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爱情？我家三代人的爱情故事，如果说人间值得这次因为爱情

　　何为爱情？

　　爱情是周礼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的规定，是诗经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深情，是汉赋中“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勇气，是唐诗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思念，是元曲中“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承诺。

　　爱情是百年孤独里那穿越半个世纪的等待，是金庸笔下15岁郭襄初见她的大哥哥，是挪威的森林里相逢的人会在相逢，是撒哈拉的故事里“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是爱的艺术里那两个字“艺术”。

　　是夏目漱石的“今晚的月色真美”，是高晓松的“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需要，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互相变好”，是王小波的“你好哇，李银河”。

　　是同桌那句“我多买了一块橡皮，给你吧”，是你暗恋的女生那句“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是你喜欢男孩脱口而出的那句“我把你当妹妹”。

　　是歌声里那句“因为爱情”，是听到谁的消息你会竖起耳朵，是想起见谁你会不远万里，是看到她时你会心的笑，是不知不觉的你走到街角的咖啡店，是埋在心里的那句我想你。

　　是拥挤的公交上你想起谁酸了鼻头，是辗转反侧的夜里“你想入谁的梦”，是心的角落里的不在提起，是伤透心的你遇见时的那句“好久不见”。

　　是遇到她时那句“原来你在这里”，是她回的那句“你怎么才来”，是婚礼上那句“Yes，I Do”，是你摸着儿子头嘱咐的那句“别气你妈了”，是你教女儿问的那句“爸爸你到哪里？”。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人间值得”，这次我会对你说“因为爱情”。下面分享一下我心中最美的爱情。

　　最美的爱情是朋友喝醉酒后的哭诉“她竟然一点不懂我”：

　　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喝酒，喝着他突然情绪失控哭了起来，我一下不知所措，连忙问所谓何？接连几杯下肚后，他拭了一下眼泪分享了一下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我与她是多年同学，我突然发现我隐藏的竟然这么好，她一点没有察觉。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对她的情感里有喜欢，直到几年前她有第一任男朋友时我才发觉原来是我自己在骗自己。

　　“那后来呢”？

　　后来她被分手，但由于种种原因，又过了几年，我才开玩笑的打趣“表白”。

　　“她怎么说”？

　　“她说别闹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再说了，您怎么早不说，现在的我们早已不在是当年的我们了，不可能了”。

　　“干杯！过去，就让她过去吧”。

　　最美的爱情是姥姥抱着姥爷送她的本子时那句“我要本子想练字”：

　　听妈妈讲起姥姥与姥爷的爱情故事，感觉那时的人们真的好朴实，好真诚。妈妈说姥爷读过书，出去前家里给说了一个亲事，就是你姥姥，后来姥爷出去闯荡了几年，回来不想愿意了。被他父亲逼着成亲的，拿着一个本子、一支笔作为聘礼就把你姥姥娶回家了。

　　“就一个本子，一支笔吗？”。

　　妈妈说“对”，我问“为什么是一只本子，一支笔呢”？妈妈说“是你姥姥要的”。

　　直到后来的很多年你姥姥一直留着那个本子和笔，“姥姥写日记？”。“你姥姥不识字”，我有些不解，又问“那问什么不要钱呀，花呀之类的？”，因为你姥爷读过书，所以你姥姥就要的是本子和笔，想让你姥爷教她写名字。

　　后来姥爷的父亲和母亲早亡，当时你二姥爷还小。是你姥姥和姥爷两个人照顾一个大家子，我从小都没见过你姥姥和姥爷吵过架。

　　现在姥姥和姥爷已80多岁，每天就安安静静坐着，有时半天不说一句话，看看对方，这一眼就是半个世纪。

　　最美的爱情是妈妈那句“得跟你爸商量，他是一家之主”：

　　母亲有时聊起和父亲的相识说“我属狗，你爸属鸡”，按照属相看是不合的，当时不想同意，但是呢命和。而且当时我的条件是一辆自行车和一个“组合柜”，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组合柜，其实就是大一点的衣柜。我说“给了吗？”，给什么呀！当时天天跑我家哭穷，说以后等有钱了一定买，后来呢你姥姥和姥爷觉得挺心疼你爸，就劝我同意了。

　　我指着我家的大衣柜我说“这不是吗？”。是什么呀！那是我自己花钱买到，半辈子了也没见他的衣柜，每到这时我就会补一句“那不行，得让我爸买”。

　　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有时遇到事情我拿不定主意会给母亲打电话问一下意见。多数时候，特别是比较重要的决定，母亲总会先让我和父亲商量，我说“咱俩商量不一样吗？”，母亲总是说那不行，你父亲是一家之主。

　　母亲和父亲的微信备注

　　可是回过头来想想，多数时候确是母亲做主，到底谁是一家之主呢？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索性你俩都是一家之主吧！所以我微信备注给父亲的是“一家之主”，给母亲的是“也是一家之主”。

　　最美的爱情是刘老师的那句“我等了你好久！”：

　　其实遇到刘老师之前我的人生一片狼藉。遇你之后，你住到我心里，那里才开始春暖花开。

　　第一次约刘老师出来，刘老师就大方的答应了。那天我在马路这边对着电话嚷着“哪里呢？没看到呀！”，刘老师温柔的说“我看到你了，穿着白衬衫，蓝牛仔，望你对面看”。我顺着马路看去一位干干净净的清爽姑娘骑着电车，脚尖轻点着柏油路。

　　那天吃完饭我们在城墙上散步，你问我谈过恋爱吗？我回答“嗯！”。我反问“你呢”，你说“没有，在等人”，我当时心想“现在的老师都这么可爱吗？”。送你回去的路上，你说“你今天很开心”，我问怎么了，你回答“遇到你是我今年最美的意外”。说实话，听到这句话时，我着实有被潦倒，心里想“艾玛！现在老师都这么勇敢吗？”。

　　你给我的微信备注是“end329”，问我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回答“不知道！”，你气愤愤的说“你傻小这都不知道”。我赶紧说我知道了，你说“什么意思”，我说“原来是你！”，你开心的像个孩子。傻丫头，我岂能不知3月29是我的生日。

　　我那天回去，抱着你。听你说“异地恋你没有安全感”。我问“刘老师，我能帮到你什么吗？”。你说“可以试试”。我问“该怎么效犬马之劳！”。“和我订婚”。说心里话当时有被感动！这是我些许年来听到的最悦耳的话，当时差点哭出来，我当时的呆愣其实是想压住内心的情绪。

　　后来我逗比的一面逐渐显露，你不解滴托着腮发呆。我问你“怎么了？”，你说“也不知道我那穿着白衬衣，戴着眼镜，眼里些许深情的朱先生去哪了”。我说“后悔了吧，概不退货！”。

　　此刻你一激灵说了一句“开什么玩笑，我等了这么久！”。

　　两种爱情我觉得是最美的，一种是“惊艳了时光”，一种是“温柔了岁月”。如果让我选择，我想选刘老师，我愿与你温柔彼此余生的岁月。

　　如果说“人间值得！”我是因为爱情！你呢？

一、我对中国文学的几点粗浅认识（二）

　　我对中国文学的几点粗浅认识（二）

　　——给热爱文学且在文学殿堂外徘徊的朋友的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段鹏飞，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八年前，拙作《我对中国文学的几点粗浅认识》在中国文学网、百家讲坛、北京大学等权威论坛上发表以后，得到大家的关注与认可，很是感谢。这八年来，我又去过很多地方，结识了很多热爱文学的朋友，甚至有的家长不懂文学，却让自己的孩子加入到我们探讨文学的行列。为此，特给那些热爱文学且在文学殿堂外徘徊的朋友写下这封公开信，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探讨与交流，更希望能得到贤达方家的批评与教诲。

　　朋友们，文学是一门艺术，它能开阔人的视野、提高人的素质、可以让人的品味得到质的升华。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你的文学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那么你的言行举止就会彬彬有礼，不卑不亢，你在无意间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流露出儒雅的气质，这是那些市侩们无论怎样包装打扮也办不到的事。

　　朋友们，文学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传承，一个是弘扬。传承就是多读、多想，悟出前人经典的精髓，象唐诗宋词、魏晋风骨、明清小说，每一项都能让我们叹为观止。你只要多读，读懂它，多想，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写，然后再看一看他的笔法，也就是他的框架结构和他的表达方式，弄清了这些，传承也就有个八九分了。比喻说，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水浒传》的点评，几百年来，他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一直被当成教科书一样地被传承下来。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也被后人所首肯。的确，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金圣叹的这一壮举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施耐庵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对施耐庵这个人作一些了解。施耐庵原本是张士诚的一名谋士，在张士诚拒谏败亡之后，施耐庵便隐居江湖，这时的施耐庵是纠结的，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可是又不愿归降明朱王朝。我们可以从他的《念奴娇·天南地北》中窥见一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的写照。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简介中看到，施耐庵不仅文采优美，对天文、地理、星象、医卜也无一不精，相传《水浒传》问世之后，被明朱王朝列为禁书，施耐庵也遭遇缉拿。刘伯温念同科之宜，曾私访施耐庵。施耐庵则对刘伯温说：“ 可同患难，不可共欢乐，公慎之”旋即请刘伯温小住三日。在这三天的时间内，施耐庵则写下了神怪小说《封神演义》的雏形。刘伯温拿了这些手稿回复朝廷，让施耐庵免去了灭顶之灾。直到今天民间还流传着施耐庵千日写水浒，三日写封神的传说。所以说施耐庵写《水浒传》是非常用心的，他这样写的目的无非是告诉昔日的那些义军将领们，投降明朱王朝，最后的结果无非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同时也为那些义军将领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向海外发展，打造一个理想的王国。这便是他写《水浒传》的目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是成功的，可是他忽视了施耐庵写《水浒传》的目的。《水浒传》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的框架结构非常完美。按理说，水泊梁山上啸聚的是一些什么人啊，无非是一些兵痞、骗子、流氓。是一些偷鸡摸狗，打家劫舍的强盗，像这样的人，就应该像《荡寇志》一样被铲除才大快人心。可是因为施耐庵开篇就写了高俅发迹、林冲落草的这个故事，使人们认识到庙堂之上多狐狼之辈，草莽之中多英雄豪杰，于是对这些占山为王的强盗的看法发生了质的转变，这就是施耐庵成功的秘诀。我们再来看一看《岳飞传》，钱彩将岳飞与秦桧的民族大义之争写成了前世的个人恩怨情仇之争，这是不可取的。虽然《岳飞传》文笔优美，然而在框架结构上却略逊一筹，这便是该书最大的遗憾。所以说，我们要继承前人的经典，一定要多读、多想、多看、只有把这些弄懂了，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些经典传承下去。

　　至于弘扬，那就要真正进入文学的殿堂。弘扬文学，首先要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第一；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必须弄懂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是为了名利而活着，就没必要去讨论什么文学，如果你非要那么做的话，那也只是对文学的一种亵渎。文人首先得具备一身傲骨，富贵不可淫，威武不可屈，如果你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违背良心去阿谀奉承，逢迎拍马，即使你才华横溢，博学广闻，我很难相信你能写出充满正能量的作品。比喻说六六女士，大家都看过她的《蜗居》，从这部作品中，很容易看出作者深厚的功底，细腻的笔法和对生活的感悟。可是我觉得作者的人生观有些偏离了航向。主人翁海藻在做二奶前后的对比，让人产生了做二奶会有多么大的好处，甚至让人误以为这是一条成功的捷径。作品最后，主人翁顺利登上了飞机，去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国度。如果把这种行为作为人生目标的话，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我们再来看一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主人翁虽然身处沟壑，却仰望星空，他用自己的勤劳与善良，诠释着人性的光辉。一部作品是否成功，首先是看作品背后的作者的人生态度，如果作者的心态是积极健康、充满正能量，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在他的作品中展现出来。同一件事，就看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比喻说中国人，在柏杨先生笔下，中国人是虚伪和丑陋的。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中国人则是按地域划分的，南弱北强，只有他的家乡才是尽善尽美的。在易中天先生笔下，中国人则是可怜的，只会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明君、清官和侠士的身上。这几位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师，然而要追溯中国人的本性，则可以借用老子的一句话:“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便是中国人的悲哀。要想客观公正地阐述中国人，就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分析，如果你站在阳光的一面，中国人则是勤劳、勇敢、智慧和善良的化身。如果你站在阴暗的一面，中国人则是狡诈、自私和贪婪的嘴脸。所以说作者的立场和心态非常重要，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笔法，只要是歌颂真善美，抨击假丑恶，这样的作品，就算是一部好的作品。第二；做人要堂堂正正。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莲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前不久山东大学的陪读事件让国人大跌眼镜，一个堂堂教育部直辖的985高校如此下作，你又怎能教出挺起脊梁的学生。还有一些所谓的学者，昧着良心，逢迎拍马，令人齿寒。记得在08年汶川地震之后，有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给遇难学生的家人写了一篇《含泪劝慰请愿灾民书》，此文一出，立即招来口诛笔伐。请问这位学者，你为什么不去劝慰监管部门严加监管，你为什么不去劝慰建筑商不要偷工减料，反而来劝慰那些遇难学生的家人们不要给反华势力制造借口。如果你做得够好，人家想找也找不到啊。请问这位学者，孩子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同时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就象是一颗颗饱满的种子，这些种子就是国家的未来。如果没有这些种子，二十年后，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的良心痛吗？我们再来看看这次疫情，在这次疫情里，我们也有很多的同胞失去了生命，可有一个人来请愿吗？没有，有的只是满腔的感激之情和对白衣天使们深深的敬意。在这次疫情里，也有外媒记者在街头采访我们中国人，而国人的回答是：“比你们做得好”。“治人不治，反其智”，这个最起码的道理，难道你一个学者不知道吗？你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跪舔那些权贵们的屁股，希望他们赏几根骨头罢了。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用得着这个样子吗？何不看开一点，与清风明月为伴，与翰墨书香交融，一壶老酒，几杯清茶，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展云舒。达则慧泽天下，仿王猛展鸿鹄之志，隐则独善其身，效陶潜于南山之下，潇洒自如，岂不快哉。如果你还有几根傲骨，遇见不平之事，则如我一位老友所言：“骨哽在喉笔在手，犯颜一吐匹夫情”。如果你肯这么做，以你的实力，定能留芳后世，何苦而不为。

　　还有一些可笑之人，捉刀藏奸，攀附权贵，实为可怜。现在的朋友们给这类人取了一个雅号，叫文学再生家，说他们可以给盘里的烧鸡插上强劲的彩翼，也可让死鱼的眼睛焕发出眩目的光芒，这种人的实力确实让人惊叹。最有名的当属张宗昌的《观泰山》了————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若是把它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在看了这首诗后，都会笑掉大牙。可张宗昌是谁呀，他是当时的山东省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谢敢笑他，只能说他写得好。可怎么个好法，你总得有个解释呀，于是就有了《观泰山》的译文————遥远的泰山/展现出阴暗的身影/坚实的基础/衬托起浅薄的高层/如果有一天/有人将乾坤颠倒/那陈腐的观念/将有如地裂山崩。朋友们看看这个译文怎么样，反正我是服了。自从有人开了先河，沿着这条路走的人也就多了起来。比如说枊忠秧先生的《岭南歌》代表我们湖北去冲击鲁迅文学奖就获得了全票通过，如果你要问《岭南歌》怎么个好法，我相信每个评委都有一个精彩的解释，甚至比《观泰山》的译文还要精彩，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是文坛巨匠，那实力不是我这种半道出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在这类事情上，倒是中国作协的某位副 做得比较好，在别人拿到了鲁迅文学奖之后，再把送给他的古董送回去，，并祝贺他“名至实归”。这种笑话，将会在中国文坛上永久地流传。记得08年我在上海中山公园附近看到一个人在做画展，我闲着无事，走进去看了看。那人见我浏览他的大作，微笑着问：“可有中意的么？”我微笑着回道：“我不懂画，我可以向你请教几个问题吗？”那人回道：“你请说？”我问：“你能告诉我如何评判一幅作品的高下优劣吗？”那人回道：“这个得由权威的专家来评判，他们说好就好，他们说不行就不行。”我又问：“那这些权威专家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那人笑了，回道：“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论，这个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我也笑了，又问道：“那你能告诉我画匠、画师和画家的区别吗？”那人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一时间愣住了，突然间他狡黠地反问道：“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你又是如何认识的呢？”我回道：“形似而神非，这样的作品，只能算是画匠之作。比如说以前大户人家的雕梁画栋，画的那些忠、孝、仁、义的传奇故事，农家小户儿子结婚的喜床上画的相夫教子、五子登科的吉祥典故，以及今天很多景区的画廊里画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等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属于画匠之作。”那人点点头表示认可。又问：“那画师又如何界定呢？”我回道：“神似而意浊，这样的作品，只能算是画师之作，比如说齐白石的《虾》。”我的话还没说完，那人便反驳道：“齐白石是现代大名鼎鼎的大画家，如果他只能称作画师的话，我不知道还有谁能称作画家？”我问道：“《虾》好在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吗？”那人一连说了《虾》的很多经典之处，什么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之类赞美的话，最重要的一点是得到权威专家们的一致认可。我呵呵一笑，道：“那些权威专家们有没有说《虾》的意境是什么，它能给我们哪些启谛？”那人不语了。我又道：“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不懂画，既然那些权威专家们一致认可《虾》是经典之作，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只是我个人见识浅薄，读不懂《虾》的意境，别说齐白石，就是画龙点睛的张僧繇，在我看来，也只是一名画师而已。”那人道：“那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画家呢？”我说：“只有立意高洁，神意兼容，意在画外，神留画中，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方家之作。比如说张大千的《寥廓云天》、吴道子的《钟馗捉鬼》等等，都可称得上方家之作。”那人道：“那你从这两幅画中读到了什么？”我说：“从《寥廓云天》中，我看到了做人应该胸怀宽广，放眼世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和翱翔于九天之上的雄心壮志，从《钟馗捉鬼》中，我看到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这两幅作品，都充满了正能量。所以我个人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方家之作。”我之所以说了这么一大堆废话（这些话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没有代表性，正确与否，还请方家多多指正），就是垦请我们的专家学者在评审一部作品的时候，不要藏有私心，要公平公正，要直面自己的良心，否则你大半辈子攒下的那点德望就会烟消云散，甚至让人鄙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那真是生不如死。比如说前几年我们湖北咸宁举办过一次诗词大赛，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是《故乡》————故乡很小/小得只剩下/两个字。消息一出，全国上下都炸了锅，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最搞笑的是：评委很牛/牛得浑身都是/牛逼。这个评论让我笑了好几天。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对故乡的情结都是很深的，当你身在遥远的他乡，看到天上飘过的白云，你会想，这云彩是从故乡飘过来的吗？可曾带来故乡的消息；当一阵清风吹过，你会想，这风是从家乡吹过来的吗？可曾有我家乡的味道；当天旱不雨，你会想，我的家乡好吗？禾苗是非干枯；当发生洪暴灾害，你也会想，我的家乡可安好，是否有泥石流发生。当一个人连养育过你的土地都不在意的时候，你所谈论的那些爱国情怀，就是一句屁话。我时常跟我的孩子说：在钱家田这片土地上，埋着你的爷爷、奶奶，再过十几年，我和你妈妈也会埋在这里，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可这首《故乡》告诉了我们什么？故乡什么都不是，它只是空洞的两个字而已。这样的作品居然获得了一等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估计举办方和评委们在看了国人们的评论后，想死的心都有了吧。第三就是一些基础常识，正宗科班出身的朋友一路飘过，因为你们教授所讲的比我所说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你们教授所讲的都是历代名家的讲义经典和他们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心得，更全面、更系统也更正确，在你们面前来谈论怎么创作，那可真是班门弄斧，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如果有和我一样是半路出家的朋友，在创作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则需要注意一下。一；中国文坛上派别众多，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当代文坛的派系林立，都有它各自的特色，闪耀着多彩的光芒。我从来都不认同纪昀的观点————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在我看来，不论是诸子百家的经典学说，还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散文，它都能让我们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就象京剧和流行歌曲一样，都能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不要有自卑的观点，认为小说、散文或近体诗都是不入流的东西，是供人消遣的玩意。也不要自高自大，认为能写几句歪诗、编几个故事就不可一世。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和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写下来，供人们去思考和品味。二；有的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没注意到时间和地域的问题，往往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比如说我们武汉黄陂有位作者写的《木兰传奇》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将花木兰定格在汉文帝时期，却又说与高僧对诗，我看了他发的朋友圈，于是跟他说：“～老师，据我所知，佛教进入中国是始于汉明帝时期，在汉文帝时期哪来的和尚呢？虽然有一种说法，在秦朝的时候，有印度佛陀十八人来中土传教，被秦始皇关进了大牢，即便这种说法是真的，佛教在那个时候也没有盛行，你这样讲是不复合历史的。还有就是不要再提杜牧的《题木兰庙》了，你将花木兰定格在汉文帝时期，那么汉文帝时期的人怎么可能站在汉元帝时期的人的墓地上把酒凭吊呢？你是我尊敬的人，我不希望你犯这样的错误。”还有一个地域错误的例子，同样出在我们武汉黄陂。我在网上看到我们黄陂木兰草原有一个马术表演，说的是花木兰马踏柔然的故事，我当时就想这个不对呀，柔然在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柔然的疆域北至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南至中国内蒙古北部与北朝交界，东至大兴安岭，西至新疆。而我们武汉在当时却是在南朝的疆域之内，中间隔着一个偌大的北朝，花木兰的马腿再长，也不可能踏到柔然去，看来只好请我们湖北宣传部去找找刘慈欣，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让花木兰的马腿长长一点。当年我们湖北与河南在争夺花木兰的时候，不是河南有多么的优秀（我个人觉得他亮眼的也就是《谁说女子不如男》），而是我们有多么的烂。关于花木兰的传说，据有文字记载，最早就是北朝民歌《木兰词》，而我们却将花木兰定格在隋唐时期，这样的作品拿到文化部，要是被认可了，那才是一个笑话。所以说我们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一定要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地理和宗教信仰作一个大概的了解，否则就会闹出一些笑话，如果只是杜撰一些饮食、服饰、山川河流之类的，倒也无伤大雅，毕竟你写的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在实与虚之间，我还是比较认同孙犁对文学的虚实观。我在《我对中国文学的几点粗浅认识》中也谈过：“文学不是历史，它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一个产物”。在虚与实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度。

　　朋友们，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历史看多了，你就会发现荣华富贵、功名利䘵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贫困也好，富贵也罢，转眼间一切都成过去，既然人生是场修行，何不恬淡些，云淡风轻地走过。“冷眼看世界，热血著文章”这十个字，就算是我送给热爱文学的朋友们的一份新年贺礼罢。

　　好了，不知不觉间说了这么多，有的人看了，肯定不高兴，但是在《增广贤文》里有这么一句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顺于行”，希望那些不高兴的人在看了我的胡言乱语之后，再去看一看孟子的《离娄上-自求多福》，或许会有一个新的认识罢。

　　你的朋友 鄂人黎巴

　　2021年2月5日于馨园

二、衡阳话《水浒传》之八 、癫狂花痴花和尚

　　鲁达号花和尚，是因为他背上刺有花绣。花绣是就是当今的纹身、刺青，如史进身上的九纹龙，短命二郎阮小五胸前的豹子，解宝腿上的夜叉。鲁智深背上的花绣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很多人从花和尚这个名头推测，他脊背刺上可能是花。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他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刺龙刺虎都可以，刺花就有点不太寻常。

　　但三十六天罡，哪一个是寻常之辈！

　　整部水浒，开篇大刀阔斧地将九纹龙史进粗描而过，第二回就开始细细地写这个低级武官，可见鲁达是众多主角忠极为重要的人物。

　　这样一个人物的有趣之处就是，作为一个鲁莽粗笨的武夫，偏偏人生的每一个转机，都与女人有关。

　　鲁达一出场，便遇到金家父女。一个大大咧咧，以结交江湖好汉为乐事的粗汉，却要把那金家女子上下打量一番，当看到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便收起摔碗砸碟的火爆脾气，耐心地问起人家的来龙去脉，家世渊源来。直到问起郑关西的屠夫身份，才火冒三丈，开口就要去“打死他”再来喝酒。当然， 他不是真要去打死郑屠，无非我们衡阳人的说法，意思要狠狠滴去教训他一顿而已。

　　被史进和王忠劝住，他的火气立即悉数化为怜香惜玉的柔情。在女人面前大手大脚，才显男儿本色。所以他一甩就是五两银子（几个月的生活费都够了），史进那么有钱也就掏出十辆，卖江湖膏药的李忠摸出二两，当然太少，“也是个不爽利的人”。（一个也字，道尽他平时看到小气鬼的时候的不屑情状。）除了给钱，还要细细安排他父女二人做准备回老家，一副一切都包在他身上的架势，在美女面前逞尽了英雄好汉。

　　因为要救助弱女子，打死了镇关西，（拳打镇关西真是精彩的章节，可读性很高，尤其镇关西被打第一拳的时候，口里说“打得好”，这个打得好的意思不是为别人喝采，因为没有被打的人喝采的道理。这个打得好，与我们小时候跟人打架时候语气一摸一样：你打了我，好啊，看我怎么加倍地打回去，省的看的人笑话我没用。区区三个字，却隐含着复杂的意思。所以鲁达说他还嘴硬，于是再打第二拳，直到第三拳才不小心把人真的打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出家避祸。

　　从此开始装疯卖傻撒野撒泼的生活。

　　你看他本来是武官出身，出场时头戴身穿腰系足蹬，都是官场的整齐装束。见人拱手行礼，与人寒暄也是中规中矩的“洒家姓鲁，晦个达字，敢问阿哥？”，招呼茶博士也是一派绅士风度：“差钱洒家自还你。”茶博士的回话“提辖但吃不防，只顾去”，也可见他深得市井人士的信任。好一副大致本分的职场人士模样。

　　走投无路上了五台山后，他就变了一个人似的。你看他与禅和子说话，装疯卖傻为哪般：人家说善哉，他说鳝鱼团鱼；人家说苦也，他说团鱼肥甜。睡觉也撒野，大横八叉鼾声如雷。更是随地大小便，大有索性放浪形骸到底的意思。与当时做武官时虽然粗莽但依然不失本分的生活态度，竟有天壤之别。

　　至于后来抢酒喝，撒泼打人，非要到对他另眼相看的长老出面，才显出一副“你尊重我我才服你”的态度。世间大凡才能超群的人，往往在那些不能理解自己、也不远如自己的人前面装颠佯狂，一旦遇到真正识才知己的高人，就好像千里马遇到伯乐一样，才会显出一副温驯的样子。

　　果然，你看他被器重他的长老教训一翻后，立即下跪承认错误，三四个月不敢胡来。直到五台山的二月春风掀动他的胸襟，酒瘾涌上心头，块垒难当，才引出了不愠不火地下山寻酒吃狗肉，直到酒醉体乏，伸展拳脚大闹五台山这一场叮当乒乓的大戏。

　　大闹五台山，这里决计呆不下去了，就来到了桃花庄上。又碰到了另一个给他花和尚生涯增添一笔浓墨的女人---刘太公的女儿。当然，这里刘氏女只在背景之中。只是引发得一连串土匪强行入赘、被花和尚赤条条地骑在床头痛打的闹剧，这个闹剧里，最出彩的的是那些乡土气息浓郁的口语，你看喽啰们祝贺周通娶亲时说：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个娇客。（从这里，我们应该推测到宋时“窄”这个字，应该像衡阳话里边那样念成“ze”，而不是zhai，否则不能和客押韵。）又如周通被打，口里还说醉话：“做甚么便打老公！”鲁智深带笑回复他：“教你认得老婆！”（可见宋时北方丈夫妻子的口头语就是老公老婆，与现代南方包括衡阳/但不包括长沙一样。）

　　等到鲁智深和李忠重逢相认，几个好汉相聚，本是快活畅饮的时候，但是鲁智深却惦记这刘氏女，逼着小霸王断箭发誓，绝不去骚扰桃花庄，以免他离开之后，土匪又去抢亲。可见花和尚护花惜弱之情，远虑近忧之心，不绝于纸，绝非真的鲁莽粗笨的蠢汉一个。五台山上那不堪入目的一切，不过是你笑我痴我偏狂的放浪形骸而已。

　　不信？你看他到了东京相国寺，就是另一副模样，知道要体面，也知道要谋出身，更会察言观色收服了一群泼皮无赖，在菜园子快活度日，直到碰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林冲娘子，当然，还有她的丈夫，林冲。

　　关于林娘子的情况，笔者在这个系列的之五里已经写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最初，鲁智深扛着62斤禅杖去救林娘子，是因为他和林冲刚刚结拜，阿嫂有难，岂有不救之理？后来，林冲遭陆虞候欺骗，心中郁闷，鲁智深每日去他家拜访，与他们夫妻二人阿哥、阿搜喝酒闲谈也是常情，只是小说不曾着墨而已，只是留白给读者想象。等到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救了林冲一命，故事的主线便交给了林冲，花和尚的踪迹，一直要到五十七回，各路落草英雄汇集梁山泊，才重新出现。那时，鲁智深与林冲重逢，已经是林娘子贞烈自尽之后，可他不知根底，见面不问其他，不觑寒问暖，也不叙多念旧情，直接就是：“洒家自与教头别后，无日不念阿嫂，近来有消息否？”短短一句，把他对林娘子的挂念之情，流露无遮。也把花和尚花痴本性，体现的一览无遗。

　　这样一个快性情、重义气、嗜酒如刘伶，佯狂如阮籍，护花使者一般的人物，肌肉饱满如古铜的脊背上，刺上一朵靛蓝的花，又有什么奇怪的？

三、曲沐：脂砚斋证“史”证“传”的荒谬

　　脂砚斋证“史”证“传”的荒谬

　　作者：曲沐

　　一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红学研究领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92年辽宁宛情出版了《脂砚斋言行质疑》，1994年江苏欧阳健出版了《红楼新辨》和《红学辨伪论》，1997年四川克非出版了《红楼雾瘴——玩味脂砚斋》。这三位学者生活在不同地区，工作在不同岗位，却不约而同地向脂砚斋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尽管这些著作在审视的角度和论述的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对脂砚斋作伪的认识却是相同的。这种“相同”说明什么呢？一是说明红学研究的深入，深入到破释红学“大谜”的阶段，深入到扫除红学雾瘴的阶段；二是说明作为“红坛一怪”的脂砚斋的末日的来临，他欺瞒了人们将近一个世纪，该是彻底揭露其骗子面孔的时候了；三也说明，曾经长期陷入脂砚斋设置的种种误区的人们，该是警醒的时候，该是迷途知返的时候了。所以红学界这种新的变化和新的研究走向，标志着本世纪末红学的觉醒，也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红学光辉历程的到来。

　　脂砚斋这个红学界的神秘人物，“百年以来，不见其名”。1927年露面之后，因其批语证实了胡适的观点，旋即被胡适看重，迄今七十年间，人们都相信了胡适的话，将脂砚斋“奉为圣明”，其身价几过于曹雪芹；将脂本脂批奉为圭臬，他的话仿佛就是红坛的金科玉律，成为研红者所依据的准绳。据说他比曹雪芹还高明，不仅熟悉曹之家世，还参与《红楼梦》的创作，指令曹雪芹删改某些章节，是红学史上具有特殊身份和特殊作用的人物，因之倍受红学家们青睐。然而，其人究竟为谁？七十年来，红学家们像猜谜似的猜测不休而始终莫衷一是。胡适先是说：脂砚斋“为曹雪芹本家，与曹雪芹是好朋友”，“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兄或从堂兄弟”。后来又说：“我们可以推测脂砚斋即是《红楼梦》主人，也即是它的作者曹雪芹”，“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再后来又说：“脂砚斋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均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以下简称《全编》）。俞平伯早年亦“颇疑脂砚斋即曹雪芹的化名”。被称之为裕瑞《枣窗闲笔》的写本则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父。周汝昌先生认为他是一位女性，即小说中的史湘云，亦即曹雪芹的续弦妻。《红楼梦大辞典》曰：“脂砚斋究竟是谁，迄今尚无定论”。真可谓众说纷纭，大概有如“太虚幻境”中的一个幻相，永远难有“定论”，脂砚斋之神秘莫测，竟成了“谁都休想解得开”的一个“死结”。而且，他之署名也怪，布下种种迷阵，“脂斋”“脂砚”“脂研”“脂砚先生”等等，有谁会将自己的名字如此乱写一起呢？且又在以他的大名签署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经常出现“畸笏”“畸笏老人”“畸笏叟”甚至“老朽”等批语。脂砚斋和畸笏叟是一人还是两人，也使红学家们颇费疑猜。宛情从脂批中发现：“脂砚斋这个大名，是脂砚斋和畸笏叟的合称”，“畸笏叟里有脂砚斋，脂砚斋里有畸笏叟”（《脂砚斋言行质疑》）克非也从脂批中发现：“脂砚斋和畸笏是同一个人的化名，他不是两个人”（《红楼雾瘴》）。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一个批书人竞如此更换姓名，变换色相，比“狡兔三窟”还难以令人捉摸，还难以识其真面？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会有那么多障眼法，会如此迷惑观众吗？究竟他的用意何在，为什么要如此伪装？

　　二

　　我们从脂砚斋的大量批语中，不难看出他的动机。胡适曾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是写曹家的历史。”（《全编》第228页），胡适1921年作《红楼梦考证》提出的就是这种观点。胡适在和蔡元培的论战中，否定了蔡元培政治索隐派的意见，蔡元培出同样否定胡适曹雪芹“自传”和“家史”的意见，而脂砚斋批语就是在证实胡适的“自传说”和 “家史说”是对的，以此迎合胡适之所好与所需，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胡适以康熙南巡与小说中所说“接驾”相附会，以坐实曹寅家世说，1922年蔡元培就批评说：“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亦接驾四次，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之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到1927年出笼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批于元妃省亲处批曰：“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此批语显然在为胡适作证，所以胡适高兴地说：“这一条便证实了我的假设。”然而，所谓“忆昔感今”当指作者而言，而按胡适的考证，曹雪芹约生于康熙末叶即1715年，康熙第六次南巡也即最后一次南巡是在康熙四十五年，即1707年，此时曹雪芹尚未出生，何来“忆昔感今”之说？再者，所谓“借省亲事写南巡”，也与小说描写不符。克非就尖锐地指出；“通读《红楼梦》，丝毫找不到曹雪芹想把南巡接驾作为书中一个内容来写的用意……哪来的‘借省亲事写南巡’呢。”而且明确指出：“小说是形象的艺术。离开具体作品的具体描写而去猜背后，挖背后，胡推乱猜，非闹笑话不可。”（《红楼雾瘴》），胡适闹的是这种笑话，脂砚斋别有用心，闹的也是这种笑话。再比如脂批中多次点出“西堂旧事”来，二十八回写贾宝玉与薛蟠等人在冯紫英家饮酒，宝玉说“我先喝一大海”，此处脂批曰：“谁曾见过？叹叹！西堂故事”。“西堂”是曹寅署中斋名，曹寅《楝亭集》中有不少描写于西堂宴集宾友的事，脂砚斋翻检过《楝亭集》，就在“西堂”问题上大作文章，其用心颇为良苦。然而，贾宝玉等人在冯紫英家饮酒，与“西堂”何干！简直风马牛不相及。难道当年和曹寅一起饮宴的真有冯紫英、薛蟠、蒋玉函和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吗？“西堂故事”是曹寅的事，曹寅于1712年就死了。他死时曹雪芹尚未出生，何来的“西堂故事”，这不是无的放矢吗。脂砚斋一味地只想证实“曹寅家事”，却忘记了曹雪芹和曹寅的时间距离，如此生拉活扯以提供伪证，其骗术何等低劣！如此伪证者甚多。再如五十二回于“只听自鸣钟敲了四下”句侧脂批曰：“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 （写）法，避讳也。”按脂砚斋这里的说法，小说所以要写“自鸣钟敲了四下”而不写“寅正初刻”就是在避违“寅”字。脂砚斋在这里明确告诉人们《红楼梦》小说写的是“曹寅家世”，在写曹家的历史，因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才避讳“寅”字。这是地地道道的伪证，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根本就不避讳“寅”字。第一回写贾雨村的“同寅”，第十回写秦可卿的病“寅卯间必然自汗”，第十四回写风姐“寅正起来梳洗”，第十五回写贾珍“诸同寅”，第二十六回写薛蟠将“唐寅”认作“庚黄”，如此等等，直书“寅”字何其多也！脂砚斋睁着眼睛说瞎话，实在欺人太甚！再者怡红院有自鸣钟，刘老老就听到过看到过。所以小说写晴雯补裘已很晚，宝玉“一时只昕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这是符合情理的，如果写“寅正初刻”是不合情理的，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而脂砚斋却挖空心思以制造伪证。胡适说“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第十三回所记宁国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大概是曹雪芹的嫡堂兄或从堂兄弟——也许是曹宣或曹颀的儿子”，后来又说“我相信脂砚斋即是曹雪芹自己。”然而脂砚斋就不避讳“寅”字，可见胡适将脂砚斋和曹雪芹拉在一起，甚至合二而一是大错特错的，也可见脂砚斋千方百计以证实胡适的“假设”，证实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也是大错特错的，他在蓄意欺瞒世人。问题是：脂砚斋为什么要如此加批？他是批给读者看的吗？读者干嘛要知道这些事，于读者何益？他是批给作者看的吗？如果作者是曹寅后裔，如果作者在写家史，难道他写的是什么还不知道吗？还用脂砚斋来点破吗，看来都不是，而是别有用心。他是在批给胡适看，批给“新红学家”们看，以此投合胡适之所需。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另外，脂批中也多次点出作者就是“石头”，“石兄”，“玉兄”，一句话作者就是贾宝玉，如第五回于曲子“谁为情种”句侧朱批：“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对此批生怕别人看不懂，又加墨批于后曰：“石头即作者耳”。又如二十六回脂砚斋于贾宝玉会见贾芸句侧批曰：“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这里又将作者指为“玉兄”，也即书中的贾宝玉。再如二十七回于《葬花词》上脂批曰：“非石兄断无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也。”这里又将作者指为“石兄”，这些“石头”“玉兄”“石兄”，在脂批中经常出现，这即在强调胡适考证中的一个命意：“贾宝玉即曹雪芹”“《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在写他自己。克非《红楼雾瘴》例举大量事例，指出“自传说”的荒谬，他讲脂批说贾府抄家后贾宝玉被捕关在狱神庙，难道曹雪芹也坐过牢吗？“脂批 说贾宝玉最后悬崖撒手，出家做和尚，曹雪芹最后撒手没有？入了空门没有？”并指出“自传说”将曹雪芹和贾宝玉合二为一，这种方法“越比越离谱，越合越荒唐”，“不把脂砚斋散布的迷雾及其影响破除，势必影响红学的深入发展。”这是说得很对的。

　　既然脂砚斋为“自传说”“家史说”提供的伪证如此荒谬，为什么几十年来能骗住不少人呢？一方面是胡适当时的权威性，胡适是以“新红学家”以“科学的考证”的姿态登上红坛舞台的，尽管他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看了一遍”，便“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全编》第158页），人们还是容易轻信胡适的话。再加上胡适的封锁，将此本秘藏了三十四年，人们对甲戌本未能睹其真面，也只得相信胡适的话，所以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另一方面，克非先生从传统文化的习惯心理揭示了这一原因，他说：“中国读小说，谈小说，评价小说，历来有和‘史’攀扯的习惯，可以说是一种摆不脱的心理，一种延绵不断的历史统”（《红楼雾瘴》）。中国史官文化发达，在古代，小说和历史关系密切，界线不清，畛域不严，人们常把小说着逸史、野史看待。俞平伯早在1925年《红楼梦辨的修正》中就有悟道：“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讲的就是这种顽固的习惯心理。“旧红学家”以“信史”的观念索隐出种种牵附会的说法，胡适批评他们“走错道路”，在“猜笨谜”。但胡适也同样带着“信史”的观念考证出曹雪芹“自说”“家史说”“影子说”等等，也同样“走错道路”。俞平伯反省道：“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然而，脂砚斋就是在胡适错误的“信史”观念中，以批语方式来证实“自说”家史说”的错误结论，可谓“又向荒唐演大荒”，其别有用心和荒谬悖论是十分明显的。

　　三

　　更为滑稽的是，脂砚斋为了证“史”证“传”，便将自己打扮成《红楼梦》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以此行径来欺瞒世人，可谓荒唐之极，可恶之极！克非一眼就看穿了脂砚斋这种可笑的“西洋镜”，并指出：“他对文学理解低能，不知小说为何物，以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家史和自传，便在批语中冒充起曹家成员——当日生活的见证人来。”又说：“脂砚斋在多条批语里以贾宝玉的原型甚至以宝玉本人自命”，“死皮赖活要跟曹雪芹捆在一起”（《红楼雾瘴》），比如大家熟知的庚辰本二十二回脂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今知者聊聊（寥寥）矣，不怨夫！”这里脂砚斋装出一副悲戚的样子，冒充贾宝玉。岂不知这是根本违背文学基本常识的。克非尖锐地指出：“凤姐乃是小说人物，是通过艺术的手段虚构、塑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你就找不到她这个‘实在’的女子…离开这部小说塑造的典型环境和人物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她就无法存在。作为现实中的一个批书人，脂砚斋进入不了荣国府的大门（除非他在作梦）”然而，脂砚斋就在玩弄这种梦幻般的骗人把戏。“无耻无聊，硬要朝荣国府里钻”（《红楼雾瘴》）。他不仅会摇身一变钻进《红楼梦》描写的艺术世界中去充当一个角色，还会像变戏法一样再摇身一变从《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中幻化出来。对于《红楼梦》，他可以随随便便进进出出，畅通无阻，比“西洋镜”还要好看。如二十七回《葬花词》上的批语：“想昨阻批《葬花吟》之客，嫡是宝玉化身无疑。”好象脂砚斋就是活在世上的贾宝玉。接着他又批道：“俟看过玉兄后文再批。噫噫！客亦《石头记》化来之人，故掷笔以待。”这里明确告诉人们，批书人都是从《石头记》中幻化出来的。如今，人们对脂砚斋这种作伪的伎俩感到滑稽可笑，然而令人深思和不解的是，自胡适之后仍有人坚持这种研究方法。胡适搞贾政=曹頫，贾宝玉=曹雪芹，就有人搞脂砚斋=史湘云，并让史湘云最终和曹雪芹结缡。他们不是把小说人物拉到现实中来，就是把现实中的人推进小说中去，好像艺术和现实根本没有区别。实际上，脂砚斋的可笑伎俩正是从胡适那里学来的。现在有人还在坚持这种研究方法，难道不应当反省吗？再者，就拿脂砚斋冒充曹雪芹和贾宝玉来说，勿论如何是冒充不了的。从脂批表现的思想看，他有哪一点像贾宝玉和曹雪芹昵！他不喜欢《红楼梦》，骂它是“一部鬼话”（第一回眉批），他也不喜欢林黛玉，二十七回薛宝钗“金蝉脱身”嫁祸于林黛玉，脂批“好极，妙极，妙煞！”徐迟说倾心爱慕薛宝钗的是庸人批家，脂砚斋对薛宝钗倾慕赞美倍至，批道；“宝钗可谓博学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身心不自主矣！“真有学问如此，宝钗是也。”对作者赞美之女儿他都恨，“一贯以谴责聪明乖巧的丫头为自得”，如骂小红是“奸邪婢”，骂四儿“有害无益”等等，脂砚斋之思想境界和曹雪芹、贾宝玉比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

　　四

　　四川学者王珏先生指出：要认清脂砚斋作伪的真面目，还要对其进行心理分析。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而意识分自觉意识和不自觉意识，也即显意识与潜意识，脂砚斋的批语就是其意识流动的过程。当他自觉地进行作伪的时候，他把自己打扮成“石头”“宝玉”和曹雪芹。他还生怕别人不相信，便声称自己是从《石头记》“化来之人”，这显然是其显意识自觉的作伪行为，在骗人，因为谁都不可能钻近荣国府去，也不可能从《石头记》中“化来”。艺术和现实不同，这无情的法则就宣告了他伪装的破产，也暴露了他作伪的马脚。所以，所谓“凤姐点戏，脂砚执笔”，所谓“宝玉的化身”，所谓从《石头记》“化来之人”，全是假的，根本是不可信的，是一个无知者的骗人术。但是，当他在批书的过程中，由于小说中某些情节的感染，使他经常也有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流露的时候．这些地方就比较真实。比如他对女儿的恨与骂，就是其下意识真实感情的流露。再如：脂批中常常出现“今”与“昔”、“古”与“近”的时间概念差，这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自然流露。如甲戌本第五回于“清净女儿之境”句上眉批：“奇笔摅奇文。作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余为作者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这些“今”与“近”，皆对昔之曹雪芹《红楼梦》而言。这就很自然地将脂砚斋与作者，将脂砚斋和《红楼梦》拉开了距离。这个距离有多远？根据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避清朝国讳判断，“不可能出之清代”，又根据其中不少批语抄自有正本而故意加上“脂砚”“脂研”之署名看，有正本出版于1911—1912年，那末脂砚斋定在1912年之后；再根据欧阳健先生考察脂本的出笼是为了迎合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需要的论断，而《红楼梦考证》作于1921年，则脂砚斋定在1921年之后，脂本第一次露面是在1927年，则脂砚斋之作伪定在192l—1927年之间。俞平伯说“百年以来不见‘脂研’之名”，所谓“百年”，即指1927年以前，有红学史以来之“百年”，所以他又说：“《红楼梦》行世以来从未见脂砚斋之名”，那末这个脂砚斋在1921年到1927年之间的作伪活动就比较准确。前几年有的学者怀疑脂砚斋是刘铨福伪托，刘铨福是光绪年间人，脂本恐怕不会那么早。欧阳健先生已发现甲戌本上孙桐生的笔迹是假的，那末刘铨福的笔迹就一定是真的吗，实在大可怀疑。再从脂本产生的社会背景看，本世纪之初的旧上海，藏污纳垢，社会成员是极为复杂的。1997年第一期《上海滩》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旧上海出版商诈骗奇术》的文章，披露了旧上海书业界和出版界弄虚作假的大量事实，最典型的是所谓“武侯秘籍”的发现。“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上海著名《申报》《新闻报》相继刊登广告，说是在“关中某宦门其家子孙处”发现了诸葛武侯所著秘籍，这“秘籍”乃武侯在行军途中用以占卜战事胜败的宝书，“其中预测的汉代以来重大事件与后来的历史事实完全相符”，并说初版已销售一空，再版十多次，仍供不应求。云云。“后来才得知是两个贫穷的无聊文人精心设计的闹剧，”他俩将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占卜书籍改头换面，汇总编选，而伪托“武侯秘籍”，所谓“关中显宦，均是乌有先生”，“报上广告及律师声明，都是这两个家伙一手炮制的”。这个时间就在1921年前后。甲戌本之卖书人也在看到“新月书店”成立的广告之后，就把书送到书店，转交给了胡适。大概那时间上海就有那么一些无聊文人专搞这种事情，以投合某些人之所好而渔利。“武侯秘籍”终于被揭露出来了，而脂本和脂砚斋，由于胡适的包藏，不仅隐瞒了卖书人胡星垣的真实情况（见欧阳健《红学辨伪论·红学ABC25问求答》），并且将其隐藏了三十四年。三十四年的沧桑巨变，一切线索都断了。所以脂砚斋作伪的真相一直未被揭露，竟然使其混迹红坛，欺骗了人们将近一个世纪！这不仅是红学史，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荒唐的奇迹，一大空前的耻辱！或许胡适们没有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红学界的一些人终于觉醒了，出现了几部专著以揭露和讨伐脂砚斋，这就预示了脂砚斋的好景不长并将一败涂地。

　　1998年5月12日于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