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题写的“避暑山庄”的“避”真的是“天下第一错字”吗？

全天下的第一错字，究竟错的有多么的离谱，是题写者本人故意为之，还是后人理解有误？

此中究竟有怎样的蹊跷变故，闻名于世的避暑山庄，到底是因为这一个字饱受诟病，还是借此宣传，间接为其扩大了影响力呢？

汉字的演化，也并非一朝一夕的，就至今我国境内，所有的文字也达不到统一的程度，偏差是有的。

让我们来看看，众人所说的康熙写错字到底错在哪里？ 按我们现代的避字来说，实际上是经过简化的简体字，绝非康熙写错了，应该是被人误解，理解错了，如果大家对古文字颇有研究，就明白当时康熙为什么会这样写。

发现这一横的人，只能说注意细节，但却没有文化历史常识，如果大家有临摹过的，真实古人碑帖字迹，如果恰巧有这个字，多一横才是常规写法。

当然也有人说是康熙多写了一点，但是整个字上其实就两点，何来多一点之说，刚开始我也陷入了这个误区，始终没有找见这一点多在哪里，但其实看到那多出来的一横，才恍然大悟。

关于康熙多写的这一横，也被许多人大做文章，根据导游口中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康熙为疏忽大意写错，身边的大臣无人敢斗胆指正，所以这一笔也就被遗留了下来。。

对于康熙写错的字也还有其他版本。 大约在1701年的冬天，康熙也如同其他皇帝一般，并不愿意在皇宫中常年居住，也想找一个山清水秀，冬暖夏凉的行宫居所，沿途经过的美景众多，哪怕是龙须门、双峰寺，也没有让康熙动心。

但就在他半路返回，准备去另一所行宫的途中经过热河上营，被这里的美景深深吸引，再加之此地，地理位置极好，是建立行宫的一块风水宝地。

确定好地址，从1903年开始，热河行宫耗时5年终于初具规模，直到三年后才最终竣工，为此等了8年之久的康熙，也为其亲笔题名，一幅避暑山庄的康熙亲笔，瞬间跃然纸上。

难道这真是康熙的低级失误吗？

其实并非如此，康熙对于错字的态度还是相当严谨的，批阅奏章就能看出其细心程度。大约在1707年，有一次康熙在奏章中发现错字，还是秉着负责任的态度，将其圈点出来，事后也特意向主要负责人告知。

至于康熙为什么会对错字如此纠结，不仅是说明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于交上来的每一份奏章，他都是仔细阅读了的，有任何错误，只要是他能够发现的，都会将其改正。

很多官员因为公务繁忙，有些奏章也仅仅是例行公事罢了，认为康熙必然不会仔细查阅，但孰不知康熙的批阅奏章态度，在奏章中就有直接体现，只要是他批阅过的，都有批阅点评的痕迹。

康熙对于文字的尊重，用谨言慎行来形容最为贴切。在康熙逐渐步入老年，身体有恙之际，他也经常会召集大臣来探讨，这些年来所做的功绩与欠缺之处，就明确表明：他在批阅奏章的时候尤其谨慎，在奏章里发现错别字，必然会修改后再发，容不得半点疏忽，也算是长期以来因习惯养成的天性使然。

尽管身为一国之君，但康熙在闲暇之余，也经常会读书写诗，梳理文章，精神世界也很丰富。1684年在康熙南下巡查期间，闲来无事的康熙，竟然沉浸在书中，直到三更天也浑然不知。

直到身边的侍从前来提醒，让他保重龙体，他才从沉浸的状态中走出来，从5岁起就读书的康熙，到8岁这三年之间。

对学问始终秉持着不耻下问的态度，熟读四书五经，已经是基础，除了圣贤书，对于古代帝王的治国韬略，他也会经常涉猎，保留其中的精华，对于其中不当过失之处，他也会在书中批注，提出自己的意见见解。

如此细心，博学谨慎的康熙帝，为什么会写错字？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今文化的差异，当然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人故意为之的假象，见着康熙皇帝的名号，通过看似是纰漏的文学常识，从而对康熙皇帝，对那一段历史进行调侃。

其实更多的是趣味性，而并非真实的情况反映，关于避暑山庄的避字，自古以来就有那样的写法。追根溯源，是我们理解错了，而并非康熙写错了。

一、历史上有哪些「这样错误都会犯」的故事？

龙虾一样的强军说来每每有人谈起大英帝国的崛起总会和皇家海军联系在一起，确实，作为曾经的大海权国家，英国皇家海军非常耀眼。也正是因为皇家海军在18-19世纪的璀璨，让英国陆军沦为背景板。

但是细考历史不难发现，其实那帮搅屎棍的陆军也挺猛的，有个名叫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德国人，曾经忘记祖传大陆军的荣耀、忘记职业军人不服输的特性，赞叹英国陆军是19世纪列强陆军中唯一没输过战争，没受过重大挫折的军队。嗯......没错，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恩格斯说的。

英国陆军自组建以来一直走精兵路线，训练严格，战术老练，在排队枪毙年代，他们凭借极致的线列步兵打出了名号。身穿红衣排成那条“细细的红线”号称从未被突破，为自己赢得“龙虾兵”的称号（其实是现代人调侃，这帮家伙线列以后很像煮熟的龙虾）。

狠角色麦总督根据万物平衡的理论，这样的强军也必然会出现一个克星，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英国陆军的克星不是法俄诸强，而是非洲的黑叔叔们。在18-19世纪的历史中，英国佬只要在战场上遇到黑叔叔就表现的宛如智障，比如那次著名的纳森考夫战役。

这个故事要从拿破仑战败讲起，在滑铁卢战役后，英国继承了法国很多在非洲的殖民地，于是一个叫查尔斯·麦卡锡的家伙被派往塞内加尔和戈雷岛担任总督。麦总督是个狠角色，从美洲到亚洲都留下他战斗过的痕迹。

与此同时麦总督也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十年的苦心经营后，他成为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的双总督，可谓官运亨通。只是官运亨通的麦总督也有个心病，扼守在几内亚湾附近的阿散蒂王国总让他觉得进出有点不方便，他决定搞点事情出来。

进击的军乐队麦卡锡同学搞事情的起因（借口）目前存在一定争议，英国佬声称是阿散蒂主动改变现状进攻一个叫芳蒂的黑人土邦，于是自己决定主持争议。而黑叔叔们则表示是因为一个商贩和英国警察发生了冲突，结果那个警察被完美KO。

无论如何吧，1823年下半年麦总督向阿散蒂王国宣战，然后率领500人大军向内陆进发，准备给黑叔叔一次致命的打击。然而那时的黑叔叔显然不是吃素的，当他们行进到一个叫普拉河畔时，一万多黑叔叔从对岸发起了冲锋。

弄成这种局面的黑叔叔其实算不上聪明，毕竟要渡过一条18米宽的河不是容易的事情，英军依托后方的山坡射击，必然会损失惨重。然而当时亲爱的麦总督发动了第一次智障打击，他命令军乐队开始演奏《上帝保佑国王》......

神一般的通心粉关于这么智障的事儿其实麦总督是可以解释的，他认为大英帝国乃天朝上国，小小阿散蒂蛮夷中必然有不少倾慕王化之辈，闻帝国雅律自然少不了临阵倒戈，谈笑间蛮夷当灰飞烟灭尔。

唯一可惜的是那群黑叔叔果然够蛮夷，他们压根没听懂音乐，依然横七竖八的向英军冲来。无奈之下麦总督只好再起兵戈，命令手下开始射击，这通耽误之后黑叔叔都快冲到眼前了，更悲剧的是连续射击后士兵手里的子弹打光了。

此时总督大人微微一笑，还好老夫早有准备，来人！让军需官将带来备用的四箱子弹分发下去，让这群野蛮人晓得大英帝国不可轻侮！然而当几百英军兴高采烈的打开弹药箱时全体斯巴达了，四个箱子中有三个装满了通心粉，该死的意大利人！

可怜的麦卡锡先生就这么被围殴致死，陪他一起挂掉的还有187名战士，据说黑叔叔很赞赏他的勇武，当场吃掉了这货的心脏，还把他的脑壳制作成精美的酒杯，这可真是个悲剧，扯淡完毕......

二、历史上有哪些“连这种错都会犯”的故事？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我新四军被敌人团团包围的区域，正是1934年红十军团遭遇失败的地点：安徽茂林地区。这里群山环抱并且道路狭窄，一旦被敌军完成封锁和包围，大部队突围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而远在陕北的延安方面，也早已经意识到此地可能存在的巨大危险。

（新四军军长叶挺）

在1934年的那场怀玉山之战中，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即被敌优势兵力围困在皖南，由于弹尽粮绝和天气寒冷而失去战斗力，除粟裕率领数百人成功突围之外，大部牺牲或被俘。血的教训已经证明，皖南茂林地区极不利于我军所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这是由其特殊的地形决定的。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从军部驻地云岭出发北上，而从云岭到茂林仅仅20公里的路程，部队却整整行军14个小时，可见山路之崎岖难行。再加上江南地区的冬天，居然还下了一场大雨，所以指战员们不仅非常疲劳而且全身湿透，只好在茂林休整了一天，这也是致命的一天。

（副军长项英）

延安曾为此特别急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政委）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可见，茂林地区的地形蕴含着多么大的风险，而延安的急电就是委婉的提醒，即新四军千万不要重蹈七年前红十军团的覆辙，须尽快通过和突出茂林地区。

电文中所提到的“顽军”。当然就是抗日不积极搞摩擦很在行的顾祝同第三战区部队，事实上，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也很早就注意到茂林地区适合于对新四军进行包围和攻击，因此提前调集重兵80000余人，以茂林为中心进行合围部署。但是同样由于道路难行，敌人行军也较为困难，在新四军军部到达茂林时，顾祝同的包围圈并没有完全形成。

（副参谋长周子昆）

1941年1月6日拂晓，新四军前卫部队老三团与顽军第40师在茂林东南的丕岭山交火，敌人就此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9000余人（战斗部队不多，军部机关和直属队人员较多）所面对的敌人接近十倍，情况万分危急。叶挺军长主张，趁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形成，应该迅速突破一点冲出去，而选择的突破点是星谭。

兵贵神速啊，在这一点上叶挺将军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项英却忘记了红十军团的教训、对延安的提醒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关键时刻开始犹豫不决。叶挺只好请求召开军部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应该攻克星谭的作战方案，结果这个会议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了晚上10点，整整七个小时，在战机稍纵即逝的千均一发之际，如此延误军机实在是严重的错误。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这还不算，七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后，叶挺的作战方案最后还被否决了！9000多人的部队最终按项英的意见，不是向前坚决突围而是绕到茂林西南方向跟敌人“捉迷藏”。要知道这可不是几百人的游击队，茂林的地形也限制了部队机动能力，回旋余地很小，这等于是把游击战术硬搬到大兵团作战中来，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第二个错误。

而在此期间，顽军各部正逐渐完成合围部署，并开始压缩攻击。于是新四军指战员与7个师80000多敌军在多处爆发激战，由于地形不力、失去战机和未能形成一个拳头，我军血战七天七夜仍然不能突出茂林这个狭小的地区，被困在了皖南的大山之中。

（何应钦在三战区）

战至1月10日凌晨，新四军军部撤到石井坑，队伍已经被打散，叶挺身边只剩下20余名指战员，而且由于群山阻隔，电台信号亦非常微弱，与外界联系基本中断。叶挺当天只发出一份电报，：“今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山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电文里提到的，就是更离谱的第三个错误，拥有军政最后决定权的项英，在1月9日便带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少数警卫人员，竟然不通知叶挺而直接上山准备打游击去了。直到1月11日才因为突不出去，也转到了石井坑，但是宝贵的两天时间又被浪费了，叶挺收拢几千人的部队后再次组织强行突围，终因敌众我寡和弹药匮乏而未能成功。

战斗一直持续到1月14日，在项英的命令下，叶挺军长下山与敌人谈判时被扣押，袁国平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而部队也终于失去建制战斗力，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牺牲或者被俘。项英和周子昆再次撤到山区下落不明，后来证实是被叛徒杀害。

所以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失利和重大牺牲，与主要领导人项英的指挥错误密不可分，尤其是在茂林地区的贸然停留和未能决绝突围，在军事上都是非常低级的错误，所谓“三军之灾，始于狐疑”。同时，也未能听取叶挺将军的建议和延安方面的提醒，酿成了我军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损失，殊为遗憾。