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微言·22】师表校魂：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庚子赔款”首批赴美留学生，1910年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研读电机工程，1915年任清华学校物理学教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31年至1948年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至1962年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前期为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

　　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应邀赴清华学校作了《君子》的磅礴演讲，以《周易》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

　　与今日清华不一，老清华极富自由主义传统，为捍卫学术独立，闹学潮的斗志、水准和北大半斤八两，也是蛮拼的。1928年至1931年，由于派系斗争、人事倾轧、反抗党化教育等因素，教授支持学生“三赶校长”。最匪夷所思的是，1930年6月，清华校友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前来上任，学弟学妹们并不怠见，在校门口竖起“拒绝乔万选”的大旗，还把乔万选一人请进小礼堂，出来时拿到他签署的“永不任清华校长”承诺。

　　1931年12月，梅贻琦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任上回国救场，接任已空缺11个月的清华校长。不足10年，清华这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一跃成为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著名高校，深受同行、世人瞩目。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梅贻琦治校本领，知易行难，简而言之就是“四论”。

　　──“大师论”。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最为经典、最受称道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演讲中他还声明，“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梅贻琦聘请名师，不唯学历、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在清华当教授。他求贤若渴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20岁因一篇学术论文引起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关注，梅贻琦与熊庆来两位伯乐欣然不断“破格”：一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培养；二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允许修习大学课程；三破格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四破格28岁未经讲师、副教授台阶直聘为教授。

　　老清华的文学院、理学院历史悠久，与北大难分轩轾。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新清华素以工学著称，这个根基是梅贻琦一手打下。蔡元培停办北大工科，送给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梅贻琦发猛力办工科，亲兼清华首任工学院院长，而且打情感牌引进“栋梁之材”。顾毓琇是MIT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2年8月，梅贻琦要顾毓琇回母校协助创办工学院。基于对清华和梅贻琦的深厚感情，他果真辞职回清华，任电机系首任系主任和两个研究所首任所长，次年接替梅贻琦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展示了梅贻琦作为一个教育家，择天下名师而聘之、择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宽广胸襟。在他的调理之下，清华“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学术风格更为鲜明。

　　──“自由论”。

　　1929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两周年，清华立碑纪念。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为此撰写碑文，首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宣示了清华乃至中国知识分子菁英孜孜以求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品格和风骨。

　　梅贻琦坚持学术自由、政治中立。战火纷飞的西南联大还能开课1600门，有的同一门课，三个不同教授同时开，学生自由选择，互为印证。他不干涉限制师生开什么会，参加什么活动，更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内有国民党党部，有三青团分部，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闻一多、张奚若、罗隆基等左、中、右的教授，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国民党。

　　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吐露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对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过激”言论并不认同，在日记中不止一次颇有微词。“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但当局企图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从未理睬，更不执行。

　　20世纪20年代，梅贻琦批准冯友兰考察苏联，回校公开宣讲苏联的优越性。30年代，他宽容吴晗、闻一多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吴晗公然左倾，在清华的绰号就是“吴晗托夫”，国民党准备为难他，梅贻琦就让人通知他离开清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名单后，梅贻琦提前通知名单上的学生，许多学生就在叶公超、冯友兰、朱自清等教授家躲藏。对于国民党在大学中推行的党化教育，梅贻琦不硬抗叫板，常打太极拳应付了事。他甚至捐了十元大洋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也主动找到中共地下党干部问：“你们的人都躲得怎样了？”

　　──“从众论”。

　　梅贻琦尊重清华“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传统，教授评议会在清华掌握实权。他虽任校长，不大权独揽，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议合理、有利清华，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

　　遇到工作中问题，梅贻琦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吴有训教授常与他“唱反调”，他不以为忤。冯友兰回忆，当年清华流传着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清华饱学之士众，恃才傲物者多。梅贻琦仅是留美硕士，却得到清华师生的一致敬佩认可，关键就是梅贻琦治校民主、尊重人才。朱自清在为梅贻琦《中国的大学》作序时称赞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梅贻琦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梅贻琦在答辞中谦逊地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形象地说明了校长定位。“好戏通常是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着‘与有荣焉’。”

　　──“从游论”。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出通才教育的理念，认为在大学期间，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培养“专才”。“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1933年，他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说：“理工为实用学科，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同年，清华开始实行文法学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学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开创了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首先与德国约定互派研究生。

　　梅贻琦认为，“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还提出“从游论”，生动比喻学校、师生的关系。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梅贻琦不以学术著称于世，也没有“大师”头衔，重病卧床，去世前3个月才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为清华聘请了众多的大师，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人才济济，众星璀璨。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了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华罗庚、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批“国宝级”学术大师。

　　中兴业 须人杰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也与梅贻琦的治校育材理念呼应共振。“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清华就对战局预判清醒，而且付诸行动，梅贻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1936年2月，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赴湖南，与湖南省 何健商洽筹设分校，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何健拨长沙岳麓山空地100余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1936年冬，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仪器到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40箱。这些图书、仪器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珍贵的教学设备，开展了有限的学术研究。

　　1938年至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在重庆陪都另有职务，西南联大校务实际由梅贻琦一人主持。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奇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学界认为西南联大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不乏其人。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难。三校之中，清华的人数、资金、设备显著占优，但梅贻琦不偏不倚，公正无私，三校师生很服气、很拥戴。例如梅贻琦利用清华工学院的设备和清华校友的资源，开办了“清华服务社”搞创收，设机械工厂、机制木材厂、农场、碾米场等。又将服务社所获利润，与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薪酬，皆大欢喜。

　　西南联大“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和谐到什么程度呢？流传着一个“通家之好”的故事，成为美谈。1941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重庆的张伯苓校长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庆祝。黄钰生在会上解释了“通家”缘由──清华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第一班的高材生（其实黄钰生也是先念南开、再念清华）。接着，冯友兰登台叙起清华、北大的“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人，他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之后会议氛围热烈，纷纷列举三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毫无门户之见，其乐融融，如同一家。

　　对照鲜明的是，与国立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国立西北联大办不下去，分家了之。“带头大哥”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强势，内部矛盾重重，离内战战场又近，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指令西北联大一拆为五。

　　寡言君子 别具一格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梅贻琦寡言慎行，他自己也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西南联大校园曾流传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调侃梅贻琦是“寡言君子”。

　　但熟悉的朋友知道，梅贻琦言语不多，很有主见定力，思考周全之后，行动迅捷。陈寅恪曾称赞，“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而且他很有幽默感和人情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说：“月涵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国难当头，学潮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情怀，学生进城游行，梅贻琦就派卡车接回；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释、保护。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次闹学潮，总要先贴出“拥梅”标语，口号常常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回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冰心的先生吴文藻毕业于清华，书生气十足，日常生活糊涂，笑料颇多，被戏谑为“傻姑爷”。例如“买萨其马”点心说成“买马”；“丁香花”说成“香丁花”。有次梅贻琦和清华校友们到冰心家，冰心当场写了首逐句加字的宝塔诗取笑：“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听了解释后，哈哈大笑，当场续作两句，以退为进调侃：“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刚毅坚卓 忧道安贫

　　君子忧道不忧贫。梅贻琦人格高洁、一生正气、两袖清风，令清华师生、达官贵人肃然起敬。马约翰称赞他，“不但是一位真君子，而且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

　　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按规定可以享受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特权”，梅贻琦主动放弃了。写报告、公函的草稿纸都用废纸的反面。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与教授一样租民房，将校长专用车交给学校共用，自己家庭符合条件却不拿补助金。1941年7月去成都公差，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恰好可乘邮政汽车，为给学校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机票，宁受日机空袭之险、山路颠簸之苦。

　　梅贻琦身居高位，廉洁奉公，清贫如洗，从不利用职权为妻子、儿女谋利。梅夫人韩咏华回忆，在昆明“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生活拮据，梅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摆地摊挣了10元招待客人有之，走街串巷提篮卖“定胜糕”有之，62岁到衣帽工厂、首饰店、医院、盲童学校打短工4年有之。最后山穷水尽，梅贻琦骨癌住院付不起医疗费，清华校友半年募捐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爱心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他的丧葬费也是清华校友捐助。在病床旁有一只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去世后打开一看，是雄厚的清华基金历年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分毫不差。

　　梅贻琦为人处世外圆内方，颇有章法。云南省政府 龙云作为地主，在人、财、物等方面关照西南联大甚多。联大附中教育质量高，龙云因女儿龙国璧报考落榜，让秘书长找梅贻琦通融，秘书长磨磨唧唧不干，如实相告：“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不死心，特地登门拜访梅贻琦，请求破例收录。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里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为龙云女儿辅导功课，以便明年再考，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由龙云出。在这样的君子面前，龙云无酒也是醉了，只好从了。

　　梅贻琦不但对别人坚持原则，对近亲念书也不“开后门”。他的侄子梅祖武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理想，去了北洋大学。他的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理想，去了燕京大学。

　　梅贻琦主掌清华期间，前期军阀割据，中期日寇入侵，后期国共对峙。“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作为掌舵的船长，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传统，坚持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良知，肩负为民族复兴伟业播下火种的使命，一生专注一事：守护清华、壮大清华。

　　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是清华大学（含北京、新竹）任期最长的校长，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表达对清华园的眷恋。陈岱孙称梅贻琦“一生的业绩和清华结合在一起”。清华人也尊称这位可信、可亲、可敬的校长为“永远的校长”、“终身的校长”。

　　梅贻琦去世之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校园内，命名为“梅园”，供世人瞻仰。北大老校长蒋梦麟执笔悼词，评价他“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中国崛起而与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厥功之伟，莫之与京”。

　　对于安葬校园的决定，当时曾有异议，“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在校园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了校长墓地了吗？”但这并未动摇治丧委员会的决定，回应说：“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学校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作为墓园，但是梅校长可以，因为他和清华已经融成一体了。”　

　　（2015年3月2日。在时政评论微信公众号“sswypl”同步发布）

一、师表校魂：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庚子赔款”首批赴美留学生，1910年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研读电机工程，1915年任清华学校物理学教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31年至1948年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至1962年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前期为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

　　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应邀赴清华学校作了《君子》的磅礴演讲，以《周易》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

　　与今日清华不一，老清华极富自由主义传统，为捍卫学术独立，闹学潮的斗志、水准和北大半斤八两，也是蛮拼的。1928年至1931年，由于派系斗争、人事倾轧、反抗党化教育等因素，教授支持学生“三赶校长”。最匪夷所思的是，1930年6月，清华校友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前来上任，学弟学妹们并不待见，在校门口竖起“拒绝乔万选”的大旗，还把乔万选一人请进小礼堂，出来时拿到他签署的“永不任清华校长”承诺。

　　1931年12月，梅贻琦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任上回国救场，接任已空缺11个月的清华校长。不足10年，清华这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一跃成为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著名高校，深受同行、世人瞩目。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梅贻琦治校本领，知易行难，简而言之就是“四论”。

　　──“大师论”。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最为经典、最受称道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演讲中他还声明，“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梅贻琦聘请名师，不唯学历、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在清华当教授。他求贤若渴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20岁因一篇学术论文引起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关注，梅贻琦与熊庆来两位伯乐欣然不断“破格”：一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培养；二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允许修学课程；三破格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四破格28岁未经讲师、副教授台阶直聘为教授。

　　老清华的文学院、理学院历史悠久，与北大难分轩轾。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新清华素以工学著称，这个根基是梅贻琦一手打下。蔡元培停办北大工科，送给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梅贻琦发猛力办工科，亲兼清华首任工学院院长，而且打情感牌引进“栋梁之材”。顾毓琇是MIT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2年8月，梅贻琦要顾毓琇回母校协助创办工学院。基于对清华和梅贻琦的深厚感情，他果真辞职回清华，任电机系首任系主任和两个研究所首任所长，次年接替梅贻琦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展示了梅贻琦作为一个教育家，择天下名师而聘之、择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宽广胸襟。在他的调理之下，清华“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学术风格更为鲜明。

　　──“自由论”。

　　1929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两周年，清华立碑纪念。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为此撰写碑文，首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宣示了清华乃至中国知识分子菁英孜孜以求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品格和风骨。

　　梅贻琦坚持学术自由、政治中立。战火纷飞的西南联大还能开课1600门，有的同一门课，三个不同教授同时开，学生自由选择，互为印证。他不干涉限制师生开什么会，参加什么活动，更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内有国民党党部，有三青团分部，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闻一多、张奚若、罗隆基等左、中、右的教授，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国民党。

　　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吐露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对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过激”言论并不认同，在日记中不止一次颇有微词。“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但当局企图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从未理睬，更不执行。

　　20世纪20年代，梅贻琦批准冯友兰考察苏联，回校公开宣讲苏联的优越性。30年代，他宽容吴晗、闻一多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吴晗公然左倾，在清华的绰号就是“吴晗托夫”，国民党准备为难他，梅贻琦就让人通知他离开清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名单后，梅贻琦提前通知名单上的学生，许多学生就在叶公超、冯友兰、朱自清等教授家躲藏。对于国民党在大学中推行的党化教育，梅贻琦不硬抗叫板，常打太极拳应付了事。他甚至捐了十元大洋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也主动找到中共地下党干部问：“你们的人都躲得怎样了？”

　　──“从众论”。

　　梅贻琦尊重清华“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传统，教授评议会在清华掌握实权。他虽任校长，不大权独揽，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议合理、有利清华，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

　　遇到工作中问题，梅贻琦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吴有训教授常与他“唱反调”，他不以为忤。冯友兰回忆，当年清华流传着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清华饱学之士众，恃才傲物者多。梅贻琦仅是留美硕士，却得到清华师生的一致敬佩认可，关键就是梅贻琦治校民主、尊重人才。朱自清在为梅贻琦《中国的大学》作序时称赞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梅贻琦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梅贻琦在答辞中谦逊地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形象地说明了校长定位。“好戏通常是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着‘与有荣焉’。”

　　──“从游论”。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出通才教育的理念，认为在大学期间，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培养“专才”。“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1933年，他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说：“理工为实用学科，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同年，清华开始实行文法学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学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开创了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首先与德国约定互派研究生。

　　梅贻琦认为，“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还提出“从游论”，生动比喻学校、师生的关系。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梅贻琦不以学术著称于世，也没有“大师”头衔，重病卧床，去世前3个月才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为清华聘请了众多的大师，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人才济济，众星璀璨。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了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华罗庚、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批“国宝级”学术大师。

　　中兴业 须人杰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也与梅贻琦的治校育材理念呼应共振。“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清华就对战局预判清醒，而且付诸行动，梅贻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1936年2月，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赴湖南，与湖南省 何健商洽筹设分校，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何健拨长沙岳麓山空地100余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1936年冬，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仪器到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40箱。这些图书、仪器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珍贵的教学设备，开展了有限的学术研究。

　　1938年至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在重庆陪都另有职务，西南联大校务实际由梅贻琦一人主持。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奇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学界认为西南联大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不乏其人。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难。三校之中，清华的人数、资金、设备显著占优，但梅贻琦不偏不倚，公正无私，三校师生很服气、很拥戴。例如梅贻琦利用清华工学院的设备和清华校友的资源，开办了“清华服务社”搞创收，设机械工厂、机制木材厂、农场、碾米场等。又将服务社所获利润，与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薪酬，皆大欢喜。

　　西南联大“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和谐到什么程度呢？流传着一个“通家之好”的故事，成为美谈。1941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重庆的张伯苓校长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庆祝。黄钰生在会上解释了“通家”缘由──清华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第一班的高材生（其实黄钰生也是先念南开、再念清华）。接着，冯友兰登台叙起清华、北大的“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人，他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之后会议氛围热烈，纷纷列举三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毫无门户之见，其乐融融，如同一家。

　　对照鲜明的是，与国立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国立西北联大办不下去，分家了之。“带头大哥”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强势，内部矛盾重重，离内战战场又近，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指令西北联大一拆为五。

　　寡言君子 别具一格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梅贻琦寡言慎行，他自己也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西南联大校园曾流传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调侃梅贻琦是“寡言君子”。

　　但熟悉的朋友知道，梅贻琦言语不多，很有主见定力，思考周全之后，行动迅捷。陈寅恪曾称赞，“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而且他很有幽默感和人情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说：“月涵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国难当头，学潮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情怀，学生进城游行，梅贻琦就派卡车接回；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释、保护。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次闹学潮，总要先贴出“拥梅”标语，口号常常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回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冰心的先生吴文藻毕业于清华，书生气十足，日常生活糊涂，笑料颇多，被戏谑为“傻姑爷”。例如“买萨其马”点心说成“买马”；“丁香花”说成“香丁花”。有次梅贻琦和清华校友们到冰心家，冰心当场写了首逐句加字的宝塔诗取笑：“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听了解释后，哈哈大笑，当场续作两句，以退为进调侃：“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刚毅坚卓 忧道安贫

　　君子忧道不忧贫。梅贻琦人格高洁、一生正气、两袖清风，令清华师生、达官贵人肃然起敬。马约翰称赞他，“不但是一位真君子，而且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

　　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按规定可以享受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特权”，梅贻琦主动放弃了。写报告、公函的草稿纸都用废纸的反面。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与教授一样租民房，将校长专用车交给学校共用，自己家庭符合条件却不拿补助金。1941年7月去成都公差，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恰好可乘邮政汽车，为给学校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机票，宁受日机空袭之险、山路颠簸之苦。

　　梅贻琦身居高位，廉洁奉公，清贫如洗，从不利用职权为妻子、儿女谋利。梅夫人韩咏华回忆，在昆明“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生活拮据，梅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摆地摊挣了10元招待客人有之，走街串巷提篮卖“定胜糕”有之，62岁到衣帽工厂、首饰店、医院、盲童学校打短工4年有之。最后山穷水尽，梅贻琦骨癌住院付不起医疗费，清华校友半年募捐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爱心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他的丧葬费也是清华校友捐助。在病床旁有一只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去世后打开一看，是雄厚的清华基金历年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分毫不差。

　　梅贻琦为人处世外圆内方，颇有章法。云南省政府 龙云作为地主，在人、财、物等方面关照西南联大甚多。联大附中教育质量高，龙云因女儿龙国璧报考落榜，让秘书长找梅贻琦通融，秘书长磨磨唧唧不干，如实相告：“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不死心，特地登门拜访梅贻琦，请求破例收录。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里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为龙云女儿辅导功课，以便明年再考，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由龙云出。在这样的君子面前，龙云无酒也是醉了，只好从了。

　　梅贻琦不但对别人坚持原则，对近亲念书也不“开后门”。他的侄子梅祖武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理想，去了北洋大学。他的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理想，去了燕京大学。

　　梅贻琦主掌清华期间，前期军阀割据，中期日寇入侵，后期国共对峙。“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作为掌舵的船长，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传统，坚持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良知，肩负为民族复兴伟业播下火种的使命，一生专注一事：守护清华、壮大清华。

　　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是清华大学（含北京、新竹）任期最长的校长，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表达对清华园的眷恋。陈岱孙称梅贻琦“一生的业绩和清华结合在一起”。清华人也尊称这位可信、可亲、可敬的校长为“永远的校长”、“终身的校长”。

　　梅贻琦去世之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校园内，命名为“梅园”，供世人瞻仰。北大老校长蒋梦麟执笔悼词，评价他“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中国崛起而与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厥功之伟，莫之与京”。

　　对于安葬校园的决定，当时曾有异议，“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在校园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了校长墓地了吗？”治丧委员会并未动摇这个决定，回应说：“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学校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作为墓园，但是梅校长可以，因为他和清华已经融成一体了。”

　　（2015年3月2日。）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