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诗稿》全新解读（第二部分）

　　《春柳堂诗稿》:信息、猜想与反驳 (二)

　　禾在宇

　　（13）、真正有可能否定兴廉说的是李佐贤的“司马戴姓名兴廉”一语，如不能对其作出合理解释，这才是一票否决的证据，戴兴廉如何能是张宜泉？恩华记载张宜泉是兴廉宜泉，如果兴廉不是张姓，他就应该行使这个一票否决权来反对之，上面分析的那么多条也都指向张宜泉是兴廉宜泉。兴廉姓张理由充分。李佐贤自许与兴廉莫逆，他的话岂能有假？兴廉姓戴言之凿凿。如何调合此矛盾？只能是脑洞大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记录多不载其姓氏，显示兴廉对其姓氏可能有排斥心理，因此他不愿意或不能把姓氏告诉他人，而只愿意告知名、字。我们的脑洞就是：他原出于铁岭戴姓，很可能是在成人后过继给张姓汉军为嗣子，所以他羞于张姓，又愧于戴姓，只好尽可能不着姓氏，而他的后代子孙从小在张氏家族的庇护下生长就没有这个压力，能够大大方方的冠以张姓，故有其嫡孙张子介卿的记录。这只是大胆的假设，确实的证据没有，但有几个微弱的证据或可一取，或博一笑。

　　1、《诗稿》自序云：“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然而通观其诗“家门不幸”有之，“百无一就”有之，“书剑飘零”若按常规指漂泊在外，久游未归则在《诗稿》中体现的并不明显。因此他自己可能是赋予了“书剑飘零”更隐晦的含义。飘零本意就是花、叶从枝干上凋落，改姓离宗不也就是自己从原来的宗姓枝干上凋落了吗？他这是在遮遮掩掩委婉羞愧地说自己改姓这件事。心里有忌讳因此嘴上不能提这个字眼，不能明说，一般人都有这样的心理，看来兴廉亦如此。

　　2、《诗稿》自序没有署名，这是非常反常的，就算序文是打的草稿，本身就没有署名，但刊印的时候，你这个嫡孙为什么就不能给补上呢？我认为没有署名可能是一种折衷的办法。他的愿望可能是要恢复署原姓原名，他的家人觉得不妥，觉得会成为家族笑话，但又不能违背其意愿给他署上张姓张名，所以索性不予署名。

　　3、《诗稿》514-053《晴溪访友》有句曰：“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识者以为“载”应为“戴”之误，用的是王徽之访戴逵之典。《诗稿》805-016《雨及望时来》“戴薪休欲积”、817-024《渔妇晓粧波作镜》“笑戴垂竿笠”戴字皆无误。而此诗上一句 “载酒兴悠悠” 就有载字，载、戴几乎紧挨在一起的两个字，可以直观对比，怎么会写错或认错呢？会不会这里并不是误刻，而是故意以“载”代“戴”呢？这个“戴”是戴姓之意，他因为改戴从张无颜面对戴姓，故代之不书。“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上句有张，下句藏戴，是不是幽默的在表达“我的戴姓如小船顺流移去，但我实在也不便冠着张姓堂皇而过”呢？

　　4、《诗稿》521-056《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其二》、527-058《分居叹其一》、726-101《友人母丧未及往弔书寄誌慨》、744-111《四时閑兴其五》都提到了他十三岁丧父没多久母亲去世，因此有“孤哀何祸竟同予”之慨。711-093《秋日简王公先生世兄》诗曰：

　　昔年王粲客清秋，岂是离亲任远游。戏彩当思春日报，温衾忍忘夜霜浮。名廉仲子操犹狭，责善匡章事未休。谁使高堂相念切，孤灯鸣雁不胜愁。

　　这是一首向王公先生世兄做自我检讨的诗，其中“名廉仲子操犹狭”一句前面已经分析过。他因为什么要检讨呢？因为远宦为官不得侍奉父母尽孝。其中竟然用了“责善匡章”这个典故，匡章是与父亲闹矛盾怕父亲生气才离家出走的，尾联更是用了“高堂”一语，他出远门做官，害的父母在家惦念。也就是说他不但父亲在而且是父母双全！请问这能是一个十三岁小儿写的诗吗？十三岁前他才能父在母全。王粲、匡章都是在外为官的人，十三岁的小儿有什么事业竟能用上这样的典故？那会不会是声讨王公先生世兄的，说的是王公先生世兄的家事呢？我们从语气、语态、语境上分析都得不到支持。这就是一首反省自己又在为自己稍作辩护的诗简。这首诗的信息和前面提到的诗所透露出的身世信息对立起来了，一会是父母双亡，一会又父母双全。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写的诗，那么过继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解。双亡的是亲生父母，双全的是养父养母。他应该是在成年后过继给了张氏汉军旗人家族，过继前他是可以不在旗的，和李煦的父亲李士桢一样。

　　（1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了《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一辑150册，其中第一、二册有鄂恒編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直省鄉試同年譜》这里应该有兴廉的资料。北京大學圖書館还藏有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本《順天鄉試同年齒錄：（嘉慶己卯科）》也可参考。二书皆无缘一睹，在此希望得观此二书者能查找核实一下兴廉的信息。

　　（15）、必须指出：在清末民国的诗文集中特别是徐世昌编纂的大型诗歌总集《晚晴簃诗汇》中未著录兴廉或张宜泉的诗，有关诗话如《雪桥诗话》亦不见记录。杨钟羲曾将兴廉词选入其所撰《白山词介》，《雪桥诗话》却未记载兴廉诗及《诗稿》，当然这可能是在杨钟羲看来《诗稿》中未有可话之诗，因此不将其选入，但《晚晴簃诗汇》未将其选入似乎没有道理。虽然《晚晴簃诗汇》的编辑偏于保守，不将进步倾向的诗选入，比如不选梁启超的诗，可是兴廉和《诗稿》应该与此无涉。《雪桥诗话》完成于1922年，《晚晴簃诗汇》完成于1929年，恩华的《编目》完成于1937年左右，这是否能说明兴廉并无诗作，或者《诗稿》实际刊刻于1929年到1936年之间呢？在此存疑，以待来者。

　　据此我们来想象一下兴廉的身世经历，他原姓戴，生于1800年，铁岭人【[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二 ，第3-4叶，同治八年（1869）刻本。】，十三岁丧父，不久丧母，十九岁中举人，根据此点可知其母应丧于他十六岁前否则他不得参加考试，或者丧于十九岁后，分家单过舌耕糊口，应该是屡试不第，又纵饮多放只苦吟，生活潦倒，过继镶黄旗张姓汉军，得以在内务府官学工作，因曹雪芹也曾在官学工作，所以接触到曹雪芹遗留在官学为学生讲诗词的例作，并有奉和之作，又从事闱差，接触到历年各地童试乡试会试题目，参考这些题目作试帖诗自娱，1836年得以入职玉牒馆，1843年儿子已经成人后续有望，养父母因有孙子传承，同意他出外为官，此年参加福建乡试工作，1857年曾在闽北与太平军征战，1858年因战功升任鹿港捕盗同知，自赴闽后一生未再回北京。他因是成年改姓张，对张姓有排斥，引以为耻不轻易向人讲明。到福建后在好友中恢复自己的戴姓更不提张姓，因此有李佐贤之戴姓记录。1866年去世。1877年其子孙根据其遗物整理出《春柳堂诗稿》抄本在亲友间流传，济澄获睹，1889年嫡孙刊印《诗稿》。

　　四、《诗稿》信息可定：人物、地点、时间

　　1、可定的人物：夏子龄、左宗棠、唐廷枢、奕欣、慈安、慈禧

　　（1）《诗稿》704-089《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诗云：

　　知君情笃爱才郎，今特来寻喜欲狂。篷屋乍沾饤饾气，龙门重裛桂花香。惊神泣鬼惭非匹，铁画银钩谢未遑，待报上林春信早，马蹄归去不须忙。

　　《诗稿》705-089《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诗云：

　　春魁独占百花场，指日香飞压众芳。容德下临莎逕窄，辉光纷绕华门长。异才误倒迎王屣，剪韭虚开款范觞。从此瑶章承惠顾，风流千载问谁忘。

　　《诗稿》七言近体诗第二至第六首，五首诗与此夏公先生有关，可见此人在诗词作者的心目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但今人苦于“夏公先生”这样的称谓太过宽泛笼统，都空自感叹无从下手去确定此人的身份。其实信息早已深藏于词句之中，只要我们能细致的挖掘准确的解读就能得到。首先，作者用了喜欲狂、惊神泣鬼这样的词语来描写对夏公先生枉访的感谢以及读其赐诗的感受，“误倒迎王屣”更是用了蔡邕迎接王粲的典故，以建安七子的王粲来比喻夏公先生，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个夏公先生一定不是一个布衣白丁，他应该是一个历史上能够留名的人物，有一定的事迹可以寻觅。其次，《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诗繁复使用了饤饾、龙门、桂花、上林这样的词语，并反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典。这些词语和典故能够有的共同的指向就是科举考试得中进士。所谓饤饾应该指琼林宴上的看席。“龙门重裛桂花香”是指八月秋闱取得了好成绩得以进入会试，并又取得了好成绩。登龙门是中进士的专用词汇。而上林春信，马蹄之典又再次强化了此人中了进士的隐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句含有上林和马蹄的诗句“待报上林春信早，马蹄归去不须忙。”它反用了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意。什么人能“马蹄归去不须忙”呢？一定是这个人在会试中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已经稳中进士，因此殿试就应该能从容应对，无须忙乱。他取得了什么成绩呢？705-089第一句就给出了答案：“春魁独占百花场，指日香飞压众芳。”乡试在八月举行，因此称秋闱，会试在二、三月间举行，因此称春闱。“春魁独占百花场”这个夏公先生拿了春闱会试的第一名会元，因此以“春魁独占”称之，恰当至极，也因此才会有尾联“从此瑶章承惠顾，风流千载问谁忘？”之得意忘形之语，如果不是拿了会元注定要载入史册，而本人借此沾光留下风流佳话，何得出此“风流千载”之言？经过第一首诗的铺陈，这应该不会再有第二种解释，是具有唯一性的。有了这个重要信息，再以文献记录来比对，夏公先生终于露出了真容：他就是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会试会元夏子龄。根据法式善等著的《清秘述闻三种》的记录，有清一代有两位姓夏的会元，一位是这个夏子龄【《清秘述闻三种》736页】，一位是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会元夏增佑【《清秘述闻三种》968页】。因702-088《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一诗有诗注“昔卜子夏以文学著”，占卜、卜卦与年龄应该说有对应关系，这里用意可能是在巧妙的以卜子夏反过来对应出夏子龄之名，再考虑到《诗稿》序、跋皆有光绪己丑（1889）署年，此处只取夏子龄而不取夏增佑。夏子龄，字祝三又字百初、伯初，《清史稿》有传,《江苏艺文志•无锡卷•江阴市》记载他的生卒年为1806年-1870年，他有个孙子夏孙桐是晚清民国时著名学者和词人。夏子龄的出现可以给张宜泉是曹雪芹的朋友这一结论以致命一击。张宜泉如果是曹雪芹的朋友，我们假定他在曹雪芹去世的1760年左右20岁，到1836年结识夏子龄至少已经90岁了。对此已无需多论。有心者或可循夏子龄一线查证一下《诗稿》702-088《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所说“冷公”是何许人也，网上搜索夏子龄诗未有涉及“冷公”者，夏子龄有《莞尔轩存稿》三卷家藏未刊印，其中或可有此“冷公”。徐世昌编纂《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三十九载其诗话云：“百初十二岁随父登江楼，赋诗，有‘老渔人立江豚拜，知有元龙在上头’之句，座客惊异，谓他日必大魁天下。后果领袖南宫”所谓“领袖南宫”就是“春魁独占百花场”得中会元，诗中还祝愿夏公先生“指日香飞压众芳”在殿试中拿状元，但他在殿试中并未继续“压众芳”只得了二甲第三十八名。根据其诗意，此诗应写于会试放榜之后殿试举行之前，因此可以确定时间在道光十六年（1836）农历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之间。夏子龄的认定为张宜泉是兴廉宜泉提供了时间证据，也为兴廉在去福建之前可能从事过与科举有关的工作提供了一定证据。同时，时间的确立等于打开了新的空间，为以下人物考证提供了有力支持。

　　（2）、《诗稿》724-100《书慰卜士段纯一》诗曰：

　　何不开怀作酒豪，见人未可首频搔。狐裘已破扬名速，瓦釜空悬避贺高。秋露方滋连砌桂，春风始放上林桃。且从卜肆寻生活，莫遣愁思染鬓毛。

　　“贺高”一词无人能解其意。这应该是一个在当时人尽皆知的词汇，是时世之焦点，故以之入诗时人皆知其意，时光流逝焦点不再，故后人不得知其意。请试解之：诗题有“书慰”二字，“慰”他什么呢？先看颈联“秋露方滋连砌桂，春风始放上林桃。”原来又是一个中了举人，没中进士的倒霉蛋。秋露、滋、桂前面已经分析了这就是隐指乡试秋闱高中，但这里有上林桃啊，为何说进士没中呢？因为中进士去上林赏花飨宴是在杏园，现在上林为你开的却是桃花，桃，逃也，这还上哪里中进士去？幽了卜士段纯一一默。幽默归幽默，会试落榜当然要慰问慰问。如何慰问？“何不开怀作酒豪，见人未可首频搔。”首先告诉你不要低三下四的见人畏首畏尾，要挺起腰杆堂堂正正的作人。哪里来的底气呢？有例为证：“狐裘已破扬名速，瓦釜空悬避贺高。”这一定是一个与之有关的例证。关键就在于“贺高”是指的什么，那么既然是慰问，当然是举一个人物来作例证，而此句其他都已明确，只有“贺高”可以指向人，因此我们说“贺高”是一个人，他是谁是有条件的，他需要是一个没中进士的举人，还要取得大功绩，还要与贺、高二字关联。答案只有一个：贺子之季高——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关爱有加的弟子左季高，左宗棠。贺氏兄弟是最先赏识左宗棠才华的人，初见即以国士待之。贺熙龄的诗多不见传，但吹捧左的名句“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当时世人皆知。所以用“贺高”是想表达不要看不起举人，要像贺氏兄弟一样在左宗棠甚至连举人都不是的时候就能慧眼识人，举人要是发力岂是你能看不起的？左宗棠就是一个这样的举人。“贺高”解为左宗棠是唯一解，除此找不到更合适的解。那么这个颔联“狐裘已破扬名速，瓦釜空悬避贺高。”就是说：国家有难，不问出身，这正是大显身手扬名立万的时候，看看人家左季高，太平军听见他来了饭都来不及煮，留下锅碗瓢盆就跑了。“狐裘”一语首见于《诗经•秦风•终南》“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此秦人美其君之辞”可见这个穿锦衣狐裘的是国君，故以“狐裘已破”来形容国有战事、君主有难是准确的。以落榜生举人左宗棠来劝慰落榜生举人段纯一，妥妥的励志心灵鸡汤极致版。此诗似应写于咸丰八年（1858）之后，此年发生了樊燮以堂堂二品之尊拒绝给小举人左宗棠行礼，被左大骂“王八蛋，滚出去”之事，并有了后来据说是郭嵩焘捉刀潘祖荫具名的奏折，其中一句“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震动朝野，算是给举人群体长了大脸，天下举子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举人兴廉也拿来凑热闹。左宗棠同治二年（1863）任闽浙总督，台湾是其管辖区域，是兴廉的直接上司。此诗如若写的是左宗棠平捻保疆，其时兴廉已逝，则该诗非其所作。而若说该诗写于乾隆朝，乾隆朝找不到合适的“贺高”人选。而且也没有“狐裘已破”国家危难这么严重紧急的事件发生，凭此一语乾隆恐怕要砍张宜泉的脑壳。

　　（3）、《诗稿》760-120《和景星四兄初春郊游原韵》中“景星四兄”是谁？完全没有头绪。唯其中有“却缘陆贽暂偷安”一句，或可据此戏猜之。陆贽是大唐中兴名相，甚至被人评为唐朝第一相，苏轼认为他有“王佐”“帝师”之才。在他身上没有什么游山玩水，慵懒偷安的典故。而此诗竟将陆贽用在了景星四兄身上，诗词典故是不可轻用的，平常之人谁能担当“陆贽”两字的分量？陆贽与偷安又根本没有联系，如何能用在一起？诗中如此用典，必是有极巧妙的契合之处。翻检有清一代字或号为景星的名人，有唐廷枢君与之神合。陆贽者，大唐朝廷之中枢也！诗中以陆贽暗喻唐廷枢当是极恰。唐廷枢（1832－1892年），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他是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李鸿章以“中国可以没有李鸿章，而不可以没有唐廷枢。”誉之。但他是家中老二，四兄之称没有着落。而且若此为唐廷枢，则此诗必不为兴廉所写，因兴廉比唐大32岁不可能与之称兄道弟，是兴廉的嫡孙张介卿所写倒是有可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此虽无定论，但却可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诗稿》是否出自一人之手？

　　(4)、《诗稿》826-031《萧然万籁含虚清》、834-036《数点梅花天地心》其诗题分别出自宋代翁森《四时读书乐》之秋、冬篇。咸丰六年恭亲王奕欣【应为讠+斤，天涯不能显示此字，故以欣代替，以下皆同不注】以翁森四首诗的每一句为题作《广四时读书乐诗试帖》32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25册，第128-130页】。其中奕欣《读书之乐何处寻》诗曰：

　　领略书斋味，研求岁月深。此中真可乐，何处许相寻。枕葄 该经史，涵茹综古今。无从探妙谛，只觉畅清襟。佳境曾谁访，尘缘莫我侵。追踨空想像，得意但披吟。自有天然趣，偏如静者心。梅花消息透，春信问园林。

　　奕欣《数点梅花天地心》诗曰：

　　消息通天地，寒梅已著花。此心端可见，数点候无差。北陆方含冻，南枝早吐葩。韶光憑漏洩，疏影任横斜。讲易神堪悟，吟诗兴欲赊。复亨推筮策，解坼启萌芽。草茁还看荔，灰飞更验葭。书斋春信到，乐意撷芳华。

　　《诗稿》834-036《数点梅花天地心》诗曰：

　　冬冷梅先放，奇花感复深。一枝横地气，数朵绽天心。蕊吐苞符象，葩垂覆载阴。否终香暗度，泰始韵高临。惯写迎春息，能传破腊音。姿清含太液，神异表华林。元化从松转，生机自竹侵。圣颜时荗对，应料惬宸襟。

　　奕欣的诗题“读书之乐何处寻”与“数点梅花天地心”是翁诗的上下句。“数点梅花天地心”曾被篡改为“数点梅花天地春”托名邵雍写入装神弄鬼的《梅花诗》（《邵雍谶语》）中。宜泉的“梅花”诗与奕欣的“读书”诗同韵，特别是首韵皆用“深”字，其用词、结构又几乎与奕欣的“梅花”诗相同。奕欣“吐葩”宜泉“蕊吐”，奕欣惜“韶光”宜泉“破腊音”，奕欣举“荔”“葭”宜泉对“松”“筠”，奕欣写“疏影”“神悟”宜泉著“姿清”“神异”，奕欣“讲易”“复亨推筮策”宜泉“否终”“ 泰始韵高临。”。说宜泉的“梅花”诗与奕欣的两首“梅花”“读书”诗没有联系是很难的。宜泉的结题句“圣颜时荗对，应料惬宸襟。”其中“荗”应为“茂”字误刻。语似隐隐含嘲讽之意。而更为诡异的是两人的两首“萧然”诗。奕欣《翛然万籁涵虚清》诗曰：

　　即目虚清境，翛然性素谙。四围光洞澈，万籁气高涵。地迥摇空翠，天澄净蔚蓝。凉风生水渚，疏雨洗山岚。雁唳侵晨早，蛩吟入夜酣。幽怀尘外赏，爽霭宇中含。对景甎移八，怡情径闢三。泬寥秋意满，书味好相参。

　　《诗稿》826-031《萧然万籁含虚清》诗曰：

　　一天繁籁动，秋入最能谙。有穷虚成叶，无私清自含。鏦铮该近远，凄切遍西南。楼笛吹还急，闺砧捣未堪。吟蝉依苑囿，鸣雁过江潭。凉雨枫间合，轻飙竹外探。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此日开书卷，陶然兴倍酣。

　　它们用的同韵，首韵一样又是用的同一个“谙”字，此“谙”并非常用字，两个人如果相隔百年写同题诗用了相同的韵已实属不易，首韵又用同一个不常用的字，这个几率能有多少？而诗中用词又有重叠对应关系，象“雁-雁”“蛩-蝉”“凉-幽”“轻-爽”“酣-酣”不一而足。接连两首诗都有这个状况发生，这个几率又能是多少？因此说宜泉的诗完全是针对奕欣的诗而来，是和的奕欣之诗。但他的和诗不是吹捧而是嘲讽戏谑！奕欣的诗根据他的自序作于咸丰六年（1856），其诗稿刊刻也在此年。而这一年六月太平军首次攻破江南大营，同年十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面对如此危局，堂堂天潢贵胄的恭亲王还在悠哉游哉的写闲诗，这让我们的宜泉司马大为光火，他拍案而起，又落寞坐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还是写首诗来消消气吧。“鏦铮该近远，凄切遍西南。楼笛吹还急，闺砧捣未堪。”这不是太平军起于西南，征夫白骨闺砧泪是什么？如说这是借以泛指读到史书中的战争，为何独用“西南”一语？难道历朝战争都发生在西南吗？所以它指向的就是当下。“吟蝉依苑囿，鸣雁过江潭。”小人把持朝政在苑囿，忠士被排挤在远方。“凉雨枫间合，轻飙竹外探。”风花雪月依旧。“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崽卖爷田心不疼。“此日开书卷，陶然兴倍酣。”国破战犹酣，何能有此兴？与奕欣之“入夜酣”“泬寥秋意满，书味好相参。”对读讥讽之意甚明。读书诗中没来由的卷入一场战争，岂不怪哉？这与“萧然万籁含虚清”根本不搭调，它除了是在奚落、挖苦奕欣还能是什么？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是写不出来这样的诗的。这只能是在疾风劲雨中飘摇的咸、同时代的场景。而这个剧本兴廉宜泉来写是合适的，它的主角是奕欣。

　　（5）、《诗稿》825-030《万户捣衣声》“关心敲欲碎，塞眼响将穿。”亦为当时有战事的描写。“那如钟磬奏”“清秋不自怜”同有嘲讽之意在。为试帖诗起这样的题目本身就是一种讽刺。李白这首《子夜吴歌•秋》的结句是“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弘历在世，你若公然把试帖诗结题于此，说不定能成就你乾隆朝文字狱第一大案的名声。因此这题还是出在咸、同之际用以批评奕欣比较合适。

　　（6）、《诗稿》823-029《叶落知秋》“何处凤凰枝，偏能善记时。”以杜甫《秋兴八首》之八“碧梧栖老凤凰枝”开篇，以《秋兴八首》之四“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为韵，告诉你这是一个“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的故事，全是“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之讥。后二韵“感人潘安赋，悲生杜甫诗。由来如欲问？上苑最先知。”结题扣回杜甫“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上，所谓“最先知”实为“知不知时”之问，大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刺。讥刺放在哪个时代都可合适，但是杜甫诗中所感怀的安史之乱的经历却不是放在哪个时代都合适。乾隆朝找不出来一个安禄山，只有洪天王才能代替史思明。因此这诗的肉食者还得咸丰、奕欣来当。

　　（7）、《诗稿》还有几首诗可能与奕欣有联系。824-029《七月流火》得“流”字，以“秋”字结韵。奕欣于咸丰七年（1857）曾以《诗经•七月》的每一句为题作五律《豳风詠》一集，第一首《七月流火》亦为“流”字韵，以“秋”字结。【《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136页】奕欣热衷于这一主题是不是“流”与其鬼子六之“六”相偕呢？列此一乐。《诗稿》有818-025《树杪百重泉》得“泉”字、833-036《冬嶺秀孤松》得“松”字二诗，奕欣同治六年（1867）刊刻《正谊书屋试帖诗存》二卷，卷一为五言八韵诗，卷二为五言六韵诗。卷二有《树杪百重泉》得“泉”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168页】、《冬嶺秀孤松》得“青”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170页】。其中《树杪百重泉》一诗，二人诗作有用字遣词造句语意重合的现象。张宜泉《树杪百重泉》五言八韵，诗曰：

　　杂树山边植，长流乳窦悬。每经一夜雨，斗泻百重泉。吼木声清矣，奔林势猛然。珠跳藏盖急，玉漱抵巢偏。叠溅松涛合，层飞柳浪连。枝枝云练净，叶叶雪花鲜。觱沸纷疏圃，凄泠乱灌田。切休疑剖竹，圣泽本从天。

　　奕欣《树杪百重泉》得泉字五言六韵，诗曰：

　　山中逢雨后，快泻百重泉。远势峰头挂，奔流树杪悬。溅珠声不断，曳练影相连。涛拟松崖近，溪如竹坞穿。浪花飞雪磴，瀑布落云巅。雅兴棲岩挹，诗应访辋川。

　　奕欣同治六年（1867）刊刻《正谊书屋试帖诗存》，根据其自序“偶检曩时窗课得试帖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148页】可知这些诗大概写于其父道光在世之时，即1850年前后。而《树杪百重泉》得泉字一题又见于光绪元年（1875）四川乡试【《清秘述闻三种》739页】，此年主考官潘斯濂，此时的四川学政是大名鼎鼎的张之洞。【《清秘述闻三种》809页】此诗题出自王维《送梓州李使君》一诗，梓州即今四川三台县，这是王维写给李使君李叔明入蜀赴任的送别诗，四川拿来做乡试题堪称应景。张宜泉、奕欣诗题何来不得而知，但两人写有同题诗并有用词重合现象却是一个实际情况。

　　（8）、《诗稿》有701-087《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一诗用上平一东韵，奕欣同治元年《赓献集》其中有七律《恭和御制嘉平朔日阐福寺瞻礼元韵》一诗亦为上平一东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93页】，以此可知咸丰帝亦有同韵诗写及阐福寺，惜未能找到咸丰帝诗集，有得者或可参考。嘉平朔日是十二月一日。

　　（9）、如果我们承认《诗稿》中有个奕欣在，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更为大胆的猜测了。《诗稿》822-028《美花多映竹》此诗明褒暗讽语带机锋，应该是在讥刺慈安、慈禧联合奕欣发动“辛酉政变”施行两宫皇太后垂帘干政的。其诗曰：

　　竹林幽赏地，花气乱飘扬。妙映初争美，繁多渐斗香。拂云娇助势，洗雨劲凌芳。笑面娱高节，虚心惜艳粧。带葩双倚径，连笋半穿墙。灿烂淇川远，荧煌嶰谷长。到来堪悦怿，行处更彷徨。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

　　所谓“竹”谐音“主”，朝堂主政顾命八大臣之谓也，花当然就是后宫的皇太后了。“竹林幽赏地，花气乱飘扬。”政幽（忧）花乱。“妙映初争美，繁多渐斗香。拂云娇助势，洗雨劲凌芳。”一开始以肃顺为主的八大臣占上风，可以以“竹”“凌芳”坚决否定垂帘听政之议。“笑面娱高节，虚心惜艳粧。带葩双倚径，连笋半穿墙。”以弱示众，博得同情，叔嫂勾结，沆瀣一气，靠旁门左道而登堂入室，将君子之竹压于墙下，终行两宫垂帘之政。“灿烂淇川远”用了《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一典,虽为“美武公之德也”但武公乃杀兄篡国，得位不正却也是事实。“荧煌嶰谷长”传说黄帝使伶伦取嶰谷之竹以制乐器，定十二律。故此二句应是在劝说慈安、慈禧不要再干政，甚至篡位，一切事要依律而行。“到来堪悦怿，行处更彷徨”如果这样做了只会得到一时之快，但往后又如何走下去呢？“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此句看似在扣题，因诗题来自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其二“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实则是在警告，飞觞就是传递酒杯，可以理解为传位，此是说莫要贪恋权柄而不还政，现在不是唐朝，你如何做武则天？而且杜甫之诗末韵“谁能共公子，薄暮欲俱还。”还是归结到一个“还”字。反对垂帘听政奉劝两宫还政于朝的意味明确。看来兴廉是肃顺的粉丝，他是站在权臣派一边的。若此诗作于乾隆朝，则“于今不是唐”一句突兀而不得其解，难道是在劝乾隆这个太上皇还政于嘉庆吗？可是乾隆也不得称为映竹之花吧！

　　（10）、黄一农先生曾发现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大致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编排的。我们发现这些可能与奕欣有关的诗有被集中编排的倾向， 822-028《美花多映竹》、823-029《叶落知秋》、824-029《七月流火》、825-030《万户捣衣声》、826-031《萧然万籁含虚清》五首相连在秋编，833-036《冬岭秀孤松》、834-036《数点梅花天地心》两首相连在冬编。为什么与奕欣同题的诗会被编排在一起？这能是巧合吗？肯定不是，这明显是刻意而为。《诗稿》中有个奕欣是能确定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诗稿》中暗藏的历史人物，夏子龄、左宗棠应可确定无误。唐廷枢为有一定道理的戏猜。而作者与奕欣有众多交集应是实情，慈禧则为在此之上的演绎。通过他所结交与评价的人物可知，他对科举中进士一事始终热情高涨，对自己没能得中常耿耿于怀。他在政治上偏于保守，讲求正统，站队于顾命八大臣一方，对奕欣颇有微词不以为然，明确反对他和两宫皇太后搞的政变，是一个守旧思想浓厚之人。

　　2、可定地点：福建诏安梅岭、洛阳、长安、陕西佳县、福建汀江

　　（1）、《诗稿》841-041《殉节诗十二韵》中有“凤萧梅岭弄”“声价倍江东”之句。梅岭是哪里？欧阳键先生指出福建有三个梅岭，他倾向于是闽侯之梅岭。笔者认为指的是福建诏安梅岭镇，网上搜素诏安境内现在还存有八座贞节牌坊，可见其殉节风之烈，黄姓在当地也是大姓，所谓江东应指旁边潮州韩江之东，诏安正在其东面。兴廉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到福建至咸丰八年（1858）去台湾， 15年间在福建历任各缺。有文献记录的就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光泽县令，道光二十八年（1848）前署漳平知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侯官知县，第二年遭革职，咸丰五年（1855）任邵武县丞，咸丰八年前任闽县知县。而根据李佐贤“回忆当时酒阑灯炧，带醉酣歌，赏心读画，如前日事”的记录，他与李佐贤有过交集，李佐贤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咸丰二年（1852）任汀江知府，兴廉又应在汀江郡下干过差事。如此看来他在福建是那里有缺即到那里，到诏安补缺也是可能的。

　　（2）、《诗稿》549-068《冬暮二首其一》“丝鸡虚饯腊，粉荔失迎年。”其中“丝鸡”“粉荔”张书才考证为洛阳风俗否定了其与福建的联系，但是这却明确的指出了作者和洛阳的联系。生活在京城的张宜泉为什么对洛阳的风味情有独钟？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这诗的作者是洛阳人。

　　（3）、《诗稿》553-070《长安城阻风》一般认为是以长安代京城来指北京。但其中有“斑衣土点红”一句说明是红土，北京周围没有红土，而西安骊山东南地区是有红土的。所以此长安应该实指西安，这诗说的是西安的沙尘暴。

　　（4）、《诗稿》584-084《白云观即事》一诗，此诗初看之下多以为是北京的白云观，但细究之下其与北京白云观根本不相合。北京的白云观无山无水，又怎可能在白云边？其实这是陕西佳县黄河之滨白云山上的白云观。与佳县白云观情况比对，该诗堪称精华浓缩版的佳县白云观简介，为直观显示特制表格如下：

　　白云观即事 佳县白云观网上文字介绍

　　蕊珠真胜地， 传说修建白云山道观时，常有白云飘浮上空，笼罩全山，李玉风感而灵之（道家以白遥在白云边。 云为帝乡仙境），遂将嵯峨岭改为白云山，庙观名为白云观。

　　山近青牛路， 白云山地主牛登第（原河北省任邱县县丞）慷慨献地三百余垧。

　　河连赤鲤泉。 黄河之滨，山上可望黄河大峡谷。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终南山道人李玉风辗

　　转来到境内。当时瘟疫流行，百姓整户整村死亡，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李玉风广施

　　方药，妙手回春，很快扑灭了瘟疫。百姓感激不尽，遂尊其为真人神仙。

　　松腴饶殿鼎， 天启年间（1624年－1625年），建东岳大殿；道士李守鹄从山西石楼山募化松树苗

　　三百余株栽于白云山上，至今存活16株。另一原因在于黄河两岸晋、陕之地多为黄土

　　秃山，唯此白云山林木茂盛青松掩映。

　　芝彩结楼筵。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九重阳节藏经阁西南梁挺生一茎三花灵芝草，故又称

　　藏经阁为瑞芝阁。

　　说有飞升术，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神宗皇帝朱翊钧给白云山赐御制《道藏》4726卷，敕封轻难与世传。 真人洞为“白云洞”。此《道藏》全国仅七部。

　　这是陕西佳县白云山上的白云观应无异议。此白云观清朝也有大规模扩建重修之举。但此诗所描写均为明朝初建之时的情况，无一句一词说到清朝的扩建重修，因此怀疑此诗应为明朝人作于明亡前。

　　（5）、《诗稿》757-118《和穆县令九日题糕诗原韵》有“谁识诗人宴汉皋”句。汉皋何指也有争议。如果认为这是兴廉所作，还应从福建寻找。李佐贤为知府的汀州有汀江，其下游即为广东潮汕之韩江，会不会他本来写的是韩皋，其孙不识韩皋何意，故改为汉皋，或者其本来即以汉皋戏称韩皋汀皋。若如此，从汀州去寻找穆县令、段纯一或有收获。也可在《清代乡试文献集成》中寻找段纯一。

　　（6）、《诗稿》738-107《九日雨中探韵》因其中有“滕王阁”“戏马台”有人以此证明作者去过南昌和徐州，这是理解错误，此为用典，非是实指，不能用来证明地点。其诗曰：

　　溟濛凉雨洒重阳，节物惊心未易量。黄菊纵教能插鬓，白衣岂得劝飞觞。滕王阁上风常冷，戏马台前草已荒。权对儿童言路滑，指看鸣雁过潇湘。

　　“黄菊纵教能插鬓”这应该是说自己年纪小刚过了束发之年，束发之前的儿童是披发的因此无法黄菊插鬓。束发指的是15-20岁之间。“白衣岂得劝飞觞”还没有功名，被人瞧不起。后四句连用四典来说明白衣可以劝飞觞。“滕王阁上风常冷”据说王勃十四岁写了《滕王阁序》名动天下，故此句是说年纪小不是问题。“戏马台前草已荒”项羽建的戏马台长满荒草。项羽出身豪门贵族，刘邦是白丁布衣，贵族被白衣打败，故此句是说白衣也不是问题。“权对儿童言路滑”怀疑此为解缙“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解学士，笑煞一群牛。”之典，笑骂指责他不得劝飞觞的人是一群小儿、丑牛。“指看鸣雁过潇湘” 大雁在天上飞排列成人字形，因此这是在说我是天人而你们不过是一群地上丑牛。另外此句应化自温庭筠《瑶瑟怨》“雁声远过潇湘去”一句，故此可能是在说自己象温八叉一样八叉手而成此八韵，你们又怎能看不起我？如果这是兴廉写的，他19岁中举已非白衣，所以这是他15-19岁之间写的诗。而这诗排在七言诗的中间，这就排除了诗词编年的可能性。《诗稿》排序有时几首是有规律的但总体是混乱的，绝不是严格按时间来排列的。此诗也不能证明任何地点。

　　白云观所确定的陕西佳县和粉荔、丝鸡所确定的洛阳是明确的；西安是建立在佳县之上的合理解释，既然有在陕西活动的痕迹，西安就有一定的合理性；诏安、汀江是以兴廉的经历为依据的推测。

　　3、可定时间：明末-清末

　　（1）、五言排律试帖诗诗题与清朝乡试诗题有联系，胡铁岩先生作过研究，但他作的不全面，他只关注了顺天府的乡试诗题，而没有关注其他省份的诗题。现制表如下：

　　诗题 乡试题 年代 省份 页码

　　801-013春色满皇州 得春字 唐代乡试题 得州字、得新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一

　　803-014蓬瀛不可望 得浮字 赋得蓬瀛不可望得秋字 乾隆五十一年（1786） 顺天 272

　　809-019河出荣光 得河字 唐代乡试题 河出荣光 得光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三

　　赋得荣光出河得荣字 乾隆四十八年（1785） 河南 268

　　赋得荣光出河得光字 嘉庆十二年（1807） 顺天 543

　　818-025树杪百重泉 得泉字 赋得树杪百重泉得泉字 光绪元年（1875） 四川 739

　　824-029七月流火 得流字 唐代乡试题 得流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一

　　827-031天香云外飘 得天字 赋得天香云外飘得晴字 乾隆四十八年（1785） 贵州 271

　　赋得天香云外飘得香字 道光元年（1821） 云南 592

　　828-032鹤鸣于九皋 得鸣字 唐代乡试题 鹤鸣九皋 得皋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五

　　828-032鹤鸣于九皋 得鸣字 赋得鹤鸣九皋得声字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山西 251

　　828-032鹤鸣于九皋 得鸣字 赋得鹤鸣九皋得皋字 嘉庆五年（1800） 云南 530

　　829-033秋月如圭 得圆字 赋得秋月如圭得秋字 乾隆五十七年（1792） 云南 294

　　832-035壁彩对参差 得看字 句出李商隐《赋得月照水池》，毛奇龄将其选入《唐 人试帖》，冯浩认为它不是试帖诗。但月照水池是唐试帖诗的题目。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一

　　843-044四时殊气 得阳字 赋得四时殊气得阳字 乾隆五十四年（1789） 顺天 284

　　其中页码是指在中华书局1982年版，法式善等著《清秘述闻三种》一书中的页码。《树杪百重泉》一题前面已分析过，它与乡试同题，但应与乡试无关。此外，《河出荣光》与唐代诗题相同，而清代诗题为《荣光出河》；《鹤鸣于九皋》与唐代、清代《鹤鸣九皋》皆有所不同。而且其所得之字大多与乡试诗题所得之字不同韵。据此我们无法判断这些题目是否一定参考自乡试，它们不能作为断定时间的证据。《四时殊气》一题放在试帖诗的最后应该有总结之意，提醒人们他的试帖诗是按照春夏秋冬排序的。而且这诗题是乾隆亲自出的，故也可表不“负圣天子作人至意”云尔。

　　（2）、《诗稿》543-066《过马跡桥弔古》，张书才先生已有考证马跡桥就是马驹桥。其诗曰：“古桥呼马跡，有庙建何年？”此庙应为桥南之碧霞元君庙。[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八载：“碧霞元君庙在城外东南弘仁桥，成化时建。弘仁桥元时呼为马驹桥。”明成化为1464-1487年。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载：

　　（天顺七年四月）己巳（农历癸未年四月初十，公历1463年4月28日）。新建弘仁桥成，桥在南海子东墙外。旧名马驹桥，水自城西南经南海子出。岁以木为桥，水涨即冲去，往来者病涉。上悯之，欲建石桥，遂发内帑银数万两，顾工匠民夫为之。因命内阁臣李贤、陈文、彭时等往观焉。贤言工程浩大，顾民夫莫若用军士，一月人与银一两，彼亦乐为之矣，不惟军士得济，抑且力齐而工易完，上从之。既而文武大臣亦皆感激出俸银以为助。桥成，改名：弘仁。命贤为碑记。

　　根据以上记录可知马驹桥1463年改建石桥并更名弘仁桥，并命李贤在桥侧立石碑记录其事，1464年后建碧霞元君庙。桥虽改名弘仁，但民间仍习惯以马驹桥呼之。官方记录为弘仁桥，民间称为马驹桥，马驹桥一名没有了官方正式的支持可能是其被讹称为马跡桥的原因。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此桥、庙被重修，并在桥南东、西两侧立碑，上刻乾隆亲撰的《御制重修马驹桥碑记》《御制重修碧霞元君庙碑记》，桥被正式恢复马驹桥原名。马驹桥残碑现存通州西海子公园葫芦湖边。《钦定四库全书》版《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二十第二十九叶有《启跸幸南苑》一诗，其中“兹以落成礼碧霞”一句有诗注云：“重修马驹桥、碧霞元君庙蒇工，择于十二日亲致瓣香庆落”，同卷第三十二叶有《马驹桥、碧霞元君庙落成，是日瞻礼有作》一诗，《四集》卷二十之诗为乾隆三十九年三月诗作。查乾隆实录卷九百五十四，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甲子（十一日），上幸南苑行围……..是日，驻跸旧衙门行宫，翼日如之。”据此可知马驹桥、碧霞元君庙重修落成典礼在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公元1774年4月22日）举行。因此乾隆三十九年（1774）之后，马驹桥桥头有歇山重檐黄琉璃瓦顶御碑亭，里面是刻有《御制重修马驹桥碑记》的青石碑，能作诗的文人不可能再有马跡桥之误，因此这绝非兴廉的作品。它应该写于李贤所立弘仁桥石碑被毁坏之后，碧霞元君庙萧条之时。该诗既然称弔古，应该是做过一番考察才落笔的，但这里仍记为马跡桥，可见此时此地该地名未能统一规范的痕迹很明显。故最有可能的时间就是清初刚入关顺治或康熙早年，地名称呼混乱未固定时。

　　（3）、《诗稿》544-066《晚投彩屿村》，亦从张书才，彩屿应为采育。[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四载：“采育，乃古安次县采魏里也。明初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人仍呼采育，合新旧而名之也。”这也就是说官方名之为“采魏里”“蕃育署”，老百姓不买账合新旧名呼之为采育。百度采育镇可知康熙二十三年（1684）官方确定釆育之名延续至今，但百度未给出此条的文献出处，故暂从之，待考确认。由此可知这首诗和上首诗出现了同样的背景问题，都有官方命名不被民间所用，最后遵从民间称呼而改定的情况。接连两首诗出现相同问题，这证明我们上边的推测应该是正确的，即此二诗应作于清初刚入关，顺治或康熙早年，地名称呼混乱未固定之时，而不应是康熙中后期地名规范完善之后。

　　（4）、《诗稿》554-071《晓过浑河渡》“春晓浑河涨，茫茫水势饶。鳌翻山岳涌，蜃落市楼消。”浑河应是永定河，诗中描写的景观是永定河过了卢沟桥进入下游京南东安、固安诸县才会有的，历史上永定河水患主要发生在这里。而紧接着下一首诗就是555-071《固安县城隍庙观剧》，因此我们猜测这个浑河渡就是现在大兴机场西南，北京动物园正南的大兴区榆垡镇十里铺村古渡口，现在河上建有永定河大桥，过了大桥就进入固安境内。诗中最后所写“澄清闻有日，舟子倡新谣”应该指的是浑河第一次大规模治理。根据康熙实录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庚午（二月二十五，1698年4月5日）“浑河，著原任河道总督于成龙往察”“作何修治、令其水自分流、详勘绘图议奏”。三月丁丑（三月初二，1698年4月12日）上谕于成龙等“惟挑浚淤沙、河之两岸、掘五六尺深阔、令水得畅流、当不至于涨溢矣”，三月辛卯（三月十六，1698年4月26日）于成龙奏报“作速办理、六月内可以完工”，七月癸巳（七月二十一，1698年8月26日）治理完工，康熙“照该抚所请赐名永定河。建庙立碑”。也就是说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二十一日浑河改称永定河，此诗题《晓过浑河渡》，说明写于改名之前或改名之后不太久。当然如果一味好古，追求诗意的苍凉雄浑，即使已改称永定河多年而仍坚持呼为浑河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们主要取“澄清闻有日”一句为证。此句说明浑河以前没有被彻底的治理过，没有可称作浑河清的时候出现过，这是第一次，那就只能指向康熙的这次治理，如果是康熙以后的治理他就应该说“澄清再有日”而不应用闻所未闻之“闻”。所以我们说这首诗写于这次治理之前，具体当在此年二月底到三月初于成龙往察浑河之后，这样他才能有所“闻”，又应在三月中下旬开工之前，这样他才能只是“闻”而未见。此诗可定时间康熙三十七年（1698），兴廉出生的102年前。

　　（5）、《诗稿》574-080《通州道上》末句云：“一鞭残照里，得意马蹄轻。”通州有贡院，是为附近27个州县举办童试的地方。此诗马蹄轻之语与科举有关，怀疑这是去通州参加童试的途中所作。此句又或与梁恭辰有关系。其《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载：

　　乾隆己酉科会试，诗题《草色遥看近却无》，吾乡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诗中有“一鞭残照里”句，主司指为引用《西厢记》语，斥不录。其实此孝廉并不记得是《西厢记》语，特平日风流自赏，口吻自与暗合。暗合尚受其累，况沉溺于是书者耶？

　　诗句有对照此事反取其意的味道。梁恭辰(1814年-1887年),字敬叔,福建福州人。其《北东园笔录》最早有同治五年(1866)刊本。若诗句本之于此，则该诗写于兴廉逝后。

　　（6）、586-085《过柳巷村五显财神庙》柳巷村即今北京丰台区六里桥村，此五显财神庙当时就位于现今的六里桥立交桥之下，现在桥西南辅路两边有两棵被保护下来的古槐树即为庙中遗存。雍正于九年（1731）下旨修广宁门（现广安门）至小井村石道，并于同年七月立碑於小井村石道之畔。此碑现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雍正御制《广宁门新修石道碑文》曰：“………广宁门其必由之路。门外通逵，轮蹄所践，岁月滋久，渐至深洼。时雨既降，潦水停注，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朕甚憫之，乃命奉宸苑相度修治，自广宁门至小井村，长一千五百丈，皆填窪为高，砌以巨石，其广两丈。凡费户部帑金八万两。”可见这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雍正修此路之目的绝非他所说的“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朕甚憫之”，他是“憫”自己才修的这条道。雍正八年他的泰陵开建，此为必经之路，如何不修？石道过柳巷村处建有白石桥，因桥距广宁门六里，遂称六里桥，柳巷村亦因此改名六里桥村，具体何时改名应不会距雍正九年（1731）太晚。此石道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修并延长至大井村，在大井村建乾隆御制碑亭，后又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于大井村处路中立木制牌坊，乾隆四十年（1775）再改木牌坊为三个门洞形制的石牌坊。但此诗有云：“荒村留古迹，僻巷露真形。”石道建成，傍村而过，前面不远处即相继建有两座御碑亭，路中还有十几米高的石牌坊，一个当时最高等级的高速公路加持的村子，全国能有那个村子可比？因此此村无论何名似已不便称呼为“荒村”“僻巷”，所以此诗不应写于雍正九年之后，更不应写于乾隆之后，而应写于雍正九年之前，即雍正所谓“岁月滋久，渐至深洼，时雨既降，潦水停注，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之时才可相应。

　　（7）、《诗稿》748-113《过法王寺壁臻禅师旧居》，根据网上介绍北京法王寺即广通寺，位于北京北下关高梁桥附近，该寺为元代法王寺别院，元至初年本刹住持贵吉祥所建，是三藏法师默克沙实哩的宏法道场。嘉靖三十八年（1559），由内官监太监田用和御门圈太监梁经出资重修法王寺，并改名为广通寺。据此，如此诗是写的北京法王寺，则该诗应写于1559年之前。

　　（8）、《诗稿》749-114《南苑即景》有“三宫冷落宸游少，惟见长杨引路频。”一句，既为即景当是实际景物的再现。《钦定四库全书》版《乾隆御制诗•五集》卷九十五第二十五叶有乾隆六十年（1795）弘历写的《题团河行馆》一诗，其首句“行宫旧三处，此处实新增。”下有诗注，其注云：

　　苑中新旧衙门二，皆明时中官提督之衙。至南门行宫则建自康熙五十二年。此处行宫因乾隆四十二年疏拓团河之水，构筑数宇于旁，乃予所新增也。

　　此注已将南苑乾隆时有四个行宫讲解清楚。所谓“新旧衙门二”指的是小红门西南处的旧衙门行宫，因在南苑东部故又称“东宫”。《清稗类钞•宫苑•南苑》载：“国初作东西二宫。”【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一册，第175页。】《康熙起居注》也载：“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午门出正阳门，幸南苑，驻跸东宫。”和位于镇国寺门五里处的新衙门行宫，因在南苑西部故又称“西宫”。此二宫“皆明时中官提督之衙”。南门行宫又称“南宫”，位于南大红门内，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团河行宫乾隆亲自佐证建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南苑即景》说“三宫冷落宸游少”可见此时团河行宫尚未建。故此诗应写于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之间。“宸游少”又说明有连续几年未去的现象。查《康熙实录》可知康熙几乎每年必去南苑，其薨逝前数日还在南苑行猎，因此以“宸游少”来说康熙是不合适的。而根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在位十三年间只有雍正七年五月有幸南苑的记录，乾隆也有二次间隔四、五年未幸的记录。因此此诗应写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前的雍正或乾隆某个时期。

　　（9）、《诗稿》750-114《西宫即事》，上面已经分析了，西宫即南苑新衙门行宫。诗中说“凄凉宫殿野烟浮，深锁朱扉永日幽。”已非康乾气象，而根据《清实录》嘉庆、道光皆有多次幸南苑的记录，道光皇帝最后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二十七年（1847）连续两年幸南苑，因此这也不是嘉、道时期的景象。“西绕荒村飞乳燕”竟然用了“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典故，新衙门行宫西是潘家庙村，即《诗稿》562-074《晓发潘家庙》之村也，彼时的潘家庙还是”市喧红日上，村曙冷烟轻。”的一派繁华，氤氲着“南苑随人远”“瑞气绕神京”的祥和气氛，此时则是“拾薪子尽蓬头惯，荷蒉人多赤脚流。”的末世荒凉。“东连官厩听鸣驺”西宫东南原来有马圈，是养少量御马的场所，不可能让马的嘶鸣影响到西宫皇帝的休息，咸、同时因战争需要马圈辟为官厩开始大量养军马，因此才能有“听鸣驺”之语，此时南苑宫殿才能称是“深锁朱扉永日幽”的状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来文•牲畜管理2908包》记载了大量养军马的事实：“自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至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止，共合计喂养军需马61927匹。”因此此诗应作于咸丰后期到同治时期，而此时兴廉正在福建、台湾官场沉浮，他没有机会来“西宫”“即事”。此《西宫即事》紧排于《南苑即景》之后，景物、时代明显不同，象是刻意编排用以对比的。

　　（10）、《诗稿》751-115《一亩泉口占》满篇恬静田园风光，应为与《南苑即景》同时之作。一亩泉为南苑两大水源之一，发源于南苑西北隅，即新衙门行宫之北，聚成小龙河后在苑东南汇入凤河。其中“萦折故留看去态”一句，应该说的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疏浚苑内河流，将凤河下游的河道改为“之”字形走势。《钦定四库全书》版《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五第三十二叶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作《南红门外作》一诗，其诗注载：“又以旧河势直，恐其一泻无遗，令作之字形，使其曲折而下。”如此诗与《南苑即景》同时，则应排除写于雍正之时，可更进一步确定两诗写于乾隆三十七年（1771）开始疏浚河道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团河行宫落成之间。

　　通过对《诗稿》信息所确定的人物、地点、时间的分析考证，按照最保守的估算，以《过马跡桥弔古》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到《书慰卜士段纯一》的左宗棠活动的时代，时间跨度接近100年；如以《晓过浑河渡》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开始计算，则在150年以上；若放宽至《过法王寺壁臻禅师旧居》《白云观即事》的明代，则在300年以上。如果按作者来说，817-024《渔妇晓粧波作镜》是兴廉的作品，而543-066《过马跡桥弔古》、750-114《西宫即事》不可能是兴廉的作品； 711-093《秋日简王公先生世兄》是一个名字中有廉字的人写的，而740-108《四时閑兴》八首是一个名字与阮籍有关的人写的，宜泉或廉字都找不到与阮籍的联系。以此可知《诗稿》并非按时间编排，它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是若干个作者在至少百年以上的时间内作品的汇集。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