幅，经打听，才知道这是少林寺今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那一天，正好赶上河北大学的杨宝忠教授讲解“近代汉字形体的演变”这一专场讲座。在讲座的后半部分，他专门讲述了佛教进入中国后，对汉字结构的影响，真是受益匪浅啊！

　　 回来之后，在少林寺网站上看到了杨教授的讲座报道，觉得非常不错，现在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

　　 2009年6月28日，河北大学杨宝忠教授在少林寺经堂为大家作题为“近代汉字形体的演变”的专题讲座。

　　 在讲座中，杨教授首先解释了“近代汉字”的概念，他说：“汉字史把汉字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文字阶段；一是隶楷文字阶段。这种概念是在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按这种两分法来分期的，具体说从商代到秦代属于古文字阶段；从汉代到现代属于隶楷文字阶段。我们在这里采取近代文字这个概念，它的含义大致相当于裘锡圭先生所说的隶楷阶段文字。”

　　 接着，他阐述了近代汉字形体演变的十一种途径：增加义旁；改换义旁；义旁的省略；声旁变易；偏旁易位；结构变易；偏旁混同；部件重组；正俗部件叠加；不同字体的转写；简化。同时，他总结出汉字字数不断增加的几种主要原因：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词的出现需要造新字来记录新词；第二，上古汉字‘兼职’的字现象较为普遍；第三，字形的分化增加了汉字的数量。

　　 在谈到“佛教文化对于近代汉字形体演变的影响”这一问题时，杨教授说：“佛经传入中国后，朝廷就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运动。只有把梵文书写的佛经翻译为汉语，然后再用汉字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才能够保证佛教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佛经传入中国的时期也是近代汉字成熟的时期，它几乎和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同时，略早于汉明帝时期。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佛教文化对汉字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杨教授认为佛教文化对汉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佛教外来词创造新字。比如“魔”字，在唐代《玄应音义》卷二十一中提到，这个时候字书里面还没有这个字。翻译佛经的人根据佛经的这个词的意思来造的这个字。因为“魔”在佛经里面是指恶鬼，又经常和“鬼”字连用，说“魔鬼”所以这个字以“鬼”为表意偏旁，还有，就是读音与“麻”字相近，所以就成了“魔”字。

　　 第二种情况是改造汉字，受佛教方面的影响改造汉字。如“西天”，本是对古印度的称呼，因为印度在中国的西边，所以称印度、称天竺为“西天”。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所以又称“佛国”。开始时，“西天”就是用汉字已经有的汉字。后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为“天”字另造了一个字，就用“佛”和“国”拼合一个“天”字，即“”，佛国就是“天”的意思。“西”怎么造呢？于是就造了这个“西”字——“”，从佛下面加个“金”。这个字是典型的中西文化合壁影响之下，所创造的一个字。中国本土文化讲“五行”、“五色”、“五方”等等，以五行配五方——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所以，五行当中的金是指西方的，用来表示佛教发源地，表示天竺，于是人们就造了从佛从金的这个“西”字。还有一个读“善”的字形——“”，是从佛从向，“向佛”、“一心向佛”那就为“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字就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另造的一个“善”字。

　　 杨教授还以“佛”、“悟”字为例，深入阐述佛教文化对汉字的影响。他说，比如这个“佛”——“”，从佛从众，佛众是什么呢？佛众就是“徒”。“佛”字有多种写法，有一种写法是用“西域哲人”四个字拼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这个字还有一种写法就是“西天明人”——“”，构形理据和这个字差不多，通过这两个字形也反映出中国古人对“佛”的一种理解，一种认识。“佛”本来是从人从弗，但是，当时造字之人经过对佛教的学习，了解到佛陀是通过自我觉悟而成道的，所以又写成“从觉从自”—— “”，造了佛字的另外一种写法。佛家讲“悟”，中土文化也讲“悟”，人们为佛经里面的这个“悟”另造了一个字，就写做了这个字“”，“自”“修”为“wu”。

　　 第三种情况是对造字法的影响。为了抄写佛经的快捷，人们还为佛经里面出现频率高的部分双音节词创造了“合文”，比如“菩萨”二字，佛经里面出现的频率就很高，就造了这个字，原来是两个字形，变为一个字形叫“合文”，用菩萨的草字头和萨的草字头拼合在一起——“”，就读“菩萨”的音，但是笔划上简化了。菩提开始是这样造的，就是取“菩”的草字头和“提”字——“”。但是，这一个字形还要读两个字的音，还要读成“菩提”，后来又仿造“菩萨”二字造了笔划更少的菩提，只是加了一点，即“”，便于和菩萨分别。佛经里面还有一个词叫“涅槃”，“涅槃”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而笔划又繁多，而造了这个“涅磐”——“”，上面一横四竖，下面也是一横四竖，都是“涅槃”的合文，这些字如果没有佛教，没有佛经，没有佛教文化的话也不会造出来。

　　 在讲座结束时，杨教授说到：“我讲到很多生僻的字，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近代汉字发展演变的一些途径，一些规律，一些书写习惯，利用这些途径、规律、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一些不认识的字，可以知道一些字为什么会这样写。同时，透过这些字形的演变，也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这是我的这个讲座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