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有什么关于酒的故事吗？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学。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吴县（今属江苏）人。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少有才名，喜批书。曾以《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与《西厢》合称“六才子书”，并对后两种进行批改。

  其批改《水浒》，成书于崇祯末期，将七十一回以后关于受招安、征方腊等内容删去，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杀情节，以结束全书，这就是后世常说的“腰斩”《水浒》的史实。批语中颇有独到之见，著有《沉吟楼诗选》。

当代作家柯平在《阴阳脸》一书中风趣地介绍他说:他是一个乐善好施者和类似评弹艺人那样言谈诙谐、行止夸张的潦倒书生，然后是星象家、诗人、孝子、预言大师、文艺批评工作者、酒鬼、作家、佛教徒、慈父，以及满脑子弄钱妙法的炮制畅销书的坊间书贾。

  他满脸莫测高深的诙诡笑容，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酒杯与通俗小说背后。

金圣叹是个性情狷介、桀骜不驯的癫狂之人。古往今来，大多真正的才子，都是在“癫狂”之中度过一生的。即使死，也是死得惊世骇俗。临刑的前一天晚上，

金圣叹暗中好说歹说，才将写给儿子的家信托付给一个狱卒捎回家中。

  中午，家人打开这一神秘信件，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这样做的用意到底何在？我们实难推断。据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泰然自若，临刑不惧，“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就这样，胸藏秀气，笔走龙蛇，一代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坛巨星过早地陨落了。

金圣叹在《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一回里，对饮酒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评论，可以说，是对“饮酒快事也”的绝好注解:“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其事也;武松饮酒，其文也。打蒋门神，其料也;饮酒，其珠玉锦绣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阳冈上打虎好汉，其千载第一酒人也。

  酒有酒场，出孟州东门，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载第一酒场也;酒有酒时，炎暑乍消，金风飒起，解开衣襟，微风相吹，其千载第一酒时也;酒有酒令，无三不过望，其千载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监，连饮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载第一酒监也;酒有酒筹，十二三家卖酒望竿，其千载第一酒筹也;酒有行酒人，未到望边，先已筛满，三碗既毕，急急奔去，其千载第一行酒人也;酒有下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声一哭，忽然想到奸夫淫妇而拍案一叫，其千载第一下酒物也;酒有酒怀，记得宋公明在柴王孙庄上，其千载第一酒怀也;酒有酒风，少间蒋门神无复在孟州道上，其千载第一酒风也;酒有酒赞，‘河阳风月’四字，‘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十字，其千载第一酒赞也;酒有酒题，快活林，其千载第一酒题也。

  ”（《水浒传回评》）这“十二个第一”的精髓是“豪爽痛快!”金圣叹借英雄好汉武松，对饮酒之人、饮酒地点、饮酒时间、饮酒酒令、饮酒监督、酒店酒旗、行酒之人、下酒之物、饮酒之怀等评赞，从侧面看出金圣叹饮酒时的豪爽与风采。他与朋友聚会饮酒，往往不为求乐，而是为了交流谈心。

  “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今录之》）。这样看来，饮酒，不过是以谈为乐的媒介。

金圣叹认为，“醉”的作用因人而异。“鲁达酒醉打金刚，武松酒醉打大虫”。武松因“‘三碗不过RT五字，遂至大醉，大醉而后打虎，甚矣醉之为用大也”。

  对英雄而言，醉酒的作用也是很大的。这不过是文学作品而已，不能当真。自古道，神仙难逃酒的扣。既然神仙喝酒也会醉，醉后如泥扶不起，那英雄醉如泥的时候又有什么了不起？所以，金圣叹怕人们对“醉”的作用产生误解，接着告诫人们，“才不可以终恃，力不可以终恃，权势不可终恃，恩宠不可终恃”。

  醉酒因人而异，各不相同，龙是龙，虫是虫，不可照搬，误以为醉的作用真的很大，处处仗恃醉来解决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

民间传说，金圣叹的舅父钱谦益，老奸巨猾，玩世不恭，原是明崇祯手下礼部尚书，后李自成进京，他投靠了南明奸相马士英。清兵南下，眼看南明快要覆灭，他又摇身一变，屈膝投降，当上清朝的礼部侍郎。

  这天，钱侍郎生日做寿，金圣叹母命难违，前往祝寿。酒席宴上，一个个摇头晃脑，弹冠相庆。独有金圣叹板着脸，不卑不亢，沉默不语。酒过三巡，一个打秋风的宾客过来拍马屁了。他说:“钱大人，令甥金相公乃江南才子，今日盛会，正好置酒论文，让我等开开眼界。”一时间赞声四起，金圣叹倒也不推辞，端起一杯酒站起来淡淡一笑:“盛情难却，只好献丑了，就提一对联吧!”只见金圣叹仰头干了杯中之酒，手握斗笔，饱蘸浓墨，写道:“一个文官小花脸;”众人一见，大惊失色，心想，这小子也太狂妄了！这七个字怎么可以乱写？只见金圣叹不慌不忙又写了四个大字:“三朝元老……”众宾客一见，脸上露出笑容。

  钱侍郎怕金圣叹又来什么邪劲儿，便走上前冲他伸大拇指:“人瑞，真人才也!”谁知金圣叹却冷冷一笑，毫不迟疑，“刷刷刷”写完，把笔一掷，拂袖而去。众人一看，只见金圣叹写下的是十四个字:“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钱谦益看了两眼翻白，手脚冰凉，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朋友徐而庵在《才子必读书序》中写道:金圣叹为人随和，不拘形役，“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辨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

  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酒，日辄为酒人邀去”。杭州的一个才子赵声伯偶然到苏州访旧，也正好遇到他与一帮哥儿们轰饮聚谈:“彻三四夜而不醉，诙谐曼谴，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尘之致。

  ”在没有迪吧与摇头丸的年代，这样的自我放纵看来也是忘怀心灵苦痛唯一的选择。他是喧哗中的沉默者，又是酒鬼堆里最清醒的家伙。

金圣叹在当时为一大狂人，他为文倜傥不群，行事荒诞不经。相传，每在睡觉前，必把玩其夫人的三寸金莲，先闻其裹脚布，常赞裹脚布的气味，有如臭豆腐乳之香味，越闻越舒畅，这才昏昏入睡，渐进入温柔梦乡。

  他常喜欢脱下其夫人的绣花弓鞋，将酒杯放于弓鞋内，闻弓鞋里的汗臭与酒气混合发出的异味，一边饮酒，一边抚摸夫人的小脚，引起快感，挑动性趣，等两情相悦，再行鱼水之欢！不知这种私有空间发生的事，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如果真有这事，说明金圣叹患有“色情恋物癖”，爱屋及乌。

  不过，这种仅限于家中与妻子调情作乐的行为，是夫妻都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没什么可非议的。因为，在私有空间，只要夫妻愿意，怎么做，都是对的。金圣叹的妻子不但是位大美人，而且还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内当家。一次，一位十年不见的老友薄暮来访，见面后，金圣叹什么都没问，直奔内室，低声地问妻子说:“君岂有酒如东坡妇乎?”他的妻子一听说来了老友要买酒，虽不像苏东坡的夫人经常为丈夫藏有好酒，但也慷慨解囊，毫不犹豫地将头上的金簪拔下前去换钱沽酒。

  一个狂人酒鬼能有这样一位妻子，简直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想不骄傲都按捺不住。类似的例子还有清代诗人吴锵的贤妻庞小宛:丈夫年老，家贫，诗名满天下，常有客人来访，无钱招待客人时，庞小宛只得自拔金钗，去酒店沽酒。她写诗道:“夫婿长贫老岁华，生憎名字满天涯。

  席门却有闲车马，自拔金钗付酒家。”（《琐窗杂事》）

清开国皇帝顺治读了评金圣叹的书评和诗作之后，称他“才高而见僻”。这五字，即使以今天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称得上是对金一生名山事业的定论与酷评。

一、郑板桥有什么关于酒的故事吗？

郑板桥（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曾自刻一枚闲章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内含三分得意，七分辛酸，构成了他苦学不綴“终成正果”的“十分”精神。

他一生嗜酒，好吃狗肉，好骂推廓不开的酸腐“秀才'他在自传性的《七歌》中说自己“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市楼饮酒拉年少，终日击鼓吹竽笙”。

  说明他从青年时代就有饮酒的嗜好了。曾因酒伤肝，导致目光模糊，足趾间湿气日益加重……在朋友和家人的劝说下，只好少喝烈性的“火酒”而改喝黄酒，至死未中断饮酒。

堂弟郑墨写信批评他“贪杯忘祖”，郑板桥分辩说，“殊属误会。余虽狂而好酒，断不至于忘怀养育之恩”。

  郑墨听说郑板桥过量饮酒导致伤身害体，劝他戒酒。郑板桥写信说，只因多吃狗肉与高粱（指烈性白酒），才使身体火气太重，目光容易模糊。“现已戒除火酒，专饮黄酒，若并此黄酒而不饮，则势有所不能”。虽然明明知道目疾都因过量饮酒所致，心欲戒而力不从，“盖每至黄昏无酒入喉，必起咳呛呕吐，粒米难以下咽”。

  可见郑板桥对酒的依赖性有多大。所以，他弟弟多次来信规劝他戒酒，他并不是不知道弟弟的忠告对他的身体有益，实在是因他对酒的癖好太深了，以至“视酒若命”。所以，他告诉弟弟郑墨说，最近又特意新刻了一枚石章，曰“酒痴”。表明郑板桥对酒的依赖以及难以割舍的嗜好。

郑板桥在山东范县当县令时，常看花饮酒。有一次醉后击桌高歌，声达户外，一般皂隶在外听到，窃窃私语相告：“郑县令又喝醉了。这人怎么这样癫狂?”这话传到了婢女耳中，婢女回家告诉板桥的妻子。妻子赶紧到衙署规劝说:“姚太守不是劝过你吗，历来只有狂士狂生，没听说有狂官的。

  你这样癫狂，别人会怎么议论!”从此以后，郑板桥一改前非，每当黄昏吃晚饭时，便略饮三壶。板桥发牢骚道受此压制，殊令人不耐!”可转念一想也感到少饮酒对自己身体有好处，于是和妻子商定，不在白天饮酒，每晚喝十壶而后睡，第二天清晨醉意已解，从政也无大妨碍，遂成定规。

郑板桥给他的郝表弟写信说:“我今直视靴帽（指当县令）如桎梏，奈何，奈何！老表是我之酒友，惠然肯来，欣甚！慰甚！当下榻相迎，共谋痛饮也。”因酒癫狂，有害政声，只好将白天政务之余的饮酒改为晚上饮酒，为的是不做“狂官”。可见即使是酒精度低的黄酒，也不可过量痛饮，否则便会因醉而失去理智。

  郑板桥说自己“疏放久惯，性情难改，因此屡招物议”，说他是酒狂、落拓、好骂人。所幸清廉为官，没有遭到邪恶之人的暗算与陷害，故未改其常，心中也无烦恼，饮酒如故。

他给自己钦佩的大画家李复堂写信说，他在范县、潍县做官8年，辛勤劳苦，“忙里偷闲，坐衙斋中，置酒壶，具蔬碟，摊《离骚经》一卷，且饮且读，悠悠然神怡志得，几忘此身在官”，俨然一副散淡的名士派头。

  他说自己爱酒，好谩骂人，不知何故，历久而不能改。他自己也明白，“使酒骂人，本来不是好事，欲图上进，除非戒酒闭口，前程荡荡，达也何难'可是这样做，叫他内心所不甘的是，“为了求官之故，有酒不饮，有口不言，自加桎梧，自抑性情”，这和墓穴中的死人又有什么不同呢？他进一步地解释说:“天生万物，各适其用，各遂其好。

  鸟，翼而飞;兽，足而走;人，口而言。有口不言，岂非等诸翼而不飞，足而不走，有负其用，于心安否?”所以，“衣之暖者莫如裘，味之美者莫如酒”。郑板桥在上述理由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刘伶出行坐车饮酒，让一人扛锹在后，嘱之曰“死便埋我”，正是因为爱酒之故。

  假如不是呆汉，断无美味当前而自己甘愿舍弃的。“几番商量，宁可乌纱不戴，不可一日无酒;宁可伍于刘四，不甘学作金人f官小官大，身外之事耳。适我性情，不官本亦可长寿;违性逆情，虽官而不永年％由这封信，可看出郑板桥的胸襟气度。他宁舍官而不舍酒，宁通过饮酒骂人，抒发真情，做个与“刘四”为伍的普通人，有缺点的人，也不愿戒酒，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做那不阴不阳的无缺点的“金人”。

  这种违逆性情的做法，既折损寿命，又无人生的快乐。板桥不愧是一介我行我素的狂士、名士，说得令人浑身痛快！

其实，板桥饮酒骂人，也不是见谁就骂，如果那样，那不成了疯狗吗？板桥给他弟弟郑墨写信解释说，他平生谩骂无礼，可是看到别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之美”的，他无不“啧啧称道”，口袋中数千金散尽，只因爱别人之故也。

  他骂人，尤好骂迂腐不堪的秀才。可是细细想来，秀才的毛病只在“推廓不开”。他若推廓得开，又不是秀才了。所以专骂秀才，也是冤屈。他给好友潘桐冈写信说，板桥酒后，好谩骂人，尤好骂秀才，以此招人怨毒，这都是自惹的麻烦。近来颇为自悔，欲思不骂，留积些阴德起来。

  可是他已积有一肚皮宿气，无处发泄，这样下去，必成臌病。试看秀才们，一篇腐烂文章，饶幸中式，即如小儿得饼，穷汉拾金，处处显摆阔大，却处处露出他的狭窄，处处自暴丑陋。因为秀才的诗文，酸腐之气十足，只怪他们读书太多，囫囵吞枣，一团茅草乱蓬蓬，塞得肚皮里推廓不开。

  这就是板桥所以醉后骂秀才、招怨毒的原因所在。板桥在给朱湘波的复信中也写道，自己有“好酒好骂两种痂癖”。好酒，难戒;好骂，也只骂推廓不开之秀才。可是板桥也崇拜人，“岂敢眼高于顶，目空四海？苟有一艺之长，一行之善者”，则“心向往之”。这话不假。板桥一生崇拜明代大文学艺术家徐渭（号青藤道士），曾刻有枚章曰“徐青藤门下走狗”。

  他解释说，我平生最爱徐青藤诗，兼爱其画，因爱之极，才自制了那枚印章。“印文是实，走狗尚虚，此心犹觉慊然！使燮早生百十年，而投身于青藤先生之门下，观其豪行雄举，长吟狂饮，即真为走狗而亦乐焉”。可见板桥也有心中崇拜的人物，直至做狗都心甘情愿，并非饮酒后见人就骂，目空一切。

  这样看来，板桥的骂是有分寸的。说不定真把那些食古不化、迂腐偏狭、寻章摘句的酸秀才骂醒，对这种人也该骂，省得他们做不成事，有时还祸害人。可是，板桥在潍县给家中的儿子写信说:要和众人处好关系，否则会积下许多嫌怨，“将来管理家政，必致个个都是仇人，奚能立身处世”，并说自己壮年好骂人，所骂都属推廓不开的假斯文，但这也不好，易长傲气，不肯用功深造，进而潦倒终身，永无寸进。

  可见板桥也深知骂人的负面作用。

由于板桥傲岸不谐，好污辱无用之恶人，使酒骂座，结怨不少，这也就加速了官场对他的“开除”。后来，板桥终因不待上级批准，擅自开仓赈贫一事而被他人告发，早有挂冠归田之意的郑板桥便毅然辞官，回扬州设摊卖他的字画。回到家乡，板桥如鱼归大海，鸟脱牢笼。

  正如他给图牧山信中所言:“解组以来，如释重负，砚田所入，尚足自给，青山绿水，畅我襟怀，鸟语泉声，适我情志，较诸簿书鞅掌，案牍劳形，上官拘束，下吏纷扰，南面作宰时，如经转轮一过也。”他总结自己辞官的原因时说，由于自己赋性禀直，好酒谩骂，深中膏肓，因此早得狂名，招人憎怨。

  兼之拙于应酬，不会逢迎，冷气何多，笑颜太少，凡是人中有不合我眼、不合我情者，直至宴席散时也不与他说一句话，这都是官途中的忌讳，而我一一犯之，想要安其位而升其职，不是很难吗。所以静夜长思:境之顺逆，官之利钝，头上天公，早自安排。行年已是六十开外，夕阳虽好，已近黄昏，又何必苦苦挣扎，而为逆天之举！于是飘然归去，老我田园，做一个太平盛世的逸民，正恐怕陶渊明也不如我啊。

  回到家乡的郑板桥，果然过起了自得其乐的属于自己的生活：“雅客忽临，向饷苦茗，继具嘉酿，池内鲜鱗，烹而佐酒，畦中时蔬，煮以充馔，对坐长谈，兴趣弥永，主醉客归，客醉主送，及门一揖，就此而别，不作酬应场中一句俗语，真爽快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平淡而真淳的生活，才是人原有的精神享受，令人心向往之。

板桥挂冠归田后，他的好友李啸村送他一副对联:“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官场的无所作为，官场的失败却给板桥带来了艺术上的成就，正因有了“一官归去来”，才蕴育出“三绝诗书画”，他才成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他一生多画三样东西:兰、竹、石。他认为兰四时不谢，竹百节长青，石万古不败，这正好与板桥倔强不驯的性格相合，象征他孤傲、清逸、淡泊、脱俗的情操。

  他自创的“六分半书”，其特点是以真、隶为主，糅合真、草、隶、篆各体，并用作画的方法来写，其笔法变化多样，人有“乱石铺街”之喻。他的诗文，自出己意，清新淳朴。自称“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简约凝练如“三秋树”，标新立异似“二月花”。

板桥是个美食家，他认为“世间之物，一物有一物之味，各不相同”。

  他列出十几种美味后说，“物之具有至味，虽久嗜而不厌者，舍狗肉莫能胜也”。所以，板桥每食狗肉，必加姜少许与狗肉同煮，其味更美，所嫌此物最宜冬季，不能常将下酒，引为恨事。板桥爱吃狗肉甚至走向极点，说什么“食物中之隽味，狗肉则为至味，亦神味也！若以狗肉为秽物，为不可食，世间再无更有味之物可吃”。

  狗肉是很好的“下酒菜”，郑板桥常以狗肉下酒，竟致将狗肉夸为“神味”，不知这“神味”到底是什么味道，颇令人发笑。

板桥辞官回扬州的那天，特意画竹，以告潍县的士绅百姓，并在竹画旁写诗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痩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表明自己为官的清廉与归乡后的向往。在扬州卖画的第一天，他画的仍然是青青的翠竹，并写诗道:“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诗中回忆了自己二十年前未出仕前就饮酒作画为生，而今官场归来，仍就画竹卖画，希望淮南地区都有自己的竹画流传。

  为此，他曾给自己卖画作过“广告”，在《板桥润格》中说，凡求他画竹只收现银不收礼物，“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反映出郑板桥的率真。画品明码标价，不和旧交套近乎，意为欲套近乎白拿画品，自己只当秋风过耳对待。

板桥常酒至微醺时，灵感顿生，研墨拈管，画竹赠人。正如好友金农所言：板桥“风流雅谑，每逢酒天花地间，各持研笺执扇，求其笑写一竿，墨渍污襟袖，亦不惜也”。只要与板桥性情相投者，画竹相赠，分文不取。一次，他给一位打鱼为生的渔翁画了一幅竹图，这位渔翁不但付了他的画钱，还以酒饭招待了他。

  板桥感到对不起渔翁，写诗道悔贪卖画几文钱，辜负乡关兰蕙天。晚饭得鱼逢网户，知心同醉素心前。”有人识货，真的欣赏他的画作，他宁可少魏和不要钱:“年年画竹买清风，买得清风价便松。高雅要多钱要少，大都付与酒家翁。”有的带着老酒前去求画，板桥禁不住酒的诱惑，便挥笔作画赠人:“看月不妨人去尽，对花只恨酒来迟。

  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他向往“左竿一壶酒，右竿一尾鱼。烹鱼煮酒恣谈谑”的生活，“佳境佳辰拼一醉，任他杯酒渍衣襟”，有时直至“醉中丢雜尘埃”，也无所谓。板桥喝酒有自己赫酿并和酒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河桥尚欠年时酒，店壁还留醉时诗”。

  他在外地还专门给这位姓徐的酒店老板写过词，题目是《寄怀順士并示酒家徐郎》，词的下半阙写道“桃李别君家，霜凄菊已花，数归期，雪满天涯。吩咐河桥多酿酒，须留待，故人赊。”是河桥酒家的徐老板风流倜傥，还是赫赫有名的板桥先生礼贤下士，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草怒而生，鹏怒而飞，板桥将满腔的“怒”即志向与情操寄托在一杆杆青竹上，换来的仅是几壶老酒，这便是他晚年生活的缩影。

郑板桥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诗文。特别是“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而又“叉手叉脚”的“难得糊涂”四个字在民间流传极广，超过了郑板桥本人的知名度。

  鲁迅评道:“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准风月谈•难得糊涂》）这四个字，意蕴深广，充满了人生智慧。从大的方面说，人的挣扎只能顺应规律，与日月星辰融为一体，而不停地运行。人类在不断地为自己拓展生存空间的时候，常不免碰许许多多的钉子，清醒的“糊涂”是很有必要的。

  可是做到清醒的“糊涂”实在不易，所以才有“难得糊涂”这样深邃的人生概括。板桥的智慧在当时是超前的，所以才不被俗人所容。今天面对板桥，又有多少人理解他的思想、他的狂放呢？。

二、叶圣陶与酒的故事是怎样的吗？

叶圣陶（1894〜1988)，作家、教育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早年当小学教师，并参加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主编或编辑过《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等期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有长篇小说《倪焕之》、散文集《脚步集》、童话集《稻草人》等作品传世。

叶圣陶饮酒的风度是“浅斟慢饮”。晚年不饮烈性白酒，以微醺为限，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式的雅饮。他品味的不单单是酒，而是借酒来品味生活。早年，郑振铎在《宴之趣》一文中写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经常一块饮酒议事。

  一口一杯的郑振铎劝叶圣陶“干一杯”，叶圣陶却说:“慢慢的，不要这样快，喝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不在于干杯。”叶圣陶虽然反对喝快酒，“然而终于他是一口干了，一杯又是一杯”。早在20世纪20年代，叶圣陶和郁达夫、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入会成员的条件之一居然是能饮黄酒三斤。

叶圣陶90岁生日时，有人向他讨教长寿秘诀，他说:“喝酒、吃肉、不运动。”这与医学家的倡导大相径庭，细想又不无道理。这当然是养生长寿中的一家之言，关键在怎么理解。也可看作是叶圣陶故意的幽默。

据叶圣陶的儿子叶至诚在《父亲醉酒》一文中回忆:翻他父亲17岁生日那天开始写的22册日记，发现青少年时代的父亲也有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由此推想，这大概是好酒而非酗酒者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打从叶至诚记事起，他父亲喝酒的自制能力就很强，“即使在有酒的日子，限于一天一次，不过一两多点儿，微醺而已”。有过醉酒，也仅仅两次:一次是在乐山与英文教授雷纳饮酒，到底喝了多少酒不得而知，但两人都醉了。

  雷纳醉在家中，而叶圣陶却似打败敌手的英雄，摇摇晃晃地走回家中。还有一次醉酒，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11月30日，朱德总司令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叶圣陶醉了，哭了。他对家人说:“我们为朱德总司令庆祝六十大寿。你可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给朱德将军祝寿？为什么不给蒋介石祝寿……”酒后吐真言，这一问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希望的幻灭，对共产党的敬佩，其深意尽在那一醉之中，一哭之中。

有人读叶圣陶《日记三钞》之后对叶至诚说:“你家老太爷可是每日必酒呀!”在叶至诚的记忆中，这话基本属实。仅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有时也断过酒。如叶圣陶的日记中写道，“过节（或祭祖）所剩之酒，今日饮完，明将停酒”，“（某某)所赠酒昨已尽，连饮半月，该止酒矣”。

  在最艰难时期，他家买酒，甚至于不能够一斤一打，而是以一元钱为度，打几两来，供叶圣陶喝上三四天。

他常与儿子叶至善饮酒评诗，评到妙处，便激动不已，呼一口酒。古诗，特别是毛泽东写的诗词成了他的“下酒菜”。晚年的叶圣陶，也没有戒酒。由于年老体衰，遵医嘱不再饮烈性酒，喝低度张裕白兰地。

  有一次双沟酒厂一位同志给叶圣陶捎去两瓶酒，他见到熟悉的双沟大曲酒，不由触景生情，回首往事，感慨系之，遂叫家人备上纸笔题诗一首：“曾饮双沟酒，如今老不能;芳醇犹记忆，佳酿信堪称。”叶圣陶晚年喝低度白兰地酒是为了养生保健，为的是摆龙门阵，闲聊。正如叶圣陶《老境》一诗写的，“把酒非谋醉”，有时一喝就是个把钟头。

叶圣陶是现、当代文人中的高寿老人。他的长寿，与他那一生善良的博大胸怀，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酒的滋养相关。是那舒心的美酒使他精神健朗矍铄，是那舒心的美酒使他福寿安康。他是现、当代最会享用美酒的大饮者、善饮者。他自称饮酒80年，酒成全了他，送他走完了该享的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